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第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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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晋年,1910年10月1日出生于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王家湾镇贺家湾村。父亲贺名扬,是兄弟5个中最小的,从小过继给贺氏家族一位孤老。养父是个羊倌,虽然穷得连媳妇也娶不起,却是个血性汉子,立志要把养子培养成个人物。每天放羊归来,肩背上都压着几捆柴火,寻机去集市上换点铜钱,供养子读书。贺名扬也真争气,去延安府考中秀才,民国时又当了区长,在那方天地也算扬名了。贺名扬的家境好了,孩子自然更得读书了。贺晋年先在离家几公里的王家沟读初小,又到县城瓦窑堡读高小。

贺晋年在少年时期,就知道安定县城有个团总叫谢子长,人称“谢青天”,别的团总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横行乡里,谢子长却专门为大家办好事。1924年他考入瓦窑堡高小念书时,正赶上谢子长带领十二连回安定驻防。他在群众大会上听谢子长讲话,觉得这个人的言行同其他的穿军装的人不一样。后来知道谢子长是共产党,便对他产生了崇敬之感。他通过谢子长的所作所为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安定县县长贪污教育费,谢子长就动员瓦窑堡高小的儿童团起来斗争了他,见到县长威风扫地,贺晋年特别兴奋。谢子长号召群众组织农会,把收税权和其他权利夺了过来。

1927年,贺晋年考上绥德第四师范学校。8月的一天,榆林军阀井岳秀手下一个叫刘润民的旅长,来到学校,让学生集合。贺晋年看着士兵把从图书馆、教室、宿舍搜出来的书报杂志,像《共产主义ABC》、《向导》和鲁迅的《呐喊》、《彷徨》等等,在院子里堆成座小山,点着火后,这个旅长开始训话:“现在国共分家,当共产党是犯法的。共产党在陕北的巢穴,就是绥德第四师范和榆林中学。按上峰命令,对共产党要格杀勿论,免除后患。但兄弟和大家一样,也是知识分子,不愿那样做。你们谁是共产党员,兄弟是知道的,要即刻宣布退出,今后不再搞共产,否则就要杀头!”看到国民党对共产党这样仇恨,贺晋年在心里把他们与谢子长这样的共产党员进行比较,反而产生了靠近共产党的念头。此后,他积极参加学校的进步活动,1928年5月,终于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谢子长利用西北军阀之间的矛盾,准备在宁夏苏雨生的师里建立党的武装。陕北特委决定选派一些学生到这支部队去,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有四人报名,从未出过远门的贺晋年连家人也顾不上告知,从此戎马倥偬。

1929年春,贺晋年奉中共陕北特委和刘志丹、谢子长之命,同牛化东、张东皎、高岗、张秀山、孙作宾、李罕言等共产党员,打入西北军王子元部,开展兵运工作。由于他作战勇敢,屡建功劳,很快得到王子元赏识,把他调到身边当副官。

1930年12月,国民军第四路暂编第一师改为陆军新编第十三师后,蒋介石和杨虎城都积极笼络师长陈珪璋,但陈珪璋暗中却与共产党员刘志丹建立联系。1931年春夏之交,陈委任刘志丹为其第十一旅旅长,让刘志丹组建旅部,设法募兵,发展力量,贺晋年被派到第十三师教导团当班长,秘密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争取进步官兵,使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在这支队伍中有了初步影响。柳明山是他班里的一名士兵,当时柳思想追求进步,表现出对国民党的不满,贺晋年便经常启发他,使他成了党的地下工作积极分子。后来陈珪璋部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军的破坏,贺晋年于7月被迫离开教导团。

1932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锦章村隆重召开。陕北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下辖四个大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杨仲远任参谋长。贺晋年先后任中队长、奋勇突击队队长、第3支队骑兵大队副大队长。

这年春,冯玉祥部宁夏骑兵第四师八旅十五团被改编为杨虎城部甘肃省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4月,中共陕西省委为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贺晋年在谢子长、焦维炽的带领下,到靖远策划该部队起义。谢子长、焦维炽住在党的秘密交通员李发荣家中,决定起义的具体行动步骤,并由各党支部负责人在士兵中秘密开展宣传动员工作。5月3日,党组织秘密发动全旅各营连选派代表以请愿的方式,要求旅长王子元限期补发士兵的军饷和军装。鉴于以往因压制士兵而引起哗变的教训,王子元表面答应了请愿要求。但在5日晚,王子元突然扣押副旅长张东皎和第二团一营营长王儒林(地下共产党员)等人,并缴了教导队的枪,靖远起义被迫提前发起。当天晚上,吕振华、张秀山、曹炳奎率领全营和教导队200余名官兵率先起义,取道东湾进入打拉池会合,成立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在向海原方向进发途中,遭到王子元部两个骑兵营的围追堵截,经过多次惨烈厮杀,终因寡不敌众,第四支队被打散。

之后,贺晋年随谢子长、焦维炽离开靖远来到兰州。接着,部分起义人员也陆续到达兰州。在中共秘密工作者杜润滋等人的帮助下,秘密筹划举行靖远起义第二次行动。谢子长通过其与邓宝珊、杜斌丞的私人关系,筹集到部分经费和枪支弹药,并动员在兰州领取枪弹和军装的王子元部连长杜鸿范(杜斌丞之子)投身革命,将其所领到的枪弹和军装全部支持起义行动。5月25日,谢子长、焦维炽带领贺晋年和参加第二次起义的70多人从兰州启程,先乘皮筏走水路,后改走旱路,取道刘川等地,将起义行动所需物资运抵水泉。5月30日,杜润滋、王儒林等在靖远水泉堡(今属平川区)宣布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将一面印有镰刀斧头标志的游击队旗插上堡子山顶。贺晋年因在组织起义中表现勇敢,被任命为中队长。6月2日,游击队在人员少、装备差、保障缺的恶劣条件下,击退了国民党军的又一次“围剿”,并击毙国民党军总指挥周维邦,击伤副总指挥梁占胜,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不过,游击队大队长郭映珠、参谋王贵仁牺牲,人员伤亡较多。6月中旬,根据战斗减员情况,部队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由王儒林任司令员、杜润滋任政治委员,坚持在靖远、海原、会宁、榆中、景泰5县开展游击战争。

游击队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军的极大恐慌。7月,王子元部王云山特务营、国民党军冶成章一〇五旅,在北山札巴子岗,以十余倍优势兵力将第三支队团团围住,起义部队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伤亡惨重。为保存实力,部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待机再起。靖远起义,虽然遭到重创,但有力地配合了全国革命大局,孕育了必将燎原的革命火种。

靖远起义失败后,甘宁青特委决定在甘肃地区继续组建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为尽快建立起这支武装,特委通过进步人士续范亭、共产党员杜汉三的关系,在邓宝珊的绥靖公署为王儒林安排了一个绥靖公署“招募专员”的职务。王儒林以此身份到靖远后,公开招募靖远兵暴的失散人员,并于1933年2月在靖远正式成立西北抗日义勇军,王儒林为总指挥,李慕愚为政治委员。同时,特委还决定在兰州邓宝珊部队中,以共产党员、进步士兵为核心发动一次规模较大的兰州兵变,以发展壮大西北抗日义勇军队伍的力量。在这以前,曾参加靖远兵变的贺晋年、李培青、冯镇江、魏镜明等人在返回陕北途中,经六盘山下西兰公路旁之隆德时被杨虎城部队扣押,在隆德坐牢数月后由于没有证据而释放。出狱后,贺晋年、李培青决定改程去兰州寻找党的地下组织。他俩到兰州后和特委取得了联系,经特委组织部长马豫璋策划,把贺晋年、李培青安排在旧兰州市警察局交通分局,以当交通警察为名掩护其身份。因该分局局长崔振三(陕西关中人)系地下党员,这样就给贺晋年、李培青的工作、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

兰州水北门城楼驻军一个排,计20多名士兵,排长柳明山是贺晋年在平凉陈珪璋部第十三师教导团当班长时班里的一名战士,也是贺晋年争取的一名对象,他俩私人关系很好。贺晋年到兰州以后,经常去水北门城楼找柳明山玩,并约他看戏。在经常的交往中,贺晋年逐渐熟悉了城楼人员的基本状况。特委便利用这个关系,拟在发动兰州兵变计划中,把夺取水北门城楼的任务交给了贺晋年。

3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特委军委负责人孙作宾派特委交通员石子健来到交通分局,向贺晋年传达了特委的指示:“特委决定,在兰州兵变中给你的任务是,把邓宝珊部驻守在水北门城楼上的一个排搞到手,然后带到黄河北充实王儒林、李慕愚领导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孙作宾还派当时在邓宝珊部做军事工作的地下党员崔仰亭、石子健等人协助参与水北门兵暴。崔、石同贺晋年也很熟悉,贺晋年在王子元部当副官时,崔仰亭在该部当译电员。此前,贺晋年在交通分局也发展了几名地下党员。兵变前,他们讨论部署了发动水北门兵暴的行动计划。4月初的一个晚上,贺晋年、崔仰亭、李培青、石子健等7人以看戏为名去戏院集中。集合好后,贺晋年带着大家来到城楼下面,很快上了城楼,迅速把守兵住房门打开,贺晋年用手电筒一照,只见里边柳明山已躺下正准备睡觉,其他守兵有躺下的,有坐着说话的。这时,柳明山大声喊道:“谁在哪里打手电?”说话间他借着手电光认出是贺晋年,便说:“老贺,这么晚,你为什么不去看戏?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我来找你玩玩。”

此时,贺晋年用手电筒向墙壁周围照去,发现墙上挂着数支长枪,门后面还挂着一支长枪,便乘向柳明山说话之机捅了一下李培青,李反应敏捷,迅速取下门后面挂的那支长枪推上子弹端起来说:“不许动!”贺晋年等5人立即上去取下挂在墙上的长枪,柳明山见此情景急忙说:“老贺,你们开什么玩笑?”“这不是开玩笑,这是革命。”贺答道。柳忙说:“那你们可千万不要把我留下,我一定跟你们走。”“行!”就这样很快夺取了水北门城楼。他们的原计划是:夺取水北门城楼以后,即到住在水北门附近的旧省财政厅厅长家里搞些钱以充义勇军经费,然后奔向靖远同王儒林领导的西北抗日义勇军会合。在这关键时刻,贺晋年想到桥门楼离水北门很近,干脆把那儿的枪一起缴了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于是,他派崔仰亭、李培青去桥门楼缴那儿的枪。崔、李和另外三人走后,贺晋年、柳明山在水北门城楼等候消息。

崔仰亭、李培青他们很快来到桥门楼下正准备行动时,突然从桥门里边跑出一条狗,崔仰亭眼睛高度近视,他没看清楚就急忙开枪射击,这一下惊动了桥门楼上的守兵,顿时枪声四起,兰州城一片混乱,商店关门,剧院停演,全城戒严。崔、李等5人缴枪没有成功,但又来不及返回水北门,便立即钻进桥门洞内扭断了城门大锁,从铁桥过了黄河。贺晋年、柳明山在水北门城楼听见枪声后,贺让柳赶快拿出城门钥匙把城门打开,趁黑夜混乱之机带着20多人经黄河铁桥直奔靖远红砂岘,同王儒林领导的西北抗日义勇军会合了。

水北门兵暴的发生对兰州国民党当局震动很大,甘肃邓宝珊派黄德贵部李贵清骑兵团,宁夏马鸿逵派一骑兵团追截贺晋年、柳明山率领的队伍。特委知道这消息后立即派石子健去靖远向贺、柳报告,但因特委得此消息较晚,国民党军骑兵团已越到石的前面。当贺、柳率领的队伍到靖远红砂岘和王儒林领导的义勇军会合不久的一天凌晨,在山上值勤的哨兵突然鸣枪报警,霎时,来势凶猛的骑兵团数百人向义勇军总部猛扑过来,一时枪声密集,义勇军来不及反击,只好边上山边抗击,在半山坡时,骑兵已迂回到义勇军左右两侧,除贺晋年带领十几名战士突围出来外,孙作宾、王儒林、李慕愚、吕振华、史梧亭、郝新亚等36人被俘。此役,牺牲300人,义勇军损失很大。

贺晋年带领战士突围出去后隐蔽在一条山沟里,因那时党在那里还没有建立根据地,他们不敢贸然进村,只好派人去较远的地方弄点吃的或就地挖点野菜充饥。3天后,贺晋年等在红沙岭村正打算去兰州请示党下一步如何办时,马鸿逵派的一个骑兵营又向他们袭来。这天早晨,刚端起饭碗枪就响了,贺晋年跑到院外一看,山沟里黑压压的都是骑兵。当时又没有枪,他一咬牙,从眼前山崖上跳了下去,有的人也跟接他跳了下来。大家不顾伤痛,向北奔了一天一夜,后来实在跑不动了,就倒地呼呼大睡。待到被鞭子抽醒了,贺晋年、贺祥云等4人束手被擒。

马匪把他们衣服扒光,五花大绑,脖子上再套根绳子,另一头系在马尾巴上,走不动了,就在地上拖着。天黑了,马匪军把他们每人一条麻袋装进去,只露出个脑袋,再在脖颈处把麻袋口系死,用绳子拴在马尾巴上,当晚带到黑石川。第二天早晨,国民党军又把他们拴在马尾巴上准备拖到景泰枪毙。当走到一条山时,贺晋年巧妙地对审问的国民党军说:“我们是由陕西去兰州上学的学生,在半路上不知道碰上什么队伍把我们裹进去,现在你们又把我们抓起来,我们究竟犯了什么法?”搞得国民党军也弄不清他们的身份。

正当国民党军押着贺晋年等四人在一条山街上走的时候,遇见了马鸿逵的母亲。马母看见被捆绑的人时,便问她身边的侄孙押的是些什么人?她的侄孙回答说是土匪,要拉去枪毙。马鸿逵的母亲封建迷信思想很重,认为自己几十岁了,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现在儿子刚到宁夏,第一次出门就碰见她的家族要枪毙人,认为这对她不吉利,为了给马家“积阴积德”,她便让马匪释放了贺晋年等四人。释放后,他们四人想回陕北,但是途经一条山的黄河道,到了“洋人摆手”和“煮人锅”的地方无法渡过去,但也不敢回兰州。正在犹豫之际,过来一路马家军,强行把他们编入其队伍中。尔后,马家军由一条山出发经枣园堡离宁夏不远的青铜峡附近时,贺晋年和三人机智地溜出队伍,经吴慧堡于8月回到了阔别5年的家乡——陕北安定县,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水北门兵变是兰州兵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兵变是在甘肃省会兰州城,虽然被国民党军很快镇压下去了,但却震动了兰州国民党军政当局,在甘肃革命斗争史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的张秀山到兰州,还特意拍摄了水北门城楼的照片送给时任东北军区任副司令员的贺晋年留作纪念。贺晋年在照片后面诙谐地写到“贺晋年水北门兵暴,马鸿逵口袋里装人”。

1933年10月,贺晋年任中共安定北区区委书记。那时陕北地区正面临严重的白色恐怖,原红一支队的负责人相继牺牲,革命武装遭受挫折。

1934年1月,谢子长以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身份返回安定,着手恢复红一支队。3月8日,在安定西区刘家圪村宣布恢复红一支队,李胜堂为支队长,谢绍安为副支队长,刘志清为政治委员。不久,刘志清叛变,贺晋年接任政治委员。4月始,支队先后袭击安定西区李丕成民团,奔袭横山梨树台民团,袭击安定窑则峁河张建南营营部,队伍很快发展到100余人。

7月8日,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直辖红一、二、五支队和赤卫队、少先队,共计600余人。7月17日,谢子长经过周密的侦察和部署,在城内地下党员的策应下,指挥各支队和赤卫队奇袭安定县城。红一支队攻城,红二、五支队负责掩护,赤卫队配合。红军迅速攻占了炮楼,谢子长登上炮台指挥。贺晋年带领谢绍安、刘明山等冲进县衙,歼灭民团数十人,缴获一批弹药、物资,还打开安定县城,救出了关在监牢里的党团员、游击队员及家属200多人。这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陕北人民的革命斗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

游击队的迅速发展,为建设一支执行野战任务的正规军打下了基础。当时,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内外活动,而陕北游击队主力及各地游击队在以安定为中心的陕北广大地区活动。南北两支红军主力分别在刘志丹和谢子长的率领下,像两把锋利的钢刀,插在西北大地上,有力地打击着国民党反动统治。

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使国民党当局恐慌万状,急调重兵“围剿”。为了保卫新生革命政权,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率队南下陕甘边根据地。23日,南北两支红军主力在南梁地区的阎家洼子胜利会师。

25日,召开了陕甘边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会上传达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央北方代表的两封指示信。第四十二师师长杨森汇报工作,交流了情况,分析了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形势,研究了协同作战,发动群众,扩大苏区等问题。会议建议中央派得力同志组成西北代表团或组织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由于高岗犯有临阵逃脱、强奸妇女等错误,撤销了高岗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职务,决定谢子长兼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由贺晋年担任。

不久,谢子长率领红四十二师三团和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北上。8月15日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安定县西区。8月17日,驻石湾镇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姜梅生团以一个连兵力窜入一个叫景武塌的小山村。谢子长得知后,决心抓住战机,消灭这伙孤军深入的国民党军,决定由王世泰带领红三团担任主攻,贺晋年带领第一、二、五支队助攻。战斗打响后,红三团首先从景武塌东北面山头上冲下来,占领了垴畔山。然后居高临下地扔了一通手榴弹,炸得国民党军血肉横飞。同时,贺晋年带领部队也从东南方向攻进村子。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大多被击毙,十几个漏网之鱼向南逃窜,后也被贺晋年率游击队追上全歼。这一仗,还缴获长短枪100多支。战后,在榆树峁召开了祝捷大会。

景武塌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陕北人民的胜利信心,小股国民党军吓得不敢出来。安定县的革命形势大为好转,贫苦农民自动组织起赤卫军,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食。党的组织也公开了,妇女会、儿童团更是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安定县除几个点还被国民党军占据外,大部分成了红军的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开始形成。战后,谢子长率领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玉家湾稍事休整,遂挥戈东进。8月23日,在绥德张家圪台歼国民党军两个排,缴获长短枪七八十支。8月26日,夜袭清涧河口镇。偷袭未成,变成攻坚。重创了守军一个连,吓得守军第二天就放弃了河口,逃回了清涧县城,河口镇亦被解放。但谢子长在战斗中负了伤,只好撤出了战斗,挥师北上。谢子长带伤指挥攻打横山董家寺,贺晋年率游击队密切配合主力部队,击溃国民党军一个连。至此,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保卫和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9月18日,以陕北游击第一支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二十七军第一团,谢子长带伤在安定崖窑沟召开的成立大会上,正式宣布红一团成立,并任命贺晋年为红一团团长,马佩勋任政治委员,路文昌任参谋长,下辖步兵第一、二、三连和骑兵连,全团共200余人。会上,谢子长亲自向贺晋年授了军旗。这是陕北根据地第一支正规的红军武装。以后不久,陕北游击队第二、三支队相继改编为红二、三团,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陕北红色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10月15日,贺晋年率队和第十三支队攻打安定县城,在战斗中他指挥战士架起云梯,翻过壕沟,带头冲入城内,一边打枪,一边吹号,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腹部。战后,谢子长听说贺晋年负了伤,不顾自己受伤后的疼痛,第二天就骑马到玉家渠来看望贺晋年。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没有药品,贺晋年背靠着枕头半躺在炕上,身边放一碗用来洗伤口的白开水。贺晋年见谢子长进来,真是又惊又喜,使劲用胳膊支着身子坐起来。谢子长忙说:“老贺,你怎么坐起来了?快躺下休息!人家告诉我,说你伤很重,子弹打进肚子里,昏迷不醒,把我吓得很紧张!”贺晋年非常激动,他知道谢子长也有伤,而且由于得不到医治,伤势不断恶化。骑马走这么一段路来看他,要忍受多大的伤痛折磨啊!贺晋年说:“老谢,不怕,子弹没有伤着肠子,你放心吧!”谢子长看到贺晋年用白开水洗伤口,感慨地说:“现在条件太艰苦了,没有药,你受苦了。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弄点灰锰氧来。”贺晋年知道,谢子长自己负了伤,也没有弄点药来治疗,他却为别人想得那样周到。

到了10月底,贺晋年的伤逐渐好转,可以骑马了。一天,谢子长和贺晋年骑马到村外散心,谢子长在谈到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在调兵遣将,准备第二次“围剿”时说:“据可靠情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要调高桂滋的第八十四师来陕西,这样国民党军的力量增强了。但是高桂滋和井岳秀是冤家对头,貌合神离,必然给我们以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打高桂滋。”还谈到了陕北根据地近两三个月来的大发展,谈到他的伤养好后如何带领红军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等等。谢子长感慨地说:“人们都说陕北是个穷地方,没有多大的发展,我看不然。陕北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历史上出了不少农民起义的领袖,像李自成、张献忠把偌大的一个明朝都推翻了。陕北现在是穷,将来革命胜利了,把这些反动势力都打倒了,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一定会富裕起来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促进这个变化,缩短这个过程,让人民早点过上好日子。”言语之中,谢子长对革命胜利充满了信心,对美好的未来充满着憧憬,给了贺晋年极大的鼓舞。

贺晋年的伤口痊愈后,准备归队,到灯盏湾向谢子长告别。他看到谢子长的病情又加重了,身体十分消瘦。谢子长躺在炕上,给贺晋年交代了一个任务,要他到安塞县吊儿沟找团总薛应昌(那时薛还是共产党员),要他把民团带出来参加红军。贺晋年带领红一团到离吊儿沟民团驻地10公里的一个村庄里,派人把薛应昌找来,转达了谢子长的那番话。薛应昌和贺晋年在上中学时就很熟悉,当时,他答应春节时一定把队伍拉出来。但是后来他竟自食其言,背叛了革命。

1935年1月30日,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将陕北独立师改称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贺晋年任第一团团长,参加了陕北苏区的创建和反“围剿”作战。

谢子长同志不幸逝世后,贺晋年又在刘志丹同志的领导下战斗,完成了把陕甘边和陕北打成一片的战略任务。血战安塞李家塌,就是贺晋年在刘志丹的直接指挥下,打的一个漂亮仗。

那是1935年6月17日拂晓,红军包围了李家塌。开始,贺晋年把团主力放在东北山上,打算居高临下攻击国民党军;但因国民党军挖了壕沟,几次都没有攻进去。贺晋年遂命令向寨子里挖地道,准备爆破。守军却在夜间加深了外壕,坑道被壕沟截断,守军并向壕内投掷手榴弹,将坑道炸塌。5天过去了,寨子还没打下来。

这天,贺晋年、张达志和杨琪等人一起,在寨外西南山下的一棵树下研究打寨子的问题。强攻不进去,长期围困吧,寨子里有粮有水,守军有恃无恐。谈来谈去,大家都有些着急,又苦无良策。这时,刘志丹派来通信员把贺晋年叫去了。

刘志丹站在寨子南面的山畔上,用望远镜细心地观察着,见贺晋年来了,便把望远镜递给他,叫他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刘志丹说:“老贺,你看,对面的石崖上有条裂缝,能不能从这里爬上去?”贺晋年趴在刘志丹旁边,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石崖及其周围的地形,略加思索后说:“可以爬上去。”刘志丹指着寨子的南端说:“这个方向是守军的薄弱部位,爬上去后,要出其不意,抢占寨子南角,然后向东门发展,接应主力从东门进寨。战斗打响后,义勇军和红二团可以用火力支援你们,封锁守军将主力南调。等守军发现我们的意图再调整部署,就来不及了。”贺晋年兴奋地向刘志丹表示:“老刘,你放心,这里的敌人我包了。”刘志丹要再从义勇军、红二团抽些人给红一团,贺晋年说:“不用,这个任务红一团包了,保证今天拿下来。”

贺晋年从刘志丹那里回来,除坚守阵地的战士外,他把所有的人都集中起来,扼要地动员了一下,便挑选了30多名战士,让冯德胜和马广厚领头,每个人都带上马枪、短枪和手榴弹,跟着他隐蔽地运动到那个石缝的崖脚下。

贺晋年让队伍隐蔽在高坡下,准备组织力量登上寨墙,不料被守军发现了,向他们猛烈射击,接着滚木、礌石一起也滚了下来,一块石头不偏不倚正击中贺晋年的头部,他只觉得脑子里轰的一声,便失去了知觉。等他苏醒过来,同志们正在给他包扎,鲜血顺着脊背往下流,把衣服都湿透了。贺晋年腾地一下从地上站起来,命令突击队员们赶快往上冲。只见一排手榴弹扔上寨墙,在守军头上开了花,火力组紧紧封锁住寨墙垛口,使守军抬不起头来。突击组飞快地冲上去,搭起人梯,翻过寨墙,为首的就是红一连连长冯德胜,在他身后紧跟着指导员马广厚。

贺晋年和第一批突击队员也爬上了寨墙,一站住脚跟,立即向东门发展。寨子里地形十分复杂,院接院,墙套墙,处处有射孔,步步有机关。贺晋年指挥战士们跟守军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逐屋、逐院进行争夺战。30多个同志都先后负伤,有的不止一处、一次负伤,但是没有一个人停止战斗。终于抢占了东门碉堡,完成了这个最关键的战斗任务。贺晋年忘了伤痛,一口气奔上东门城楼,向寨子外面的红军主力高呼:“我们占领了东门,快进!快进!”傍晚,战斗全部结束。贺晋年带领伤痕斑斑的突击队员们走出赛子的时候,刘志丹看着这些神勇的战士激动地说:“红一团的同志们打得英勇顽强啊。”

这次战斗,共毙伤守军600多人,缴枪200多支。第二天,在李家塌的柳树下设了个临时法庭,刘志舟亲自宣判了被俘的团总庸海燕等几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头目死刑,广大群众拍手称快。至此,安塞县全境解放,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6月底,刘志丹挥军奔袭靖边县城,守军为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营。城被攻破后,守军营长慌忙逃跑,被贺晋年发现,纵马追出十多公里,终将其击毙。

9月17日,鄂豫陕省委和西北工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并将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军团下辖三个师:红二十五军编成七十五师,红二十六军编成七十八师,红二十七军编成八十一师。任命贺晋年为第八十一师师长,张达志为政治委员。

这时,南线国民党东北军分两路由洛川、富县一带向陕北苏区突进。红十五军团立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作战方案。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南下,集中力量打击东北军。作战方针是“围城打援,佯攻甘泉,诱延安之国民党军出巢,在大小劳山地区消灭之”。

根据红十五军团的部署,贺晋年、张达志率领红八十一师直插洛川河一带,然后命令红二百四十三团和游击队包围甘泉县城,红二四一团集结在甘泉县西区吴家沟待命,以阻击延安增援之敌。10月1日,国民党东北军师长何立中率领第一一〇师从延安出发,增援甘泉县城守军,途经劳山进入红军埋伏圈内,贺晋年、张达志立即命令部队发起突然袭击,将增援之敌堵击在劳山沟内。国民党军队见势不妙,妄图抢占劳山东西两侧的高山,用火力压制正面堵击的第二四一团。这时贺晋年令贺吉祥、王学礼带领第二营奋勇夺取东山制高点,他和张达志率领师部警通连、侦察连攻占西山一个山峁,指战员不怕牺牲,冲锋陷阵。经过3个小时浴血奋战,终于堵住国民党军队的通道,保证红军主力顺利合围,在黄昏之前,全歼国民党军第一一〇师两个团和直属部队,俘敌3700余人,师长何立中被击毙,缴获战马300多匹和大批武器装备。接着,红七十八师又在杨泉消灭国民党东北军一〇七师一个营。劳山战役是红十五军团组建以后的第一个大胜仗,首创一次歼国民党军一个师的纪录。

10月25日,在榆林桥镇战役中,两天前刚刚从第八十一师调到第七十八师当政治委员的张达志率部占领东山,向榆林桥镇正面进攻。因国民党军队工事坚固,火力很强,第七十八师的进攻受到顽强抵抗。这时贺晋年、李赤然主动率领第八十一师增援,从榆林桥北门发起攻击,偷袭东北军高福源第六一九团在山顶的预备阵地,再居高临下攻打榆林桥寨子,也就是贺晋年在动员时说的“砍断他的尾巴,再钻进他肚子里搅一搅”。贺晋年在当地百姓的指点下,找出一条偷袭的羊肠小道。山上守军工事尚未完全完工,尚有很多火力死角,而且守军只有一个排,夜暗之中贺晋年一个师打一个排,而且打了一个立足未稳,轻取榆林桥北山。占领北山后,贺晋年从山上向下一看,远处弹雨如梭,激战正烈,而整个榆林桥村寨就在脚下,当即下令把东北军丢弃在碉堡里的重机枪取来,亲自架在山坡上朝寨子里打。但山势险要,下山的坡很陡,好容易找到一处可以架设机枪的地方,枪后却容不下射手存身。贺晋年命令警卫员抓住他的两条腿,俯身挂在崖畔,对着寨子中间最大的院子猛烈开火。连贺晋年自己也不知道他打的正是守军第六一九团的团部。后据被俘的一名传令兵说,当时团长高福源和团副正在团部,突然团部后面枪响,子弹从团长室的后窗射入,高福源马上外逃,部队立即就乱了套。贺晋年接着带领部队朝寨子里冲。第七十五师也从南面攻入了寨子。大批东北军纷纷放下武器投降。26日,军团发起总攻,全歼东北军一个加强团,俘团长高福源以下官兵18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