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爱唱

“弟弟向荣从小就爱唱，五六岁的时候，坐在母亲怀里，就能跟着唱出一连串的民歌曲调，有《打马茹茹》《十对花》《摇三摆》《种白菜》《妇女翻身了》《禁洋烟》等。他到了七八岁时，跟着父亲去放羊，上山后民歌不离口，像《五哥放羊》《走西口》《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他唱什么歌是什么调，谁听了谁赞叹。”这是王尚荣在一篇文章中的记述。

王尚荣是王向荣长兄。他在府谷县广播电视局书记的任上退休后，写了不少有关王向荣的文章，并结集出版了《王向荣家族纪实》（三晋出版社出版）一书。按说，作为兄长，王尚荣本人也是事业有成，功德圆满。但单从这本书的书名就可知道，他甘愿屈身，并以弟弟王向荣为荣的骄傲之情！

事实上，王尚荣这本文字朴素、情感真挚的书籍，不仅分篇讲述了不少家人家事，而且提供了王向荣早期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等大量可贵的资料。

有关王向荣幼年就爱唱的表现，村里人王荣伟的一段讲述更为有趣，他说：“王向荣小时候跟着大人去放羊，不好好放，说是肚子疼了！难活了！大人给教的唱歌，（才能）让他好好放羊……念书那时，他跑校，一出家门就唱，十来里路，唱到学校才停。”

王荣伟是王向荣的三哥（堂兄）。他早年因生活所迫，走过口外，后返家，一直住在村子里。他品性好，有见识，有威信，青壮年时曾当过十余年大队支书，本来有机会转为乡镇（当时称公社）的正式干部，但自己不想干。他说：“老牛力尽刀尖死，伺候君王不到头！人家要提拔，我老人不让干，我也不干，不愿伺候公家人。”

2009年，在村里，王荣伟讲述以上这些话时，已八十岁。他相貌清瘦、正派。但经历坎坷，尤其因晚年连丧二子，老伴承受不住打击，精神失常——采访期间，谈到悲伤处，王荣伟蹲在一棵树下暗暗地落着老泪，而他的老伴却一直守在旁边，不时疯言疯语，对于痛苦显然已没有任何感知。这个场面让人感慨不已。甚至不由让人联想，在这种处境中——他们两人的状态——一个清醒一个糊涂，到底哪一个会好一些呢？

王荣伟的晚境异常凄凉，让人不胜同情。但这是一位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德行有责任感的老人！2012年，笔者第二次到村里采访时，打问到他自失常的老伴去世后，被弟弟王续荣（曾任新民镇医院院长、当地名中医）接到镇子居住，生活起居得到照顾，也算是老有所安吧！

王向荣曾在笔者第一次去村子前，介绍说：“他（王荣伟）是我在村子里现在居住的最亲近的人！”当时，笔者把这句话只当作是一句普通的介绍，但落笔至此，却体会到这句话里，其实潜藏着他浓浓的情谊！

王向荣自小就爱唱的根源，不难理解——既是一种天性使然，也是一种环境的影响和造就。天赋与环境相辅相成。但孰轻孰重？孰先孰后？

假如把幼年的王向荣看作是一棵小树苗，他在破土而出后，是土壤的养分以及自然的阳光、雨露等滋润的作用，使得他能够日益成长呢，还是他自身具有较强的免疫力，且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资，从而使他不惧任何风霜雨雪的摧残而顽强成长？对于这些问题，只有走进他的童年生活，才能找到答案。

先说自然环境。1952年6月20日（农历），王向荣出生在府谷县新民乡马茹圪垯村。马茹圪垯是个小村子。在王向荣出生前后，全村只有十余户人家，六七十口人。这十余户人家，都是王姓，算一个家族。王向荣的母亲叫张改花，父亲叫王存永——亲弟兄四人，加上叔伯弟兄，共七人，他排第六。到王向荣这一辈，叔伯弟兄又是七人，王向荣最小。

这里王姓家族的祖辈们，历来都是守着这块土地辛勤劳作的农民。在清末时，曾出过一位叫王泰的中医（半农半医），为这个家族争得了不少荣耀。王泰一度游走于“边墙”（长城）内外行医，除了留下不少救死扶伤的逸闻趣事之外，还有一块“以仁治人”的牌匾成为实证。

据传这块牌匾为镇羌堡一位叫刘明德的士绅，为了答谢王泰的救治之恩所赠。赠匾的仪式也颇为隆重——刘明德从镇羌出发时，不仅呼朋唤友，声势浩大，牌匾让专人抬举外，还雇了一班吹手，在十来里山路上，一路响吹细打，引来沿路村民争相围观。到了村子，村里鸣炮迎接，热情款待，自是理应之举。

自此，绅士刘明德给晚年已归隐乡村的王泰赠匾的消息，便传为佳话，并成为激励后人的生动“教材”。

王向荣同辈中的叔伯五哥王续荣（1944年生人）, “自幼喜读医书，少年时就能熟背《药性赋》《汤头歌》《濒湖脉诀》等歌诀（引用自《王向荣家族记事》）”，加之勤于钻研，坚持不懈，后来终成当地颇有影响的一位中医（曾任新民镇医院院长）。单从基因影响而言，这应和祖上王泰也有一定关联吧。

在家里，王向荣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大姐秀梅、二姐兰兰、三姐玲秀。哥哥大名王尚荣，小名艾小，比他大七岁。在王向荣和哥哥之间本来还有一个女孩，但就在他出生这一年，因病夭折了。

对于这一变故的起因，王尚荣文中记述：“1952年秋末，奶奶病逝了，家里只忙于安葬老人……炕上还有不满一岁嗷嗷待哺的弟弟向荣需要（妈妈）喂奶照顾，结果奶奶还未安葬，四岁的妹妹王四女突然得了痢疾，仅仅六七天时间就走了。一月之内走了一老一小祖孙俩，这对父亲和母亲而言无疑是无情的打击！”

这样的多事之秋，不仅在精力和财力上付出不少，而且要连续承受情感上别离的巨大伤痛，这对于任何一个意志顽强的人来说，恐怕都难以承受。但王向荣的到来，显然对于观念正统的父母是一个弥补与安慰。

“我的小名叫‘丑丑’、‘丑小’，直到上学时，我才有了现在的官名。”王向荣说，“父母给我起这个名字（丑丑），不是他们觉得我长得丑，嫌弃我，而是他们相信越是土里土气的东西，生命力才越旺盛！”

对于幼年，王向荣最初的记忆，有温暖和快乐，但也有不少孤单和寒冷。最温暖的事，莫过于躺在妈妈身边，听她讲故事，唱童谣了。尤其是冬天，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外边寒风呼啸，天寒地冻。这种时刻，或听妈妈轻声哼唱童谣，渐渐进入梦乡；或听妈妈讲述动听的故事，他的思想任意遨游，像是长了翅膀一样，可以飞到妈妈营造的每一个故事的环境里。

王向荣母亲的故事，有的来自她所看过的戏剧，诸如“梁祝”、“卷席筒”以及三国故事等。有的则来自传承。诸如“女娲的故事”，她讲：很久很久以前，天地本来连成一片，有一天发生了大水灾。那雨啊，白天下，晚上下，总也不停。鸟飞了，动物们跑了，山洪暴发了。人呢，没有翅膀，跑得也不快，只能往山上爬。爬得慢的都叫大水推走了，就剩下了兄妹两个爬到了山上。山上有一盘磨，住着一个女娲娘娘。女娲娘娘是神仙，对求助的兄妹俩说，你们把磨盘一人一扇，从山上推下去，到了山下，磨盘合到一起，你们结为夫妻。合不到一起，人就该绝了。

诸如此类，还有“狐狸精”“毛野人”的故事，这都是黄土地上的母亲们，一代一代教育子女常用的“教材”。

王向荣对母亲讲过的“狐狸精”的故事，大体如此复述：

从前有个大嫂，要回娘家。家里留了三个女子。大嫂一手提着羊杂碎，一手拿着糕。走到半路上，遇到个狐狸精，穿着红袄袄、绿裤裤，变成了个老婆婆，坐在阳崖崖地，捉着吃虱子。

狐狸精看见了大嫂，就说：“呀！过路的，你过来。”

大嫂知道遇上了狐狸精，心里害怕，但躲不过，只好过去。

狐狸精问：“你左手提的甚？”

“给我妈吃的羊杂碎。”

“右手提的甚？”

“给我妈拿的糕。”

“那给我吃了。”狐狸精流着口水说，“不给我吃，三口大两口小，就把你吃了。”

狐狸精吃了大嫂的东西，又问：“你大女儿叫甚？”

“门墩墩。”

“二女儿叫甚？”

“门关关。”

“三女儿叫甚？”

“锅刷刷。”

狐狸精把大嫂也吃了，到了半夜，去了大嫂的家。大门进去，有个驴槽。狐狸精站在窑外，假装成大嫂，变了声，一个一个叫着三个女儿的名字。

月亮明晃晃的，门墩墩从衣服上辨认出了，没有应承。门关关从相貌上发现不对，也没有开门。只有锅刷刷太小，把门开开了。

狐狸精进了家，小女儿嚷着肚子饿了。狐狸精就开始做饭，却把半水瓮水都倒进锅里了。“你不是我妈。”大女儿说。往锅里下米的时候，二女儿也发现了不对，说：“我妈下三颗留两颗。”

“回娘家忘了。”狐狸精辩解说。

到了晚上，要上炕睡觉了。大女儿、二女儿都躲得远远的，只有三女儿挨着狐狸精睡。

睡到半夜，狐狸精肚子又饿了，就开始吃锅刷刷，响声很大。门墩墩、门关关商量的编了个理由，要去门外。

“鸡叫一声，狗咬一声，就要回来。”狐狸精说。两个女子一出门就跑。跑出大门，爬到了树上。

天快亮了。狐狸精等不住，追到了树下，上不去。狐狸精不会上树，守在树下，哄啊，想啊，想办法……

“狐狸精的故事”很长，有几个不同的结尾。

结尾一：天明了。大亮了，太阳照在屁股上了。完了，讲完了。

“那门墩墩、门关关怎么办呢？”听故事的娃娃，总要抱着疑问去问。

结尾二：过来个野雀，噙个火蛋，掉地上，烧了个竹笸篮。一个路过的老汉看见，狐狸精吓跑了，故事讲完了。

“狐狸精随便吃人，就没有人管吗？”这个结尾不能让听故事的娃娃满足。

结尾三：有个书生，每天出门后回来，就见有人把饭做好了，放在了锅里。书生很好奇，不知道谁给他做的饭？有一天，他假装出门后，就站在门外偷看。看见是画里的女子下来了，又是烧火，又是做饭……书生推门进去，画里的女子赶紧往回跑，没想到在炕楞上碰了一下，出了点血，就死了！原来呀，她就是狐狸精变的……

“家里的墙上贴着一张年画，画里是一个漂亮的女子，我常看着这张画，就想狐狸精一回一回死不了，本来好像是盼着它死，没想到突然就这么死了。”王向荣说，“狐狸精到底是好是坏呢？我想不明白……”

对母亲讲过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王向荣这样讲：祝英台本来是一个俊女子，常常女扮男装和梁山伯一块玩耍。她喜欢上了梁山伯，想提醒梁山伯来提亲，可是不便于开口。祝英台是小脚，平时穿着靴子，看不出来。有一天，她乘着梁山伯睡着以后，在地下走下一些小脚印，梁山伯真懵懂，就是理解不了她的心思……

在这个故事里，当王向荣说出“懵懂”这个词语时，作为一个记录者，让我感觉到了一种触动。这个词汇使我不由联想到他的母亲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不仅充满慈爱，而且富有一种智慧。

母亲对于王向荣幼年的启蒙教育显然是非常成功的，正如王向荣所说“我妈是我最好的老师！”但他在这里的所指，并非外界理解的仅停留在幼年从妈妈学习到不少民歌这个点上。事实上，她不仅培养了王向荣自幼对于唱歌的浓厚兴趣，而且开启了他的心智。加之，她性格善良、开朗，就个人成长的教育而言，这对王向荣应该更具有非凡的意义！

有人说，一位好母亲胜过一所好大学。这句话对于王向荣来说颇为准确。纪录片《望长城》有关王向荣母亲的珍贵镜头，感动过不少观众。包括笔者在内，当初就想对这位老人能有所了解，但却未能如愿。关于王向荣母亲的生平、性格特点等，在后文中会有具体详细的交代，在此暂且不表。

温暖的记忆，源自母亲。但在当时，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化——基本是在1957年，马茹圪垯这个偏僻的小村子，也开始集体化。集体化使得过去以在家照顾孩子、操持家务为主的女性，也不得不走进田间地头，参加到集体劳动中。

在传统的乡村，父母忙碌时，家里如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料，一般采用“以大带小”的方式，所以在陕北民间有“四岁的带两岁”的说法。

但对王向荣的母亲而言，她恰恰失去了这样一个帮手，百般无奈之下，她每次参加集体劳动时，只得把年幼的王向荣一个人锁在家里。对这段孤单、无助的记忆，王向荣这样说：“早上，我一醒来，父母都下地了，锅盖上放点食物。我照不了家，门锁着了，从外挂把锁，就那么宽点门缝，我刚好能钻出去再钻进来。家里暖和些，外边能耍了。耍甚了？一个人自言自语，满地打滚，躺在地上看云，看太阳，同小鸟、草草、蚂蚁说话。说累了、饿了，从门缝钻进窑洞里，吃点东西，有了力气，也烦了，感到孤单了，就一个人哭……父母地里回来时，太阳已落山了。”

在孤单的哭嚎中，他竟然也找到了乐趣。王向荣说：“开始常常是假哭，故意把脸挤成一团，蹙眉眨眼，上下嘴唇抖动，蹦出的一个个声音，让我感觉很有趣。可是过不了一会，假哭就会变成真正的号啕大哭了，哭声大，花费的力气也大。有一次，我发现将要落山的太阳会随着眼皮眨动，上上下下跳，眼里带着泪，太阳更会金光闪闪地跳……后来，我就常那么耍得哭了。”

集体化影响到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王尚荣说：“我十二岁开始上学，学校在陈庄。刚上了两个月，父亲拉着毛驴来学校，把我接了回去，让我回家照顾弟弟。我想上学，一路上哭哭啼啼，有人看见了说‘这种人家能培养出好子弟了？’父亲低着头不言语。父亲给生产队拦羊，每天早出晚归。母亲要参加集体劳动，他们也是没有办法了。”

这是王尚荣第一次辍学，原因是需要照顾年幼的弟弟王向荣。有趣的是——王向荣自认为他所经历的每天必不可少的号哭，锻炼了他的肺活量，起到了一种练声作用。他后来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那些被声乐专家认可的‘颤音’、‘嘟噜音’发声技巧，其实是哭出来的，我从小就学会了。”

王向荣早年对于唱歌的喜好，除了母亲的启蒙之外，村子里独特而浓郁的民间文化氛围，对他同样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村子人人都会唱！”王向荣说。他的这句话，起初让我觉得有些言过其实。但随着对马茹圪垯村民们的深入了解，我惊奇地发现这竟然是事实！

同陕北腹地——米脂、绥德一带的乡村不同，马茹圪垯村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是属于长城（当地俗称“边墙”）沿线上的一个村子。站在村子里的任何一个山头，朝北望，就可以望见远处山脊上蜿蜒起伏的长城，就能感受到一股沧桑而古朴的气息。

陕北这块土地，在地下资源未开发前，由于土地贫瘠，十年九旱，靠天吃饭的农民，遇到灾年，就得逃荒求生。在绥德、米脂一带，逃荒主要是朝南走，俗称“下南山”“走南乡”等。也有朝西走的，被称为“走三边”。但这不限于逃荒，大多情况是为了做生意。生意人赶着马车或骡车，将本地的土特产贩运到三边一带，换取那里出产的食盐、皮毛等。绥德老一代著名歌手李治文，在少年时，就曾陪伴爷爷多次“走三边”，做生意。或许，正是这一段独特的生活阅历，开阔了李治文的眼界，对他的身心产生滋养，从而奠定他后来“苍劲、深沉”的歌唱风格，成为陕北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著名歌手（曾在五十年代初加入中国中央歌舞团，担任歌唱演员，后因病返乡）。

作家牧笛（笔者父亲）晚年撰写的文学作品《人生几道弯》，艺术性地再现了李治文这位歌手的曲折人生，其中部分章节表现了他少年时“走三边”的往事，并涉及到了他当时经历的一段情感纠葛。直至晚年，李治文对这份感情还难以释怀，曾抱病寻找过那位与他一样都已步入老年的女人。这种爱情故事，其实正是不少陕北民歌传唱及产生的基础。

但在马茹圪垯所属的府谷（包括神木）一带，出外求生，则是要越过长城，一路北上，往内蒙古走，当地俗称“走口外”——也就是为人熟知的“走西口”。王向荣的父辈及同辈中，就有不少人走过口外。显而易见，这种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加之同广袤而开阔的内蒙古在生活文化上的交流，促成了当地村民们更为开朗、外向的性格特征。这一特征的具体表现，就是唱歌及表演“二人台”（当地百姓自娱自乐的一种表演形式），且不论男女老少，都以唱歌为平平常常的事情。

2003年，中央电视台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栏目，为给王向荣录制节目烘托气氛，曾邀请了府谷县文化馆组织的19人赴京，参加节目录制。其中，马茹圪垯的村民去了9人，包括王存厚、王候保等人，都是能说会唱的。

2009年，笔者第一次到村里采访时，巧遇郝秀女老人。她的清唱，让人难忘之余，更加深了对王向荣早年所处的乡村文化环境的认识。

郝秀女，当年七十六岁。当我再次将郝秀女这个名字，输入到电脑上时，一晃虽然已过去了近十年，但老人当时的音容笑貌，尤其是她爽朗的笑脸，还有她放声歌唱一首首山曲时的神情，依旧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此，我将完整叙述一下与她相遇的前后过程，既是一个存念，也是对这位老人表达一种敬意吧！

当天，我们一行五人——狄马、清清、王文彪老师、我和妻子，是专程赶到马茹圪垯去探访的。头天，在府谷县城，我和狄马曾一起到王尚荣家里对他进行了采访。

王文彪老师1989年毕业于北师大，分配至榆林学院，一直工作至今。他是府谷城里人，同王向荣沾亲。加之他父亲和王尚荣一度是府谷县广播局的同事，又是对门邻居，所以王文彪老师早年就对王向荣的家庭较为熟悉。他记得在上大学时，放假回府谷，在家里不止一次遇到过王向荣的母亲。

当时这位老人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个子小，像个娃娃，性格淳朴，非常善良，爱串门，到了家里，娃娃们都爱逗她，让她唱，她就唱，一唱好几首。娃娃们都喜欢她……她也喜欢和娃娃们玩。”王文彪老师的这一忆述，首先表明王向荣母亲曾在府谷县城居住过一段时日。其次，对她在城里短期生活的一种状态也有所揭示。

狄马是王向荣的忘年交，两人交谊不浅。而我是为了写作，实地补充采访、感受。这种种联系，使得我们都对王向荣生活过的村子充满了好奇。

但我们都是第一次到马茹圪垯，没有一个人能找到进村的路。只得先驱车到新民镇，由王文彪老师联络，通过熟人找了一辆小面包车给我们带路。车子离开新民镇，在不时被拉煤车拥堵的大路上行驶了十余分钟，接着拐入一条僻静的山路，在尘土飞扬中又跑了足足三十分钟，小面包车才终于把我们带到了村子里。带路的小面包车没有停留，直接在村口一小片空地上掉转头，就卷着一股黄尘离开了。

这辆小面包车带了我们一路，但对于司机，除了王文彪老师联络时和他有过碰面，我们几个直至他离开都不知道他长的什么模样。我们本想和他道一声谢，但却没来得及说。

正午时分，太阳火辣辣的。村口停了三辆小车，其中一辆是醒目的白色“丰田霸道”。府谷近些年，因煤而富，属于全国著名的神府煤田。这片煤田犹如阿里巴巴的“宝库”，每个获得窍门的人，都能从中分享不少财富。有关当地煤老板炫富的段子层出不穷。我并不惊异于在这小山村里看到豪车，即便豪车的主人身家过亿，我也不会感到丝毫惊讶。

但令我惊讶的是，村里好像有人在办事——我们一下车，就听到铁炮轰鸣，让这僻静的小山村，充满了异常热闹的气氛。

顺着声音的指引，我们走进了一户院落。院子内外大概有十几个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我们说明想看看王向荣老家的来意后，得到了这户人家的热情接待。家里的男主人王保师、王候保先后接受我的采访，分别讲述了一些王向荣的故事。

当年，五十一岁的王保师回忆说：“王向荣从小就爱唱，爱弹三弦，爱那个音乐。他教书那会，上了那个山圪垯，就唱起了，走哪唱哪。他工作以后，过年从外边回来，全村人都爱到他家里喝酒、拉话，人多得坐也坐不下。十来年前，我们村里的人还都是以种地为生，土地贫瘠，主要种植玉米、山药、黑豆……”

曾当过几年村长，四十三岁的王候保则谈到当年去北京前的一些事情，他说：“王向荣拿着‘老榆林’（酒）回来，说是让大家去北京了，人数有控制，要求会说会唱的去。去什么人，他决定不了，要文化馆确定。那些年，穷得连命也要不上，谁还敢想着去北京！我们这地方，过去跌倒也捡不到二毛（钱），我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我连奶粉也买不起。”

在问询中，我还得知，他们这一家子办事，不是给人过事，而是为了给“神神”庆生。我粗略了解到王保师的爷爷和父亲先后都是“神神”的传话者，也就是当地人俗称的“马童”。但对这种乡村神秘的文化，我因过去从未接触，而听得云里雾里，没有任何头绪。事实上至今也无法理解。

但狄马在类似的一个陕北乡村长大，早年就对这种神秘文化颇为熟悉，听了不长时间已心领神会，并在后来撰写的一篇题目为“王向荣和神神的那些事”的文章里对此有具体阐述（后面的章节将会引用）。

狄马和清清早就溜出了这户院落，到村子里转悠。我们三个随后出来，沿着小路，朝山上走。我们看到的窑洞，大都空锁着，有的窗户已经残破。有的院落荒芜，院子里长满了杂草。事实上，除了那户办事的院落外，整个村子，同近年来走过的不少村子一样，都因城镇化的影响而人去窑空，一片寂静。

我们一边唏嘘感叹，一边继续沿着小路朝上走，想去看看王向荣曾经住过的窑洞（在村里的位置较高）又是何种模样？在经过一处旧窑时，却看见狄马、清清正和一位老婆婆在攀谈。

这位老婆婆个子矮小，穿着一件花短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子，袋子里边装满柴草。但她一脸的善良、慈祥，让人异常亲切。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只觉得她和《望长城》里王向荣母亲的形象非常相似，便赶紧凑了过去。

清清正在竭力鼓动老婆婆唱歌。她脱了脚上穿的袜子，还将包里装着的感冒药，都给了老婆婆，只希望老婆婆能唱上几首。但老婆婆好像有些犹豫，不想唱，或许也是不会唱。

“唱吧，唱吧。”清清反复鼓动说，“你看又来了这么多的人，都想听你唱了。”

我问询到老婆婆的名字叫“郝秀女”，记在笔记本上后，本想再询问她的生平或让她讲一讲有关王向荣的事情。没想到，一直站着的老婆婆，这时突然开口唱了：

手提羊肉二斤半，

抽洋烟公公揽工汉。

人家男人同年生，

我找的男人大一轮。

唱了这一首，老人干脆放下袋子，席地而坐，接着唱：

山坡陡洼三篮篮草，

你有甚山曲给我教。

将锄苗苗将开畔，

男人不好颠掉转。

在一阵爽朗的笑声过后，老人又来一首：

红不过阳婆蓝不过天，

瞭不见哥哥瞭山斜。

拿起扁担桶响了，

我当成哥哥吼我了。

唱歌的老婆婆，连着唱了几首，像已进入了一种意境，情感更为深沉：

一对对鸳鸯一对对鹅，

一对对毛眼眼瞭哥哥。

哥哥吃烟我点火，

哪达达把哥哥为难过。

大红公鸡跳上墙，

我把哥哥瞭在梁。

瞭得哥哥入了沟，

揩干泪蛋蛋往回走。

……

这一首首山曲，非常动听、感人。

在她的歌声里，村子过去浓郁的生活场景、一对恋人离别时的情绪和情景、那种动人心弦的真挚感情，都一一呈现，并得到充分表达。狄马和我都一边问询一边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歌词。歌词的准确、传神令人惊叹不已。我没有料到这位偶然遇到的普普通通的老婆婆，竟然有如此细腻而丰富的情感世界！

这些山歌犹如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一幅幅画卷，把我带入到了现实与想象交织的氛围，唤起了我内心深处莫名的惆怅与感怀。自走进这个小村子，我一直有一种难以表达的感触，但在这时才获得了一种回应。眼前的村子并不让人有多少留恋。我想，老人歌声里的村子，才是我们内心深处真正怀念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