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李陵所率汉军五千，自九月出发至十一月，短短两个多月的时日，最终只有不足四百人辗转回到了边塞。伤兵满营，将军也生死未卜，伤亡可谓极其惨重。军情立刻通过驿站传到了都城长安。

不出所料，武帝并没有生气。原因有二，一是就连李广利率领的汉军主力都吃了败仗，又怎么会对李陵的一小支孤军寄予太多的希望呢！其二，武帝认定李陵早已兵败战死。让人觉得悲惨却又无可奈何的是，之前作为李陵信使的陈步乐在这样的状况下必须自我了断。因他带来捷报说“前线无异常，全军士气高昂”，武帝因此还将他留在了都城，并擢为骑都尉属下典军校尉。然世事难料，现下却落得如此下场。

第二年，即天汉三年春，当武帝得知李陵没有战死，而是被捕后沦为俘虏的确切消息后，勃然大怒。即位四十余年，武帝虽已近花甲，但性情却比年少时更加暴烈。此时的武帝极度信奉神怪，因此被自己所供奉的“仙人”多次欺骗。此时的汉朝正处鼎盛时期，做皇帝五十多年，至中年以后，武帝越发留恋自己的帝位，对死亡很是恐惧。正因如此，被方术仙士欺骗对他打击巨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打击使得原本生性豁达的武帝内心深处滋生了对人的不信任和对群臣的猜忌，这直接导致了像李蔡、青霍、赵周等丞相接连被诛杀，以及时任丞相的公孙贺不顾体面在武帝面前失声痛哭。在硬汉汲黯辞官归隐后，武帝身边的群臣就只剩下了一些奸佞或酷吏。

武帝召集众臣商议如何处置李陵。由于李陵本人不在京师，故而对他的处罚全部都归结到他的家眷及家产上。有一廷尉，素以酷吏闻名，极谙察言观色、阿谀奉承之道，在法律的边缘曲解法律以迎合武帝。有大臣以法律的权威性对其发难，他却反诘道：先皇的“是”是律，当今皇上的“是”是令，皇上的意思不就是法律吗！朝中一众臣子尽皆与廷尉无异，从丞相公孙贺、御史大夫杜周、太常到赵弟及以下，并无一人愿意冒着触怒皇上龙威的风险为李陵辩护，反而极尽口舌辱骂李陵卖国，甚至发出“一想到和李陵这样的卖国贼同朝为官实感羞耻”这样的言辞。

满朝之中，有一个人正在厌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这个人就是太史令司马迁。他心想，如今诬陷李陵之人，不正是几个月前还曾举杯为其饯行，祝其早日得胜归来之人吗？当漠北传来消息说李陵所率部队健在时，不正是这些人交口称赞李陵不愧是飞将军李广之孙，孤军奋战，着实勇气可嘉吗？现如今就都是一副落井下石的嘴脸！他对武帝的举动亦是颇为不解。以武帝之聪明，明明可以轻易识破群臣的谗言和诬陷，却因不想听真话而默不作声。这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不，不是不可思议，而是人本就是这样的！司马迁虽然早就了解人性如此，但还是很痛心。作为太史令位列朝纲，武帝当然也征询了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实事求是地赞扬了李陵：“李陵孝敬长辈，待人真诚，经常奋不顾身解救别人于危难之中。从他的一贯表现来看，颇有国士之风。今日他发生了不幸的事，那些贪生怕死的臣子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夸大其罪，任意诬陷，着实令人痛心！况且李陵只率领不到五千的步兵，长驱直入匈奴腹地，面对数万敌军，仍使匈奴自顾不暇，以致招来全部会射箭的民众一同围攻李陵。李陵转战千里，箭尽路绝，士兵拉的是空弩，冒的是白刃箭雨，仍然在同敌人殊死搏斗，能得到士兵此番卖力拼死搏斗，古往今来唯李陵一人。他虽然战败被俘，然而他重创敌军的战绩，足以让其光耀天下。李陵之所以苟延残喘，完全是为了有朝一日还可以继续报效朝廷，为天子效力啊。”

司马迁的一番话，惊得群臣目瞪口呆。他们畏畏缩缩地抬头看看被气得太阳穴青筋突起、浑身颤抖的武帝，心里冷笑道：“竟敢说我们是贪生怕死诬陷朝廷良将的臣子，看着吧，看看你的下场！”

司马迁刚一奏毕，立刻就有“贪生怕死只顾保全身家性命的臣子”出班奏道：“司马迁与李陵私交甚笃，和贰师将军颇有嫌隙。他褒奖李陵就是为了陷害先于李陵出兵却兵败而返的贰师将军。一个负责星象占卜的小小太史令，竟如此出言不逊，诋毁群臣，应当治罪。”令人惊奇的是，司马迁竟然先于李陵的家人被定罪，翌日便被交由廷尉施以宫刑。

在古代中国，主要的刑罚有墨、劓、刖和宫刑四种。武帝的祖父文帝时期，废除了前三种，只有宫刑被保留了下来。所谓宫刑，就是让男人失去男性特征的耻辱的刑罚，也称为腐刑。究其原因，一说是因为伤口处释放腐臭而得名；另一说是因为让男人沦落为没有生育能力的朽木一般的物种。受过该刑罚的人又被称为阉人，宫廷宦官中的大部分人受过此刑。司马迁就被处以此种刑罚。虽然后世我们因为《史记》这部恢宏巨制对司马迁评价极高，但当时的太史令司马迁仅仅是个渺小的刀笔吏。他虽能力出众，但自视过高，不善交际，与人争论时言辞犀利从不肯输于人，因刚愎孤僻的性格经常被人在背后指点。所以，即便说他被施以腐刑，也无人惊讶。

司马迁祖上原是周朝的史官，后历经入晋、侍秦，至汉朝时，其第四代传人司马谈，也就是司马迁的父亲侍奉武帝，并于武帝建元年间做了太史令。司马谈除了深谙音律、刑罚、天文占卜之外，还精通道、儒、墨、法等各家之说，更难得的是，他可以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司马谈认为自己的优良品质和文学造诣完全遗传给了儿子，他给儿子最大的教育就是传授完各家之说后让儿子云游四方，这在当时是极为鲜见的。但正是这些经历为司马迁日后成为历史大家奠定了基础。

元封元年，武帝东巡泰山，并在山上举行祭祀天地的大典的时候，司马谈却因病留在了周南，未能随行。他因此终生抱憾，后抑郁愤懑而死。编纂贯穿古今的通史是他的夙愿，但仅仅收集材料就耗费了他毕生的精力。他临终前的情况被儿子司马迁详细记录在了史记的最后一章中，据此可知，当他知道自己行将就木时，他紧握着儿子的手痛心地说着编史的重要性，哀叹自己没有机会再从事此事，而让贤君忠臣的事迹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反复告诫后，司马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谈去世两年后，司马迁顺理成章地承袭了太史令一职。他本打算利用父亲收集的资料及宫廷所藏的密册，立刻着手编史，但因承担了修改历法的任务，所以，直到四年后即太初元年，司马迁在完成了历法的修改之后才开始了《史记》的编纂，时年他四十二岁。

司马迁其实早已完成了新撰史书的腹稿。他腹稿中的史书和以往的任何一本史书的形式都不相同。他认为，作为以道义为衡量标准的史书，当首推《春秋》。但这部书在历史史实的记述方面却差强人意，比起教训应添加更多的史实。《左传》和《国语》的确都记录了许多史实。《左传》叙事的巧妙手法让人惊叹，但是对事件中的人物探求不足，虽然每个人仿佛都跃然纸上，但并没有对这些人进行严格全面的调查，这令司马迁非常不满。迄今为止的史书总是着眼于对过往历史的记载，而缺乏给后人的警示。因此，传统的史书是无法满足司马迁的。但对于传统史书的积弊，他自己也是开始写的时候才逐渐清晰起来的。比起对传统史书的批判，司马迁最想表现的是自己心中的愤懑，而他的批判实际上是一种创新。虽然他并不确定自己长期以来在脑海中的构想是否真的可以称之为史书，但是无论如何，他坚信自己所想就是他不得不写的东西，无论是对世人、对后代，还是对自己来说。司马迁效仿孔子，采取“述而不作”的方式作史，当然两者是有区别的。对于司马迁来说，单纯地按编年体列举事件这样的“述”是没必要的，而妨碍后人知道事实本身的道义上的评判这样的“作”也是必须排除的。

从汉朝一统天下到武帝时代，已经历经五代近百年了，因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所销毁或隐匿的书籍逐渐得以现世，呈现出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文化景象。同时，不仅是汉家朝廷，时代也在呼唤着新纂史书的出现。就司马迁个人来说，有父亲临终遗训的激励、父亲生前对他的培养，他在观察能力、思考能力以及文字表达方面已经具备了将史书一气呵成的能力。因此，起初的撰写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甚至可以用顺利得令人难以置信来形容。从开始的《五帝本纪》到夏殷周秦本纪前后，他就像是一个技艺超凡的技师，在材料的安排、记述的严密性等方面，几乎无可挑剔。但是，在写完秦始皇后，进入到《项羽本纪》时，他这个技师似乎忽然失去了应有的冷静，或是感到被项羽附体，或是自己变身成了项羽，俨然已经与项羽浑然一体。

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能这样写史吗？”司马迁开始疑惑了。原因在于他对“作”的极度警惕。他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极尽式的“述”。他确实只陈述了事实，但却是采用生动的描写手法，是没有特殊想象力者所难以企及的记述方式。由于过于担心“作”，他会回过头来重新审读已完成的部分，删掉那些让历史人物如现实人物般栩栩如生的语句。这样一来，那些人物鲜活的呼吸确实没有了，也没有了对“作”的任何担心，但他时常自问，这项羽还是项羽吗？项羽、始皇帝和楚庄王似乎都变成了同一个人。不同人被记述为同一人，这称得上“述”吗？！“述”难道不是人各有异吗？这样一想，他又重新添上了那些先前删除的字句。如此这般，司马迁才终于满意了。是的，连同那些历史人物，项羽、樊哙和范增等，大家都在各自的归属中安心了。

几年来，司马迁可以说过着幸福而充实的生活（当时的幸福虽然和现代人追求的幸福内容不同，但对幸福的追求相同）。司马迁性情极其洒脱，笑得开心，气得纯粹，喜好辩争，并以驳得对手体无完肤为乐，是个永不妥协的人。然而，几年后，突然大祸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