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类始祖类神话传说及其文化延伸

（一）人类始祖类神话传说

广义的创世神话不仅包括天地开辟神话，还包括造人神话。在基督教神话体系中，有上帝造人的神话传说，而在中国则有抟土造人和聚气为人的说法。

1．抟土造人

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见于《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

抟土造人的传说应与黄河流域农业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黄河流域的原始先民多为农业部族，而各种农作物都依靠土地才得以生长，所以在原始农业部族的思想意识中，土地是生命之源。由于原始思维具有“杂糅”“互渗”的特性，所以原始农业部族认为人的生命也同植物一样来自大地，人死后也要“入土为安”。抟土造人神话有鲜明的农业部族特色。

2．聚气为人

江淮流域则产生了以“气”解释万物生成、演化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

以“气”为万物之源的理论应与江淮地区金属冶炼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金属冶炼能促使物态在固、液、气三态之间发生剧烈转化。这一物态剧变现象的无数次重复，引发了思想家们的哲学思考。于是便产生了以“气”为万物之源的理论。这一理论在齐稷下学宫被发展为精气说而保存于《管子》中。如《管子·枢言》：“有气则生，无气则死。”又如《管子·内业》：“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

（二）文化延伸：生死关系

居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原始先民相比于内陆居民而言，其对太阳西落东升的直观感觉更为强烈。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类思维水平的提高，他们逐渐将自己对自然的直观感受上升为对人生历程的理性思考，产生了生命循环、“死而后育”的观念。战国时期，“死而后育”的观念呈现出两条发展路径：一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提出了视死如生、理性看待生死的思想命题；二是东海沿岸的神仙方士主张通过到海外求仙访药来求得长生不死。

庄子在“物化”理论的基础上，得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结论，从而论证了生死一齐的思想。《庄子·至乐》载：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在《至乐》中，庄子还假借髑髅之口，大谈死后的幸福：

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膑蹙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庄子的这种生死观与其所持的生命哲学有密切关系。庄子认为“万物齐一”，生死可以互相转化：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邻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原始先民在航海过程中开阔了视野，增广了见闻。对海洋的向往与生命循环、“死而后育”的观念结合，产生了到海外寻仙访药以求长生的方仙道思想。战国时期，方仙道思想产生于东部沿海的燕、齐一带，至秦汉时期发展到鼎盛阶段。“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方士言东海三神山及仙人仙药者“不可胜数”。汉武帝时，“齐人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史记·封禅书》）。方士言海外有神山，山上有安期生、羡门、高誓等仙人及芝草等不死药，巡游海上则可求得不死仙药，服之可长生久视。至东汉魏晋时期，方仙道思想进一步体系化，方士组织也更加严密，道教思想由此产生。

（三）文化替代：佛教突入

人类的学问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天人之学，第二类是人人之学，第三类是生往之学。中国人讲得最好的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人人之学”。中国的天人之学原来不错，后来衰落了，于是便有了“西学东渐”。“生往之学”，先秦时期庄周学派讲“等生死”，但两汉以后没有继承下来，所以魏晋起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

秦汉大一统背景下，东西地域文化将晋国、魏国的“全生说”与海滨“长生说”合二为一，受到执政阶层青睐。《吕氏春秋》载：

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恶，而必不得免，不若无有所以知。无有所以知者，死之谓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谓也；嗜酒者，非败酒之谓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

《史记·封禅书》：

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从战国中期到汉武帝时，有齐威宣燕昭、秦始皇、汉武帝三次派方士入海上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寻求神仙和长生不死药，均无结果。汉武帝时期，方士李少君、李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又改为鼓动封禅见天神和祠灶化丹砂为黄金成仙。武帝的叔父淮南王刘安招宾客方术之士作《外书》及《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均追求肉体长生，放弃庄周学派的“齐生死”观念，使得世人失去精神慰藉特别是临终关怀。再加上，从公元3世纪初到6世纪末（229年至589年）三百余年间，战争频繁，政权林立，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精神痛苦，为佛教突入留下文化空间。

佛教讲“色心不二”，肉体与精神不可分割，世上万事万物包括人的生命皆是种种物质和精神要素的组合体，生命由色心和合而成，故而生命是永恒的，可以反复循环生而死，死而生，永远流转，以致无穷。所以，死不可怕，并且可以“修来生”。世人因此可以得到精神慰藉特别是临终关怀。

佛教替代庄周学派的生死论成为中华民众的生死文化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