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重新认识和描绘中国文学史的传统

一直以来，我没想过自编文集或选集的事。这次为清理思想而起念整理旧文，实与新课题的开展有关。

2011年，我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完成，最终成果被收入当年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个研究的根本要质是针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说”提出了抒情叙事两大传统贯穿中国文学史的观点。

所谓“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说”，并不仅仅是旅美学者陈世骧先生倡导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台湾学者响应而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潮，也与中国诗学以“情志说”为核心的主流理论相通。而我的看法是，无论从中国文学史的实际还是现实的文学状况看，无论是为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还是为中国文学给世界的印象计，这种说法即非全错，亦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和弊病，偏偏其影响又大而深远，故十分需要修正和改变。这种修改的着手处和途径当然可以不止一个、不止一途。我以为，若从把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重要性提到与抒情传统平等的地位入手，然后逐步深入，逐步拓展，在眼下是比较切实可行的。

说自古至今的中国文学史不仅仅存在一个抒情传统，而是贯穿着抒情、叙事两大传统，初听起来仿佛不过是回归常识而已——事情确实有这一面，却也不尽然——正如桃花源，其入口虽微小，深入进去却豁然开朗、景象可观。看似小小的改变，实将触动中国文学思想的核心和主流，有可能对中国文学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带来一系列变革，即从此对中国文学史的传统做一番新的认识和描绘。这就是我们在“抒情传统说”根深积厚势众的情况下，提出亟须加强叙事传统研究，并主张对中国文学传统作重新认识和重新描绘的原因；也是我们在完成前一个课题后，又积极申报“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项目的原因。

为了申报新课题，也为了继续研究，我一直在梳理自己的思想。其实，回顾我的学术历程，应该承认，我自己就是在“情志说”和“抒情传统说”的教育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也是在这种主流说法的笼罩下开始古代诗歌研究工作的。记得20世纪80年代古典文学鉴赏热潮中，我曾应约写过不少诗文赏析文章，参与编撰过几种文学史，在指导思想上大抵就都秉持着“情志说”和“抒情传统说”。但也正是在古代文学研究实践和对文学现状的关注中，我发现了它们的偏颇、不当和弊端，对它们一统文学史天下的局面产生了怀疑，进而期期以为不可，并渐渐对叙事问题重视起来。随着眼界的扩大和研究的加深，对古代文学作品表现手法的抒叙关系，对中国文学史的贯穿线及各阶段的特征及其演变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于是写了些探索性的论文。等到20世纪末回顾总结学术史的热潮让我更为系统地阅读了许多文学史著作，在完成《中国文学史学史》的过程中，我对文学史发展规律和研究范式的思考又加深了一步。这以后，我尝试对文学史学作了原理性的研究，主持编撰了《文学史学原理》一书。所以，接着再因某些契机而将思考和研究延伸并聚焦到对“抒情传统说”的质疑和对中国文学抒情叙事两大传统的研究上来，那就几乎是必然的了。这是一个思维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回旋前进的过程。我近年来学术工作的中心，就是沿着这样的轨迹形成的，大大小小的文章基本上也都围绕这个中心而产生。

2015年底，“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的课题申请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批准，被列为当年的重大项目之一。我和课题组成员受到极大鼓舞，也深感责任之重、压力之大。我们新的工作是要以中国古今诗歌为研究对象，把它们放在中国文学抒情、叙事两大传统的总背景下考察，实事求是地分析它们艺术表现的特色和抒叙议等诸种成分的构成，尤要着力探索并抉发以往研究常常忽视的叙事表现和特征，同时充分论述并阐释其与抒情、叙事两大传统的关系，从而更切实、更准确地判断、衡估其在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文学古今各种文体都与抒情叙事两大传统有关，我们的下一步研究之所以把视线集中于诗歌，不仅因为这是最能说明中国文学传统的代表性文体，更因为它历来被视为抒情传统的载体，“抒情传统说”的立论依据主要就是繁荣发达的中国古代诗歌。如今我们要证明中国文学不仅存在抒情传统，而且存在一个与之同源共生、互动互竞的叙事传统，就不能不触碰诗歌，尤其是抒情诗繁茂这个难点。只有突破了这个难点，中国文学史贯穿抒叙两大传统的系统性论述才能可靠地树立起来。

根据中国文学史和我们人手的实际情况，新的课题组由五个子课题组组成。分工基本明确，工作陆续开始。我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任务是为即将产生的这部新著作写一个总的导论。大家希望这个导论不但能够充分阐明课题的立意、宗旨、理据、内容、结构、意义和价值，而且能够对如何实施和操作提出一些具体意见，以利于各子课题的进行和将来全书的统一。这个要求很合理，但无疑对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实非我之力所能及，然而我却没有理由因其难度大而畏缩躲避。就在思考《导论》的过程中，我进一步梳理思想，重阅了近几年来撰写的相关论文和一些旧作，一边归纳问题加深认识，一边构思《导论》，而搜罗积累的文本竟也有了厚厚的一摞。新的《导论》不可能很快写成，但这些资料有无利用价值呢？

我向课题组同仁请教，他们认为不妨去粗存精，以文学史叙事传统为核心编个集子，先印出来，使团队的同志们更了解我思路的来龙去脉，也便于大家交流切磋。我又请教了出版社的朋友，他们认为删去繁枝、突出中心，出个专题论集是可行的。经过反复斟酌，我同意大家的建议和好意，将我的相关文章编集起来，又按东方出版中心朱荣所同志的具体策划，请课题组成员、我的同事李翰副教授编成了——承他费心做了许多“修齐补缺”的工作——目前这样一本可忝名为《中国文学叙事传统论稿》的小书。这也可算是我们奉献给正在进行的新项目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我希望，无论是供课题组同志们参考商榷，还是向学术界的师长和朋友们问道请教，这本书都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由于此书的基础是一些发表时间跨度将近30年的文章，虽中心明确、基调一贯，但相互间既难免有所复沓，也可能有些语词上的微小差异。虽经李翰削繁找齐，并经我最后审阅，但可能仍然会留有一些问题。这是需要向各位尊敬的读者首先说明并告歉的。另外，为了说明我学术思想的变化过程，本书将李翰对我的访谈文章作为附录收入，这里向他致以诚挚谢意。书中许多文章有的曾在刊物发表，有的是学术会议的发言，对于多年来提携过我的刊物和那些学术会议的组织者，我也是中心铭感，难以忘怀的。

已经有颇长一段时间了，我的脑子里充斥着关于中国文学史抒情、叙事两大传统的种种问题，思考既很艰苦，也有快乐。即使在思路逐步理清之后，要把它有条理地表述出来，也还是一场艰苦的劳动。我将贾余勇以从事，以不负课题组同志们和学界同行友好的期待与鼓励。

是为序。

董乃斌

2016年5月22日初稿于上海

2017年1月10日改定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