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南宋词坛
这里所谓“南宋词”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一方面是把李清照、叶梦得、朱敦儒等两宋之交的词人均划入南宋前期，另一方面又把周密、张炎、蒋捷、王沂孙等由宋入元的“遗民词人”划入南宋后期，所以从词人、词作数量来看，南宋词远多于北宋词。
从宋朝国祚来看，南宋与北宋一脉相承，都是一个赵姓王朝，只不过是国土变小了，国都从汴京（开封）迁到了杭州。但从两宋词的精神内涵与艺术风格来看，南宋词又与北宋词有着很大的差别。从词体自身的进化来说，由短章小令到长调慢词，由应歌之词到案头之作，由本色天然到人工安排，这是一种文体自身发展的逻辑周期。而从时代巨变对词体创作的影响来看，靖康国难与退守江左的现实，不仅影响到与现实较为贴近的散文与诗的创作，对词的主体精神、创作姿态、艺术风貌等等也产生了不可回避的巨大影响。神州陆沉的深悲巨痛，强力楔入词的自然演变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词的走向。它促进了词的诗化，强化了词关注现实、干预现实的功能，同时也使豪放悲慨、沉郁顿挫等等非婉约词风，从词的变格别调的附庸地位解脱出来，得到了广大词人的认可与发展。南宋词的发展走向，正是时代巨变与词体自身发展逻辑彼此乘除的结果。
南宋词坛，也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一、南渡时期：词的变调
从时代来说，这一时期主要指宋高宗赵构在位的数十年时间；而从词人来说，则大多是身际两宋，由汴京旧都漂泊到东南来的文人。家国盛衰之感，荆棘铜驼之悲，形于词章，遂使宋词一改传统的婉约艳情之主题情调，变为郁怒情深的悲愤，或幽忆怨断的悲凉。词在这时就逸出了文体自然演化的轨道，而被时代的无形巨手所箝制了。
关于这一时期的词坛风会，杨海明先生别致地划分为三个“音区”：一是“伤感词”，这是南宋前期词坛的“低音区”，主要以李清照词为代表；二是“愤慨词”，这是南宋前期词坛的“高音区”，主要以李纲、赵鼎、胡铨、张元幹等人为代表；三是“隐逸词”，这是南宋前朝词坛的“尘外音”，主要以朱敦儒、叶梦得等人为代表。(12)王兆鹏先生的思路与此相通而分类不同。他认为这一代词人又可分为三个创作阵营或三种创作类型：一是愤世与救世的志士词人群，大多爱国词人均在此列；二是遁世与玩世的隐士词人群，其中包括周紫芝、吕渭老、杨无咎等人；三是颂世和谀世的宫廷词人群，其中包括康与之、曹勋、史浩、曾觌、张抡等人。(13)我们则认为，对词人群体进行大致归类只是为了便于把握，而事实上，在相当数量的词人作品中，都有悲慨与感伤杂糅、进取之志与隐退之思交相出现的情况。至于所谓隐士词人和宫廷词人，无论是从作品的质还是从其影响来看，根本不足构成与词坛主流并立分流的态势，三者平列似乎也太抬举他们了。何况他们词中也不乏悲慨现实之作。比如曾觌，他写过应制之作《壶中天慢》，并以“何劳玉斧，金瓯千古无缺”的谀词受到赏赐，可是他也写过《金人捧露盘·庚寅岁春奉使过京师感怀作》，其中的故国黍离之悲也是很感人的。
着眼于词的创作成就，此期值得介绍的词人是李清照、叶梦得、朱敦儒、陈与义和张元幹。
李清照（1084—1155年），号易安居士，章丘（今属山东）人。她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女作家，在词史上更是首屈一指的女词人。沈谦《填词杂说》云：“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王士禛《花草蒙拾》则说：“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无论是“二李”还是“二安”，都得数到李清照。从历代词选和词评资料来看，李清照毫无争议地置身于两宋十大词人之列，(14)也仿佛为李调元《雨村词话》中“不徒压倒巾帼，直欲俯视须眉”的说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李清照的文学天才首先表现在各种文体兼工。各种版本的《宋文选》都会选录她的《金石录后序》，各种版本的《宋诗选》也都会选入她的诗作。我们看流传下来的李清照画像，那是一个纤细柔弱的“人比黄花瘦”的女子形象；可是我们读她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读她的七古大篇《和张文潜浯溪中兴颂》：“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花柳咸阳草。五坊供奉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是那样的大笔如椽，气势健举，使人疑心它是否真的出自一个弱女子的手笔。她哪来那么大的见识，那么黄钟大吕般的声气，真真是不可思议。
最能充分展示李清照才气的还是她那些风致隽美的词作。靖康国难的那一年（1126年），李清照43岁；建炎三年（1129年）赵明诚去世时，她46岁。国破与家亡的双重打击，就发生在战乱初起的数年之间。此后她就孤身一人，辗转流徙在东南的台州、温州、越州等地，在凄苦光景中又度过了二十余年。因为有这样的身世遭际，李清照前期与后期的词作，也自然体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特点。
前期词作塑造了一个天真无邪、活泼开朗、富于才思的少女、少妇形象，基本风格是妍丽明快。如《点绛唇》：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有人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因为词的创作一向有“代言”的传统作风，所以尽管李清照是以女性词人来写女性形象，我们也不主张把词中人物形象与实际生活中的词人画等号。更何况这首词也是以韩偓《偶见》诗“见客入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为原型的二度创作。但我们却始终认为，词中妍丽明快的艺术形象与清新韶雅的可人风度，事实上是词人健康聪颖的思想情调与审美趣味的直接呈现。“露浓花瘦”四字不是写景，仍是写人，是“薄汗轻衣透”的虚拟与美化，其修辞手法使人想到“梨花一枝春带雨”。又如《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这首词也是写少女生活，也是那么活泼而富于情趣。假如我们以李清照创作的诗、词以及《金石录后序》中的有关描写来连缀成一个传记体影片的话，在她后半生孤独困苦的境地里，上面词中所写的“误入藕花深处”，“惊起一滩鸥鹭”的承平、幸福、欢快的“镜头”，会一次又一次地“闪回”，用以慰藉她后半生孤独落寞的心田与灵魂。
在前期作品中，正如在生活中那样，当然也并不全是欢快活泼之作，也有愁怨与忧郁，如《醉花荫》：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花昏后，有暗香凝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醉花荫》结尾三句为脍炙人口的佳句。其妙处在于以“莫道”二字唤起，然后翻转，透过，遂觉隽妙而富于韵致。像这样的一些词，尽管也写了相思离别的感伤，但绝不像后期的愁苦那般浓重。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绮怨的小词，正显示了女词人的风流才调与敏感多情。这是一种“甜蜜的忧郁”，与后期那种国破家亡的惨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靖康”之后，国破而家亡，李清照备遭丧乱流离之苦，词风一变而为凄婉悲凉。如《永遇乐》：
落日镕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惟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因为前后期生活反差太大，李清照后期词中常用对比、映带之法，以旧日的承平欢乐与温馨生活反衬眼下的孤独与凄凉。《南歌子》：“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武陵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皆致慨于今昔之别。这首《永遇乐》因在他乡又逢元宵佳节而兴感，而元宵节在宋代是最为盛大的节日，所以在由北入南文人的故都春梦中，关于元宵节的回忆为最多。从某种程度来说，元宵节的游乐场面已成为承平盛世的一种象征或载体了。李清照以孤独之身，流落他乡，当元宵佳节而听人笑语，她的痛苦与寂寞可想而知。至于《声声慢》以白描手法，写出一种茕独恓惶之景况，在后期词作中亦具有代表性。
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吴兴家中有石林园，因号石林居士。有《石林词》一卷，存词103首。其词不作剪红刻翠之语，风格与东坡词风相近。如《水调歌头》数首、《临江仙》数首，皆有潇洒放旷之致。《鹧鸪天》一词，把苏轼《次韵刘景文》七绝取三句入词，亦可见其着意追步东坡的意趣。《念奴娇》（雪峰横起）一词，用东坡《赤壁怀古》词原调原韵，更可见追仿东坡之迹。因为是登临北固山怀古，故以孙郎（孙权）为主。读“万里云屯瓜步晚，落日旌旗明灭”，英词壮采，上承东坡而下开稼轩，正好视为苏、辛之词的过渡。又如《虞美人·雨后同干誉、才卿置酒来禽花下作》：
落花已作风前舞，又送黄昏雨。晓来庭院半残红，惟有游丝千丈罥晴空。 殷勤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美人不用敛蛾眉，我亦多情无奈酒阑时。
流连光景而不作惆怅自怜、顾影徘徊之态，感慨人生短促而出之以审美的态度，这正是东坡式的人生姿态。此词似东坡，而在神不在貌。假如说不必执定共时性原则而承认确有一个东坡词派，那么叶梦得堪称东坡词派之后劲。
朱敦儒（1081—1159），字希真，号岩壑，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有词集《樵歌》3卷，《全宋词》录存其词246首。《樵歌》一集，从词人的精神意态到词的风格气象，可以区分为三种“音乐动机”。
一种是“摇首出红尘”的“尘外之想”。汪莘《方壶诗余自序》称苏东坡、朱希真和辛稼轩为宋词之三变，后来梁启勋《词学》亦云：“计两宋三百二十年间，能超脱时流、飘然独立者，得三人焉。在北宋则有苏东坡……在北宋与南宋之间则有朱希真……在南宋则有辛稼轩。”此说显然以汪莘说法为依托，但称此三人为“超脱时流，飘然独立”者，既不违背传统的正变说，又对此三人独表推崇，比汪莘的说法更为准确。当然，以朱敦儒置于苏、辛二公之间，也似乎有过誉之嫌。张端义《贵耳集》说朱敦儒的《鹊桥仙》词“横放消瘦一如无，但空里疏花数点”，“语意奇绝”，“如不食烟火人语”；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一说他“天资旷远，有神仙风韵”；与汪莘所谓“尘外之想”，所指的是同一个意思。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好事近·渔父词》5首，此选录一首：
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 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
梁令娴《艺蘅馆词选》引梁启超语：“五词飘飘有出尘想，读之令人意境翛远。”
另一种是闲适冲淡的悟道述理之作。最有代表性的为《西江月》二首：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 幸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黄泉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评曰：“《西江月》二曲，辞浅意深，可以警世之役役于非望之福者。”评价确当。若把这两首词放在宋词发展史程中来看，其中所表达的居易俟命、及时行乐、反对行险侥幸的人生姿态与人生哲理，在词中还是富于新意的。而明人对此种见识与理趣特别欣赏，选家多选，作词者多仿，遂使诗中“击壤体”在明词中变体而繁衍。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明代“三言”、“二拍”等小说，以及反映世俗生活的戏曲，尤其爱用这两首词以及这一类词作为人物“上场诗”或叙事中的穿插，终于使得这些曾有新意的小词变得俗浅可憎了。
第三种是有感于时代变迁的忠愤之词。代表作为《相见欢》：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 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
这首词当作于建炎元年（1127年）春，朱敦儒时在六朝故都金陵。那时正是靖康国难尚未平复之时，词人登高望远，自饶悲慨。难得的是以小令而具有雄大的笔力和苍凉的气韵。
朱敦儒的词多用白话口语，写世俗生活，当时称为“樵歌体”。吴儆有《蓦山溪·效樵歌体》，开头曰“清晨早起，小阁遥山翠”，结尾曰：“花下石，水边亭，醉便颓然睡。”看来他所理解的“樵歌体”正是以口语为主要特色的。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今属河南）人。他主要以诗著称，为“江西诗派”三宗之一。其词有《无住词》一卷，《全宋词》录存18首。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一说他：“词虽不多，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从他的词来看，其于东坡词，亦确有心摹手追之意。如《虞美人》（大光祖席，醉中赋长短句）：
张帆欲去仍骚首，更醉君家酒。吟诗日日待春风，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 歌声频为行人咽，记著尊前雪。明朝酒醒大江流，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
按：苏轼在扬州别秦观所作《虞美人》词有“无情汴水向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陈与义不知是有意借用还是久习而忘，总之可见他追步东坡的意思。而且不只此二句，上片后二句尤有东坡风味。又如《临江仙》：
高咏楚词酬午日，天涯节序匆匆。榴花不似舞裙红。无人知此意，歌罢满帘风。 万事一身伤老矣，戎葵凝笑墙东。酒杯深浅去年同。试浇桥下水，今夕到湘中。
从字面意象到句法情调，也都极像东坡词。其他如另外二首《虞美人》：“洛阳城里又东风，未必桃花得似旧时红。”“酒阑明月转城西，照见纱巾藜杖带香归。”亦可见东坡式的惆怅与东坡式的洒脱。
陈与义写得最好的词当然还是那首备受称道的《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这首词感慨于今昔对比。昔日是承平光景，而今则是乱后流落他乡；昔日是青春少年才华艳发，而今则已壮心消磨殆尽。两两相形，百感交集，多少事欲说还休，却道是“闲登小阁看新晴”，遂使悲凉感慨见于言外。既隽快，又沉郁，确为佳作。
张元幹（1091—1161），字仲宗，号芦川居士，永福（今福建永泰）人。有《芦川词》，《全宋词》录存其词185首。靖康元年（1126年）时为李纲行营幕僚，李纲罢官，元幹亦遭贬逐。绍兴八年（1138年），李纲上书反对宋金议和，罢居福建长乐。张元幹在福州，作《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
曳杖危楼去。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寒芦深处。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鼍鼓。谁伴我，醉中舞。 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谩暗拭、铜华尘土。唤取谪仙平章看，过苕溪、尚许垂纶否。风浩荡，欲飞举。
绍兴十年（1140年），胡铨（字邦衡）因反对议和得罪秦桧而被除名，送新州（今广东新兴）编管。张元幹又作《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化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张元幹因这两首词忤怒秦桧而被除名，亦以此而得名。蔡勘《芦川居士词序》说他“喜作长短句，其忧国忧君之心，愤世嫉邪之气，间寓于歌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芦川词》提要称“其词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均指此类作品。如果说叶梦得、朱敦儒、陈与义是在追步苏轼之后尘，张元幹则可以说是辛派词人的先锋。词在这时已不仅冲破了伤春离别的“艳科”藩篱，而几乎成了指斥时弊、干预政治的利器了。
二、南宋中期：二派分流
南宋中期的词坛，因为词人对待时事政治的不同态度，自然分成了两大词人群落，他们的词作也自然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风貌。
一个群体是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辛派词人，重要词人有陈亮、张孝祥、刘过、陆游等。他们上承南渡初期的李纲、赵鼎、张元幹等人，胸有大志，以气节自许，既以救国图强、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也以此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从政治上来说他们属于主战派，从词风上来说属于豪放派。事实上，由于君主的昏庸和权贵们的忮忌，他们的主张不可能付诸实施。所以在他们的词中，往往一面是豪放热烈，一面是抑郁悲凉。因为激情难抑一吐为快，往往来不及从容地雕琢，这使得他们的词一方面应和着时代的脉搏，具有金鼓画角鼓舞斗志的功能，同时也容易失之于质直粗糙。而当他们涉世愈深、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在艺术表现上有意以旷达闲适掩盖愤慨忧伤的时候，他们的词反而会具有更加深永的艺术感染力。
另一个群体是以姜夔为代表，以史达祖、高观国、卢祖皋等人为羽翼的姜派词人。他们与现实政治保持着一定距离，以词为陶写性情之具，更看重词的艺术性。因为他们谨守音律，所以过去有的书中把他们称为格律派或风雅派。在慢词、咏物词的艺术技巧方面，他们以其力求精工的创作态度，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中原沦陷时，他率众抗金，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奉表归宋。此后在事业与仕途上，他因为胸怀大志而不为庸人所容，欲有所为而终不能为，言官告讦，屡起屡仆，最终还是赍志以殁。辛弃疾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而是一个能治军也能治世，富于英雄才略的文武全才。正是这种英雄本色，造就了他那些龙腾虎掷、气魄雄大的英雄之词。范开《稼轩词序》开头一段说：
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知夫声与意之本原，则知歌词之所自出。是盖不容有意于作为，而其发越著见于声音言意之表者，则亦随其所蓄之浅深，有不能不尔者存焉耳。
这就是说，辛弃疾的英雄之词或豪迈之词，正是其人英雄本色由内而外的必然表现。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说：“稼轩词仿佛魏武诗，自是有大本领、大作用人语。”也是把词风与人品联系起来的探本之论。
辛弃疾是两宋词坛上存词最多的人，其词集名《稼轩长短句》，《全宋词》录存其词629首。
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是辛词豪迈词风的基调。我们读他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读他的“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这些“壮词”抚时感事，磊落英多，以英雄自许或以英雄许人，充分展示了辛弃疾的英雄本色与报国豪情。然而现实是无处请缨，壮志难酬，故稼轩词中也时常流露出英雄失路的悲愤与哀伤。我们读他的《鹧鸪天》：“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水调歌头》：“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木兰花慢》：“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念奴娇》：“醉里重揩西望眼，惟有孤鸿明灭。万事从教，浮云来去，枉了冲冠发”，会为这个“大仇不复，大耻不雪，平生志愿，百无一酬”(15)，却在无休止的告讦中伤、流言蜚语中耗尽壮心的志士词人扼腕叹息。当然，即使是这一类词，也自有其廉顽起懦的作用。为了平息创伤，消弭悲愤，词人有时也会穿插描绘田园风物，抒写啸傲溪山的闲适旷放情趣。于是我们可以读到《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清平乐》：“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水调歌头》：“竹树前溪风月，鸡酒东家父老，一笑偶相逢”；还有《鹧鸪天》：“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幸有这些令人舒心惬意的风物情趣，才能平息词人心头的怨愤。有人说，后面二句似乎是从刘禹锡《杨柳枝》“城东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二句变化来的，那又怎么样呢？辛词即使有所本，仍以创变为主，故不足病。而且，假如读辛词而想到刘禹锡的诗句，那就更好了，因为这二句就不仅是写景，而因寄寓了词人的思想感情而变得更为丰厚深永了。
辛弃疾继承苏轼词风而又多所开创。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关于苏、辛异同多有论述。如卷一说：“苏、辛并称，然两人绝不相似。魄力之大，苏不如辛；气体之高，辛不逮苏远矣。”又卷六云：“东坡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性生，故词极超旷而意极平和。稼轩有吞吐八方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可以为郭、李，为岳、韩，变则桓温之流亚，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苏、辛两家各自不同。”这些说法都颇有见地。王国维《人间词话》更善于概括，曰：“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实际上，词风的变化根植于创作主体的变化。假如说在东坡词中，抒情主人公已由闺阁女子一变而为文人学士，那么到了稼轩词中，抒情主人公则又由一般意义的文人一变而为豪杰志士了。在辛词中，当然也有怀才不遇、性行高洁的文人墨客如屈原、贾谊、陶渊明，而作为他人生理想寄植体的，还是姜尚、孙权、刘裕、谢安那些建立不世之功的英雄豪杰。因为有了这样的主体定位，然后才是“迭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沁园春》），“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水龙吟》）那样形象飞动、气势壮阔的词境，才是“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了却君主天下事”（《破阵子》）那样志在恢复的词心，才有豪放与悲凉间奏或杂糅的词品词风。当然，是时代巨变造就了作为词人的辛弃疾，而辛弃疾又感应着时代的心理造就了一代词风。
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今安徽和县）人。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第一，即上疏言岳飞冤案，得罪秦桧，其后因主战而屡起屡罢，卒年仅38岁。有《于湖集》40卷，《全宋词》录存其词223首。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张浚任建康留守时，张孝祥曾在其酒宴上作《六州歌头》一阕：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六州歌头》词调连续用三字句，声情激壮。张孝祥这首词，读来尤有踔厉风发、唾壶击缺之慨。南宋人作《朝野遗记》载：“安国在建康留守席上赋此，歌阕，魏公为罢席而入。”魏公即张浚，他是当时主战派的旗帜性人物，所以对张孝祥的悲愤心情别有会心。
乾道二年（1166年）中秋，张孝祥由静江知府任上罢归至洞庭，写下他另外一首名作《念奴娇·过洞庭》：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笑，不知今夕何夕。
魏了翁《鹤山题跋》卷二有《跋张于湖〈念奴娇〉词真迹》云：“张于湖有英姿奇气，著之湖湘间，未为不遇。洞庭所赋，在集中最为奇特。方其吸江酌斗、宾客万象时，讵知世间有紫微青琐哉！”这是说张孝祥已达超凡脱俗之境界，故能唾弃功名利禄。紫微、青琐，均代指帝王宫殿，这里用作功名利禄之象征。在传统词学观看来，上一首《六州歌头》犹不免近于粗豪，而这首《念奴娇》却似乎尽除杂滓与烟火气，读之亦有“表里俱澄澈”之感，所以更为人激赏。《于湖集》卷十四还有一篇短文《观月记》，为其同时所作，与词可以相互映发。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其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下笔数千言立就。隆兴初年（1163年）曾上《中兴五论》，淳熙五年（1178年）六次诣阙上书，极论时事，为大臣交沮而不果。绍熙四年（1193年）进士第一，授签书建康府判官，未至官而卒。他与辛弃疾为挚友，其人品遭际亦约略相似。其《贺新郎·寄幼安见怀韵》写道：“树犹如此堪重别。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绝。”可以想见他与辛弃疾相知之深。其词以气慨胜。有人说他才甚高而学驳，词亦不免粗豪，自然不能说毫无道理；然而若以儒生目陈亮，或以婉约宗风论陈亮词，正无异于方枘圆凿。张德嬴《词征》卷五曰：
陈同甫幼有国士之目，孝宗淳熙五年，诣阙上书，于古今沿革政治得失，指事直陈，如龟之灼。然挥霍自恣，识者或以夸大少之。其发而为词，乃若天衣飞扬，满壁风动。惜其每有成议，辄招妒口，故肮脏不平之气，辄寓于长短句中。读其词，益悲其人之不遇已。
这才是对待古人应有的“理解之同情”。事实上，南宋的政坛与词坛也正需要一些叱咤风云的血性汉子。陈亮词中所谓“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表明他当时也听到过关于自己性格粗硬质直的批评，只是他不肯阉然媚世而已。
陈亮有《龙川词》，《全宋词》录存74首。其中最具有辛派词人特点的是《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
不见南师久，谩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章德茂即章森，他于淳熙十二年（1185年）被派遣北上贺金主生辰，陈亮这首词即为送他出使金国时的作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称此词“精警奇肆，几于握拳透爪。可作中兴露布读，就词论，则非高调”。事实上，可作中兴露布或伐金檄文读，正是这首词特定的功能特点。
陈亮也有一些摧刚为柔、风格婉约的词作，而这样的词作往往受到后代词人或选家的好评。如《水龙吟·春恨》：
闹花深处层楼，画帘半卷东风软。春归翠陌，平莎茸嫩，垂杨金浅。迟日催花，淡云阁雨，轻寒轻暖。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 寂寞凭高念远。向南楼、一声归雁。金钗斗草，青丝勒马，风流云散。罗绶分香，翠绡封泪，几多幽怨。正销魂，又是疏烟淡月，子规声断。
好作壮词的陈同甫，居然也能写出这般婉约风味的词来，或许不免使人诧异。然而知人论世，读者会深信他在传统的伤春伤别题材中别有寄托。尤其是“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数句，更是别饶感慨。刘熙载《艺概》称此数句“言近旨远，直有宗留守大呼渡河之意”。也许比拟太重，然而思维路径却是对的。
刘过（1154—1206），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吉州太和（今属江西）人。多次应举未第，终生未仕。曾上书朝廷，言恢复之策。漂泊江淮间，陆游、辛弃疾、陈亮等人以其同气类，折节与交。陆游有《赠刘改之秀才》诗，中有“放翁七十病欲死，相逢尚能刮眼看”之句。陈亮《赠刘改之》诗中云：“胸中磊块浇不下，时吐劲气嘘青红”；“安能规行复矩步，敛袂厌厌作新妇”，可以想见诸人气味相投之慨。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五说刘过为“稼轩之客”，“词多壮语，盖学稼轩者也”。刘熙载《艺概》云：“刘改之词，狂逸之中，自饶俊致，虽沉着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有《龙洲词》，《全宋词》录存77首。
刘过词中最为奇恣的篇什是《沁园春·寄稼轩承旨》：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东坡老，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衔杯。 白云天竺飞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爱东西双涧，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
据岳珂《桯史》卷二记载，这首词作于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当时辛弃疾在杭州，招刘过往游。刘过以事不及行，“因效辛体《沁园春》一词并缄往”，可见这是一首以词代简之作。其怪奇之处在于把唐宋两代曾经与杭州西湖有缘的白居易、林逋、苏轼都招邀一起，且又各发议论，虽有调侃玩世之意，却不涉俚俗。这首词有稼轩风味而又别出心裁，岳珂虽讥为“白日见鬼”，亦可视为词坛佳话。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评曰：“借苏、白、林三人之语，往复成词，逸气纵横。如宜僚弄丸，靡不如意。虽非正调，自是创格。”可谓的评。
刘过的词也并非一味粗豪，亦有清隽淡远之作。如《唐多令》：
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系舟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 黄鹤断矶头，故人今在不。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此词饶有感慨而长于控束，词旨豪逸而跌宕疏隽，这是豪放词派词人中时复一遇的佳作。清代先著《词洁辑评》卷二与陈与义《临江仙》（忆昔午桥桥上饮）并称为“数百年来绝作”。陈廷焯《词则·放歌集》卷二亦云：“词意凄感而句调浑成，似此亦升稼轩之堂矣。”
陆游（1125—1209），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主要以诗人名世，其词确为诗之余事。《全宋词》录存其词145首。也许是其性情中所寓之柔气类发于词的缘故吧，陆游词中既有与稼轩词风格相似的英雄之词，也有纤秾婉约的柔情之词。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四云：“放翁长短句，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而歌之者绝少。”杨慎《词品》卷五说“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谭献《复堂词话》云：“放翁秾纤得中，精粹不少，南宋善学少游者惟陆。”可见陆游虽然不是专力为词，其词作却呈现出多种风格，并非一味粗豪者可比。其《朝中措·梅》（幽姿不入少年场）、《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借梅写照，写出一派清标孤恨；《水调歌头·多景楼》（江左占形胜）、《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慷慨悲凉，与稼轩风味相似；至于《好事近》、《鹧鸪天》诸作，则显出闲适冲淡的另一面。《钗头凤》（红酥手）一词，其本事出于附会，唐婉答词更是后人伪托，然而因为这一段美丽感伤的故事，遂使这一首本来较为一般的词不胫而走，家传户诵，俨然名作了。
陆游与稼轩词风相合者，不仅在豪放一路。如《水龙吟·春日游摩诃池》：
摩诃池上追游路，红绿参差春晚。韶光妍媚，海棠如醉，桃花欲暖。挑菜初闲，禁烟将近，一城丝管。看金鞍争道，香车飞盖，争先占、新亭馆。 惆怅年华暗换。黯销魂、雨收云散。镜奁掩月，钗梁拆凤，秦筝斜雁。身在天涯，乱山孤垒，危楼飞观。叹春来只有，杨花和恨，向东风满。
这首词作于淳熙年间，陆游当时在范成大幕府，摩诃池为蜀中名胜。关于这首词，清代黄苏《蓼园词选》评曰：“放翁一生忧国之心，触处流出，无非一腔忠爱。此词辞虽含蓄，而意极沉痛。盖南渡国步日蹙，而上下安于逸乐，所谓一城丝管、争占亭馆也。次阕自叹年华已晚，身安废弃，流落天涯，不能为力也。结句‘恨向东风满’，饶有沉雄郁勃之致，跃跃纸上。”如此读词，方得放翁本意；若把这种词与秦观、贺铸词相比附，则徒见其形似。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称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陆游这首词约略近之。
在南宋中期，与辛派词人同时而稍后，还有以姜夔为首的另一个词人群体。朱彝尊《黑蝶斋诗余序》这样写道：“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这是一个历时性的流派阵容，吴文英已到南宋后期，张翥、杨基更迟至元、明时代了。而张辑、卢祖皋、史达祖、高观国诸人，既与姜夔大致同时，词风亦复相似，可以看作一个词人群体。他们与辛派词人的区别，首先是人生志趣的区别。如果说辛派词人大都是爱国志士，这一派则大致可视为词坛上的“江湖派”。张辑所作《沁园春》词中即谓：“人间世，江湖诗友，号我东仙。”他们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去自觉担承什么时代的使命，在词的创作方面倒是有点为艺术而艺术的味道，有兴趣也有时间去从容地精雕细琢。这使得他们的词一方面缺乏强烈深刻的思想感情，而从艺术性来看却不乏名篇隽句。这是一种生存姿态，也是一种创作风度。姜夔正是这一群体的杰出代表。
姜夔（1155？—1209），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年少时侍父居汉阳，20岁后北游淮楚，南及潇湘，后客居合肥。淳熙十三年（1186年）客居长沙，名诗人萧德藻欣赏其文才，以侄女嫁之。次年依萧德藻居湖州。绍熙二年（1191年）赴苏州访范成大，作《暗香》、《疏影》。自绍熙四年（1193年）依贵胄张鉴居十年。晚年居杭州西湖，卒葬西马塍。其词集为《白石道人歌曲》，其中17首附有工尺谱，是唯一完整流传至今的宋代词乐文献。《全宋词》录存其词81首。
这是一个身无长物、飘然来去的词人。张炎《词源》说“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不惟清空，又且骚雅”，又郭麐《灵芬馆词话》卷一称其“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是论其词，亦可移用于其人。刘熙载《艺概》评曰：“姜白石词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拟诸形容，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也可以延伸一点说，在乐则琴，箫亦可，但不可为唢呐；在花则梅，菊亦可，但不可为牡丹。他的词最重格调，致力于追求清空幽寒、远离尘俗的境界。如《点绛唇》：“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惜红衣》：“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念奴娇》：“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踏莎行》：“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最能体现他铸词造境的特点。兹选录其自度曲《扬州慢》一首。词前小序曰：“淳熙丙申至日，余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余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其词曰：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扬州自隋开运河后，成为南北水路交通要道，因之商贾云集，四方辐辏，歌楼舞榭，林立其间。及宋南渡，与金隔淮河相守，于是昔日繁华都会，一变而成边徼。宋高宗在位期间，金人曾两次渡淮南侵，扬州城也经历了两次焚掠，使这个繁华的都市再度成为黍离麦秀的“芜城”。姜夔于孝宗淳熙三年丙申（1176年）重过扬州，那时距扬州城两次被掠已经十有余年，然而由于创巨痛深，扬州仍然未能恢复旧日的繁华。这首词感慨今昔，伤时悯乱，虽然只是写一己之感受，却自然反映了时代的侧影。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称“自胡马窥江去后”以下数句，写兵焚后情景逼真。尤其是“犹厌言兵”四字，“包括无限伤乱之语，他人累千百言，亦无此韵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评曰：“凡乱后感怀之作，词人所恒有，白石之精到处，凄异之音，沁入纸背，复能以浩气行之，由于天分高而蕴藉深也。”姜夔作词，长于用字面淡远、音节清刚的语汇，表现清空幽寒的境界，这首词题材与风格天然凑泊，词心词境谐和统一，在白石词中亦为妙手偶得的佳作。
三、南宋后期：萧瑟秋韵
南宋后期的词坛上，本不乏名家与名篇，只是由于国势危弱，风雨飘摇，词林中也弥漫着一派萧瑟秋韵。刘克庄、刘辰翁等人作为稼轩词派的后劲，犹能慷慨悲歌；而吴文英以及宋末的周密、王沂孙、张炎、蒋捷等文士之词，虽然在艺术上颇极人工天巧，而在精神意态上却更觉颓唐与悲凉了。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莆田（今属福建）人。词集名《后村长短句》，一作《后村别调》，《全宋词》收录其词269首。张炎《词源》谓：“潜夫负一代时名，《别调》一卷，大约直致近俗，效稼轩而不及者。”晚清冯煦《蒿庵论词》则云：“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其生于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虽然褒贬意味有别，皆有见地。我们读他的《沁园春·梦孚若》：“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以及《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记得太行山百万，曾入宗爷驾御”等等，会觉得无论是他以英雄才调自赏的姿态，还是词的风调气概，都显然受辛弃疾的影响。至如《玉楼春》：“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则隽快而又沉郁，置于《稼轩长短句》中，亦可谓楮叶难辨了。
也许因为刘克庄粗豪过于稼轩，后来词选词评往往偏赏其温婉之作。如《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
妾出于微贱。少年时、朱弦弹绝，玉笙吹遍。粗识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谁向西邻公子说，要珠鞍、迎入梨花院。身未动，意先懒。 主家十二楼连苑。那人人、靓妆按曲，绣帘初卷。道是华堂箫管唱，笑余鸡坊拍衮。回首望、侯门天远。我有平生离鸾操，颇哀而不愠微而婉。聊一奏，更三叹。
后村词于传统婉约词风来看为“别调”，故李解元《雨村词话》卷三谓其“自名《别调》，不辜也”。而这首词以叙事代言之体，作含蓄委婉之词，于后村词中又别具一格。清代的先著、程洪《词洁》选了这首词，并大加赞叹说：“后村此调埋没于断楮敝墨之中，从前无有人拈出，真风骚之遗，不当仅作词观也。若情深而句婉，犹其余事。”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亦盛赞曰：“以天涯沦落之身，而申礼自持若是，似寒梅一枝，独立于盛雪严风之际，较商妇琵琶，别有一种感叹。托彼美以通辞，表余心之高洁，如怨如诉，绝妙词也。”是的，这首词的叙事风调，会使读者想到白居易《琵琶行》，想到《陌生桑》、《节妇吟》之类的乐府诗，与晚唐五代的闺情词亦有微别，故读来别具风味。刘克庄另有《清平乐·赠陈参议师文侍儿》，写侍儿歌舞风流有云：“贪与萧郎眉语，不知舞错伊州”，虽然有唐代李端诗“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为本，仍然堪称本色佳句，妩媚可人。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景定三年（1262年）进士。曾入文天祥幕府，参与抗元斗争。宋亡后，隐居故乡庐陵山中，专门从事著述。《全宋词》录存其词354首。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评曰：“须溪词，风格遒上似稼轩，情辞跌宕似遗山。有时意笔俱化，纯任天倪，竟能略似坡公。往往独到之处，能以中锋达意，以中声赴节。世或目为别调，非知人之言也。”兹录其亡国后所作《柳梢青·春感》一首：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
从“山中岁月”一句可知，这是刘辰翁入元之后隐居故乡庐陵山中时所作。他想象故都临安往年春来时是多么美丽繁华的景象，而现在街头上看到的是北兵的铁马，听到的是北人的番腔，却再也听不到西湖边曼妙的笙歌了。结尾三句类似于电影的平行蒙太奇。“辇下风光”写故都的物是人非，“山中岁月”写自我隐居的生活，“海上心情”则表达对沿海一带抗元义士的关切之情。全词纯任想象，意境空灵，小词能有沉郁苍凉之致，尤为难能可贵。
吴文英（生卒年不详），字君特，号梦窗，四明（今浙江宁波）人。终身游幕，多居苏、杭、越之地。略可考定其绍定五年（1232年）为苏州仓台幕，淳祐十年（1250年）前后入吴潜幕，景定元年（1260年）前后为嗣荣王赵与芮门客。约卒于理宗景定（1260—1264）年间。词有《梦窗甲乙丙丁稿》4卷。《全宋词》录存341首。时人尹焕叙其词，称：“求词于吾宋，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天下之公言也。”(16)嗤点梦窗词者，前有张炎，后有王国维。张炎《词源》标榜清空，谓“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王国维《人间词话》曰：“梦窗之词，余得取其词之一语以评之，曰‘映梦窗，零乱碧’。”然而其词则卓然为南宋一大家。《四库全书总目·梦窗稿提要》云：“词家之有文英，有如诗家之有李商隐也。”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称：“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沉挚。”戈载《宋七家词选》评曰：“梦窗从吴履斋诸公游，晚年好填词，以绵丽为尚，运意深远，用笔幽邃，炼字炼句，迥不犹人。貌观之雕缋满眼，而实有灵气行乎其间。细心吟绎，觉味美方回，引人入胜，既不病其晦涩，亦不见其堆垛，此与清真、梅溪、白石并为词学之正宗，一脉真传，特稍变其面目耳。犹之玉溪生诗，藻采组织，而神韵流转，旨趣永长，未可妄讥其獭祭也。”然而梦窗词选语用事，亦确有晦涩之病，不必曲为之讳。从词体自身进化来看，词至宋末梦窗诸家，既臻极致，亦现顿衰之意。郑骞先生《成府谈词》云：“梦窗词为倚声变调。梦窗以前，未有如是雕琢者。凡一种文体至极盛将衰之时，多以雕镂刻画为工。词至有宋末年，已渐老熟，正合有此一格，以结三百余年之局。”似此把梦窗词放在词史上来观照，最为允当。
梦窗词中有婉雅之作，如《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亦有疏快之作，如《唐多令》（何处合成愁），却并不能代表梦窗丽密质实的典型风格。如《宴清都》（绣幄鸳鸯柱）、《三姝媚》（湖山经醉惯）等篇，较能反映其密丽惝恍的特色，然或不免于涩。这里选录其既有梦窗特色又较为隽快的一首《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
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幻苍崖云树，名娃金屋，残霸宫城。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时靸双鸳响，廊叶秋声。 宫里吴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问苍波无语，华发奈山青。水涵空、阑干高处，送乱鸦、斜日落渔汀。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
这首词属登临怀古之词，但他不是一段写史事，一段写感叹，而是充分调动联想，化实为虚，把灵岩风物与吴王西施的历史故事相融合，使得耳目闻见全都充满历史的沧桑之感。“时靸双鸳响，廊叶秋声”，写得恍惚，如游人的幻觉，更如电影中常见的“闪回”手法。歇拍二句以景作结，而凭高吊古，苍茫四顾之状，跃然纸上。
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祖籍济南，南渡后定居吴兴，遂为湖州人。宋亡后寓居杭州，不仕元朝。其词集名《
洲渔笛谱》，一名《草窗词》，《全宋词》录存153首。周密早年曾从姜夔游，从其词作来看，亦颇延清真、白石一路。清代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称“草窗镂冰刻楮，精妙绝伦，但立意不高，取韵不远，当与玉田抗行，未可方驾王（沂孙）、吴（文英）也”。戈载《宋七家词选·周公谨词选跋》则称“其词尽洗靡曼，独标清丽；有韵倩之色，有绵渺之思，与梦窗旨趣相侔，二窗并称，久矣无忝”。录其《高阳台·寄越中诸友》一首：
小雨分江，残寒迷浦，春容浅入蒹葭。雪霁空城，燕归何处人家？梦魂欲渡苍茫去，怕梦轻、翻被愁遮。感流年，夜汐东还，冷照西斜。 萋萋望极王孙草，认云中烟树，鸥外春沙。白发青山，可怜相对苍华。归鸿自趁潮回去，笑倦游、犹是天涯。问东风，先到垂杨，后到梅花？
周密在宋亡后，因吴兴家破而寄居杭州，他的友人王沂孙等曾居住于越州（今浙江绍兴）。王沂孙词中有《高阳台·和周草窗寄越中诸友韵》，即是对这首词的和答之作。周密也有故国之思与沦落之愁，但他仍然保持着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本来是要写蒹葭刚冒新芽，却说“春容浅入蒹葭”；本来是要写战后的萧条气象，却说“雪霁空城，燕归何处人家”，都能见出他笔致的婉曲细腻。
王沂孙（生卒年不详），字圣与，号碧山，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与周密、张炎多交往唱酬，也是《乐府补题》的作者之一。因他入元后曾做过庆元路学正，所以曾引起后人的褒贬争议。他的词以咏物之作为工，在讲究寄托的常州词派看来，处处是故国旧君之思。所以周济、陈廷焯等人对他的词评价甚高。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说：“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余所望一世之为词人者盖如此。”把他看成宋代屈指可数的词家之一。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把他与清真、白石并称为“词坛三绝”，甚至说他的词品“已臻绝顶，古今不可无一，不能有二”。而胡适《词选》中则说：“清代的词人张惠言、周济等皆极推崇王沂孙。……其实我们细看今本《碧山词》，实在不足取。咏物诸词至多不过是晦涩的灯谜，没有文学的价值。”如此把王沂孙及南宋的咏物词一笔抹杀，则又不免矫枉过正了。胡适还引张炎挽王沂孙的《琐窗寒》词“蝴蝶一生花里，想如今、醉魂未醒，夜台梦语秋声碎”等句说：“这样一只花蝴蝶，遭际亡国之变，有点感慨，如《高阳台》一词所表示，那是很自然的。我们正不必去探求什么微言大义。”对宋代人评价褒贬的反差如此之大，王沂孙可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兹录其《齐天乐·蝉》一首：
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亭树。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西窗过雨，怪瑶佩流空，玉筝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 铜仙铅泪似洗，叹携盘去远，难贮零露。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谩想薰风，柳丝千万缕。
这首词借咏蝉抒写家国沦亡之感，寄托之意显然，而妙在物态与人情天然相合，形神兼备。上片以描写寒蝉的声态为主，以凉柯、暗叶渲染烘托，以断魂、离愁移情外化，写出蝉声之悲凉，也就写出了词人的亡国之痛。下片稍为宕开，以金铜仙人辞汉之典故暗示国破主迁，又借蝉之“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来传达自己亡国遗民零落栖迟的痛苦。结末写蝉之清高与凄凉，亦正是主体人格心境之写照。如此则物与人在不即不离之间，正符合咏物词的创作法则。至于陈廷焯《大雅集》说此词为王昭仪（王清惠）而作，端木埰《词选批注》又以宋亡史实节节比附，皆不免胶柱鼓瑟之弊。刘永济《微睇室说词》针对端木埰的索引比附之说，提出一条词的解读原则，即“读者体会作者之志，不可横生枝节，搀入主观，方合于孟子‘以意逆志’之论”。当然，端木埰之所以于宋季诸家词心有戚戚焉，亦如刘永济先生所说：“盖端木生当清末，目睹清廷于庚子八国联军入京之后，仍然歌舞升平，心有感触，故于读此词时一发泄之，遂不免搀入个人主观感觉也。”
蒋捷（生卒年不详），字胜欲，号竹山，阳羡（今江苏宜兴）人。咸淳十年（1274年）进士，宋亡后遁迹不仕。有《竹山词》，《全宋词》录存74首。一般词学论著总是把他列入姜夔一队中去，实际他有些词疏快而近于豪放，亦可见出辛稼轩的影响，故词家抑或以辛、蒋并称。以后来的元、明词作逆向观照，蒋捷词的一大特色，是他好用俚词口语，似乎有意于重返民歌小调的生气与风趣。他的名作如《一剪梅·舟过吴江》（一片春愁待酒浇），《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均有民歌小曲风味。在这条道上走得更远的如《解佩令·春》：
春晴也好，春阴也好，著些儿、春雨越好。春雨如丝，绣出花枝红袅。怎禁他、孟婆合皂。 梅花风小，杏花风小，海棠风、蓦地寒峭。岁岁春光，被二十四风吹老。楝花风、尔且慢到。
又如《霜天晓角》：
人影窗纱，是谁来折花？折则从他折去，知折去、向谁家。 檐牙，枝最佳，折时高折些。说与折花人道：须插向、鬓边斜。
相对于敦煌曲子词而言，这些词似有返祖归宗之意；而对于元明时代那些散曲化或民歌化的词来说，这样的词似乎已开先声。唐圭璋先生《读词札记》曰：“竹山小词，极富风趣，诗中之杨诚斋也。”亦可谓谈言微中。
张炎（1248—1320？），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祖籍凤翔，南渡后居临安（今浙江杭州）。他是南宋名将循王张俊六世孙，词人张镃的曾孙。宋亡后流落江湖，以卖卜为生。其词大多作于宋亡之后，故多抒写亡国之痛，哀怨感人。词集名《山中白云词》，《全宋词》录存302首。他同时又是一个词学家，著有《词源》2卷，卷上论音律，卷下论风格。推尊姜夔，力主清空，在词史上有很大影响。遗民诗人舒岳祥曾作《赠玉田序》，称其“诗有姜尧章深婉之风，词有周清真雅丽之思，画有赵子固潇洒之意”，可知他于诗词之外，亦兼擅丹青。清初浙西词派标榜南宋，推崇姜（夔）、张（炎），遂使康熙词坛呈现出“家白石而户玉田”之盛况。朱彝尊《解佩令·自题词集》且云：“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他的名作《南浦·春水》久负盛名，实际上并无精警过人之处，不过婉约妥帖而已。录其《高阳台·西湖春感》一首：
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 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
这首词应是宋亡以后重到西湖所作，一种凄凉怨慕之情跃然纸上。“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即谓今岁花已凋残；下文“万绿西泠”，即谓红瘦而尽也。又“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转折顿宕，与稼轩词“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韵致相似。过片“当年燕子知何处”，用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诗意，见今昔盛衰。所谓“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西湖春色依旧，而在亡国之人看来，飞花溅泪，啼鹃惊心，故不如不闻不见也。亡国之音哀以思，而妙在音节谐婉，不作激迫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