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规模的日军性暴行
第一节 日军对南京妇女的奸淫
一、日军的强奸暴行
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除了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及无辜民众进行屠杀外，还对广大中国妇女，不分年龄、职业、身份，甚至是孕妇、病妇，进行惨无人道的强奸、轮奸。数万中国妇女被日军强奸、轮奸。许多妇女被日军奸淫后又遭杀害，有的被蹂躏致死，有的拒奸被杀，甚至在奸杀后，日军还要恣意侮辱其尸体，其暴虐的程度，前所未闻。1938年初，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在呈交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称：“南京陷落后一个月内，2万多名妇女被日军强奸。”(1)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在日军攻占南京后，“有许多强奸案例。……被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南京城里发生了将近2万起强奸案”(2)。
日军在南京的性暴行并不是个别或偶然的，而是整个日本军队进行的集体犯罪。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2大队士兵三木本一平回忆说：“在南京，因为闲着没事儿干，就强奸了女孩子。部队的士兵们随便出去征发女人的事情，其实军官是知道的，但什么也不说，等于是默认了。”“分队里如果有10个人，就有10个人干过。”(3)日军第10军后备步兵大队的军曹冈本健三也回忆说：“在一线部队，有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放松。无一人为了儆戒而遭到枪决的……不，也没有受到惩罚。干坏事的，不仅仅是士兵，有时军官先干在前头。厉害的中队长、大队长什么的，他们在去南京之前，即使是在战斗中，有的也带着女人。这些女人反正都是随便抓来的，……据说他们天天晚上同女人睡觉。”(4)在治安有所好转后，如发现士兵有强奸行为，“宪兵队让部队所有的士兵排成一排，把受到强奸的妇女带过来，让她们指出是谁干的。跟平时不一样，这回不算有罪，只是被骂了一句‘不要再干了’，不算有罪，也不算别的什么，只是挨骂而已”(5)。
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1大队士兵鬼头久二称，在南京期间“杀死男的，征发女的乃是士兵之常事”。他回忆说：
进到城里，扫荡的第一个目标是找女人。征发女人是第一大乐趣。比方说，在南京只要一有空就去抓女人强奸。
……
扫荡的时候是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如发现女孩子，当场就给强奸了。女孩子们大概都躲在床下或窗帘后边。被发现的时候，不知是害怕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没有反抗。因为没有受到宪兵队的阻止，所以可以随便干，没有限制。女人们脸上都涂着墨水之类。想不起来自己强奸了多少女人，只有一件事有印象，那是抓到逃跑的母女俩时，母亲说女儿还小，所以求我们只对自己来，我说了句“笨蛋”，把母亲推开了。干的时候是两三个人一起干。……这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我在南京当然有过强奸的经历，并且是不分场所，有很多空房子，就在空房子里的床上干。(6)
一般情况下，日军中的新兵经常被老兵安排去找妇女，如果不服从就会挨骂。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士兵大川护男回忆说：
在南京，我们在城内以分队的形式驻扎了大约一个月左右。……在分队，分队的10个人轮流出去征发女人或者吃饭……
我是个新兵，所以就负责去找女孩子。不去找就会挨骂，所以我们也顾不得其他了。上头说的话绝对不敢违抗，所以我就拼命去搜女孩子了。她们藏的地方不是房子，什么也不是。她们藏在墙呀砖头之类的后面。出了房子，连竹林和田里的稻草垛也躲。如果带回来两个女人，就必须送给中队长一个。剩下的一个，就从分队10个人的头头——班长开始轮奸。我们是新兵，所以想都别想了呐。就这样，轮奸完了女孩子，就把人给杀掉了。(7)
日军性暴行在大屠杀高潮过去后仍持续发生。1938年2月13日，贝德士在给其妻子的信中，要求其妻子向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转告关于南京日军的许多新暴行，其中就有许多被逼刚从安全区回到家中的中国妇女遭到日军的强奸：
请告诉田伯烈……（日军——引者注）官方发言人发表声明，否定（军方）有强迫难民离开安全区的计划。事实正好相反，……同时，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回家的很多人经历了恐怖和很大痛苦。足足有200名妇女在回家被强奸后又返回，其他许多人回来后表情非常冷漠，一句话也不讲。现在，预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今天一名妇女带着她的女儿来到金大，要求为由于日本人强奸而怀孕的女儿作流产手术。(8)
1938年3月22日，德国侨民施佩林在给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罗森的信中，揭露了日军在占领南京近四个月后，仍然不断发生强奸妇女的暴行：
我很快就会再也找不到恰当的话语来描述日本士兵残暴的越轨行为了。刚才不久，接连有人向我报告，并经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贝德士博士证实，一个日本士兵强行闯入一所民宅，强奸一名年轻少女，但被一个日本宪兵发现，把他从房子里赶了出去。令人气愤不已的是，这个日本士兵晚上又返回来残酷地把这一家四口人用枪打死了——血腥的谋杀！
……
两天前我在稽查途中，看见两位衣着整齐的中国漂亮少女坐在黄包车里经过，四个喝醉的日本士兵上前拦住了黄包车，极其卑鄙无耻地侮辱两位女子，直到我站出来进行干预，两位少女才得以摆脱困境，其中一位少女会讲英语。
德国施密特公司的房子里住着代理人肖先生和公司的仆人，还有他们的妻子，日本士兵几乎每天都闯进去，对德国人的财产进行洗劫和破坏，以极其卑鄙的方式强奸他们的妻子。公司代理肖先生的妻子哭泣着喊救命，她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她们跪在地上请求我帮助她们摆脱这些野兽的魔爪——我把这两个家庭收容进了我的房子里。
（占领南京）将近4个月后的今天，还在继续发生这些残暴的事件，每天都能见到。(9)
1938年9月2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魏特琳女士在日记中记载，在日军占领南京将近一年之时，日军仍随意抢劫居民财物、强奸南京妇女：
我们去看夏老太，一位80岁的老婆婆。她说，甚至现在，每天黄昏时，她与家人仍去从前的安全区的一所房子。她在那儿住了好几个月。她们害怕晚上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日军）士兵们几乎每天都来，要找“花姑娘”，即年轻的女子，并随意拿走鸡、鸭、猪、谷物和蔬菜。……路上，我们仅看到一个年轻女孩，大多数姑娘白天不敢出来。(10)
1938年5月19日，伪南京市警察厅厅长王春生在给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的呈文中，报告了在南京城南的通济门值勤的日军官兵对进出城的中国妇女公然侮辱：“对于进出城之中国人民检查颇严，对于青年妇女使之衣扣解开，裤带解脱，彼见得赤身裸体均拍手大笑……诸如此类，不胜其数。”(11)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对中国妇女实施大规模强奸、轮奸的暴行，不仅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永久的伤痛，同时也成为日本的国家耻辱，日军“攻占南京这一辉煌的战斗将不会被作为光荣的记录写入日军战史，它必将在历史上写下令日本举国上下后悔不尽的一页”(12)。
二、受害者心中的痛
日军肆无忌惮的性暴行，给受害者心中留下了永远的痛。广大妇女遭受日军强奸、轮奸的暴行，在身体和心灵上留下了永远难以弥合的痛苦与创伤，她们用控诉揭露或沉默回避等不同方式艰难地生活下来。
日军的性暴行就像是一场噩梦，尽管时间过去了数十年，曾经遭受日军强暴的女性却怎么也无法忘记。1984年，在南京组织的一次社会调查中，许多妇女开始打破沉默，倾诉自己的痛苦经历。
家住双闸乡的退休女工陈某某，1984年59岁，她控诉说，1937年她才12岁，就在家中被日军奸污：
一九三七年，我才十二岁。……有一天几个日本兵到了我家，要我跟他们走。当时我已没有父母亲，只有唯一的亲人奶奶。我害怕，不跟他们走，他们就打我。我乘其不备，拔腿就跑，他们紧追不放，我钻进草堆，被日军用刺刀挑出来。就这样日军把我强奸了。(13)
家住宝塔山72—1号的退休女工金某某，1984年已67岁，她控诉说，1937年她怀孕在身，却多次被日军强奸：
十二月，日军侵占南京，我父亲带我到上新河李家理发店避难。有一天，日军闯入我家，把我往外拉，父亲见此情况，进行阻挠，把我往屋里拉，日军狠狠朝我父亲打了几个嘴巴，朝他身上捅了几拳，他被打伤了，我也被日军强行拉走。我父亲重伤后，不能做手艺，就去要饭，两个月后因伤重死去。我曾多次被日军拉去奸污。(14)
家住小礼拜寺的61岁回族妇女马老太于1984年控诉说：
一九三七年我才十四岁，住草桥清真寺。十二月十三日，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一天，我看到五六个日本兵用刀戳死一个男人，吓得赶快回家躲起来。不久，听到敲门声，父亲去开了门，进来几个日本兵，问我父亲要“花姑娘”。我看到情况不对，就跑到河边上，藏在一个防空洞里。日本兵闻声追来，用砖头往洞里砸。我无法，只好出来。他们把我拖到小礼拜寺巷八号，用刺刀逼着我把衣服全部脱光，我就这样被几个日本兵轮奸了。我被抓后，我母亲就跑出来找我，那（哪）知没有找到，却在清真寺又碰到一个日本兵，她又被日本兵奸污了。(15)
除了受害者本人外，许多日军性暴行的目击者也都无法忘记日军令人发指的残忍暴行，他们逃离南京后，通过报刊揭露日军的暴行。
1938年2月20日，《大公报》（汉口版）“敌寇万恶录”专栏刊有袁霭瑞的《陷落后的南京》一文，作者自称是“×总队小职员”的记者，“此次南京战役，因未退得出，遭困在南京，目视我男女同胞，遭日军之蹂躏”的悲惨情景：
……（日军）进了城以后，每日奸淫掳掠，放火焚烧，十一龄之幼女，五十岁之老妪，三四人轮奸，奸后致死；其次放火，自日军进城后，终日大火冲天，烟云缭绕，未曾熄灭，中华路，珠江路，太平路等处房屋，均焚毁尽，片瓦无存，砖墙倒塌，积堆成灰。
记者居住于难民区上海路×号，十二月十五日闯进来了三个鬼子，衣服不整，醉酗酗的样子，嘴中叽哩咕噜，不知说些什么，老百姓睹其而来，则远走他避，一人未走脱，被鬼子上前捉住，脚踢手打，因为言语不懂，鬼子即问有花姑娘没有？此人胆悸心惊地答以没有，鬼子就把那人连刺数刀，立倒于地，喘息待毙。三个鬼子走到房子里，可巧有一十二岁的女孩子，被其捉住，三人轮行奸污，孩子大声哭喊，女孩子的父母站立在门外，瞪目旁观，眼看自己的女孩子，被敌蹂躏，不敢上前拦阻。
又附近席棚内住有相依为命的母女二人，十七日偶去鬼子四人，竟将此女抢走，其母上前护阻，鬼子将母以刺刀刺死，终将此女掳走。
这些情形，均是目睹事实，每日类此事件，百出不穷。(16)
日军强奸中国妇女，有时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避讳，甚至还强迫中国人观看，以此来污辱中国民众的尊严。德国外交官罗森曾报告称：“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设在金陵大学院内的难民营，他们不是把妇女拖走奸污，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包括当着家属的面满足他们的罪恶性欲。同谋犯把受害者丈夫或父亲拘留，并迫使这些人充当他们败坏自己家庭的名誉见证人的情况屡见不鲜。”(17)
三、西方人士眼中的日军性暴行
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第三天，即1937年12月15日，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就以亲身经历，写成了一篇新闻稿《南京一瞥》，揭露日军进入南京两天来实施大屠杀的暴行，其中记述了日军大肆奸污中国妇女的情况：
有许多奸污妇女的报告，我们还来不及加以核查。但以下案例已足以说明情况。在紧靠我们外国朋友的一所房屋内，昨天有4个少女被士兵糟蹋。在被老百姓遗弃的一块城区，有外国人在一个新到军官的军营内发现八个年轻姑娘。(18)
金陵神学院美籍传教士休伯特·L．索恩（Hubert L．Sone，又作宋煦伯，又译宋尼）也写下了他亲眼目睹的日军性暴行的事实：
从一开始，日本士兵就进行抢劫、掠夺、拷打、谋杀、强奸、纵火——一切能够想象到的坏事，没有任何限制。在现代史中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超过这些罪行。南京几乎成了一个活地狱。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日本士兵拿走了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并毁掉他们所不想要的一切东西；成百地公开强奸妇女和少女，那些阻拦的人当场被刺死，或被射杀。妇女们稍有反抗也被刺死；儿童妨碍了强奸也被刺死。有一名妇女在弗兰克家被强奸（他家住了大约150名难民），当时她4～5个月大的婴儿在她身边哭泣，强奸她的日本士兵将那个婴儿闷死。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的一名少女遭到17次的强奸。最后，我们终于让日本当局在比较大的校园门口设置了卫兵，但是那些卫兵常常自己到校园里强奸妇女。每天每夜都不断有案件发生，数量达到数百起。人们几乎难以用语言来描述这些恐怖的案例。(19)
妇女们为了不受日军的侵扰，纷纷逃避到由西方侨民开设的安全区（即难民区）寻求保护。“凡我留京妇女，莫不岌岌自危，乃相率奔避于国际委员会所划定之安全区。”(20)
在西方侨民设置的安全区各收容所中，女难民人数激增，特别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的妇孺由3000人激增至9000多人，连学校的露天长廊里都挤满了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不得不让主要收容男性难民的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收容妇女。金陵大学共收容难民3万人，其中妇女占了三分之一。
安全区内的妇女，虽有国际委员会及外国友人的保护，但仍遭受日军的大肆奸淫掳掠。日军差不多每天多次侵入安全区，当场奸淫，或将大批妇女掳去奸淫，或晚上翻墙而入，摸索强奸。
南京沦陷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在1937年12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
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强奸。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21)
鼓楼医院行政主管麦卡伦以日记的形式给家人写信，他在1937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这里叙述的是一个恐怖的故事，我不知道从何处开始，到何时结束。我从未听过或见过如此暴虐。强奸！强奸！强奸！我们估计每晚至少有1000起案件，而白天也有许多。只要是反抗或稍有不顺从，立刻被刺刀捅戳或枪击。我们每天可以记录数百起罪行，老百姓歇斯底里，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见到我们外国人，他们就跪下磕头，恳求援助。(22)
金陵大学教授梅拉菲，在其所写的《南京的大悲剧》一文中指出：
中国人家里的所有女人都被奸淫了，如有抗拒，就吃刺刀，即使老至六十岁，幼至十一岁的女人，无一幸免。这些女人，都在南京十二月阳光之下，被剥得赤裸裸的公开的干。有的四肢被割断了。远听门户洞开的屋里传来女人的惨叫声，令人毛发悚然。(23)
日军早已垂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那里收容众多妇女，还有许多女学生，但学校大门口有魏特琳女士和戴籁三夫人（P．D．Twinem，又译特威纳姆、特文兰太太、德威南夫人、特威兰、杜南夫人、特维内姆），以及程瑞芳等值班阻挡，日军便从学校后面的低矮竹篱笆攀爬而入。晚上学校里面没有电灯，日军进入学校后，楼下楼上乱摸一气，只要抓住中国妇女，立即就对其实施强奸。
魏特琳女士当时担任难民所负责人与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委员。她为了保护在校园里避难的中国妇女与儿童，与其助手们与日军官兵进行了极其艰巨而危险的斗争。尽管日本当局当时还不敢公开得罪美国，因而魏特琳以美国侨民的身份往往能对作恶的日军起一点震慑的作用。但当日军兽性大发时，魏特琳的保护作用也会减弱甚至完全失去。魏特琳在1937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24)魏特琳虽时时严密地防范日军侵入校园，但有时也落入日军的诡计而造成损失与遗憾。这对魏特琳来说，是十分痛苦、伤心而又悲愤的。
1937年12月17日晚，一批日军官兵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搜查中国兵为借口，企图掳掠妇女。魏特琳赶去阻拦，出示了证明该学院难民收容所已被日军搜查过的文件。日军军官当场撕毁了这份证明文件，并将该学院难民收容所的职员押在大门口约一小时之久。而与此同时，许多日本兵翻墙进入学院内掳掠妇女。魏特琳拼命阻挠，一个日本兵恼羞成怒，竟挥手打了她一记耳光。据史料记载：“某晚，忽来了几十个敌军，毫无掩饰地说要在这里选择三百名妇女去劳军，当下就有外籍教授数人，出面拒绝，敌军悍然不顾。外籍教授虽然异常愤怒，但是一边是全副武装，人数又多，一边是赤手空拳，仅仅几个人，强弱众寡，非常悬殊，在这种场合之下，除了任其所为，丝毫没有办法。其时有一位美籍女教师，大家都称她为华小姐的，看了这种情形，义愤填膺，她以人类的同情心和宗教的精神，不惜跪在地下用热烈而诚恳的态度，向那些兽兵请求。但是我们知道，要想野兽放松爪中的羔羊，除了用武力而外，决不会有武［成］功的希望的。结果，是三百名妇女被卡车装走，而华小姐遭了一顿蛮横的拳脚。”(25)魏特琳没有被吓倒，更没有退缩，而是继续坚持与日军斗争，直到日军退走。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占领南京或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是从道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26)
在金陵大学，日军同样大肆强奸妇女。1938年1月10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仅在金陵大学房产范围内——包括我们一些教职员宿舍和现在由美国人居住的房子——我得知详细情况的就有100多例，可以确信的大约有300例。人们很难想象这种痛苦与恐怖。(27)
田伯烈在其所著《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一书中记载：不仅日本军官参与了强奸，而且那些担负维持军队秩序和社会治安之责的日本宪兵，亦直接参与了性暴行。1938年1月9日夜，日军宪兵从金陵大学拖出两个女人准备强奸时，恰巧美籍教授里格斯（Charles H．Riggs，查尔斯·里格斯，又译李格斯、里格斯，又作林查理）路遇，日军宪兵就用刺刀威逼里格斯，禁止其声张，然后把那两个女人拖走强奸了。对此，西方侨民的报告中有如下记述：
一月九日夜，一个宪兵闯入汉口路二十五号史密斯的住宅，劫去一个女人，并从另一住宅劫去另一女人，路遇李（里）格斯，以刺刀吓禁声张。(28)
日军不仅闯入中国人住宅，甚至闯入外侨住宅，强奸躲藏在那里的中国妇女。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的住宅门上贴有日本大使馆禁止日军骚扰的布告，屋顶上竖有四面德国国旗，而日军竟置此于不顾。有一次约翰·拉贝于下午6时回去时，已有两个日本兵闯入了他的家，其中一个人正在解衣，准备强奸一个姑娘。(29)
1937年12月20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致日本大使馆函中称：“难民区每天有许多妇女横遭蹂躏，其中有牧师的妻子，有青年会工作人员的妻子，有大学教授的妻子，她们平时洁身自爱，清白无瑕。”(30)
这些善良正直的西方侨民曾寄希望于日本驻南京的外交官与日军最高指挥官能出面阻止日军广泛的暴行。他们一次次地致信日本驻南京使领馆的外交官，提出抗议，但收效甚微。
直到1938年2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继续向日方递交的抗议日军暴行的报告还有很多件。这些耳闻目睹日军强奸、轮奸中国妇女的外籍人士，对日军暴行切齿痛恨，称其为“兽类集团”。
1938年1月6日，一度撤离的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三名外交官回到南京，建立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三等秘书阿利森在1938年1月25日从南京致信在汉口的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Nelso T．Johnso），随信附上副领事埃斯皮（James Espy）经多日调查后起草的一份有关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南京现状的报告，揭露了日军在南京骇人听闻的暴行，其中写道：
据报告，日本兵到处寻找本地妇女供其淫乐。随函附件详细描述此类事件，供参考。当地外国人相信，仅在日本人占领初期，此类案例一夜就有不下数千起。据一位美国人统计，在一处属于美国财产的地方，仅一个晚上，此类案件就有30起。(31)
1938年1月15日，罗森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揭露日军在南京连续多日的烧杀淫掠“为自己竖立了耻辱的纪念碑”，他说：
日本人的数周恐怖统治使得城里的商业区，即太平路地区和所谓波茨坦广场（指新街口广场，引者注）以南的整个地区在肆无忌惮地掠夺之后变成一片瓦砾，只零星可见一些建筑物的残垣断壁。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凌辱和强奸妇女和幼女的行为仍在继续。日军在南京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竖立了耻辱的纪念碑。(32)
1938年1月26日，美国驻南京使馆的三等秘书、领事阿利森为了救助一个从金陵大学一所校舍中被日本兵抓走并加以奸污的少女，竟遭到日军的殴打。这次事件的经过，据南京圣保罗教堂的美国圣公会牧师欧内斯特·H．福斯特1938年1月26日致妻子函记载：在1938年1月26日，“日本兵在金大一所校舍中抓走一个少女并加以奸污。她回来时，案情上报领事，他和林查理陪同少女前往她被抓走的地方。这是一个相当于宪兵司令部的地方。有几个宪兵陪同领事出去。少女被叫进这所建筑，也许是为了辨认施暴者，但不许阿利森和林查理一同进去，他们站在门内约2英尺处。有个士兵试图把他们推出去，当时一个官员走过来，怒气冲冲地吼叫他们是美国人，一个士兵从背后冲过来并打阿利森一个耳光。当一个曾经陪同阿利森的宪兵告诉别人他是美国领事时，另一个士兵抓住林查理，揪着他的外衣衣领猛搡，直到把它撕破。但他们（坚持）等待着，直到女孩被交还他们”。(33)这次事件很快被美国驻南京使馆办事处报告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和交涉，各国新闻传媒更是大量报道，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广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