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确立惠栋汉学正统
惠、戴身后，学人多奉戴震为正宗，一隐一显，区别明显。尤其是与江藩同时的扬州学人，扩张戴震“求是”与“求古”的分别，不断冲击惠栋一系汉学，最终刺激江藩以“史述”的办法，确立以惠栋汉学为根本的学术统系，以与之争锋。
阮元尝纵论天下学术，谓：
今时天下学术以江南为最，江南凡分三处，一安徽，二扬、镇，三苏、常。徽州有金榜、程瑶田二三子，不致坠东原先生之绪。苏、常一带，则惟钱辛楣先生极精，其余若王鸣盛、江艮庭，皆拘墟不通；江郑堂后起，亦染株守之习，而将来若一变，则迥出诸君之上。其余若孙星衍、洪亮吉、钱坫塘，气魄皆可，不能大成。镇江、扬州号为极盛，若江都汪容甫之博闻强记，高邮王怀祖之公正通达，宝应刘端临之洁净精核，兴化任子田之细密详赡，金坛短若膺之精锐明畅，皆非外间所可及也。大约王为首，段次之，刘次之，汪次之，任次之，此后则吾辈尚可追步尘躅。(77)
此文可见一时风气。苏、常学人多私淑或传承惠栋之学，其中杰出者如王鸣盛、江声，一一被阮元论作“拘墟不通”，不在一流之列。再传之江藩，亦染株守之习。阮元文中“拘墟不通”“株守之习”，显然与戴震品定“求是”与“求古”有关，不通与株守，即是泥古不化。
阮元文中号称极盛之镇江、扬州，犹以王念孙为最高明。王氏嫡传戴震之学，出入汉学门户而不以之自限。王念孙曾为好友刘台拱遗书作序，称：“端临邃于古学，自天文、律吕至于声音、文字，靡不该贯。其于汉、宋诸儒之说，不专一家，而唯是之求。精思所到，如与古作者晤言一室，而知其意指所在。比之征君阎百诗、先师戴庶常、亡友程易畴，学识盖相伯仲，以视凿空之谈，株守之见，犹黄鹄之与壤虫也。”(78)其中，“于汉宋儒者之说，不专一家，而唯是之求”，与“株守之见”正相对应，不仅体现王念孙治学之轨辙，亦可印证阮元“拘墟不通”正是从“求是”的角度驳“泥古”之见。
嘉庆二年（1797），王念孙之子引之撰《经义述闻序》，称《经义述闻》以“闻于大人者以为圭臬”。其称述乃父治经规矩：“说经者，期于得经意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则择其合经者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己意逆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必欲专守一家，无少出入，则何邵公之墨守，见伐于康成者矣。”亦即治经不尚墨守，贵于求是。王引之进而解释“大人之治经也”，乃是“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盖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者也”。(79)
王氏之言，盖有为而发也。他说：“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如说《周礼》邱封之度，颠倒甚矣。”(80)披览《经义述闻》，第一卷第一条便订正惠栋因过信汉儒荀爽注之误。全书驳正惠氏易学不下五十次，可见“熟于汉学之门户，不囿于汉学之藩篱者”之意。
王引之《经义述闻》引起焦循、阮元的同感，而阮元等尊王念孙为当代大儒，大致亦出于此。
嘉庆三年三月，焦循读《经传释词》数篇章，道：“读尊作《释辞》，四通九达，迥非貌为古学者可比。循尝怪为学之士自立一考据名目，以时代言，则唐必胜宋，汉必胜唐；以先儒言，则贾、孔必胜程、朱，许、郑必胜贾、孔，凡郑、许一言一字，皆奉为圭璧，而不敢少加疑辞。”(81)直言批驳“泥古”之学。从后续发展看，可知此批评当指向惠栋汉学。嘉庆十年六月，焦循获王引之赠《经义述闻》，阅后致书道：“东吴惠氏为近代名儒，其《周易述》一书，循最不满之。大约其学拘于汉之经师，而不复穷究圣人之经。譬之管夷吾，名曰尊周，实奉霸耳。大作出，可以洗俗师之习矣。”(82)即以惠栋为泥古求是的肇端。
张惠言乃治《虞氏易》的专家，其谓惠栋易学道：“清之有天下百年，元和徵士惠栋始考古义，孟、京、荀、郑、虞氏，作《易汉学》。又自为解释，曰《周易述》，然掇拾于亡废之后，左右采获，十无二三。其所述大抵宗祢虞氏，而未能尽通，则旁征他说以合之。盖从唐、五代、宋、元、明，朽坏散乱千有余年，区区修补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复明，斯固难也。”(83)虽语尚平正，实际上是说惠栋求古而未能尽通于古，所为与“一朝复旦”的意趣相差甚远。阮元有鉴于此，直言道：“张皋闻惠言《周易》专主虞氏一家之学，极为精赡有家法。汉人之《易》，孟、费诸家，各有师承，势不能合而为一。惠氏《周易述》，虽发明汉学，杂取诸家，不成体制。要之，康成之学，断非仲翔之《易》，比而一之，多庞杂矣。”(84)指惠栋宗汉学而不明汉人家法，甚至说：“惠栋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85)批评“浅儒袭汉学，心力每浮躁”。(86)
必须注意的是，王念孙、王引之、焦循等人皆将矛头指向惠栋汉学的立学之本，即《易汉学》与《周易述》。
从阮元、焦循的角度看，王念孙父子治经不尚墨守，贵于求是，是对“拘于汉之经师，而不复穷究圣人之经”学风的清心良药。王引之表示认同，对焦循道：“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87)跳出汉学藩篱，进于求是之学，似已成一大风气。
不仅如此，封疆大吏兼领袖士林的阮元，一直推重被惠栋称作“非汉非宋，思而不学”的毛奇龄，甚至以官修《国史》来尊奉毛氏为清代汉学开始功臣，取代惠栋的地位，引起江藩的极度不满。(88)
嘉庆元年，阮元督学浙江。其时，陆成栋家藏《西河全集》准备刻板，遂向阮元索序。此序由焦循代作，可谓二人合作的产物。(89)此序意在为毛奇龄翻全祖望讥评之案。全祖望称：
“百年以来，论古之荒谬者，萧山毛氏为尤。毛氏之论，说经为尤。诸经之中，《易》为尤。”(90)又不惜违背史传义例，取“毛氏之丑态劣行，不惜铺张数千言，唯恐言之不尽”，撰成《萧山毛检讨别传》。(91)阮元的序反驳道：“议之者，以检讨好辨善詈，且以所引证索诸本书，间有不合也。余谓善论人者，略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长而正其误，若苛论之，虽孟、荀无完书矣。”又为毛奇龄正名道：“国朝经学盛兴，检讨首出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余，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检讨推溯太极、《河》、《洛》在胡朏明之先，发明荀、虞、干、侯之《易》在惠定宇之先，于《诗》驳申氏之伪，于《春秋》指胡氏之偏，《三礼》、《四书》所辨正尤博。”将毛奇龄推尊为清代经学开始之人。又推荐士人“人蓄一编，以教子弟，所藉以兴起者，较之研求注疏，其取径为尤捷”。(92)这使得毛奇龄之学相比之前大为流行。阮元不无自得地说：“萧山毛西河、德清胡朏明书籍，予作序推重之，坊间多流传者。”(93)
嘉庆三年，阮元集合众家，编撰成《两浙輶轩录》，论及毛奇龄，亦极力称道：“奇龄所自负者，独在经学，其解经，多与宋儒枘凿。……于九经、四子、六艺，旁及礼乐、经曲、律吕诸事，皆能竭根底而贯其枝叶，非苟然者。”“西河先生，经术湛深，为一代著作巨手，萧山、秀水并峙浙东西。”(94)
阮元、焦循有意将自己对毛奇龄的推崇上升为国史的论述。嘉庆十五年，阮元担任国史馆总辑，撰修《国史儒林文苑传》。焦循向阮元进言道：“《儒林》《文苑》两传既分，则各隶者不宜讹杂，盖经生非不娴辞赋，文士或亦有经训，是必权其重轻，如量而授。窃谓黄梨洲宗羲、毛大可奇龄、全椒山祖望诗文富矣，而学实冠乎文；朱竹垞彝尊、姜西溟宸姜、汪钝翁琬非不说经，而文究优于学。”(95)论及毛奇龄，一反朱筠称毛文过于学之论。(96)焦循又强调：“《儒林》以经，《文苑》以文”，其中“或有小节不拘，而文学实堪入选，则瑕瑜并见，互不容没”，“毛奇龄好为侮谩之词，全椒山恶之，并诋毁其经学。窃谓学不可诬，疵不必讳，述其学，兼著其疵可也，不当因其疵而遂没其学也”。(97)所说延续《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之意。阮元接受了焦循的建议，嘉庆十七年调任漕运总督时，(98)将所撰《儒林文苑传稿》交出，毛奇龄传在《儒林传》内。
《国史儒林传》毛奇龄传语，完全采自他人文集传记，看似毫无主观，却从材料的取舍、落笔的轻重缓急上极见意思。此传最为核心的论断，即强调毛奇龄的汉学开始之功，自称据《四库全书总目》，毛“僦居杭州，著《仲氏易》，一日著一卦，凡六十四日而书成，托于其兄锡龄之绪言，故曰‘仲氏’。又著《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书》三卷、《易小帖》五卷、《易韵》四卷、《河图洛书原舛篇》一卷、《太极图说遗议》一卷。其言《易》，发明荀、虞、干、侯诸家，旁通卦、卦变、卦综之法，是后儒者多研究汉学，不敢以空言说经，实自奇龄始”。(99)
然而，比照《四库全书总目》原文，毛奇龄传语有意将贬词“其间虽不免有强词漫衍以博济辨之处”删去。(100)更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毛奇龄传语原出于《易小帖》提要，是以一书之提要的评点总括六书。详考《四库全书总目》有关毛奇龄经学诸书提要，馆臣实多驳斥之语，传语仅取《易小帖》一书中的好评，其他一概置之不理。更不论诸如《四书索解》提要指毛氏“蹈禅家机锋之习，则非欲诂经，直欲骇俗耳。汉晋以来儒家，无此体例也”(101)。诸如此类，不可不谓与焦循所定“疵不必讳”之例大相径庭，也与所引四库提要的原意迥异其趣。
毛奇龄传语的作者之所以如此处理相关载籍，无疑旨在凸显毛奇龄清代汉学开山的地位。故传语仅引《绍兴府志》称毛氏“所自负在经学”，而不追究毛氏的自我论断，对于毛氏之学的核心体系——阳明心性之学——一笔抹去，(102)这与焦循、阮元所引重的《四库全书总目》不同。提要虽看重毛氏经学，却更能体会毛氏学说与刘宗周、王阳明的关系。《大学知本图说》提要便揭明：“奇龄历诋先儒，而颇尊其乡学，其直指知本，仍王守仁之良知；其主诚意，则刘宗周之慎独也。而自称嵩山庙市高笠先生所传，为辽东贺钦之孙所秘授，盖托词也。”(103)《中庸说》提要也称：“大旨以慎独为主，阐刘宗周之旨。盖宗周奇龄之乡人也。奇龄博洽群书，其说经善于考证，至于舍考证而谈义理，则违才易务，非其所长。又以辨才济之，愈辨而愈支，固其所矣。”(104)
阮元如此推重毛奇龄，亦有确立自己学统之意。阮氏治学理念，多在经解书籍，犹以《经籍籑诂》为代表。阮元释《经籍籑诂》旨趣，称：“经非诂不明，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许氏《说文》以字解经，字学即经学也。余在浙，招诸生通经者三十余人，编辑《经籍籑诂》一百六卷，并延武进臧镛堂及弟礼堂总理其事。以字为经，以韵为纬，取汉至唐说经之书八十六种，条分而缕析之，俾读经者有所资焉。”(105)其编次此书，“悉以造此训诂之人时代为先后，如此则凡一字一诂皆有以考其始自何人，从源至流，某人用某人之说，某人承某人之误，数千载盘结如指诸掌，不亦快哉”。(106)通过考订源流的办法，疏证诸如性、命、仁等理学的核心命题之古义，于恢复训诂“正解”的基础上，寓破理学旧说之意。(107)
在一系列发挥“新义理”的文章中，阮元对论“仁”的两篇文章最为自负，与陈寿祺信中豪言：“内庐山一段，乃千古学术关键，不足为外人道也。”(108)其中《论语论仁论》，核心见解实际来自毛奇龄《四书改错》。阮元前后通过一系列措施，强调毛奇龄在清代学统中的地位，有意借此确定自己的位置。(109)而其鞭锋所及，似乎不仅惠栋，亦含戴震。与阮元同时的汪喜孙便注意到：“《四书》朱注，毛西河攻之太过。《经解》刻毛书，不刻戴氏《孟子字义疏证》，亦未观止也。”(110)民国时期，傅斯年亦注意到阮元与戴震的不同，称：“戴氏之书犹未脱乎一家之言，虽曰疏证孟子之字义，固仅发挥自己之哲学耳。至《性命古训》一书而方法丕变。”(111)
江藩与阮元同为扬州人，早年即已交好。阮元自称：“自幸尚不为通人所弃也。元自出门以来，于前辈获见程、刘、王、任、钱数君，于同辈获见江藩、孙星衍、朱锡庚、李赓芸、凌廷堪数君。”虽称江藩染株守之习，只要能变，就会迥出诸人之上。(112)可是江藩秉性执拗，虽不时周游于阮元幕府，仰其滋养，却绝不改变学问立场，甚至“两眼不向众人青”。(113)乾隆六十年，钮树玉“舟次扬州，候江郑堂。出示秦刻《峄山碑》、阮学使《仪礼考》。偕诣徐心仲。郑堂云，扬州学者，焦、徐而已”。(114)则阮元并不在高明之列。
阮元自谓“余之学多在训诂”，(115)其论学理念，可以《经籍籑诂》、《性命古训》等为代表，即以字学为经学，探三代古迹，恢复圣人本意与后世迁转。江藩对此颇不认同，其《汉学师承记》认为：“近时，讲学者喜讲六书，孜孜于一字一音，苟问以三代制度、五礼大端，则茫然矣；至于潜心读史之人，更不能多得也。先进之中，惟钱竹汀、邵二澐两先生；友朋中，则李君孝臣、汪君容甫及君三人而已。”(116)大致江藩不会仅仅将己见寓于著作，还会宣之于人前。谭莹在《宋学渊源记·跋》记道：“郑堂学术、人品，颇近毛西河检讨，故留粤时，于阮文达亦颇有违言，则其他可知。”(117)
江藩的论学旨趣，于《汉学师承记》的取舍可见枢要。
非常熟悉阮元的江藩，必知阮元宣称毛奇龄“发明荀、虞、干、侯之《易》在惠定宇之先”，(118)又称：“其言《易》，发明荀、虞、干、侯诸家，旁通卦、卦变、卦综之法，是后儒者多研究汉学，不敢以空言说经，实自奇龄始。”(119)江藩《汉学师承记》不仅有顾炎武、黄宗羲等宗朱子与阳明之学者，也有胡渭、阎若璩等不宗一家之学人，而恰恰没有被阮元尊为汉学开山人物的毛奇龄。此类看似不着墨之处，恰恰最见意思。
如果参看附录于《汉学师承记》的《经师经义目录》，甚至可知这一看似不经意处恰恰是江藩心中的大泼墨。目录中，列《易》一类，布有胡渭、惠士奇、惠栋、洪榜、张惠言、顾炎武诸家论著，而于毛奇龄一书不录。更解释道：“惟毛奇龄《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书》、《易小帖》四书，颇宗旧旨，不杂芜词；但以变易、交易为伏羲之《易》，反易、对易之外，又增移易为文王、周公之《易》；牵合附会，不顾义理，务求词胜而已。凡此诸书，不登兹录。”(120)江氏所言，恰恰是阮元改四库提要之语义，将毛氏推为汉学开山的重要根据。江氏且又于《四书》类中，只字不提阮元在毛奇龄著作中甚为推重的《四书改错》，根本视为离经叛道。《汉学师承记》附汪喜孙跋道：“若夫矫诬之学，震驚耳目，举世沿习，罔识其非。……毛西河肆意讥弹，譬如秦、楚之无道；……恶莠乱苗，似是而非，自非大儒，孰有能辨之者！”(121)“江藩有心与阮元针锋相对之意，跃然纸上。”(122)
综而论之，从汉学之发端、演进及各方反响的脉络中，定位江藩的位置与立场，细味《汉学师承记》的旨趣，可见其坚执汉学名义，不惜显露突兀的门户之见，实非有意与宋学相争为敌，而更多是替惠栋及其汉学争立学术的正宗与统系。(123)
(1) 本文所引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除引文之外，皆使用后世通行之名《汉学师承记》。
(2) 阮元为此书写序时即已提道：“读此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载《揅经室集》，邓经元点校，中华书局，1993，第248页。被认为是清学殿军大师的孙诒让，交代早年治学路径时说：“年十六七，读江子屏《汉学师承记》，及阮文达公所集刊经解，始窥国朝通儒治经史、小学家法。”孙诒让：《札迻叙》，载《籀庼述林》，雪克点校，中华书局，2010，第149页。应注意的是，阮元与孙诒让都未明确说从中见清人汉学家法，而代以经学、小学家法之说。这与下引龚自珍之意有相通之处。
(3) 龚自珍：《与江子屏笺》，载《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第346–347页。
(4) 龚自珍：《江子屏所著书序》，载《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94页。在此序中，龚氏直称“江先生书，曰《国朝经学师承记》”。事实上，江藩撰《汉学师承记》，又辑《经师经义目录》，据李慈铭言，“殊有班氏《儒林传》、《艺文志》家法”。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478页。两者本相互照应，倒与龚自珍的箴言相应。
(5) 目前的研究主要有朱维铮：《汉学与反汉学——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载《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漆永祥：《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江藩纂：《汉学师承记笺释》，漆永祥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戚学民：《“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载桑兵、关晓红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中国近代学术流派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43–74页。
(6)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载朱维铮、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8页。
(7)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载《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30页。《汉学师承记》多引自时人传文，而从组织语句中自见意思。此语采自钱大昕。
(8) 目前学人已充分注意到《易》学在惠栋构筑汉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对惠栋相关论著的版本与撰写年代做了细致的考辨。如郑朝晖：《述者微言——惠栋易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5。陈居渊：《简论惠栋标帜“汉学”的易学特色》，《周易研究》2007年第4期。陈伯适：《汉易之风华再现——惠栋易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张丽珠：《惠栋与清代经学之“汉学”典范建立》，《中国学术年刊》2009年总第31期。皆为后续研究的凭借。然对惠栋汉学观念导源于宋儒易汉学，及由易汉学而欲超越宋儒之深意，则稍有间。若不能理解此意，那么江藩所谓“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便难有落脚处。拙文《惠栋构筑汉学之渊源、立意及反响》（《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3期）论及此事，与本章在内容与征引文献上有相通处，但立意、解读各有侧重。
(9) 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载朱维铮、李妙根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77页。
(10) 章太炎：《与叶德辉》，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第601页。
(11) 惠栋：《易汉学自序》，《松崖文钞》卷一，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4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270页。
(12) 王应麟：《评诗》，载《困学纪闻》，孙通海点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344页。
(13) 赵师秀：《清苑斋诗集》，不分卷，明汲古阁景宋钞本。
(14) 刘克庄：《季父易稿》，载《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第2449页。
(15) 刘克庄：《恕斋读易诗》，载《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一，第2879页。
(16) 刘克庄：《季父易稿》，载《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第2449页。
(17) 袁桷：《龚氏四书朱陆会同序》，《清容居士集》卷二一，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286页。
(18) 毛奇龄：《推易始末》卷三，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册，第506页。
(19) 毛奇龄：《推易始末》卷一，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册，第482–483页；毛奇龄：《推易始末》卷四，第509页。
(20) 四库馆臣称：“自明以来，申明汉儒之学，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说经，实自奇龄始。”《易小帖》提要，载《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中华书局，1965，第38页。《国史儒林传》采自《提要》而略加修改。阮元：《集传录存》，载《揅经室集》，第1025页。
(21) 叶景葵比读《易汉学》稿本与刻本“蒙以亨，行时中也”条，说：“刻本云‘说详《汉易考》’，稿本‘汉易考’三字，朱笔改为‘易汉学’。……据此可知先生所著《易汉学》原名《汉易考》，《周易述》原名《易述》。”叶景葵：《易汉学》跋语，上海图书馆藏稿本，无页码。
(22) 惠栋：《易汉学》卷八，载《周易述附易汉学、易例》，郑万耕点校，中华书局，2007，第631页。
(23) 惠栋：《本朝经学》，《九曜斋笔记》卷二，载《聚学轩丛书》第3集，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刻本，第16页。
(24) 惠栋：《推易始末》，《九曜斋笔记》卷三，载《聚学轩丛书》第3集，第9页。
(25) 惠栋：《易汉学自序》，《松崖文钞》卷一，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427册，第270页。
(26) 潘景郑：《著砚楼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7页。
(27) 惠栋：《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松崖文钞》卷一，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427册，第275页。
(28) 惠栋：《易例》卷上，载《周易述附易汉学、易例》，第651–652页。
(29) 朱熹：《中庸章句序》，载《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第14–15页。
(30) 惠栋：《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松崖文钞》卷一，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427册，第275页。
(31) 惠栋：《易大谊》，载《指海》第5集，大东书局，1935年影印本，第1页。
(32) 惠栋：《周易述》卷二二，载《周易述附易汉学、易例》，第456页。
(33) 惠栋：《惠氏读说文记》卷一四，清咸丰二年（1852）江都李氏半亩园刻本。
(34) 惠栋：《汉宋》，《九曜斋笔记》卷二，载《聚学轩丛书》第3集，第17页。
(35) 凌廷堪：《周易述补序》，载《校礼堂文集》，王文锦点校，中华书局，1998，第239页。
(36) 江藩：《易大义跋》，《炳烛室杂文续补》卷一，载漆永祥整理《江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77页。
(37) 达三：《国朝宋学渊源记·序》，载《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184页。
(38)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八，载《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158页。
(39) 皮锡瑞：《经学复盛时代》，载《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2004，第222页。
(40) 皮锡瑞：《经学复盛时代》，见《经学历史》，第227页。
(41)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载《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8页。参见漆永祥：《汉学师承记笺释·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36–41页。漆说从江氏此书内容入手，论证“江藩心中，没有吴、皖两派分争角立的思想与意识，而《汉学师承记》中，也无有‘尊惠贬戴’或‘详吴略皖’的确凿证据”。然若从本章所述汉学之特殊内涵，以及戴震主动区分惠、戴之学引起的反响看，江藩以“春秋笔法”所述戴震之事，以及将戴震涵纳于本不能限之的“汉学”之内，则尊惠贬戴之意，甚为明显。
(42) 江藩：《易大义跋》，《炳烛室杂文续补》卷一，载《江藩集》，第277页。
(43) 凌廷堪：《与胡敬仲书》，载《校礼堂文集》，第203页。
(44) 乾隆五十八年，胡敬仲致信凌廷堪，说：“近之学者，多知崇尚汉学，庶几古训复申，空言渐绌。”凌廷堪回复道：“是固然已。第目前侈谈康成、高言叔重者，皆风气使然，容有缘之以饰陋，借之以窃名，岂如足下真知而笃好之乎？且宋以前学术屡变，非汉学一语遂可尽其源流。即如今所存之《十三经注疏》，亦不皆汉学也。”对于跟风之徒，则严词责道：“当其将变也，千百人哗然而攻之者，庸人也；及其既变也，千百人靡然而从之者，亦庸人也。”（凌廷堪：《与胡敬仲书》，载《校礼堂文集》，第203–206页。）
(45) 王鸣盛：《古经解钩沉序》，《西庄始存稿》卷一五，载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第10册，中华书局，2010，第280页。
(46) 洪榜：《戴先生行状》，载《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1980，第255页。
(47) 焦循：《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载《焦循诗文集》，刘建臻点校，广陵书社，2009，第247页。
(48) 任兆麟：《戴东原先生墓表》，载《有竹居集》卷一〇，清嘉庆元年（1796）两广节署刻本。
(49) 洪榜：《戴先生行状》，载《戴震文集》，第255页。
(50)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第355–357页。
(51) 洪榜：《戴先生行状》，载《戴震文集》，第255页。
(52) 王鸣盛：《古经解钩沉序》，《西庄始存稿》卷一五，载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第10册，第280页。
(53) 戴震：《郑学斋记》，载《戴震文集》，第177页。
(54) 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载《戴震文集》，第168页。
(55) 卢见曾：《经义考序》，《雅雨堂文集》卷一（惠栋评语附后），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第449–450页。
(56) 戴震：《与任孝廉幼植书》，载《戴震文集》，第138页。
(57) 王鸣盛：《古经解钩沉序》，《西庄始存稿》卷一五，载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第10册，第280页。
(58) 王鸣盛：《赠惠定宇》，《西庄始存稿》卷六，载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第10册，第93页。
(59) 钱大昕：《西沚先生墓志铭》，载《潜研堂集》，吕友仁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840页。
(60) 沈楙惪识语，王鸣盛：《蛾术编》卷首，载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第2册，第38页。
(61) 章太炎：《说林下》，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徐复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119页。
(62) 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三），载《历代日记丛钞》总第70册，学苑出版社，2006，第440页。
(63) 迮鹤寿：《凡例》，王鸣盛《蛾术编》卷首，载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第2册，第13页。
(64) 章太炎：《学隐》，载《章太炎全集·检论》，朱维铮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490页。
(65) 章太炎：《与叶德辉》，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601页。
(66) 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载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247页。
(67) 段玉裁：《东原先生年谱》，载《戴震文集》，第229页。
(68)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载《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页。
(69) 据陈鸿森考证，戴震当是继余萧客之后，江藩之说更可信。参见陈鸿森：《汉学师承记笺释序》，漆永祥笺释《汉学师承记笺释》卷首，第5–6页。
(70)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载《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40–41页。近藤光男、漆永祥笺注《汉学师承记》，皆对沉而未钩、钩而未沉语义之来源，有所阐释。详参漆永祥：《汉学师承记笺释》，第233页。
(71) 王鸣盛：《古经解钩沉序》，《西庄始存稿》卷一五，载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第10册，第280页。
(72)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七，载《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134页。
(73)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载《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62页。
(74) 刘文兴：《刘端临先生年谱》，《国学季刊》第3卷第2号，1932年6月，第329–330页。
(75)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载《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37页。
(76) 章太炎：《说林下》，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119页。
(77) 阮元：《与友人书四》，陈鸿森辑《阮元揅经室遗文辑存（增订本）》，载杨晋龙主编《清代扬州学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第770页。
(78) 王念孙：《刘端临遗书序》，《王石臞先生遗文》卷二，载罗振玉辑《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130页。
(79) 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2页。
(80) 王引之：《与焦理堂先生书》，《王文简公文集》卷四，载罗振玉辑《高邮王氏遗书》，第205页。
(81) 焦循：《致王引之书（一）》，转引自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广陵书社，2006，第99页。
(82) 焦循：《致王引之书（二）》，转引自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第144页。
(83) 张惠言：《周易虞氏义·自序》，载《续修四库全书》第26册，第427页。
(84) 阮元：《定香亭笔谈》卷四，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138册，第542页。
(85) 陈澧：《东塾杂俎》，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稿本。
(86) 阮元：《题凌次仲教授廷勘校礼图次石君诗韵》，载《揅经室集》，第804页。
(87) 王引之：《与焦理堂先生书》，《王文简公文集》卷四，载罗振玉辑《高邮王氏遗书》，第205页。
(88) 戚学民认为《汉学师承记》乃因应于《国史儒林传》，颇为有见。戚学民：《“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载桑兵、关晓红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第43–74页。至于江藩本意是影响阮元《儒林传稿》之创作，还是另存一本，则尚可讨论。
(89) 钱锺书代其父钱基博为钱穆《国学概论》作序，称此序实为焦循代作，载《鄦斋丛书》之《理堂先生轶文》中。钱基博（钱锺书代）：《国学概论序》，载《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1，第2页。
(90) 全祖望：《题仲氏易》，载朱铸禹校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271页。
(91) 全祖望：《萧山毛检讨别传》（附严元照评语），载朱铸禹校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985–989页。
(92) 阮元：《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载《揅经室集》，第543–544页。
(93) 阮元：《定香亭笔谈》卷四，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138册，第528页。
(94) 阮元：《两浙輶轩录》卷六，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683册，第289页。
(95) 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载《焦循诗文集》，第215页。
(96) 朱筠《曲阜颜氏弆藏尺牍序》称：“笃学则有秀水朱彝尊、咸宁李因笃、吴潘耒、钱塘毛先舒、大兴张烈、慈溪姜宸英；称诗则有祥符周亮工、三原孙枝蔚、黄冈杜濬、萧山毛奇龄、莱阳宋琬、宣城施闰章、新城王士禄士祜士祯、商邱宋荦、益都赵执信、华阴王宏撰、钱塘查嗣韩。”朱筠：《笥河文集》卷五，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440册，第188页。
(97) 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载《焦循诗文集》，第217页。
(98) 阮元：《拟儒林传稿凡例》，载《揅经室集》，第1048页。
(99) 阮元：《集传录存》，载《揅经室集》，第1025页。
(100) 《易小帖》提要，载《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中华书局，1965，第38页。
(101) 《四书索解》提要，载《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七，第315页。
(102) 於梅舫：《从王学护法到汉学开山——毛奇龄学说形象递变与近代学术演进》，《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103) 《大学知本图说》提要，载《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七，第315页。
(104) 《中庸说》提要，载《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七，第316页。
(105) 阮元：《定香亭笔谈》卷四，载《续修四库全书》1138册，第526页。
(106) 阮元：《与友人书四》，载陈鸿森辑《阮元揅经室遗文辑存（增订本）》，载杨晋龙主编《清代扬州学术》，第770页。
(107) 傅斯年也认为：“阮氏聚积《诗》、《书》、《论语》、《孟子》中的论性、命字，以训诂学的方法定其字义，而后就其字义疏为理论，以张汉学家哲学之立场，以摇程朱之权威。”（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505页。）
(108) 阮元：《仪征阮宫保尚书札》，陈寿祺《左海文集》卷首，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496册，第58页。
(109) 於梅舫：《科考与经解——诂经精舍、学海堂的设置与运思》，《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110) 汪喜孙：《与朝鲜某大夫书》，载杨晋龙主编《汪喜孙著作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第196页。
(111)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505页。
(112) 阮元：《与友人书四》，陈鸿森辑《阮元揅经室遗文辑存（增订本）》，载杨晋龙主编《清代扬州学术》，第770页。
(113) 刘大观：《题江子屏书窠图》，《玉磬山房诗稿》卷四，载《江藩集》，第317页。
(114) 钮树玉：《钮非石日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7页。
(115) 张鉴等：《雷塘庵主弟子记》卷六，载《阮元年谱》，黄爱平点校，中华书局，1995，第155页。
(116)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七，载《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144页。
(117) 伍崇曜：《宋学渊源记·跋》，载《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231页。
(118) 阮元：《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载《揅经室集》，第543页。
(119) 阮元：《集传录存》，载《揅经室集》，第1025页。
(120) 江藩：《国朝经师经义目录》，载《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163–164页。
(121) 汪喜孙：《国朝汉学师承记·跋》，载《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160页。
(122) 《汉学师承记》由生活颇为拮据之江藩自刻，而非如寻常那样由阮元捐资，亦有一定意思。阮元《高密遗书序》称：“子屏自刻《汉学师承考》（当是《汉学师承记》之误——引者按）。”（《揅经室再续集》卷三，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479册，第611页。）
(123) 江藩另撰有《宋学渊源记》，江氏在此书中批评“近今汉学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之风，认为与惠栋汉学之主张相悖。有关此书在汉宋之争中之位置与本意，详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