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东征结束后的粤陈妥协问题——兼论“廖案”的发生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不久，广州由胡汉民任代帅的陆海军大元帅府策划的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由陈炯明任总司令的粤军（陈军）林虎、洪兆麟、叶举等残部，退入方本仁、周荫人分别控制的赣南与闽西南一些县市。但是，形势发展急转直下，4月中旬，即开始粤（广州当局）陈（陈炯明）妥协的谈判（与之相关的还有其他联络或谈判），广州当局（粤方）决定放弃潮梅，交陈军返旆驻扎，东征军则回师镇压滇桂杨（希闵）、刘（震寰）叛军。在镇压杨、刘后约四个月时间里，粤方先后发生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被逐、许崇智部粤军被清除以及第二次东征等重大事件。国民党高层经历了一次大洗牌，迄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形成由汪精卫、蒋介石、鲍罗廷三角共治的局面。
本文旨趣在梳理粤陈妥协原委，以及“廖案”发生导致的粤局变化，对前人论述，做点补缺拾遗的工作。
一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和广州当局失去政治重心。当时孙之左右亲信，胡汉民以代帅兼广东省省长在粤主持工作，廖仲恺则一身兼职十余，几乎总理全局；汪精卫在京处理善后，与鲍罗廷深相结纳；许崇智部建国粤军部分参加东征，部分驻防西江；蒋介石率黄埔党军驻兴宁、梅县一带。广州一城及东江（除惠州城外），为滇桂杨、刘军所控制，征税包烟包赌，弄得到处乌烟瘴气，民不聊生。滇桂客军不仅把持税收，不听帅府调遣，且与陈军暗通款曲，与北京政府联络。尤可虑者，杨、刘与云南唐继尧相互勾结。粤人有亡省之痛，切齿于滇、桂军，必欲去之而后已；然形格势禁，亦无可如何也。先是，1924年9月，孙中山基于反直战线需要，欲团结西南，召开军政会议，推举唐继尧为副元帅，冀其出师黔湘，会攻武汉。但唐反应冷淡，拒绝就职。及孙死，1925年3月18日，滇唐即宣布就副元帅职，旋即派兵入桂，谋占广州。
唐氏亦知其不容于广州当局，乃与驻粤之桂军刘震寰联系（刘曾赴昆明谒唐），引为内应，内定杨希闵为“广东全省军务督办兼省长”，并任刘为“广西全省军务督办兼省长”。3月18日，广州卫戍总司令杨希闵致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称各军后方留守部队应接受广州卫戍部队之检查。次日，又令前线部队不许回广州，否则缴械；令滇军赵成梁师在白云山架设大炮，以控制广州各要隘。广州当局自难容忍唐之举措，3月20日，国民党中执会通电讨唐，复于27日通电否认唐之副元帅地位。4月2日，奉帅府令往桂迎击唐军之滇军范石生部，在南宁附近与唐军接战。杨希闵亲自到香港与段祺瑞的代表秘密会见；不满粤当局的若干广东绅商还致电段政府，请求任命杨氏主持广东省政。居此危局，胡汉民等人不得不寻求解救之法。
胡汉民为缓和局势，于4月初任命杨希闵、刘震寰、谭延闿、许崇智为财政委员会委员；是月30日，胡氏在广州颐养院召开秘密会议，杨、刘及方声涛、程潜等出席。会议决定请刘暂缓回桂，先扫灭唐军，调北伐军入桂助战。为博取杨的好感，5月1日，胡汉民免去广东兵工厂厂长黄骚职务，而以夏声为广东兵工厂管理委员会委员长。但是，胡廖诸人深知，这些动作根本不起作用，于是便有派廖三次赴汕头密谋东征军回师的行动。
当第一次东征开始时，许部右路军总指挥部否决校军蒋介石力主攻打惠州的主张，而是先解决潮梅。4月20日，经廖仲恺说服，陈军惠州守将杨坤如出走香港，杨部骆凤翔、钟子廷降迎滇军胡思舜，骆、钟所部被改编，仍驻惠州（后杨坤如重返惠州），标志东征正式结束。
在孙中山病重期间，廖仲恺欲入京侍疾，但孙以“广东不可一日无仲恺”止之。及3月12日孙卒，廖适奉胡汉民派赴汕头劳军。复以需处理孙卒后时局，胡召廖返穗。至4月14日，廖任党军党代表，同日又赴汕头晤许崇智，商议处理杨、刘计划。因发现杨、刘勾结唐继尧企图叛乱迹象，23日廖与蒋介石、苏联军事顾问加伦赴汕头，商议办法。27日会议，决定回师广州，讨伐杨、刘。关于回师一事，在蒋介石本人校定的《蒋介石年谱初稿》中一笔带过：“28日，下午，会议，议决回师平杨刘，固根本。廖党代表（及加伦）先行。”
实际上，问题要复杂得多，当时对究竟是固根本（广州）还是坚守粤东，并不是没有争议的，蒋介石本人先持后者，但争论后却勉强服从前者，到了“廖案”发生，蒋氏乘机驱逐许崇智、彻底清除许部粤军时，却将放弃潮梅一事，归罪于许崇智。因此事牵涉面甚广，故需略加说明。
根据《加伦在中国：1924—1927》记述，在23日上午离开广州之前，“廖仲恺、蒋介石同政府和党的要员举行磋商，得出结论，认为政府举兵讨伐唐继尧及其在广东的联军，尚嫌力量不足；武力解决，将导致党在广东的失败；出路在于谋求同唐继尧达成某种妥协协议。当时大体上拟定了若干可达成协议的条件，其中主要有两点：一、要唐继尧放弃联治主义的主张；二、吸收他正式参加党”，以上决定，准备在汕头会议时再进行讨论。从香港赴汕头途中，廖、蒋同加伦又进行了讨论。蒋介石认为：同唐继尧对抗，“成功的希望渺茫”，因“我军兵力分散，兵员不足，战斗力差”；“鉴于广州的处境十分艰难，本人认为正面交战并非上策”，“因此，本人主张坚守粤东，占领闽南……待兵力稍事休整之后，即收复广州”。据载，廖仲恺对蒋介石的主张“并未提出异议”，并补充说道：“唐继尧军队到了广州，不但要留在城区，还要开到广州以西地区；如果达成协议，则滇军、桂军、朱培德军队，加上粤军，都将留在广州不走，并且跟唐继尧军队驻扎在同一地区”，“为了税款，他们彼此必有一番争夺，以致当初据以达成协议的条件就要起变化，内讧就将取代协议，他们就得四分五裂，届时，启用我方在粤东和闽南整编和新编的军队来收复广州就不在话下了。我们认为，与唐继尧妥协并将根据地东迁乃是摆脱目前困难的出路，其根据即在于此。这是行前我们在一次碰头会上得出的结论。”廖仲恺所说的这些话显然配合了蒋介石，而且这个23日上午的中执委第77次会议，加伦并未参加。加伦对廖、蒋（应加上胡汉民等人）的意见不以为然，于是在船上做了一番说服工作。加伦不同意蒋、廖的意见，认为必须保住广州，反抗唐，镇压杨、刘。加伦最终说服了廖，蒋则勉强接受了加伦的意见。
黄埔军校的顾问切列潘诺夫未曾参与此项讨论，或许是听了加伦的介绍、参考了加伦的记述，他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书中的记载颇有不同，把弃守广州的主张归于蒋氏一人，而廖则是支持加伦的。他写道：“4月27日（应是23日），该代表团在去汕头的途中，在轮船上做出决定，镇压叛乱的唯一办法是武装斗争。这项决定是加伦努力的结果。蒋介石认为局势是毫无希望的。他建议把黄埔军校迁到汕头地区。他认为，唐继尧占领广州以后将同杨希闵和刘震寰将军不和，等他们互相厮杀时采取军事行动的机会就会到来。换言之，蒋介石建议不战而让出广州。加伦论证说：失掉广州，哪怕是暂时失掉广州，不仅对广东，而且对全国的革命运动都会带来严重的、难以弥补的损失；他说，必须为保卫广州而战，为此有足够的力量。廖仲恺支持加伦的意见，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显然，回避了廖仲恺，将原来力主放弃广州归咎于蒋氏一人，这是不正确的。但蒋在回师问题上，态度却是极为吊诡的。
在汕头的会议，除了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外，还有加伦。这次会议（27日与28日），与其说是讨论，不如说是压许崇智表态支持回师。据加伦记述，加伦与廖先做报告，加伦“重复了他在轮船上所陈述的想法，廖仲恺还做了发挥，说由于孙中山逝世，政府在外省籍军队中的影响一落千丈，如果现在不战而退，只能表明政府软弱无能。二人在报告结束时都主张，广州作为政治和财政根据地，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坚守”。许崇智最初不同意这个主张，而是要进攻福建。他认为不消灭福建的洪兆麟而进攻广州，势必腹背受敌。在争论中，“蒋介石半天沉默不语，最后也表示赞成进军广州”。在第二次会议上，确定了军事部署以及政治、后勤等方面的配合，由蒋介石的部队先行开拔，许崇智指挥的部队则晚五至十天接着出发。
上述加伦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有几点。一是许崇智的态度与被说服；二是蒋介石勉强支持回师；三是蒋部先出发，后五至十日许部出发。至于部队开拔的具体时间和撤退后潮梅地面的镇守问题，似乎均未确定。切列潘诺夫记述，4月28日的会议，决定东征军于5月5日在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下开始向广州进军。按常理，驻梅县兴宁一带的党军及陈铭枢等部应首先出发。但蒋介石一直在潮州、汕头游览，视察部队，毫无带部队出发的迹象，并在5月5日从汕头致电大本营，称“许崇智蓄意阻挠军队出发，而且拒不执行4月28日通过的决定”。实际上，当时帅府与杨、刘方面是斗而未破，胡汉民也力图妥协，回师一事，是议决而未行。到了5月中旬，形势变得紧张，杨、刘叛迹益显，才有5月11日廖仲恺与朱培德、加伦赴汕头，下决心谋划对付杨刘之事。这时汪精卫也从上海来到汕头，与广州来人及许、蒋一起讨论，决定“放弃潮梅，全部回省，铲除革命障碍之杨、刘，以巩固革命根据地”。对于镇压杨、刘，粤方由加伦制订计划，分东路军许崇智、蒋介石所部，北路军谭延闿、程潜、朱培德等部，西路军梁鸿楷、李济深部与南路军李福林、魏邦平、吴铁城等部及黄埔学生军，合计4万余人，定期进攻杨、刘（合三万三四千人）。
5月初，广州形势愈显紧张。廖仲恺等人发动各行业工人罢工，如广九、粤汉、广三铁路工人拆卸火车零件，海员、电报工人、土木建筑工人及运输工人罢工，滞止滇桂军行动（至18日始行复工）。5日，代帅胡汉民宣布免除滇桂军总司令杨、刘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同日，滇桂军分别占领省长公署（此前省府已迁河南士敏土厂办公）、粤军总司令部、财政厅、公安局、电话局与电报局，铁路与税收机关亦被占领。讨伐杨、刘之战从6月10日至14日进行，市区作战10日已大体结束，12日胡汉民出安民告示，14日市外残余滇军亦告肃清，杨、刘遁香港。
总体而言，粤中大佬对镇压杨、刘意见是一致的，但他们各有倾向。例如，5月20日，吴铁城、魏邦平便连日在香港宴请港商，谋划驱逐客军和反对共产党。香港、广州绅商反共意识颇强，不断渲染“赤化”，迫使廖仲恺、胡汉民、孙科、许崇智等人出面辟谣。胡汉民还想解开去年因镇压商团造成的死结，5月2日，他去沙面会晤陈廉仲（廉伯之弟），解释去年对待商团之错误，请转致其兄廉伯冰释前嫌，协助政府，否则客军横恣，粤人恐无噍类。陈答彼兄弟无问题，唯团友不易解释。胡见商人助己无望，势成孤立，决将大本营迁返士敏土厂，以免生命危险，并令谭延闿部回省震慑。比上述活动更为重要的，是放弃潮梅、粤陈妥协、回师广州的重大举措，这是以后牵涉全局的问题。
二
1924年5月成立建国粤军时，孙中山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未就职），辖四个军，即梁鸿楷第一军，许兼第二军，李福林第三军与张国桢第四军。第一次东征时粤军参战的有第二军第二师张民达部及第七旅许济部（占领潮汕后该旅升为第四师），以及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陈铭枢部（该部与黄埔校军一起行动）。东征军右翼（右路军）总指挥原为张民达，蒋介石率校军参加作战序列后，在许崇智等广州政要赴常平劳军时，争总指挥一职，为张所拒，许摆不平，只得临阵决定自任总指挥。
许崇智以粤军总司令兼东征军右路军总指挥，任务不同，心态也具二重性，即要完成东征任务，彻底解决退出粤境的陈军，故开始时不主张回师；但粤军在广东是一支具全局性的武力，故决议回师后，他必须执行，这就是除了第二师暂时留驻潮梅之外，其余东征军回师的原因。他深知第二师迟早也得走人，问题是撤走后由谁填防。于是便有粤陈妥协的举措。
有关粤陈妥协，根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最早指责此举的是蒋介石，后面还要详细讲到，他在6月回师途中，便表示对此的不满，迨“廖案”后蒋乘机逐许，他在1925年9月19日致许崇智书中指出：“吾兄内阻革命事业之进行，外联林、刘、杨、熊叛逆，以为歼除革命根本之计，各军为疑所部为贰。”其所指联络之叛逆为林虎、刘志陆、杨坤如及熊略。切列潘诺夫说得更为明白一些：“许崇智将军本来是留在汕头以防被粉碎的陈炯明军队组织匪帮侵犯的，但在战胜叛乱以后，他急忙赶回了广州，想参加瓜分胜利果实。为了‘比较容易说话’，这位司令员随身从东线带回了余下的所有部队，其中包括粤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师。”又说：“从汕头动身之前，许崇智再也想不出比同不久前的敌人签订粤东《税收分配条约》更好的方法了。”“政府军刚离开粤东开赴广州，陈炯明就撕毁了条约，从福建调集军队，于9月底再次占领了几乎整个粤东。”曾庆榴教授也指出：“6月间，东征军回师广州，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为一时策略计，实行妥协，将潮梅惠属各县‘让’给陈军驻防。”并指出这是养虎遗患，立见祸害。综观上述记载，说法不尽相同，但意思是一样的，即妥协的责任在许崇智，因为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宣布此事的布告是许以总司令名义发表的。而且，还有几个记载，表明有关妥协的谈判，与许崇智有关。这样，许崇智便成了不可替代的恶人。
切列潘诺夫写道：“许崇智将军预料他不得不到广州去，他在等待着这一调动。因此，他不但不采取政治措施使百姓支持他，反而悄悄地通过第三者在上海同被打败的将军们进行谈判。”还有人补充说，在许崇智处理妥协一事时，他的亲信、第四军军长张国桢可能起着重要作用。张的同事叶少华日后写道，在8月20日“廖案”发生后蒋介石第一次大逮捕（25日）时，张国桢等人在广州与杨坤如兄弟商议解决惠州条件。“在几个月以前，张国桢等人曾在汕头和陈炯明的人有过接触，李章达为了此事，叫我到汕头把他们追回，说蒋介石决定对陈炯明用兵，他们留在汕头，必有危险。我到汕头后，将李的话转达，张不以为然，仍到潮安去接洽”，“过了几天，洪兆麟率兵至汕，将汕头市长杨霖枪毙，张等才随即离汕赴穗（在洪兆麟未到汕时，只有李云复部队驻汕）”。另外，张国桢的同学、第四军参议李朝彦记述，张“尝主张安定广东局面，非新旧粤军合作不可”。认为杨希闵、刘震寰纵兵殃民，祸害广东，就是由于新旧粤军分裂，给予杨、刘入粤的机会。张这一主张，在当时新旧粤军的高级将领中，有不少人支持。1925年春间，建国粤军总部在汕头讨论回师讨伐杨、刘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张这一主张却得到通过。又记，在一次讨论回师的会议上，“蒋介石不主张回师，认为陈军尚在闽边，惠州尚有杨坤如部，讨伐杨、刘，陈军将会乘虚而入，粤军便前后受敌。但当时粤军将领多主张先肃清杨、刘。蒋说：‘如果有办法使后路不受追击，那也可以的。’张国桢便拍胸说：‘有办法，我可以派人向陈军疏通，叫他们通电拥护革命政府，给以填防潮汕的权利，待扑灭杨、刘之后，我们再商量其他问题。’果然张的建议得到许崇智和大多数将领的赞同，跟着也得到陈军将领的拥护。东征粤军迅速回师平定了杨、刘，使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得以转危为安。这场争执，蒋介石大不高兴，却进一步认识了张国桢在粤军新旧将领中的号召力量，杀机也就暗伏于此”。所谓新旧粤军，指陈部粤军与脱胎于陈部（以陈为总司令）的许部建国粤军。新旧合作共纾粤局，是大部分粤军将领的共识和要求，这是双方妥协的思想基础，许崇智别无意见；蒋介石在会上也勉强同意。实际上，前面已讲到，作为东征军回师总指挥的蒋介石，对东征军留驻还是全撤，主张也是反复不定的。但当所有参与商议的人都同意回师之后，许崇智所要做的事只有一件：执行。据《申报》6月20日报道：“许崇智在汕铣（16日）接蒋介石二次电，谓省局初定，反侧仍多，我军如再回师，潮梅以后又必为别军所乘，不如仍将潮梅交回陈军，兄速回省主持。许放（按此字义不明）此即请谢文炳到总部，商交回手续。筱（17日）完妥，许即晚乘‘绥阳’轮返省。临行处布告云：‘本总司令为巩固粤局起见，决以潮梅收入交于林、洪、叶各部粤军，公开分配，而以彼此合作为条件，自本月铣（16日）起实行。此后本军不再取用潮、梅各属一丝一粟。'”又“19日厦门电，汕讯，洪兆麟部铣进至龟湖头塘，迫潮州许军，守潮仅杨锦龙一旅，许崇智派张国桢赴留隍谒洪，铣夜偕谢文炳返汕见许，解决接防程序。筱晚6时，许与属员乘‘绥阳’离汕，临行布告略云：‘滇桂军谋叛，政府下令讨伐，本总司令为巩固粤局，决以潮梅收入交现驻闽赣边境林洪叶各粤军，以彼此合作为条件，务蠲成见，共纾粤难。月来代表往还磋商就绪，决自铣日起施行。此后本军不再取潮梅一丝一粟，愿续防部队，举合作之实。’许军余部，向揭退却”。
值得注意的是，潮汕交接填防，是在平定杨、刘之后，它表明许崇智急欲从粤东战局脱身，与东征目的相悖，却显示出他不嗜权、信守承诺的特点。但是，与陈军妥协，不仅是由粤中大佬所决定，为粤军将领所支持的，实际上也是国民党内自“六一六”陈部兵变以来一直在活跃的孙、陈调和的延续与落实。当日吴稚晖等人从事调和时，孙中山曾表示只要陈炯明写一纸悔过书即可了结，现在孙已去世，新旧粤军合作应有可能，故经双方接触，东征军回师讨伐杨、刘之际，陈军并未如前述蒋介石所虑受前后夹击之局。所有妥协之事，也只能由右路总指挥许崇智去执行，故此并非个人行为。至于蒋介石借“廖案”之机解决许部即新粤军，指许勾结林、刘、杨、熊诸人，则有乖事实，故许在被蒋驱至上海之后，曾有长函致蒋逐一批驳，其中写道：“至于今春收复潮汕后，因陈、林余孽退驻闽边，原拟乘胜追击，彻底肃清；乃我兄于收复潮汕后，遄返黄埔，致误事机。嗣事势复迁，刘、杨逆谋忽尔发觉，权衡轻重，佥主旋师。委曲求全，不得不暂约杨、熊诸部，毋相侵扰，以免我军后顾之忧。苟非如此，而谓省垣逆军可以如是迅速扑灭耶？且此种计划，当时不特兄所同意，即汪、廖二公在汕，亦与闻此事。今因此反诬智为‘外结林、洪，图倾根本’，此种违心之论，不意出诸我兄之口，殊令智深为痛惜者也。”这段痛心疾首的话，说明妥协的原委、责任与后果，且指明蒋氏在潮、梅克复后弃军擅自返广州导致贻误军机之过。那么，蒋介石在第一次东征后做了些什么呢？这同样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三
粤军援闽期间，蒋介石得孙中山介绍，曾参陈炯明粤军总部戎幕，但与粤军将领不洽，或来或去，人多轻之，蒋甚切齿。孙又任蒋为第二军参谋长，许崇智促部属重敬蒋参谋长如本总司令，二人印鉴同等效力，过度重用，引起部属不满。建国粤军成立，蒋任总部参谋长，且以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大本营行营参谋长，权势炙人。因东征开始时欲夺西路军总指挥未遂，对张民达益加痛恨。校军与陈铭枢旅既克五华、兴宁，逐林虎残部入江西。时张民达踞梅县，为蒋氏所忌。因粤东各江河大水，蒋氏留部队于兴宁，3月31日，从水口乘汽船赴潮州，未敢在梅城停留。4月1日抵潮，即赴汕头见许崇智与加伦，筹议东江善后事宜。2日早晨，向惠潮梅财政局长俞飞鹏询问财政状况。“下午，见许总司令，缕陈以后计划及练兵事宜，并入闽剿办洪逆残敌；痛劾张民达，以作战为营业，避重就轻，冒功黩货，滥委人员，把持税收诸状。许默然。”张、许自海陆丰作战分军后，并无接触，所劾未举事实，质诸9月19日蒋与许崇智函各条，二者罪状雷同，许之“默然”，知乃项庄之剑所指也。3日，蒋即离汕返穗，弃军事于不顾，许在10月3日驳蒋函中所言“原拟乘胜追击，彻底肃清；乃我兄于收复潮汕后，遄返黄埔，致误事机”，即指此。从蒋介石返广州后的记录看，他在广州并无重要事项需办，倒是老天帮了他一个大忙，除去一劲敌，蒋氏4月8日记：“粤军师长张民达，淹死于潮安湘子桥下。”据载，张急于赴汕，系为商议政府迁汕头事。张实死于5日，蒋闻讯在事发三日后，其幸灾乐祸，溢于言表，去此对手，剩下的粤军劲敌，便仅有张国桢等人了。
如前所述，4月25日，蒋氏与廖仲恺、加伦赴汕头，就潮汕善后督办职，在船上就回师问题达成共识，成为28日在汕会议决议的基础。此前的24日，在黄埔军校成立孙文主义学会，该会成员在梅县驻军时与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开始发生冲突。4月28日会议虽然决定5月初回师，但是不论蒋介石或许崇智均无丝毫动静，无法判断是否事先约定抑或即兴之作。此时汪精卫夫妇为处理孙中山逝世善后，专程来到潮州，与蒋介石进行长时间密谈，彼此倾心，由此形成迄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为止的广州政权汪蒋鲍三角治粤的局面。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扶疾入京后，事实上已不能工作，内外维持，多由汪精卫出面。据胡汉民所说，鲍罗廷、加拉罕在京找国民党内后孙时代的工具，在胡汉民、戴季陶、汪精卫三人中，选出适合“夙无主张，夸夫死权”的汪（评语是“有野心可利用”）来做“今后中国国民党的领袖”，汪“便欣然色喜”。征诸历史，这些话应是不假。在汪氏心目中，与他地位比肩的胡、廖、许诸人，都不是可以借重的；可以互相利用者，其唯蒋氏而已。故汪氏夫妇由沪返穗途中，在汕头上岸，专赴潮州。据蒋介石记述：“（五月）八日，汪兆铭偕其夫人陈璧君来潮，[新自北京回]，访公（蒋自谓）于湖轩，述‘总理病瞀中，犹以微息呼介石，绵惙不已’。公闻之呜咽良久。既而兆铭倾谈党事，并谋个人行止，欲得公一言而决，公甚感其亲爱也。晚，偕游关岳庙，观潮州全城风景。九月，上午，同汪夫妇乘车往汕，会见许总司令。十日，在桂园与汪兆铭长谈，汪劝公行使参谋长职权。”这是汪蒋十分重要的会谈，互惜惺惺，互出谋略，低俗政客和权谋家的结合，于此产生。
5月13日上午，廖仲恺、朱培德、加伦抵汕，与许崇智、汪精卫、蒋介石会谈，“佥云‘省局甚危急，宜尅日戡定’”。原来蒋已表示支持回师，却又有点反悔：“公殊心灼。日晡，往访仲恺。晚后，在总部行营（按，即粤军总部行营，诸书未见此名号，说明蒋似已接受汪的建议‘行使参谋长职权’）开会，秘筹整个策略，并推公为总指挥，至一时归睡，因念放弃潮梅全部，甚非得计，辗转不成寐。”有职有权了，同日便“令各官长各抒善后意见”。蒋之反悔，在第二日充分体现了出来：“午后，送汪、廖行后，许来筹商本军回省全部或一部之计。公愤然曰：但有八千杆步枪，尽可由余负责前往，歼灭广州反革命各军，其余军队仍令留防潮梅无害也。许不可，及（似系“乃”字之误植——引者）以其粤军一部留驻潮梅，大部参加讨逆。”蒋氏实要求仅一部分东征粤军回师，大部分留驻。许无法，只得折中，不是全部而是大部回师，小部分留驻。但蒋氏对此仍然不满，并高度注意许陈妥协内容，欲图参与此事。
5月21日，党军第一旅、粤军第一师陈铭枢旅、第四师许济部、警卫师欧阳驹团，同时由潮梅回师。当日，蒋介石离开梅县，赴潮州。次日中午“赴粤军总司令部”，“闻逆部已派代表与许总司令接洽，不知其能缓兵否”。23日，蒋“见许总司令，问与逆军妥协程度，甚怀疑也”。因为东征已结束，东征军总指挥部名目不用了，行营也不用了，许崇智所在，蒋便用了许总司令、粤军总部名目。但自己作为粤军参谋长而未行使职权（不能与闻陈部填防之事），所以很是不爽。24日，又见许，“议招抚逆军办法”。具体情况如何，不详。蒋氏是27日离开汕头赴汕尾的，行前仍去见许，“有所陈述”。30日，在海丰的蒋氏接到广州方面的电报，未载内容，估计是询问回师行军状况并且催促，因为此后他屡次训斥部下行军迟缓、纪律不良，且慨叹“诸公狃书生之见，胆怯无谋，犹欲以媾和误国，覆辙相寻，此中师（按指孙中山）所以徒苦一生也，哀哉”。到此时为止，蒋介石还未意识到实际上回师之举是对他的天赐良机，尚龂龂于胡、廖、许诸人决策回师之是非，况且，他虽心存疑虑，但还是投了赞成票的。当日常平夺帅未遂，而今督师返旆，神气十足，正是红运当头了，若无“诸公狃书生之见”，数日之内即掌控广州，岂非白日做梦耶？
回师东路军于6月10日抵达广州郊区，蒋指挥所部，与北江、西江汇攻部队配合发动总攻。是日，大本营任命魏邦平为建国军渡河攻城总指挥。城内滇桂军既歼，城外之敌尚在。12日上午击溃瘦狗岭桂军后，“于是各路齐进，敌狼奔猪突，（复）溃退入城，党军与魏邦平军乘胜追杀，死亡无算”。粤人对客军祸粤痛恨彻骨，民众配合政府军到处打杀“田鸡”（田、滇粤语同音）。但蒋氏对此大不以为然，妄称“克复省城后，市内秩序大乱，粤人以消灭外省人为口号，凡非本籍者，辄肆行仇杀，惨不忍闻”。12日，蒋介石被大本营任为“兼广州卫戍司令”，掌握地方治安大权，实际成为广州最高军事长官。13日，蒋氏赴大本营见胡、汪，复见廖仲恺，有所商议。这几天形势变化极快。15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会决定，中执会为最高机关；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建国军、党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整理军政、财政。16日许崇智发布潮梅交陈军后，蒋氏17日记：“许崇智与陈炯明妥协，以潮梅让洪兆麟、林虎部入驻 [惟约不得干涉党务]，自率粤军回广州。”这样，对“诸公”的不满，便归责于许氏一人勾结林洪叛逆了。在广州，他把市民与粤军“仇杀”外省人的责任归咎于魏邦平，谓“魏邦平脑充封建思想，排斥外省军队，反对本党主义，殊属可笑也”。实在一点也不可笑。魏氏早年曾就读保皇会的神户高等大同学校，1916年参加徐勤的反龙军事斗争，从未加入国民党，经“廖案”后，成为蒋介石追杀对象，乃潜赴香港，从此脱离了龌龊腐烂的军阀斗争，得保其首领以终。
平定杨、刘，广东当局与国民党正式开始了后孙时代。
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采用合议制，委员计16人，其中以汪精卫为主席，鲍罗廷为政治顾问，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在6月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7名委员中，汪精卫任主席，加伦任高等顾问，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均为委员。同日，广东省政府委员会成立，许崇智任主席兼军事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表面上，主席（相当于省长）、军财两政均由粤人担任，有点“粤人治粤”的样子；但实际不然，广东头上还有更高的权力机构。8月1日，许崇智发表通告，宣布即日起解除建国粤军总司令职，所有军队交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率（实际上至“廖案”发生时粤军总部仍在运作）；其余湘、滇、鄂等军亦作如是宣布。在滇军胡思舜部解决后，惠州守军归顺许部粤军，杨坤如重返惠州。由许崇智主持的广东省政府在编制预算时，可能已将陈部粤军费用一并列入1925年7月1日至1926年6月30日年度预算，故蒋介石在7月11日致许总司令的“密陈整理军政计划”中，最后写道：“抑中正尤有言者，陈炯明、林虎等逆部，叛党叛国，罪恶昭著，此时之尤全无悔祸之诚意，我若曲予收容，即使其形式上暂能就范，异时必仍反侧为害。陈炯明、洪兆麟既能负先总理，何能不负麾下？在此整理军政之初，对于若辈，宜存除恶务尽之心，免贻滋蔓难图之悔，彼等部队必一律遣散，未便列入军额预算。”有关许崇智支援陈军军费问题，应是双方妥协时的内容之一，否则许何必坚持如此？这也是蒋介石借“廖案”驱许时去函列数其罪名之一：“尤不愿兄截留各军饷源，接济叛军，使吾兄革命之生命告终也。”对许崇智执行4月28日、5月13日全军回师决定，进行妥协并对陈军予以财政援助的举措，未见粤中大佬（包括廖仲恺）有何反悔或异议，表明粤陈妥协并非许氏个人行为。但是，双方都未能把握机会，新旧粤军复合、粤人治粤的设想，终因“廖案”发生而彻底破局。
四
廖仲恺是孙中山从事联俄、联共的得力助手，作为国民党高层的骨干（中执委、中常委、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担任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还多次担任大本营秘书长或广东省省长、财政部长。他还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和在粤各军军校党代表，省港大罢工开始不久，担任指导该运动的顾问。对他不满的势力，指之为共产党。但他却是忠诚的国民党人。他支持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也支持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以之制衡上述青年军人联合会。工农运动的高涨和相当数量的苏俄顾问在党、军等部门的出现，他们的工作都与廖仲恺有密切关系。绅商和杨、刘等滇桂军不断渲染广东“赤化”，引起社会极度不安，迫使胡、廖等人一再出来辟谣。例如，1925年5月17日，廖在国民党军官学校特别区党部主持的联欢会上强烈表示：“近来反对党谋破坏本党者，其手段愈演愈妙。彼等知道公然反对本党主张，必不能得群众之信仰，故乃投身国民党造出一‘共产’‘赤化’‘亲俄’等名词，以图在党中捣乱，破坏本党，是诚谋陷本党最毒之手段也。”如果说这种批评还算比较空泛的话，那么5月20日发表在《革命周刊》上的《革命派与反革派》一文，便使那些“反对派”难以忍受了。他写道：“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国民党中，必然发生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反革命派勾结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者以谋打倒革命派的势力。”又称：“现在吾党中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不知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等功绩，苟一时不续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的行动，便立刻变为反革命派。”他进而明确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谓“那一派反对较多数人民的利益，便是反革命派”。“占我国人口最多的是农工阶级，那一派人替农工阶级打销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凡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这些话，言者有意，听者惊心，无疑激化了廖仲恺与反对派（反革命派）的矛盾。
盖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中央与高层人士一再表示接受“总理遗嘱”，若继承总理遗志，这就包括要将联俄联共、反对军阀、反对帝国的国民革命进行下去。廖仲恺作为国民党核心成员之一，发表上述言论，出于至情。的确，许多当年随孙中山起飞的“从龙之士”，那些最早的革命党人，许多已成了与孙政策对立的反对派、反革命派，成了敌人，“破坏本党”，人人可得而诛之。由于国民党内已无孙中山这样能调控各派势力的领袖，一批失意军人、无聊政客等极端分子，即当时所称的反对派、反革命派（集结在“辛亥革命纪念会”“文华堂”周围），他们集矢于这个“共产党”，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终于动了杀机，1925年8月20日形成一个“廖案”。
在廖仲恺被刺之前，将不利于他的风声，已不是什么秘密，他也曾考虑减压之方。据胡汉民的记载，廖表示准备辞去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的职务，但未实行，即倒在暴徒的枪口下。他的许多隐衷，也随着他的被害而泯灭，而“国民党左派”的公谥，便成对他身后的定评。“廖案”既是对廖被刺的相关人员（含嫌疑人员）的逮捕、审查、处理和国民党中央的结论性报告、文件；同时，也应当包括蒋介石利用“廖案”发泄宿怨、清除许部粤军的举措。
廖仲恺被刺当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国民政府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推举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连候补中执委都不是的蒋介石，由于他担任广州卫戍司令，实际上成为广州的主宰者。25日，国民政府令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逮捕“廖案”嫌疑人犯。已捕林直勉，但胡毅生、林树巍、赵士觐、魏邦平、朱卓文等闻风逃逸，被下令通缉。同日，胡汉民以涉嫌被囚。更大的动作，是对粤军开刀。蒋氏裹挟许崇智，在粤军总部会场扣留了部分有“廖案”嫌疑的高级军官，包括第一军军长梁鸿楷，舰务处处长招桂章，第一警备司令梁士锋，旅长杨锦龙、谭启秀。该各将领所部当晚被缴械处理。接着，又逮捕第四军军长张国桢，南路司令梅光培、参谋长郭敏卿及冯肇铭。其中张国桢、杨锦龙、梁士锋、郭敏卿被杀，蒋氏报了此前在粤军中的积怨。这是处置粤军的第一步。
28日，国民革命军成立，编为六个军，其中粤系部队为第四军许崇智、第五军李福林与第六军李济深（因李济深与蒋深相结纳，此第六军实系原建国粤军梁鸿楷第一军主力，迨蒋氏搞垮许崇智后，由原建国粤军第二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已不存在，李部第六军改编号为第四军，第六军撤销）。许部粤军的第一、第四军已被解决（第三军为李福林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剩下的便是对付许本人和第二军了。
蒋介石直到9月3日仍在利用许崇智。是日，汪、许、蒋在广州旧省议会宴请商界名流200余人，宣称政府扶植农工乃为全民革命，而非共产，财政统一是为了保护商民利益。到9日，蒋从黄埔返省城晤汪，因言“许崇智不顾大局，把持财政，心欲限制本军之发展，可胜慨然”。当晚，蒋与汪精卫、谭延闿、朱培德“商议应付粤局”，即对付许崇智问题。14日，中执委会任命汪精卫为党军及军校党代表，蒋、汪进一步合作。18日，军事委员会授权，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全权处置粤局。
9月19日，掌握广东军政全权的蒋介石对许部粤军采取第二次行动。他密令黄埔学生第二大队，蒋氏嫡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四、五团，粤军第四师许济部第七、八旅并补充旅，及铁甲车队、江固舰，“解决反革命各军”。当夜10点，致函许崇智，“痛数应负责各事”。许接函后，回电话两次。蒋氏之函乃多诬蔑，实为驱逐令，许不能接受，大概斥其犯上作乱，故蒋氏称其“语多凶悖”。20日，学生第二大队在太平、虎门，第四、五团在东莞，包围粤军第三师郑润琦部（郑为原魏邦平部旅长）,10时缴械。粤军第四师陆海泉、谭曙卿、魏丽黄三旅，迫莫雄部（原第二师张民达部第三旅旅长，曾受许蒋令解决张国桢等部），该部曾做抵抗，后被缴械。蒋挑选上述被解决部分团队，编为第一军第三师，谭曙卿代理师长。是日午后3时，蒋令旅长陈铭枢持船票护送许崇智赴港（转沪）。蒋介石“奉令”处理结束粤军总部。同日，许氏部属广东省财政厅长李基鸿、军委会军需局局长关道被逮捕，罪名是“侵蚀国帑，接济反革命军”。23日，胡汉民被流放赴俄。梁鸿楷残部徐汉臣、梁鸿林等，先后被解决。原随许崇智回撤的张和（张民达旧部）、余鹰扬、冯轶棐各支队，参加第二次东征，分别被消化。其中张和（第一支队司令）在五华，据说有异心：“（11月1日）昨夜第一支队司令张和，派副官请归还俘虏，[企复粤军势力]，公（指蒋）不准。意其心犹未死，今日必逗留安流，乃于上午改道单骑往侦。十一时，抵安流，果如所料。和见公至，愕然。乃即急点缴。俟其拔以后，始回罗经坝。”在蒋介石已经驱走了许崇智、处理了粤军总部、解决了粤军各部之后，以一旅长级军官欲“复粤军势力”，岂非痴人说梦？不过，蒋氏的疑惧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许部粤军从潮梅撤退，尤其“廖案”发生后，陈部粤军已卷土重来，与蒋结怨的原许部粤军将领与陈部（即“新旧粤军”）合流，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经过“廖案”引发的广州当局的大洗牌，时空环境已经大变，新旧粤军复合之事已无人提及，复活许部粤军之举万不可能。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曾决定第二次东征，据蒋氏所称，东征经费已指拨，但为许崇智所吞。陈军虽复起，占惠、潮、梅各属，但而今蒋氏既可全权处理粤，国民革命军兴兵讨陈，已是指顾间的事了。
第一次东征结束后粤陈双方妥协与廖仲恺被刺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有间接的关系。孙中山去世后，唐、杨、刘的合力严重威胁广州政府的生存，为了讨伐杨、刘，巩固广州根据地，回师是必要的，回师势必导致暂时放弃潮梅、粤陈妥协。廖、许、胡等粤中大佬出于广东人大团结，与陈改善关系，虽想法不同，但倾向是一致的。但双方均未能把握住机会，迨“廖案”发生，为蒋介石提供了绝好机会，使之成为广州军事当局的独大。他一方面铲除敌对势力，另一方面加强与汪、鲍的合作，形成第二次东征结束后蒋、汪、鲍三角共治局面。广东地方势力已无足与之抗衡。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汪氏出走，蒋介石攫取广东当局的党权、政权。对广东人而言，蒋介石绝非善类，但到了这种地步，谁也奈何不得他了。历史，就是如此展示的。
（本文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