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的伟大革命勋业和崇高精神品德
廖仲恺自1903年在日本东京与孙中山相识时起，即决志追随孙先生为创建民国效力。为此，他于1905年9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后，“时与同人讨论三民主义之理论及实行方法”
，而成为“奉行孙总理主义，努力奋斗的人”。廖仲恺作为真诚的革命者，立足于广州这方热土，先后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讨袁护国、护法运动及国民革命，努力追求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完全实现；他在二十多年奋战之过程中，不仅为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建树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业，而且还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之革命精神风范。因此，我们今天来缅怀廖仲恺先生，既应铭记他建树的伟大革命勋业，更要学习与弘扬其崇高的思想品德。
一、为创建民国和巩固广东共和政权而奔忙操劳
廖仲恺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人生成长道路是：由留日爱国志士到革命党人，再从同盟会之骁将成长为一位职业革命家。这是他紧跟孙中山，在反清救国征途上初显身手——为创立共和民国奔走呼号，及在粤省开始执政、为巩固与建设广东共和局面而奋战建功的时期。
廖仲恺在东京留学期间一度是广东学生同乡会的负责人。他当时接受孙先生关于“物色有识之士，广为结交，以便日后结为团体，以任国事”之重托，曾为团结与壮大留东学界的革命派力量做出过积极贡献。廖在入同盟会后，于任该会本部之外务干事、会计长及天津分会主盟人职期间，积极追随孙中山并投身于同盟会为创立民国而开展的斗争。如他在1906年春曾奉孙中山之命，只身潜赴天津设立革命机关，协助法国驻津军官布加卑少校开展中法联合调查与联络长江流域各省革命实力的工作，以为日后武装反清起义做准备。夫人何香凝在廖此次离开东京时，曾题《赠别》诗一首为丈夫壮行，诗内有“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取中华史上名”等句。他们伉俪以身报国的革命豪情，跃然纸上。在之后的两三年里，廖仲恺一方面“复召集多数青年同志，为军事上之训练”，并在自己家里参与过孙先生发动武装起义之筹划工作；另一方面，他还对同盟会的革命宣传事业贡献尤多：自该会之机关报《民报》创刊至1908年间，其先后在《民报》上发表了9篇译著和论文，积极宣传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主义，而以介绍欧洲早期之广义社会主义学说，进而阐扬民生主义为中心内容。由此可知，廖仲恺这期间既为国坚持求学，又不忘革命——他参与了同盟会“武器的批判”及“批判的武器”这两项反清革命斗争。
廖仲恺对创建共和民国的重要贡献，尤表现在他积极协助胡汉民等开创广东民主共和新局面的工作上。他于武昌起义胜利后由吉林返抵广州时，正值广东宣告独立后的粤省军政府草创之际：政府各种机构之设置或完善，临时省议会的成立，政费军饷之筹措与财政的恢复，入城民军之安置，北伐军的组建和出师，省城反叛分子之肃清及社会治安秩序的维持等，这些问题都需革命党人及时解决，乃至全力以赴之。廖在此间担任军政府枢密员、总参议等职，大力协助军政府都督胡汉民及代理都督陈炯明开展以上各项工作，贡献甚多。当时广州的一家报纸发表评论谓：军府“所有要政，多得廖君襄办”；胡汉民后来在自传中也赞颂说：“仲恺常入都督府计事，至深夜而出。”这些足以证明廖仲恺是开创广东政坛共和新局面的有功之臣。
廖仲恺在广东军政府成立后的近两年里，先后担任过财政司副司长、司长兼省国税厅（处）长等职，艰辛地致力于恢复粤省财政金融，稳定“广纸”信用以安定人民生计，及力求本省收支平衡来奠定建设基础等项工作。他以为革命当家理财的出色成效，为巩固广东地方共和政权再立新功。
廖仲恺在军政府财政部（旋改称司）副职任上，大力协助部（司）长李煜堂进行恢复广东财政金融的工作。面对广东独立之初库空如洗、财政极度窘困之局面，为保证政饷两费的供给，他积极配合李采取了以下多项应急的财政举措：如盖司印流通前清藩库纸币1223万余元，并印制新纸币入市；又向海内外筹饷借款327万余元，并动员各界人士捐款126万余元。如此一来，终使粤军政府的政饷费用得以维持，广东财政金融也渐次恢复。廖对这几项理财工作所付出的努力，有利于广东地方共和政权之稳定，值得称誉。
1912年5月23日，廖仲恺受命出任广东军政府的第二任财政司长，肩负起了为政府当家理财之重任。这时的全国政局早已经逆转，袁世凯当权之北京政府，动辄掣肘广东事务，致令粤省的财经形势仍颇严峻，且治理难度增大。然而，廖面对此政治逆境，仍“精神奕奕，奋斗不绝”；他决心以励精图治来巩固广东共和新局面，及造福于民众。廖于6月1日正式到任后做的头件事，就是厉行整治财政司机关，扫除其往日一切积弊，大树勤勉、廉洁等新风。这令全司上下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为之一新。此举不仅大大有利于全司日后各项工作的开展，而且还在树立广东政坛新风方面做出了好榜样。
廖仲恺当时领导财政司同仁行政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广东纸币信用和稳定金融市场。他任司长两个多月后，财政司投放市面流通之新旧纸币已达1828万余元，而后加入的纸币还在增加。这大量的纸币无法兑现，很快就出现了使用值“低水”和流通困难的信用危机——先前已“低水”之广纸，至此间情况最坏时，其使用值只有面值之“七折”至“五成”；这令“市面金融摇动”，而“广东官钱局无法开门”。广大商民对此甚为不满。军政府也因此出现了财政危机。廖仲恺清醒地认识到：“数月以来，纸币价值日以低落，若不速从根本上解决，则政府、商民同受其损。”为急救广纸的金融危机，他在无法设立广东银行之情况下，采取了以下的多项行政与经济治标措施，来维持纸币流通和稳定市面金融。廖司长采用的行政措施主要有：①呈请胡汉民以告令规定，“凡与市场交易，以及商民缴纳钱粮厘税，一律以纸币为本位，以银毫为辅助”，“应遵现章，一元以上者俱收纸币，一元以下者均用银毫”。②呈请胡汉民下令将原以广东纸币“完纳钱粮、厘税”之定章，提高为“均以每百（元）加二核收”，并饬各属“一切出纳均需行用纸币，于征收之款皆遵加水核收”。③劝谕商民“对于纸币毋稍低折”，并要财政司订出广纸十足通用条款，规定纸币自中秋节起“十足通用，低则议罚”；财政司为此同时印发了“罚则”数十万份广为张贴，以除民众视低纸币之弊。此间，廖仲恺还使用了一些经济办法来稳定纸币金融。其要者有：令官钱局以所铸之1700余万双毫银币，有限地收回了部分旧纸币，又发行有奖公债1000万元，用以兑换一些纸币等。这些行政与经济举措双管齐下实施后，很快就收到良好的效果。廖于1912年10月论及此时指出：“此次维持纸币，……幸得商民协力治标，已著成效。”此后，广纸价值之波动虽有反复，但整个广州（广东）金融市场的运行，却终于日趋平稳。这大有利于民众生计之安定。
廖仲恺督率全司上下进行的又一重要工作，是整顿广东财政——开源节流，力争军政府收支平衡，以奠定建设新广东之经济基础。他接任司长后的头两个月，军政府的财政“每月不敷约一百万元”。面对严峻的财政赤字，其决心“由租税上设法，以补财政之不足”。为此，廖遵照孙中山此间关于广东“革新伊始，在在需财，……欲救其弊，必须实行税契及平均地权之法”的指示，在孙中山及胡汉民等支持下，于1912年5—6月间主持制定出《广东换契简章》13条，呈转省临时议会审查通过。该简章规定，“广东人民所有之不动产，经前清政府印给之旧契，一律由中华民国广东政府换给新契”；政府对断卖契和典按契，分别照原契价收取10‰和6‰的换契金。在胡汉民都督于7月颁行实施换契简章令后，广州市换新契者一度“极形踊跃，计每日换契金收入五千余金”；但各县的换契事却显冷清。廖仲恺特为此于11月下旬拟出《乡村换契简便办法》6条，呈都督核准实施。由于各业主对换契事多持观望态度，在该地价税契法案实施的半年多时间里，全省各地之“换契者仅二十万有奇”，“所收契税金不过百余万（元）”。由此看来，这地价税契案的实施，政治意义远大于财政收入——此举不仅验证了孙中山“平均地权”政领的可行性，而且还表达出粤省革命党人决心实施这一社会革命纲领来建设新广东的美好愿望。
在实施地价税契案之同时，廖司长还努力规复烟酒捐、蚕丝捐、粮捐、屠捐、房捐、警费，并开办烟酒附加税及盐斤加二税等，以期扩增税赋收入。此外，省财政司再继续以高利息向省港各行商借入债款“五百四十三万元（内含协助京饷一百四十万元）”，并销售了有奖公债1000万元，皆作为本年度的特别收入。
廖仲恺积极大力开源之同时，又想方设法节省政饷两费的开支，其节流措施有：统一与整顿全省征收机关，严禁各属截留厘金税款；查禁奸商串洋瞒厘及其运私盐偷漏税；规定各单位编制预决算表册，交核计院审批以控制不必要的支出；支持胡汉民裁撤冗员和推行机关职员减俸；力持军政府整编与遣散大批民军以节饷费等。
以上各项措施综合施行后，广东军政府的财政状况大有好转——其财政赤字自1912年9月后大为减少；到了1913年一季度后，省库反而有了余财：5月已库存生银50万两，双毫银洋300多万元（也有说“五六百万元”者）；至8月份时，省库已“存有现洋七百余万元，另有纸币数百万元。此为民国以来财政当局所未见之现象”。
应该说，民初之广东军政府是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之重要组成部分；在孙交出中央政权后，粤省仍由革命党人完全执政，属辛亥革命仅存的少数硕果之一。廖仲恺当时是站在巩固共和民国的高度来为它当家理财的。这从其所说的“吾粤人民对于共和政府宜何等密切”之话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此间之广东军政府，能在袁世凯辈已窃取了革命果实的政治逆境中，仍保持正常运转并有所作为，实与廖仲恺攻坚克难之理财工作能不断为它提供经费支持是密不可分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辛亥革命运动——特别是在民国初年广东政坛上之建树与贡献，及其早期努力为民主共和事业奋斗的精神风貌。
二、在创建广州护法与统一基地的战斗中愈挫愈奋
1917—1923年间，孙中山曾三度开府于广州，进行旨在维护民国“临时约法”与合法国会，及重造南北共和统一的护法斗争。廖仲恺此间紧随孙之鞍前马后，为广州护法与统一基地的开辟、重建和巩固，及南方各省捍卫共和制斗争之开展，殚精竭虑地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其成为“孙中山荷包”——重要经济助手的阶段，也是他在艰难顿挫奋战中与时俱进、政治上走向成熟之时期。
广东军政府在二次革命中失败后，廖仲恺因受到袁氏爪牙龙济光悬赏花红一万元之通缉而被迫亡命日本。他在东京积极参与并大力协助孙中山重新组建革命党。中华革命党于1914年7月正式成立后，廖仲恺担任了本部财政部副部长，并代理部务等职；他从此之后肩负起了为全党理财的重任，并成为支持和襄助孙中山开展护法斗争——以武力讨伐北洋军阀、为共和统一再战之得力助手。
在孙中山为讨伐段祺瑞专制卖国而首次南下广州开府进行第一次护法斗争时，廖仲恺为广州护法基地的创立出过大力。他于1917年夏间积极协助孙中山“运动北洋海军军官彭春源等南下护法”。孙中山等先行南下抵穗后，廖为解决大批海军舰队及护法议员南下的经费问题，仍留在上海负责筹款等事。他此间一边致电南洋同志，嘱“速筹款项，以济军用”；一边又以孙中山名义做担保，向外商借入现款计1392700元——其中“用于海军方面四十万元，苏、沪……粤等处，暨招待国会议员南下旅费等项六十余万元”。这才保证了护法的舰队官兵及国会议员能如期分批南下广州，并拥戴孙中山于是年9月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以开展护法斗争。
广州军政府成立后不久，廖仲恺即应孙电召由沪返粤，于9月25日出任军政府财政部次长，并代行财政总长职，担起了筹措政饷等费以支持孙政府护法的重任。他此间为筹募款项多方设法：鉴于地方税收多为桂系军人把持，其继续动员南洋华侨饶潜川等捐款助饷；协助军政府外事部门与沙面领事团交涉，争得每月盐余税款约40万元收入——以之拨充政费与军饷；呈请非常国会批准由财政部筹饷局发行公债券，半年多时间获款1555万元。廖部长的这些理财举措，有力地撑起了第一次护法运动——孙中山主持之广州护法政府有了财政部提供财力支持，不仅能保证机构有效地运转，而且还得以唤起粤、桂、湘、滇、川、黔等省党人进行护法战争。这期间，孙中山还在廖的拨款资助下，创建了一支“援闽粤军”——它令西南各省之护法香火得以延续下去。
第一次护法运动于1918年5月失败后，廖仲恺追随孙中山抵达上海。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积极为重建广州护法基地出力——曾几次从财力上支持陈炯明壮大驻在闽南的粤军，并奉命往返沪、漳间，敦促陈部及时从漳州回师西进收复广州。这使孙中山能于1920年11月返广州第二次开府，并在次年5月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廖在此间先后受命担任广东省财政厅长、民国政府财政部次长与署理财政总长等职。他当时接手的广东财政是一个烂摊子，胡汉民曾就此事说过：“粤中财政为桂匪捣乱，至于破产，而且军饷火急，债务麇积。仲恺支持太苦。”但廖仲恺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迎难而上、努力工作：他陆续出台与采取了稳定金融与筹措政饷等费的多项理财措施，为巩固第二次护法的根据地贡献了智力。这些举措主要有：①鉴于纸币“中行票”低水严重，任职伊始就拟出扩充广东省银行的统一纸币计划，决定由省行发行五种票面之兑换券流通市面，以“易回中行纸币，冻结存入省库”。其专为此下令曰：从1920年12月1日起，兑换券可以缴纳田赋、厘税；广州各征收机关“所有库款出入，悉以省立银行纸币为本位，一律专收省行兑换券，不收银毫”——此举收效颇佳，到次年4月时，“广东银行纸币（已）十足兑换，信用甚固”。②发布统一全省财政收支的告令与条例，规定各县的田赋、厘金及税款等项，应“随征随解，一俟月终核结，即行扫数清解”；对违犯令例的主管官吏给予记过、记大过，甚至撤职查办等处分。③拟出整顿田赋办法，并核定各项税收章程，以整顿全省的赋税；并为此训令各县知事“各县地方税收，嗣后一律招商承投”，以期广东各项税款之年度收入达3000万元以上。④呈请省议会批准发行广东善后公债券500万元，并借入少量外债，以便供政府收束军队和整顿财政急用。廖部长的上述各项理财举措实施后，不仅使全省之金融财政得以恢复，从而稳定了广东的政局，而且还为孙中山发兵讨桂和北伐提供了数以千万元计的军费开支，进而扩大了护法革命基地。这期间，他还为大力支持孙中山北伐，同反对北伐的陈炯明进行过坚决斗争。然而可恨的是，孙二次护法所开创出来的反对南北军阀斗争之新局面，结果却被陈炯明部1922年6月的叛乱断送了。
第二次护法运动夭折后，廖仲恺再次离穗抵沪与孙中山会合。他此间积极协助孙发动许崇智的东路讨伐军，联合由滇、桂军等组成的西路讨伐军，东西夹击陈炯明。为此，廖于1922年11月底至次年初，先后携款前往福州与泉州等地，慰勉许部粤军，并与各将校筹划出兵西征陈炯明。当1923年1月西路讨伐军杨希闵部火速驱逐陈炯明、捷足占领羊城后，孙中山遂于3月在广州第三次开府执政。在日后孙先生宣布抛弃护法旗帜，另谋以俄为师、重新开展救国斗争期间，廖仲恺一如既往地紧随其左右，一起踏上了迎来新民主革命曙光的革命新征程。
由上述史实可知，辛亥革命后廖仲恺在大力协助孙中山进行讨袁护国，尤其是于长达六年的护法斗争中，建树了可圈可点之革命勋业。孙领导进行的这些革命斗争，实“关系民国之安危”和国民的幸福——因为它是“共和主义与军阀主义宣战”，“其目的实为统一”；一定“要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才有幸福可享，国家才能永远太平”。特别要指出的是，护法运动既是中国旧民主革命的尾声，又延伸到新民主革命的发轫。廖仲恺深刻体认到孙先生的护法要旨，在此新旧民主革命之历史转折时期，成为协助其反对南北军阀、捍卫共和与统一民国的得力助手。他以开创、巩固与建设广州护法根据地的不懈奋斗，为力争完成旧民主革命进行了最后的拼搏；同时他又在政治方面，以执着追求实现民主共和制度及紧随时代前进步伐之精神，投入到孙所倡导的“革心”运动中，而进一步深化了对三民主义之理解和践行，决志再为即将勃发的国民革命运动建功立业。
三、为国民革命反帝反封建高潮之勃兴忘我奋战
在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和国共联合战线领导进行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廖仲恺既是仅次于孙中山的策划者和设计师，又是一直为这场革命运动兴起与高涨而忘我奋斗之第一人。他此间先后身兼广东省省长、大本营财政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政治委员会委员、工农两部部长及黄埔军校党代表等十几个要职，在竭力巩固广州革命根据地之同时，又积极组织与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而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勃发做出过全方位的重大贡献，直至最后为它献出了宝贵生命。这是其由孙之重要助手与战友，成长为民主革命领袖和导师，一生中建树之革命勋业达到光辉顶峰的时期。
众所周知，廖仲恺于首次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在领导与组织党、政、军、群各方面进行革命斗争之过程中，都建树了卓著勋业，而史学界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也已颇为充分。有鉴于此，故本文谨择其荦荦数大端，略做简要说明。
第一，廖仲恺晚年的伟大功绩，首在赞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建立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联合战线，并使之日趋巩固而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有人指出，“国民党的改组……固为深谋远虑、大智大勇的中山先生所决定，然助此事业的完成”，“不辟劳怨用了十二分的努力赞助孙先生的，廖先生实为第一人”。事实的确如此。廖对孙中山改组本党的抉择有正确认识，指出想实现“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就“非把国民党改组不可”；他作为孙的第一助手，参与了此改组工作之全过程，并在关键时刻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如他在党内高层有人不同意孙实施联共决策时，即强调“现在俄国既诚心和我们联络，我们便不应该拒绝它的党徒”，其由是而成为当时国民党内最拥护实现国共合作者。又如他在负责实际主持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开展国民党改组筹划工作之过程中，既主持会议制订与通过了改组诸文件，又亲自抓好广州和上海两地之改组试点，从而使国民党之改组工作能顺利进行，取得了重组中央机构及建立基层党组织的成果和经验。再如他在1924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一大”会议上，对大会完成国民党改组之三项议程——通过大会宣言、党章和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都起了重大作用；特别其在28日通过《中国国民党章程》之会上，旗帜鲜明地反对方瑞麟关于在党章内新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指出中共党人加入国民党“是本党的一个新生命。……彼等也不是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功夫的”。这一发言具有一锤定音之效——“反对跨党者竟无继起发言之人”。于是，这允许中共党、团员跨党的新党章获大会一致通过，国共合作事遂成定案。廖仲恺在国共合作实现后，又始终站在左派立场上，力排党内右翼势力对它的攻击与破坏——他为维护国共合作联合战线和捍卫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总之，国共两党革命联合战线能顺利地建立，及其能以广东为基地指导国民革命运动日趋高涨，而开创出了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新局面，都与廖仲恺的努力工作分不开。
第二，廖仲恺此间的第二项重要功绩，是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和建立党军。有人指出：孙中山先生因鉴于“未受训练的军队之不可靠，乃决心创造党军和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当时为这事出力最大、功劳最高的，实为廖先生”，这说的完全是实情。孙在共产党人和苏俄顾问帮助下创办此军校，为的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廖仲恺深深懂得他的这一建军思想，认识到只有办好该军校，国民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因此参与领导办校建军最为尽心尽力，并发挥了核心作用。首先，他在蒋介石于1924年2月21日擅辞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职后之关键时刻，毅然受命挑起了筹办黄埔军校的重担。廖在代理筹备委员长职之两个多月里，主持召开的筹备会议“达32次之多”；“为了早日开学，他常常每天工作长达15小时。经他主持的会议议决了包括订定校章、修葺校舍、聘请教职员、招考学生、审查员生资格、决定服装、决定第一期新生的教练计划等”事项。其同时还积极负责筹措军校之开办经费。这才保证了全校师生能于5月5日开学，6月16日举行军校成立典礼。其次，廖仲恺在军校党代表任内，切实贯彻政治建校、军事教学与政治教育并重的办学方针，带头创立了一套政工制度。他在对学员的演说中，既勉励大家要“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跟着本党总理，一心准备革命”；又要求他们应学好军事技术，“继续向训练上加工做去”。其还在实际工作中，既依靠共产党人周恩来等，抓好军校的政治教育与法规建设，又大力提倡师生开展对军事科学之研究。再次，廖仲恺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建军校教导团。1924年9月，他遵孙的指令要何应钦等着手组建教导团事宜。当11—12月军校第一、第二教导团相继成立时，他亲自从第一期毕业学员中选出五六十人作为教导团党代表的候选人，并给第一团指派了“连党代表12名，营党代表3名，团党代表1名”。从此，孙中山才真正有了一支政治、军事素质皆过硬的党军。在孙中山于1925年3月病逝后，廖更不断关怀这支党军的发展壮大：教导团于4月扩为党军第一旅时，他亲自兼任党代表，该旅不久后相继扩建成党军第一师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上述可知，廖仲恺从黄埔筹备直至党军成师，实始终综其成。这支以黄埔教导团为骨干而扩建壮大起来的军队，在日后的东征、北伐战斗中，以鲜血和战功谱写了国民革命历史的新篇章。
第三，廖仲恺当时的又一伟绩，是其在国民党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及广东省省长等职任上，大力贯彻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为唤起、领导和支持广大工农群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而倾注了很多心血，且贡献巨大。为使国民革命运动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努力奋斗的主力军，他从协助孙先生制定与颁行大政方针，及身体力行地进行组织发动等方面入手，全心全意来扶助和奖掖广东的工农革命运动。一方面，廖仲恺曾以工人部部长身份，指导《工会条例》的修订工作，然后呈请孙大元帅将之颁行。其又以中央农民运动委员和广东省省长等身份，参与起草《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宣言》及《农民协会章程》；当孙中山核准颁行这两份文件后，他即将它们印发给各县长，并以省长名义训令各县长：“即便遵照，奖掖当地农民根据章程及宣言，组织农民协会及农团军。”另一方面，廖仲恺又做了大量扶助农工的具体工作：如他在1924年5月将广州全市的130多个工会联合起来，成立了广州工代会执行委员会，并自任执行委员长；他大力支持工、农两部之秘书长冯菊坡、彭湃等，创办工人运动讲习班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亲自为两所的学员们授课或做演讲，以培养工农运动的骨干人才；他为启发工人、农民的觉悟及动员他们组织起来，甚至还两度深入到石井兵工厂内，为该厂之“工人青年学校开学”讲课，或“劝工人办消费合作社”。其又“和共产党人谭平山一起到中山县原九区宣传农运……自带帆布床住在农村，……常常到农民家去对话”——这堂堂省长“有意识的靠近工农”，由此可见一斑；他在广州工团军及各地的农团军成立后，即以省长公署名义核准其立案，并同意垫付他们的训练、生活经费，以扶持工农力量之发展壮大；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沙面工人和省港工友的罢工反帝斗争，及扶助广宁县农会的反封建抗租斗争。显然，工农革命运动首先在广东如火如荼地勃发开展起来，实与廖仲恺的努力奋斗分不开！廖仲恺之所以如此尽心竭力地扶持工农运动，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占我国人口最多的是农工阶级。……（其）利益与革命是不可分的，但是革命是工农为主才行，革命要成功，第一是要工农大众联合共奋斗”；因此，真革命派就必须“替农工阶级打销压迫他们的力量”。国共人士认为，正因廖仲恺有这种正确认知，所以他就“成了首先执行工农政策的第一人，……极力扶助工农运动奋进”；所以他能始终“秉承总理的农工政策，努力于农工的组织、训练、指导，极力扶助农工组织农会、工会、农民军、工团军，从而使农工在革命政府统治下，得以积极（参加）革命”。故而刘少奇则因此肯定并称颂其说：“廖先生之所以伟大，实即如此。”
第四，廖仲恺的再一大勋业，是他先后参与领导并组织广州革命政府进行的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战斗，以此沉重地打击了内外敌人。《广州国民日报》刊文列举出七项“廖先生革命事迹之最著者”时，其中就有四项属此范畴，即“（三）平定商团之变，（四）肃清东江，（五）削平刘、杨之乱……（七）……此次帮助省港大罢工尤力”。的确，注重开展对敌斗争，是他晚年在革命舞台上演出的重点与精彩剧目。廖领导与组织进行这些战斗，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与巩固，及进而将之建成为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后方基地，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孙中山和国共联合革命战线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广东蓬勃发展。这引起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恐惧——尤令英帝国主义香港当局坐卧不安，于是港英殖民政府就首先煽动广州商团起来“造反”。商团头子陈廉伯等遂做起了成立商人政府之美梦，阴谋以私运大批军火到广州，进而实行全省商乡团联防发难之手段，来反对与推翻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在广州商团叛迹初步败露后，廖仲恺始终是力主扣留非法团械并严惩商团叛乱之人。香港《华字日报》曾载文曰：“其时廖任省长。以内幕言，廖与蒋介石、胡汉民等，为主张扣械最力之人；以公事言，则省长衙门，为奉命办理扣械之主要机关。”自孙于8月10日下令扣留商团私运的“哈佛”号轮上之团械后，廖在20天内先后发出了21件告令，内容涉及：说明扣械理由，严禁商乡团联防总部成立，通缉首恶者陈廉伯、陈恭受并抄没其财产，尤其是打消商团煽动的罢市，及反对范石生等调停。当两陈煽动佛山和广州商民实行第二次罢市，并派商团武装巡行街巷及枪杀“双十节”游行群众、拟倒革命政府时，廖即以革命委员兼平叛部队监军之身份，组织并督导政府各军于10月15日攻占广州西瓜园之商团总部，一举平息了广州商团叛乱。在东江陈炯明趁孙中山北上病重而派兵侵犯石龙等地时，廖仲恺马上协助政府组织东征联军，并于1925年2月出兵讨伐陈炯明部。在由蒋介石亲率之军校教导团和许崇智部粤军所组成的东征右路军出师后不久，他也“亲临前敌激励将士”，并参与了决胜的棉湖之役，终使右路军能乘胜长驱东进，“下海丰，定汕头，卒平东江”。当时，仍混在广州革命政府军中之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及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两人，“戴着总理的帽子来蹂躏广东；换句话说，就是借着革命之名，来行反革命之实。他俩包藏祸心，潜谋已久”，再加上又“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收买，屡次来做危害国民政府及革命根据地的勾当”。廖仲恺对其阴谋“发觉独早，很坚决地主张讨灭之”，“然刘、杨之势已植，正如根深蒂固，摇撼不易”。面对此情势，廖为部署讨平刘、杨叛乱事，于1925年5月再度亲赴汕头，与许崇智、蒋介石及汪精卫等商定了平叛方案；随后又“运其智勇：以党代表资格激励党军，以工人部部长资格联络工人，卒能以最短期间踣蹶大憝、巩固全局”。此外，廖仲恺还于1924年7月及次年6月，分别大力援助沙面洋务工人和省港两地工人举行的反帝罢工斗争，并称赞省港工人“罢工的目的，是为国家谋自由与独立”。这两次声势浩大的工人大罢工先后皆获胜利，给了英帝国主义者等以沉重打击。
以上大量史实告诉我们：廖仲恺在国共合作期间的革命实践活动，皆与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确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之主要组织指导者和杰出的领袖之一。故人们皆称颂“廖先生实为国民革命之柱石，反帝国主义之导师”，他是“我们最勇敢、最忠实的革命领袖”，毕生为近代中国革命建树了不朽勋业。
四、革命风徽垂范百代，崇高精神品德永励后人
廖仲恺在短暂和革命的一生中，不仅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建树过彪炳史册之功业，而且在政治上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厚重而宝贵的精神遗产。他在革命奋进中所展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德，内涵极为丰富——人们可以对之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概括与表述。笔者认为可将廖的精神品德简要地归纳为24个字：爱国革命、坦荡忠诚、勤政实干、廉洁奉公、勇敢担当、俭朴亲民。他所遗留给我们的这些政治财富弥足珍贵，因为它们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及含有社会主义的荣辱观与价值观内涵，至今仍激励着人们在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大道上不断地向前迈进。
一生爱国与坚持革命，是廖仲恺最主要的精神品质。有人在他殉职后称颂：廖仲恺是“爱国至诚、救国至努力之同志”，堪为所有爱国革命者的典范。的确，他的爱国主义不仅表现为对祖国怀有执着深厚的思想感情，更体现在始终不懈的革命救国实践中。爱国主义精神是廖仲恺政治思想的内核，也是其一生革命活动与奋进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廖的革命人生前进轨迹，始终与爱国—救亡—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年轻时为探寻救国真理而远渡日本东京留学，并在此期间由爱国走向革命，而成为孙中山先生麾下的一员战将；他此后之二十多年献身于救国事业，而成为“最努力于国民革命之人”；其奋斗的目标就是为国家争得独立、自由和民主，以将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国强民富的新中国。显然，廖的爱国主义内容既包含反帝反封建之革命思想，又有建设民富国强的近代化经济思想，而它发展选择之终极目标是以社会主义来振兴中华。正因爱国主义是廖仲恺思想的主体，所以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写下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廖仲恺先生”的题词。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爱国革命精神是廖仲恺政治遗产中的最本质部分和核心内容。
坦荡忠诚——忠于孙中山的主义、忠于党的事业及忠于国家和人民，是廖仲恺的又一崇高精神品质。他自己在1924年的布告中谓：“本省长为国民党人，……对于国民党之宗旨、主义，二十年来未之有改。”当时的人们也有口皆碑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或指出，“廖先生是最能认识本党使命之所在、最能奉行总理政策者”，“他二十年来坚持为三民主义奋斗，犹如一日”。或谓：他是模范地忠实于总理和党的主义与政策之“真正革命者”——“同是总理的信徒，廖先生的信仰要来得坚确些；同是国民党的领袖，廖先生的精神要来得强固些”。其“对于个人的出处进退，纯然以公事为主眼”，“他看得自己一身如党内的一副机器”，“完全跟着总理和党的决议”来运转，“如何才有利于党，便如何做去。这真是为党服务的模范”。或强调说：廖在孙中山病逝后，“能够执行总理的意志，秉承总理遗教……努力工作”。总之，廖仲恺是一位“忠于学，忠于事，忠于国，忠于民”的伟大民主革命家；这“国民革命现今蓬蓬勃勃、蒸蒸日上的气象……大半是廖先生辅助总理、继承总理遗志继续造成的”。
敬业实干、勤政为国为民，也是廖仲恺的高贵精神品质。何香凝和戴季陶皆强调了这一点。他们或谓：“我们纪念廖仲恺先生，第一步不要忽略先生的实干精神。”他“当时站在主导地位，也是我们同志中最努力（干事）的一个”；或曰：“以仲恺之生平性行论，真是个……勤慎而忠于职务的人，而且他生平没有一个私人，并一书记也不用，事必亲躬。”还有人在论及此时说，“廖仲恺一生的努力，真是现代一切为国家服务的人的模范”，他自己总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做诚正修齐治平的工作，而能择善固执、贯彻始终”；其因“勤劳……公而忘私，不知有己，只知有党，所以最能为党奋斗，时时刻刻领导着一帮同志猛向前进”。而人们在具体谈到廖仲恺之忠于职守、敬业勤政和认真负责之情形时，或说：“他平日工作至少十二三个小时，至多十六七个小时，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或谓其在1914—1920年管理党的财政工作期间，真正地做到了“没有一笔不清楚的账目，没有一宗无本人签字的收条的支款，就这一件事，就可以晓得他对于职务是何等忠勤了”。廖仲恺的这种精神和作风，“已足为一切从事革命者之模范”。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是，廖雷厉风行地统一军民财政的实干践行，竟成了反革命派买凶刺杀他的主因。如何香凝谈及此事时说，他统一“军财两政实行最力，最遭骄兵悍将、贪官污吏的妒忌”，于是“反动派……而有谋杀廖仲恺同志之举”，汪精卫也指出，廖仲恺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后，“所努力的便是财政统一、军政统一、军队需受政治训练几件事；……他所独力承担的是财政统一。……总之，廖仲恺之死，死于财政统一”。他的牺牲，对“有一线曙光”的广东财政统一急务，是个沉重打击。
廉洁奉公、不蓄私财，乃是廖仲恺的另一崇高精神品质。他在一生为党理财的执政实践中，思想上警钟长鸣——真正认识到为官者“爱钱则民穷，民穷则国弱”，“贪”与“利”二字，实为坏事毁誉之两大祸根。因此其把“为官不能爱钱”的格言，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之古训，作为座右铭和行为准则。因此，廖先生始终怀德自重，坚持廉洁自律、不图私财，长期当大官而两袖清风。世人在论及廖仲恺之为官时，皆称颂他的克己奉公和清明廉正。他们或说：廖在粤军政府财政司长任内时“署中无一私人”“收受无一私财”；他“与其他财政厅长之腰缠十万贯者，相去天渊也”。有些曾供职财政司十余年的职员后来还称颂曰：我们“所见长官不少，然无一能及廖之精勤廉洁者”。又有人指出，孙中山“以先生娴于经济，故十余年来……悉以财政事属之”；故廖从二次革命后追随在孙先生左右时起，“屡次做财政当局多年；而他的操守廉洁始终如一，身死之日家无余财”。廖晚年之嫉贪如仇、为官廉正，令一班贪官悍将原形毕露：他们在对廖恐吓不了又收买不成的情势下，竟使出了暗杀他的卑劣手段，由此而犯下了伤天害理、令人发指的罪行。
廖仲恺平生之廉洁自守，由此孪生出了另一高贵品德，就是他生活清贫、作风亲民。他虽然长期为官执政，但日常生活却与普通人无差别。如廖仲恺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时，与胡汉民“同住一处，只有两个简陋的房间，会客、吃饭、睡觉都在里面”。这令那些料想做财政厅长“一定有钱”的海外人士深感不解而“很以为怪”。他晚年因出席会议“误了饭堂钟点，就在党部命人买一碗云吞面来充饥；有时竟坐人力车在马路上驰驱”。有人称颂其曰：“这种平民精神，求之现在官宦要人，实在万无一见哩！”还有前文提到过的，廖仲恺还时而深入到工厂或农家中，与工农民众打成一片。因此，人们在廖身后皆称颂他：“固为一模范之平民领袖也”，并认为“革命的同志，尤其人人应该以仲恺先生事业家的、平民政治家的廉洁、谨慎、俭朴的人格为模范”。
廖仲恺还有一崇高的精神品质，是他对待党的事业勇于担当和敢负责任，并坚持埋头工作以竟其功。有些人撰文论及其敢于担当负责的精神时称：廖“从孙先生革命二十年，……患难必与共”，“他平日在总理左右的时间最多……总理发一议定一策，廖先生一定……忠实奉行”，为担当起党的使命而“努力工作”；或谓与他人相比，“同时实行三民主义和领导国民革命，廖先生的行动和努力，要格外迅速、勇猛、精进些；总括来说，就是廖先生对于革命主义和革命行动，认识十分正确，精神十分充实，行动十分勇敢”。还说，廖在孙中山逝世后，“以一人之身当财政要冲、军事要冲、党务要冲，而每事皆一一躬亲自为，精于考核，勤于业务，日常工作逾十六小时以上，而口不言倦、身不露疲”，堪称“不辞劳瘁”之楷模，他此间“领着同志、群众加倍工作，弄得眠食常失，真可说是拼着命干”，甚至在知道反动派要加害于自己后，其还坦然谓：“我平生为人做事，……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国和民众的地方；他们如果安心想来暗杀，预防那也是没有用的。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工作）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世人对其有这样的评价：廖仲恺之“做革命工作也，不尚空谈，专注实际”；他对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总是主张“彻底解决，不稍妥协”，真是位“热心做事者……最能负责、最能工作之领袖”。
此外，还有些论者从廖仲恺之立身特点与人格节操方面立论，来强调和彰显他是一位人格伟大、学问渊博、识量宏远、品性纯洁高尚的领袖，及“足供吾人模仿景仰而不能忘记”的“道德模范”。如有人指出：“若论其人格，则仁慈平易，勇猛精进，忠诚坦率，廉朴捐介，廖先生均兼有之。”又有人强调说：“仲恺先生的特点，是在他‘平和而富有同情的性格，勤慎而忠于职务的节操’。在革命的政治家中，这两种性格能兼而有之，而且能发挥尽致的，实在是绝无仅有。”10还有人认为：“综其平生可为吾人所钦敬模范者，为识见高远，宗旨确定，廉洁自持，努力奋斗；其精神、魄力、才略，中国罕见其比，惟俄之列宁、特罗斯基差足比之。”1廖仲恺这些“特殊的品性和节操，真是救国者修己安人的努力标准”。
总之，值此廖仲恺诞辰140周年之际来纪念他，我们不仅应缅怀其早已彪炳史册之伟大革命勋业，而且更要学习与弘扬他仍然充满政治活力的崇高精神品德。诚如上述，廖仲恺之爱国革命、忠诚坦荡、勤政实干、廉洁奉公、敢于担当及俭朴亲民等精神品质和道德情操，都是他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政治财富。所有这些并未因时光之流逝而褪色；它们现今仍是我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素材，并将一直成为激励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振兴之中国梦而奋发向前的力量源泉。
（本文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