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社会成员的纽带

合作与社会身份认同（social identity）不一样，它是构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得以区分的基础。我们可以从研究人类学家提出的一个关于智力起源的假说开始。该假说认为：随着人类大脑变得越来越大，我们的社会关系也同样不断增长，二者互为因果、彼此影响，促使它们都发展出更大的规模和更复杂的程度。 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指出：一个物种大脑的大小——确切地说，应当是大脑新皮质的体积——和该物种个体能够维持的社会关系的平均数量之间存在关联。根据邓巴的数据，我们的近亲黑猩猩能够保持大约50个合作伙伴或盟友关系：它会把这50个最能和自己慷慨合作的黑猩猩视为朋友。

当涉及人类时，根据邓巴的计算，一个普通人可以维持大约150种亲密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新朋旧友有来有去，所以具体的知心朋友会发生变化。邓巴将这个数字概括为“如果你在酒吧与其邂逅，即使先前没受邀请，也可凑上前去与他们喝上一杯，并且不会感到尴尬窘迫的人的数量”。 这个数字被称为邓巴数。

但“社会大脑假说”漏洞百出。首先，这种结论过于简化：毫无疑问，你如果跟踪观察路人的行为，会发现这些路人除了寻找食物、制作工具之外，还要进行大量尚无准确定义的活动，并且其他一些人类技能也需要他们付出认知努力。而且，我们还得考虑事情发生的背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一名学者在一场专业会议上可能会与很多与会者具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他在酒吧可能也愿意和任何一个陌生人喝上一杯。此外，友谊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如果邓巴数变成了50或400人，那只表明人们对于基本的亲密和融洽程度要求不一，其标准或松或紧、不够统一。

但是，不管人们在人际关系中投入了多少脑力，我们的社交圈远没有达到民族国家的规模。你在生活中为150个朋友腾出空间的能力，与黑猩猩维持50个伙伴的能力之间存在的差距太小，不足以解释当今人类社会所具有的惊人规模，甚至和我们过去规模较小的社会也无法相提并论。事实上，从石器时代到互联网时代，从来没有一个人类社会仅仅由一群兄弟姐妹组成，或者说是一种最多由150个可以相互分享的朋友和家庭组成的团体，成员们都生活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之中。因为这样认为的话，就会误解友谊的本质，进而误解我们在朋友之间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无论是在人口过剩的印度、拥有约1.2万名公民的波利尼西亚族岛国图瓦卢，还是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畔的微型埃尔莫洛部落，没有任何人能和社会中的每个人交上朋友或进行合作：他们只能从中精挑细选。当耶稣基督说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时，他并不是说你一定得和每个人交上朋友。撇开埃尔莫洛部落不谈，我们的社会至少包括一些我们永远不会遇见——并且多数情况下应当数量巨大——的人，更不用说和他们交朋友了。不要在意那些我们没有选为朋友的人，或者那些拒绝我们的人——几乎可以肯定，我们最大的敌人就生活在自己的国内。

关于个体如何互动的数据揭示出一个物种的邓巴数与其社会规模之间同样存在差异。比如，一个由黑猩猩组成的群体可以称为猩猩社区，其中的成员往往超过100。然而，即使是一个只有50个成员的人类社区，根据邓巴的计算，这些人应当完全是知心好友，但事实是这种情况也从未发生。

“对群体规模的认知限制”（邓巴的用语）让一些社会大脑假说的粉丝心生疑惑，是因为他们混淆了社会网络（其中社会关系的强弱因人而异，并且取决于每个人的不同视角，例如邓巴数所描述的那种情况）与不同群体（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社会本身）之间的界限。两者都在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具有明确界限的社会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土壤，让长期持续——尽管可能会不断变化的——合作关系得以发展。虽然合作关系网有时可能会把每个成员都纳入其中，但这些合作关系只有建立在每个人掌握的智慧和合作技能的基础之上，并且在那些彼此相处融洽的成员之间才能发展得最好。

因此，社会得以存在，不仅仅依赖于成员相互结盟的人际关系，更是基于成员共享的身份特征。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类在各个社会中都是通过多种多样的统治规则来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并促进各种社会网络的健康发展的。我们仔细研究各种做法并制定惩罚措施，以保证人们交易公平、举止得体，并且这种措施可以适用于大多数人，帮助他们实现互惠互利。比如，拾荒者通过捡陌生人扔的垃圾来换取金钱、自食其力。他在街角旮旯从一个素不相识的店主那里买来咖啡，也可能会在教堂或员工大会上对着数百名陌生人发表讲话。但这种互动管理也存在局限性。尽管一个社会能给成员们带来经济利益并提供保护手段，但社会派系之间的意见分歧，特别是关于对方是否尽职尽责以及互惠互利的争论，却让人感到痛苦。而这种小打小闹所带来的伤害还是最小的。此外，没有一个社会不会出现犯罪或暴力现象（合作现象的反面例子），而这是由该社会具有完全成员资格的某一个体或团体针对另一个体或团体而做出的侵害行为。然而，即使在实际运行中因出现功能障碍而加速了社会解体的步伐，它也能苟延残喘地存活数世纪之久——此时你立刻会想到罗马帝国，尽管在这方面还有无数其他例子。

不过通常情况下，社会倾向于采取合作。让一个社会解体所需要的自私成分或分裂行为，可能比你下意识想到的要多得多。在《山民》（The Mountain People）一书中，生于英国的人类学家科林·特恩布尔（Colin Turnbull）记录了乌干达的伊克人在20世纪60年代一场灾难性饥荒中所出现的道德堕落情况：这场饥荒无视社会道德约束，导致大量的儿童和老人死亡。特恩布尔的记录显示了一个社会在压力下会崩溃到何等程度，尽管如此，伊克人的社会仍然存在。 同样，尽管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经济一再崩溃，其谋杀率在某些年份甚至超过了战争地区，但委内瑞拉至今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每当我去那里拜访一位勇敢的朋友，他都会开车带我从一些偏僻荒凉的街道上快速穿过，以避免在高速公路上遭遇汽车司机开枪射击。尽管如此，他还是喜欢待在那个地方。而且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委内瑞拉人对自己国家的依恋和自豪，丝毫不亚于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感情。 此外，社会在更糟糕的情况下都能挺下去。例如，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期间，当地的凶杀率就大大高于现在的委内瑞拉。

虽然分歧和憎恶能对社会结构形成破坏，但与之相反的合作行为也不一定会将社会联系在一起，或者将一个社会与其他社会分离开来。即使合作有助于社会成员积累资本并提高社会的整体生产效率，情况也不会发生改变。用合作对某个社会的生活状况进行衡量所产生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完全忽略了对社会生存构成挑战的大多数因素。19世纪的社会理论家格奥尔格·西梅尔（Georg Simmel）将合作和冲突解释为不可分割的“社会形式”，二者相互依存，不可或缺。 所以，过度夸大社会中的合作现象其实是一厢情愿的做法。

在我们猿类近亲的社会之中，善良和合作同样只是反映了现实世界的局部情况。黑猩猩为了争夺社会地位而不惜互相恐吓或者直接动手，而那些处于劣势的黑猩猩偶尔会遭到排斥甚至被对方杀死。猿类除了母子之外很少互相帮助，即使真的出现了这种行为，往往也表现为几只猩猩联合起来击败其他竞争对手，从而让其中一只顺利登上首领之位。黑猩猩还会联合起来猎杀红疣猴，据报道，它们是通过同时发动攻击而不是借助团结合作的形式来达到这一目的的。无论哪只黑猩猩最终抢到了猎物，都可能会让其他黑猩猩尝一口味道，但对方得恳求才行。 倭黑猩猩看起来像长着一颗小脑袋和两片粉红色嘴唇的黑猩猩，虽然它们更乐于提供帮助，但一有机会就会从其他伙伴那里偷取食物，并且和黑猩猩一样不愿进行合作。

即使群居昆虫是无条件合作的象征，其群体也会面临内部矛盾从而表现出自私自利的行为。尽管在大多数群居昆虫物种当中，王后通常是唯一一个负责繁殖的个体，但在蜜蜂和一些蚂蚁群中，一些原本扮演工人角色的个体也会产卵，这简直颠覆你先前对它们的认知。这样一来，它们的巢穴可成了名副其实的“警察国家”，成员中的“工人们”正警惕地搜寻任何并非王后所产的卵，并将其就地消灭。 然而，无论在什么物种当中，不尽心尽力的个体都会拖累别的成员。因此，从包括节肢动物到人类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是如何处理欺骗现象并实现公平的，本身就是一个颇有价值的研究领域。

如果一个动物社会包括的成员非常明确，那它们需要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合作，才能让该社会得以维系？从理论上说，它们并不需要太多的合作。驱逐“外国人”可能属于最基本的合作范围。设想有一只孤独的生物，它通过向任何靠近的动物扔石头来控制自己的一片专属空间或领地。现在，我们想象几只这样的生物定居在一起。它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向侵入领地的其他动物扔石头，但现在有一点和以前不同：它们彼此之间不会再扔石头。可以说，这种“别砸我”的默契——实现所谓的和平共处——就相当于一种基本的合作。

当然，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为其中的群体（进化生物学家称之为群体选择）、个体成员或二者同时提供竞争优势，那它就不可能进化。 那由这么一群不友善的成员组成的集体，到底具有什么吸引力？我认为该社会只有在以下的前提下才具有存在的价值，比如：10只动物这样扔石头，就能占领比它们单打独斗大10倍的领土面积，或者就能以较少的努力或风险，占领更富饶的领土。它们这样做，也有可能纯粹是通过把其他竞争者拒于门外，从而排除那些对扔石头不坚定的成员，同时又可以在内部独享交配机会（虽然在谁和谁交配方面仍会发生多次内讧）。

对动物王国的调查显示，社会成员之间可能存在一些“亲社会”（prosocial）的行为，我们不妨称之为原始合作，但这种行为也许只是偶然现象。 比如，马达加斯加的环尾狐猴似乎就表现得不太爱合作，因为猴群成员之间虽然互相帮助，但几乎根本就不指望彼此能够联起手来，共同对付外来猴群。 一位专家指出，土拨鼠，也就是一种高山松鼠，虽然根本就不喜欢自己的同类，但为了取暖仍然会挤在一起，而另一位权威专家则将群居的獾类描述为“一个由孤独动物组成的紧密群体”。 此外，即使成员之间关系并不和睦，人们也会保持着自己对该群体的忠诚，因为我们的作用往往取决于社会对我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