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度假

纪德读着博絮埃（Bossuet），南下刚果。《费加罗报》给纪德摄下了如此照片，这姿势出色地勾勒了作家“度假”的形象：将普普通通的闲暇时光与职业的魅力拼接起来，那魅力无可抵挡，声誉不容贬损。这就产生了一则高妙的新闻报道，具有出色的社会学功效，给我们真实地提供了资产阶级对作家的看法。

乍视之下，令人惊讶并使人高兴的，乃是意识到作家通常也属要度假的那一类人，这是资产阶级特有的开阔眼界。“度假”近来已成为社会现象，此外，对其神话化展开过程的追索，也会蛮有趣的。起初这是学校现象，现已成为无产阶级现象的一部分，至少是劳动者现象的一部分，自此出现了带薪休假。确认这现象今后牵涉到作家，专司人类灵魂之责者也处在当代劳动者的一般地位，这是说服我们的资产阶级读者的一种方法，他们确是与时俱进的：他们以意识到某种实在的必要性为荣，依照舍格福里耶（Siegfried）和缶哈斯替（Fourastié）的忠告适应“新式的”现实。

当然，作家的这种无产阶级化只容许自身十分节俭（只与节俭相协调），以便后来使之更有效地自行消除。文人刚拥有社会属性（度假就具有那样的属性，一个令人非常惬意的属性），就迅速返回到与专司文艺天职的缪斯女神共享的天界。“天赋”使小说家不朽，它其实被用来传达一个理想化的矛盾：追求物质享受的时代导致毫无诗意的状况和资产阶级社会慷慨地给予精神创造者富有魅力的身份之间的矛盾（给予作家这般身份的条件，则为他们对社会是无害的）。

表现作家令人惊奇之独特处的，乃在这十足的度假期间，他与工人和店员亲密相处，融洽无间，也不休息，即便不算在工作，至少也是在构思。如此，他不是个确切而自然的劳动者，也不是个真正的度假者。一人在写回忆录，另一人在校改清样，第三位则是在准备下一本书。无所事事者将这看作十足矛盾的行为，颇具前卫意味的举止，这些只有特立独行者才会公然显示出来。由于这般极度的炫示，人们就意识到作家可随时随地写作乃是很“自然”的事。首先，这将文学创作看作不由自主的分泌之类的活动，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它不受人类意志支配：以庄重些的说法讲，作家是内在之神的捕获物，此神始终在言说，虽是君主，却丝毫也不干扰他的灵媒（médium）度假。作家在度假，而他身上的缪斯却凝神贯注，在不间断地创作。

缪斯这种多言癖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凭借其强制性，自然而然地被看作是作家的本质。这无疑承认作家拥有人间的生活方式，有一座乡村旧宅、家庭、短装、小女儿等，但与其他劳动者不同，作家处处保持着作家的特性；其他劳动者则改变了存在的类型，在海滩上就只是一个避暑的度假者。作家享受闲暇，呈现了自身人性的标识；然而文艺之神仍居于其身，作家是作家，一如路易十四是国王，即使坐在便桶椅上，他也是作家。如此，文人之于人类劳作，其功用一如芳香之于面包：一种神奇而永存的实质，俯就于社会形式，以使自身奇妙的差异被更好地理解。所有这一切只引入了同一个观念，就是作家为超人，是具有内在差异的存在，社会特许给他人为的特异性，并将他放在玻璃橱窗内，使之发挥最佳效用。

如此，“作家度假”的朴实形象就只是上流社会为更好地控制作家而编织的众多狡诈而精巧的骗局之一而已：“职业”的特异性与毫无诗意的肉身截然不同，但不是要脱离它，离这点远着呢，这种特异性决不会因矛盾而更好地展示出来，灵肉矛盾是所有圣徒传一直使用的表现手段。因而可发现这“文学度假”的神话源远流长，比夏天还漫长：现今的新闻手法越来越将作家呈现为毫无诗意的表演。但把这视为揭秘（démystification）的努力，则是极其错误的。事实正好相反。我纯粹是个读者，得以如此亲密地分享择自天才这一阶层的人物的日常生活，看来这确实触动了我，甚至令我喜欢：我的确感觉到人性中动人的亲密无间，我从报纸知晓，某位大作家身穿蓝色睡衣，某位年轻的小说家耽爱“俊俏女孩，酷嗜萨瓦干酪、薰衣草花蜜”。尽管如此，作家还是越来越明星化了，颇有点儿脱离这块土地而飘向天国之势，在那天国里，他的睡衣和干酪一点也不会阻止他重新使用造物主高贵的言语。

公然呈现作家耽于物质和性爱的身体，显示他嗜好干白葡萄酒和半熟的牛排，在我眼里，这甚至比他创作的艺术品更具神效，更表现神性的本质。其日常的生活细节非但不能使我更接近其灵感的特质，对之有更清晰的体悟，反倒成为其被如此亲密凸显的作家身份纯粹神话化的特异之处。因为我只得把肉体和精神的综合存在归属于超人特性，这一存在笼罩万物，既身穿蓝色睡衣，同时又是宇宙意识的体现，或者还以表示酷爱干酪的同样嗓音宣称自我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I'Ego）即将出现。如此崇高，如此琐屑，两者令人叹为观止的联结，表明大家依然笃信矛盾：总体上神奇，则其中的每一要素也必神奇。这显然遗漏了对某个世界的兴味，在那个世界里，作家的工作实在太世俗化了，平淡无奇，竟显得自然而然，天生如此，一如衣服有蔽体之用或味觉具尝鲜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