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脊之光:归震川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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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归有光,苏州府昆山县人氏,明代著名散文家。明代的苏州府,曾经涌现出不少杰出的文学家。他们有的是本地人,对吴文化烂熟于心;有的是外地人,却长期寓居苏州,将苏州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在这里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佳作。

袁宏道就是其中的一位。

风流倜傥的袁宏道(字中郎),考中进士的第一任职务是吴县县令。他从湖北公安下长江、走运河,潇潇洒洒地前来上任。

吴县,也就是今天的苏州,一直是一个繁华而又风雅的古城。袁中郎心里想,自己这个风流倜傥的读书人前来当县令,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事实上,他在任内也充分显示了才干,政清刑简,革除弊端,廉洁奉公,为老百姓做了许多的好事。

然而,仅仅干了两年,风流的袁中郎就风流不起来了。他深感厌倦,既不愿像以前的知县那样与衙门的胥吏同流合污,也不想整天面对鹑衣百结的粮长、簧口利舌的刁民和虮虱满身的囚徒,杂事缠身,于是干脆提交辞呈。接连不断地上了7次禀牍,才算得到允准。这位浪漫佻达的读书人,把无官一身轻的感觉,比喻成“如游鳞纵壑,倦鸟还山”,“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真是快活不可言!

随即,他和好友陶望龄一起,开始了在吴越山水之间的漫游。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里的山水历来如同仙境。袁中郎放浪形骸,无拘无束,高兴的时候就在湖边的树下狂呼乱叫。当县令时的那般威严矜持,早已不知丢到哪儿去了。

一路游览,一路谈笑,身心融入大自然的旖旎景色,全然忘记了人间的烦恼。他们欣赏了五泄的瀑布,饱览了黄山烟岚,也游遍了西湖和天目山胜景,果真像神仙一样。

那天,从天目山归来,袁中郎住进了陶望龄的家,感到有些疲倦。晚上,不想像往日那样在灯下兴致勃勃地写游记,但因百无聊赖心里发空,便在楼上随意翻书,无意中看到《阙编》一帙。

那书印得实在糟糕——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他在灯下读了几页,却不由惊异地跳了起来,忙问陶望龄:

“《阙编》的作者是谁?是今人还是古人?”

陶望龄笑着告诉他:“嗬,这不是别人,是徐渭徐文长先生,一个狷狂怪异的奇才呀。”

袁中郎大感诧异:“真的?”

他们两人捧着《阙编》,在灯下并肩阅读。一边读,一边叫,叫完了又继续读,看来是太兴奋了,连酣睡中的童仆都被他们的声响惊醒,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袁中郎不由感慨道:“我今年30了,可是到今天才知道海内还有一位徐文长先生,真是相识太晚!”

从此以后,袁中郎成了徐文长的热心崇拜者,不仅到处推崇他的诗文和绘画艺术,还专门写下了一篇《徐文长传》,刻画出一位狂放不羁而又命运多舛的杰出艺术家形象。这篇《徐文长传》,成为散文家袁中郎全部作品中最为精彩的代表作,也是仅有的一篇传记文,流传至今。

徐文长自然是中国艺术史中的一个奇才。但他并非眼睛长在了额角上,永远望着天空,他也有自己的景仰者。散文家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记叙了下面这段有趣的故事:

嘉靖末年,某个月明星稀的夜晚,状元出身的礼部侍郎诸大绶回家乡绍兴置酒招待徐文长。谁知等候了好久,差不多是深夜了,这位狂放不羁的先生才姗姗来迟。究问原因,他忙说途中在一户人家避雨,发现墙上挂着归有光的文章,回翔雒诵,觉得简直是欧阳修再世,不能舍去,所以来迟了。认罚,认罚!诸大绶等人听他一讲,十分惊讶,连忙派人取来归有光的文章,在灯下聚读。

大家击节赞叹,直到天色发白。至于原来想做些什么事情,已经无所谓了。

“公安”派的旗手袁中郎,其实是在徐文长逝世后4年,才读到他的作品的。而徐文长也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读到了归有光的文章。可是他们在读到精美之作时欣喜若狂,发出由衷的赞叹的情景,不能不让人深深地感动。文人之间的心会神往,乃至成为知音,历来是非常珍贵的。难怪《文心雕龙》中说:“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这几位在明代文坛有着十分重要地位的人物,恰恰拥有奇妙的心灵感应。

徐文长早年受浙江巡抚胡宗宪赏识,作为幕僚,在抵御倭寇中显示过才能。但是胡宗宪后来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被缇骑——锦衣卫逮捕,死于狱中。徐文长深感岌岌可危,惟恐受到株连,便佯狂装疯,以免牢狱之灾。也许是整天处在极度紧张和猜疑的不正常状态下,他的精神失去平衡,佯狂竟真的导致狂疾。袁中郎的《徐文长传》描绘他在精神错乱时说,“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简直惊心动魄。46岁时,他因精神错乱失常,误杀了妻子张氏,身陷囹圄,在监狱中度过了七八年。幸而朋友大力营救,才获释出狱。

徐文长的境遇,使人想起出生于荷兰的艺术殉道者梵·高。生前,除了弟弟提奥之外,几乎没有人赏识他的艺术天才。可是他献身于艺术的意志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说:“我的作品就是我的肉体和灵魂,为了它,我甘愿冒着失去生命和理智的危险。”在他自杀之前,精神病发作的间隙,他总是拼命地作画。如果说,著名的《向日葵》——12幅镶板画是以金黄的色彩表现了他对生命的狂欢和对幸福的渴望,而在身患精神病以后,他的作品便转向了对“人类恐怖意识”的揭示。

自戕,显然是人生最为残酷的一幕。远大抱负一夕幻灭,人情世故诸多险恶,清名功绩被玷污,悲愤填膺,难以自遣,在精神寄托突然崩解,理想追求却依然尚存时,徐文长纵酒狂歌已无济于事,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自戕。在《自为墓志铭》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故其死也,亲莫制,友莫解焉。

他是热爱生活的,他的思想境界也完全不同于落拓文人的失意彷徨,尽管很难得到别人的理解,可他还是为自己的人生闭幕式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设计。这无疑说明了他的极端清醒和难以企及的自我意识。此刻,早已不是害怕被胡宗宪案牵连了!

不是说每个艺术家天生都与精神病有某种因果关系,但他们总会有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却是凡俗间的人们不容易理解的。犹如梵·高将艺术创作作为生活的唯一目的,徐文长在走出权法和精神的囹圄之时,也以他的高超才华,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精美的文章和画作。这位全能的文人、画家,不论选择什么题材,运用何种形式,从笔墨到意境总是洋溢着一股自由不羁、狂傲不驯的激情。

徐文长这么一位诗文、杂剧、书画俱佳的天才艺术家,难免会目空一切,甚至连自己都不放在眼里。但他却十分钦佩归有光先生的文章,如此真诚地推崇归有光,丝毫也不掩饰对归有光的崇拜。

看来,我们应该一起读读震川文章,走近一代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