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号清党杀手

对于陈果夫来说，他于北伐战争中就开始策划的以共产党员为主要对象的清党计划，是将他的清党理论付诸实施的一次具体实践过程，并且从此奠定了他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重要领袖人物。但是，陈果夫的右派立场有个渐进过程，特别是他与中共的分裂，有个从后台走到前台的过程。

陈果夫第一次公开对中共严词指责，是在1926年中央党部联席会议期间。当时，国民党中常委决定召开一次中央执委与各省市及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陈果夫参与筹备这次会议，于是，左派、右派与中共三方都在暗中积极活动。很显然，右派的活动能力根本不及中共人员，出席会议的代表中，共产党人占了多数。海外代表中，本是右派力量集中的地区，结果也是中共的代表占了多数。陈果夫拿到这份名单，十分恼火，愤然指责说：“有些地方本来推定在国内的本党同志为代表，海外部故意把电报译错了几个字，或把电报搁置不发表，使之无法出席。例如，加拿大推曾养甫为代表，海外部的共党分子就故意译错了字，幸而审查资格时给我们发觉了。”

另一个逼使陈果夫走上前台的原因，是他与张静江的关系。蒋介石率军北伐后，广州的局面先由张静江维持了一段时间。张静江的右派立场暴露得比陈果夫早，故不断受到国民党左派与中共的严厉批评。老大挨批，做小弟的当然不愿意了，每逢有关会议上出现批张的言论，都因张有腿疾，不良于行，常常不能上台答辩，不免吃亏不少。于此，陈果夫常常见义勇为，替张静江上台巧为辩解，使张静江颇为感激。最为紧张的一次批张事件，是发生在10月28日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与各省市党部联席会议上关于追究“司的派”事件责任的讨论。

所谓“司的派”是中山大学少数学生的一个反共组织，后被揭露而交张静江处理。张认为“司的派”以国民党的立场反对共产党，乃党同伐异的自然表现，并不算一桩严重的案件，于是，只由中央监委轻描淡写地对为首的学生沈某给了一个象征性的处分，就不了了之。如此，“司的派”的反共活动更加猖獗，广州的共产党人对此深为不满，指责张静江对此案过于宽大，处理失当，并在中央与省市党部的联席会议上，继续追究张静江的责任，指出“反共就是反革命”。张静江既不良于行，难于上台答辩；又自感在共产党人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无辞以对，其状深为狼狈。陈果夫见状，愤然上台为张静江辩护说：“司的派”更为猖獗的反共活动都是在中央监委处分沈某之后发生的，监察委员不是神仙，不能对尚未发生的事情负责等等。陈果夫的狡辩，缓解了对张的指责。于是，大会作出决议，开除沈某党籍，张静江不敢再有异议，此案亦告结束。

1927年1月，蒋介石因迁都问题与武汉国民政府的意见形成对立。2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多次公开发表反共演说，并自称是国民革命的领袖之一，有“责任和权力”干涉与制裁共产党。为此，陈果夫利用掌握的中央组织部大权，积极帮助蒋介石推进反共与打击国民党左派的活动。3月，陈果夫受蒋密令，派出杀手先后杀害了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及中共党员陈赞贤、江西吉安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等革命人士，拉开了用武力镇压共产党人的序幕。从此，特务四处横行，杀手一展身手，又先后在抚州、上饶等地制造惨案，捣毁南昌市党部与九江、安庆市党部、总工会及省农协等等；陈果夫到南昌后，运用所谓党团方法办理选举，成立党部，夺取基层党权等。为此，陈果夫的反共活动受到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的一致谴责。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举行。这次大会是由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共同主持，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限制和削弱蒋介石军事独裁权力的一次重要会议。蒋介石知道二届三中全会必定是会无好会，故拒绝参加。但是，陈果夫经过与蒋介石商量，决定与会，目的是借此了解会议的情况，暗中考察武汉方面的形势，为蒋的下一步行动提供政策依据。因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个一面倒的会议，右派势力根本在会上没有任何活动市场，会上通过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统一革命势力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条例》、《撤销中央军人部案》等，几乎每个提案都是针对蒋介石而提出的。同时一大批国民党右派在中央执委、监委与国民政府及中央各部的职务相继被免去。陈果夫到武汉后，发现形势极为不妙，也就很少出席会议，诡秘地注视着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活动情况。全会闭幕后，共产党人认定蒋介石与陈果夫是国民革命最凶恶的敌人，于是公开揭露蒋介石与陈果夫的右派行径与反共活动，马路上贴出“打倒蒋介石”、“驱逐陈果夫”的标语。3月18日，汉口大游行，群众呼出的阵阵口号中，有一句就是“打倒陈果夫!”当时陈果夫正夹在人丛中，所幸的是没有人认识他。不过，陈果夫也吓得胆战心惊，行止更加秘密，每天都要换一个旅馆，以避免被人掌握行踪。3月23日，北伐军进入上海，就在这一天深夜2时，陈果夫秘密避开检查人员，离开武汉。

随着宁汉对立程度的加剧，蒋介石反共的进程加快，陈果夫在国民党新右派集团中显得更加活跃，所起的作用也更加重要。为准备发动反共事变，陈果夫暂时辞去组织部职务，以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政治会议上海分会委员的身份，先期去上海，为蒋介石部署政变计划。1927年4月2日下午，蒋介石赶到上海后，亲自召集少数几名中央执委和监委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上海前敌总指挥部部址高昌庙江南兵工厂开会。参加会议的除蒋介石外，还有何应钦、吴稚晖、李石曾、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陈果夫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陈立夫则以蒋介石机要秘书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内容是由蒋介石说明为什么要“清党反共”与“建都南京”的问题。到会的人都是主张反共的，因而从一致的立场出发，用所谓的“亲历亲闻”对中共进行攻击，借以加强“反共清党”的气氛。陈果夫也在会上积极发言，用所谓中央组织部了解掌握的大量“材料”，来说明进行反共清党的重要性，因而对会议反共的气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了能给这次清共政变提供合法依据，陈果夫向蒋献策，拉拢一部分中央监察委员，在上海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形成清党决议，然后向全党发出“护党救国”的通电，为反共清党做好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由陈果夫具体筹备，蒋介石亲自出面，首先把国民革命政府的“四大元老”与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请到上海枫林桥旧淞沪镇守使署的深院里密谈，以争取他们对蒋介石反共清党活动的支持。“四老”中，张静江及吴稚晖与蒋介石早有密谋，李石曾亦无问题，故谈话的主要对象是争取在党内外享有声誉的蔡元培支持。

4月2日晚7时，所谓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在上海召开。会上，通过了一个由蒋介石授意，由吴稚晖与陈果夫共同起草包办的所谓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并盗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据以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地方军事当局做“非常紧急处置”。“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陈果夫在会上发言，鼓励他人通过决议：“照吴委员敬恒所拟办法”，建议蒋介石对共产党“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在咨文中说，到会的中央监委有三分之二，计有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古应芬、陈果夫，候补监察委员李宗仁、黄绍竑等共同出席，并公推蔡元培做主席，等等。

其实这个咨文完全是陈果夫与吴稚晖的“天才杰作”，如果说这次秘密会议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的话，当时出席会议的只有中央监委吴稚晖、李石曾与陈果夫，候补监委李宗仁与黄绍竑。而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中央监委人数共20人，可见出席4月2日秘密会议的仅五分之一，而且蔡元培、张静江与古应芬三人并未出席，即使算上他们三人，也还不足中央监委总人数的半数，可见也还是不合法的，当然也谈不到“公推”蔡元培做会议主席一事。为了遮人耳目，陈果夫还煞有介事地搞了一个会议原始记录，以便欺世。

4月2日的中央监委秘密会议，主要策划者虽然是陈果夫，在前台主演的却是吴稚晖。吴是国民党内著名的政坛丑角，惯于在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中插科打诨，对于政治的严肃性与道德性是不屑一顾的。陈果夫是国民党内的政治暴发户，政治野心与宗派利益对他来说是高于一切的，至于伪造咨文与会议原始记录一类的欺世之作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在政治辞典中没有“诚实”这两个字，政治家不相信诚实。

4月9日，陈果夫再次按照蒋的密令，邀约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古应芬、邓泽如、黄绍竑等人，联名发表了一篇长达3000余言的护党救国通电（即“青电”），大骂武汉国民党左派对反共清党的不合作，并说：“长此以往，不独北伐困难，而本党百万党员与朝夕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之民众亦将何以寄托?”此电发出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已经完成了发动政变的最后一道手续。三天后，4月12日，一场血腥大屠杀便先后在上海、东南各省和两广地区开始了。

“四一二政变”后，宁汉彻底分裂，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设立蒋记国民政府。由于国民党中从事党务的精英人物大多在汉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崛起于军界，在党方可以说是毫无基础。“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就造成陈果夫在蒋记国民党及南京政府中的地位迅速上升。4月17日，南京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两个权力很大的委员会，一个叫中央宣传委员会，一个叫中央组织委员会，全权处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创建工作。陈果夫分别成为这两个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具体负责主持“清党”活动，领导各级清党委员会，专门对付共产党人。

以陈果夫为首的清党委员会在当时是一个权力无所不在的组织。在中央方面，以陈果夫领导的中央组织部为主，并成立了一个五人委员会，专门策划清共与排除党内异己的活动。在各省市，也都由陈果夫派出忠于自己的人组成清党委员会，除了主持领导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外，但凡对国民党内有进步思想或同情中共、反对蒋介石与陈果夫的成员，都毫不吝啬地扣上一顶“反动分子”的帽子，再安上“叛党”的罪名，加以杀害或长期关押，以造成蒋陈的一统天下。

在各省市清党委员会结束后，陈果夫又指定各省市党部组织改组为指导委员会或整理委员会，办理党员登记，重新确定党籍，对思想进步或被认为思想动摇的党员则规定不予恢复党籍，并规定在各省市党部中选定一位与陈果夫关系较深的委员，任为“肃反专员”，使其继续进行清党与党同伐异活动，扩大陈果夫在党内的势力，这为陈果夫形成自己的帮派势力，进一步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