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走过了长达28年光辉而曲折的历程，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和英雄业绩。我在数十年的中共党史教学工作中，时常被这些革命英烈们的丰功伟业，所动容、振奋、鼓舞和启迪，并且认为，以先辈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英勇感人事迹和奋斗牺牲精神，去教育和影响后生晚辈，是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2006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建85周年，为了庆贺党的华诞，缅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英勇奋斗的先辈们，继承、弘扬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编写《中共党史百人百事（1919—1949）》一书，以志纪念。

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有以下3个方面：

首先关于选题。近些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硕果累累，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其中有关党史人物传记、评传等著述，更是层出不穷，数以千计。但在已出版的人物传记著作中，或多全面介绍传主的一生，或专门介绍传主的某个侧面，而将诸多传主最精华、最突出的事迹汇编在一起，写成一本综合的书，尚属鲜见。

其实，对于撰写这类综合性著作，自己较早就萌生过念头，只因在职期内，教学与研究任务繁忙，力不从心，抽不出时间去进行这项工作。退休以后，才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去思考和收集、整理相关资料。经过5年的努力，终成此书，将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共产党人及其所作的最重要事件融合一起，这也算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吧。

在一本书里，究竟该写多少人物为宜？自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或现成的模式。最初，我读过美国迈克尔·H.哈特著的《千秋功罪——世界最有影响的100人》（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1月第一版），此书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平心而论，可写的有影响的中共党史人物何止成百上千？！不过这类书，写少了，可能会走全面介绍传主的老路，缺少新意；写多了，限于篇幅，可能造成对传主的蜻蜓点水，意思不大。所以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写“百人百事”为好，一则按照我国民俗，以“百”为吉利，二则迄今国内已有不少以“百人”、“百事”、“百种”、“百篇”、“百部”为体裁的各种著作问世，如《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个人》、《影响世界历史的100个人》，等等。

选定编写《中共党史百人百事》，需要精选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100个人及其所经历的100件最重要的事，融于一书。当然，如前所述，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人物，其重要者，远远不只是“百人”，就中所经历的重要之事，也决不会只有“百事”，但还是希望通过所选之“百人百事”，力求能够大体上涵盖党史基本问题的主要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影响中共历史的100个人。

其次关于选择人物和事件。确定“百人百事”之后，接下来就碰上选哪些人最为合适的问题。就我个人水平而言，很难选得那么准确、恰当。但总体设想是，绝大多数应以讴歌革命先辈们的丰功伟业为主，极少数也可侧重总结某些历史教训。

书中所选人物，一部分是有文献依据的，即党史文献上经常提及的英烈人物。如（一）最早提到的烈士名字，是1927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致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信中列举被军阀屠杀者有：李大钊、邓培、李森（启汉）、刘尔崧等。（二）中央档案馆编的《革命烈士传记资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书中汇集了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期间组织代表所写的材料和1929年中国济难总会编辑的小册子《牺牲》的烈士传记。在200多位英烈中，知名者有：向警予、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罗亦农、宣中华、王一飞、李大钊、王荷波、张太雷、萧楚女等烈士的事略。（三）张闻天1937年5月2日在苏区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到牺牲的中华民族的最优秀的儿女有：李大钊、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罗亦农、王一飞、彭湃、杨殷、张太雷、苏兆征、王荷波、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方志敏、何叔衡、宣中华、赵博生、刘伯坚、谢子长、刘志丹等英名。（四）1948年8月1日李立三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致开幕词中提到英勇牺牲的烈士有：赵世炎、邓中夏、李启汉、罗亦农、王荷波、张太雷、苏兆征、项英、杨殷等英名。选定这些人，是理所当然的。但加在一起，也不过30人。

除此之外，还需要去综合、权衡其他人选，经过反复考虑，觉得应有下列标准：一是重要性或权威性。人与事的关系最为密切，甚至可以说，非其莫属，是其他任何人无法替代的。如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杨明斋与上海外国语学社；彭湃与广东海丰农民运动；邓培与唐山早期工人运动；乌兰夫与内蒙古自治政府，等等。二是代表性。有些人虽说也相当重要，但因限于“百人”，并未能列入其中。如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人，有王尽美和邓恩铭，因写了王尽美，不好再写邓恩铭，而再去写邓的其他事情，又显得不那么重要。又如，熊雄曾任黄埔军校代理政治部主任，因写了周恩来与黄埔军校，故不便再去写熊雄与黄埔军校。诸如此类，黄公略、韦拔群、邓发、罗登贤、陈昌浩、董振堂、张浩、杨尚昆等，都存在这种情况。书中写了十大元帅，这是无法回避的。但10名大将，就难以都写进去，不得不将黄克诚、萧劲光、许光达、王树声“割爱”，这也是十分遗憾的。三是平衡性。实际上是人与事的关系，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处理好存在的碰撞。因受一人一事的限制，除了要看选谁或选什么事最为合适外，还要兼顾这些人与其他事件的关联。因在同一事件上，往往不会是一个人，某甲可能比某乙更重要，但因在另一事件上同样重要，故只好放弃某甲，将某乙选入。如周恩来与黄埔军校、南昌起义、西安事变这3个事件的关系都十分密切，作用和地位至关重要，将周放在其中任何一处都顺理成章，但因只能写一处，周究竟与哪件事连在一起更好，还要看其他人的选位而定。经过权衡，决定写周恩来与黄埔军校，而南昌起义、西安事变改写他人。南昌起义可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联系，因决定写贺龙，其他人就得改写别的题目了。当然，贺龙也可以与湘鄂西苏区根据地相连，但因写了南昌起义，湘鄂西苏区根据地就让位给了周逸群，如此类推。其二，要照顾五湖四海。如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党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各地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军事运动，国民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各地武装起义，各苏区根据地建设，各路红军长征，三年游击战争的各游击区域；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各解放区、各大战役，等等，都要有代表人物，尽量能照顾方方面面。总之，尽管缜密权衡，所选人物仍只具有相对意义。

最后关于体裁。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约500种以上的相关书目，通过大量文献资料，力求做到求真、直书。严格地说，这是一本学术著作，而非纪实文学或文艺史学，但又希望能写成通俗读物。努力做到既要保持历史的真实性、严肃性，又要力求文字朴实、易懂。限于篇幅，每人每事以三四千字左右为宜，较大的题目写得笼统些，较小的题材写得具体些。繁简力求搭配得当，因人因事而定。基本上是按传主事迹的时间排序，以叙事为主，个别地方作些少许的评议。每位传主，都有一个三五百字的简历。

本书的选目，尽可能多出一些新意。如沈玄庐与衙前农民运动，罗章龙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李立三与五卅运动，王一飞与中共早期军事运动，彭公达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曾山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王稼祥与红军政治工作，博古与西安事变，李富春与延安大生产运动，陈潭秋与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彭真与国共争夺东北等，都是鲜为人知的。

本书的撰写，多方面吸收了亲历者的回忆和党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参考书目附后）。在此向亲历者、老前辈和党史同仁，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最后，本书的撰写得到了一向热心扶助学术著作出版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贵社审读室副主任、第一图书编辑部主任陆宗寅先生对本书的编写与出版始终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帮助。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肖　甡

2006年1月28日于国防大学二号院

补记

本书于2006年出版后，得到学界同仁和其他读者的好评，我也深受鼓舞。为弥补受百人所限而未能将许多重要人物涵盖进去的缺憾，2007年11月起我依据本书的体例，续写了一百人一百事。接受出版社的建议，将原书作为上卷，新写内容作为下卷，在建党90周年之际合并推出，以答谢读者的厚爱，并向中国共产党90周年献礼！

肖　甡

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