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百人百事（上）

1.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李大钊（1889—1927）　河北乐亭人。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学校。1913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16年回国后，投身于新文化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率先旗帜鲜明地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政治经济系主任。参加编辑《新青年》，是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1918年与陈独秀等共同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主编《晨报》副刊，是五四运动的思想领袖。1920年3月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创建北京共产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党成立后，负责北方的全面工作，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为领导北方革命和军事运动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共第三、四届中央委员。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逮捕，英勇就义。主要著作收入《李大钊选集》、《李大钊文集》。

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其主要渠道有二：一条是将日本的社会主义书籍译成中文；另一条是回国后的留法中国学生在《新世纪》杂志上发表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起初，马克思主义是作为欧洲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流派传入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梁启超、朱执信等多次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著作片断。但由于当时国内还不具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理解也十分粗浅，所以影响不大，未能引起社会的反响。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特别是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认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宣传与研究，使之在中国真正传播开来，而李大钊当之无愧地成为最早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

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辛亥革命后，面对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和社会黑暗，激发起爱国热忱的青年李大钊，含愤留学日本，决心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立志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留日期间，他通过阅读进步学者幸德秋水、河上肇等的著作，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回国1年半以后，听到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报道，更受到极大的震动和鼓舞。可是，阶级敌人和一切反动势力却视十月革命为“洪水猛兽”，诬蔑布尔什维克党为“过激党”。在这种险恶的环境里，李大钊不畏危难，刻苦自励，经过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鉴别、比较，于1918年7月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文章阐明了俄国革命的本质及其对于世界的影响，认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这是中国最早讴歌和介绍十月革命的文字。11月，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北京大学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3天讲演大会，大多数讲演者无不高谈阔论“公理战胜强权”的抽象道理，惟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之演讲，欢呼十月革命是“庶民的胜利”，是“劳工主义的战胜”，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指出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接着，李大钊又撰写《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论证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世界各国革命的必由之路，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当时，宣传十月革命同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密不可分的。这些脍炙人口的语言文字，虽然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但实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河，为五四运动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也标志着李大钊由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社会主义思潮纷至沓来，在知识界掀起轩然大波，唤起人们的浓厚兴趣。“五四”前后，国内创办的进步刊物犹如雨后春笋，多达150种。这些期刊，几乎都在广泛讨论科学、文学、哲学、社会主义及社会等各种问题，而在大量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同时，也都程度不同地宣传和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

1918年1月，李大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除轮流编辑《新青年》外，还和陈独秀等于1918年12月创办了《每周评论》，主张公理，反对强权，鼓吹新思潮，在该刊第16号登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纲领部分。《每周评论》是继《新青年》之后，指导五四运动的又一面旗帜。此外，李大钊协助北大学生出版了宣传新文化思想的《国民》、《新潮》等刊物，特意把北大图书馆的1个房间拨给了新潮社用。1919年5月5日，李大钊协助北京《晨报》副刊新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连载马克思的《雇用劳动与资本》等译文。10月，由李大钊主编《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全部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6篇文章。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篇文章，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在李大钊指导与帮助下，上述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李大钊在1919年一年里发表了几十篇文章，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五四运动前后，以李大钊为代表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对各种新思潮的研究、鉴别与比较，最终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使马克思主义得以迅速传播开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多。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1919年7月，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向马克思主义提出公开挑战。胡适以反对“空谈主义”为幌子，否认改造中国社会问题需要“根本解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胡适的错误观点，蓝公武率先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逐条予以批驳。8月，李大钊回到河北昌黎五峰山，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鼓吹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了有力地批驳，提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要靠多数人的努力，而要动员多数人，就“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一次思想交锋。当然很难用当时的社会影响来判断胜负，但李大钊旗帜鲜明的态度，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帮助广大青年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影响整个青年一代

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除办刊物、写文章外，还通过成立研究团体和讲授课程等途径，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1918年冬，他在北京大学，对外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秘密组织了“马客士主义研究会”。1920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由邓中夏、罗章龙等北大学生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建立了图书室，取名“亢慕义斋”（“亢慕义”是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到1921年11月，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公开征集会员，达一百数十名。每星期开1次讨论会，每月开1次讲演会，搜集和编译马克思主义的著述。李大钊在题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讲演中，语重心长地对青年人说：“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从1919年下半年开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女子高等师范等5所高等学校开设《现代政治》、《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和《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等课程，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等，向青年学生灌输新思想、新理论。

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他为人诚实、谦和，学识渊博，思想深邃，深受广大青年的敬仰和爱戴。在他的引导下，当时许多青年，如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范鸿劼、何孟雄、缪伯英、张太雷、王尽美、赵世炎、蔡和森、瞿秋白等，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些知识青年的进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和干部上的重要准备。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就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具体实现的。1920年春，经陈独秀和李大钊商定，两人分别负责南方和北方的建党筹备工作。陈独秀征求并赞同李大钊将党定名为共产党的提议，于5月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发起组，李大钊亦于10月组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后派人到天津、唐山和济南等地，帮助那里开展工人运动，建立了党、团组织。李大钊和陈独秀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赢得了“南陈北李”的美誉。1920年8月，赵世炎在一张李大钊和陈独秀合影照片上写道：“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

李大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所作的重大贡献，为世人赞颂。诚如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所说：“他的遗文却将永驻，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李大钊的挚友林伯渠早年留学日本期间，也赋诗赞颂李大钊：“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