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的吞金兽

马邦兵败后，张广泗对自己用兵方面的问题仍无深刻反思和调整。前线的清军若集中在一起，是大金川军的好几倍，但张广泗认为大金川的战碉太多，地势太险，只能分路进攻，同时还需处处加以防范，因此部队不敷分配，必须再增兵一万。除了奏请增兵，他又继续向乾隆伸手要炮，照他的看法，新炮攻碉效果不彰，同样也是因为重炮数量不够，如果战碉前能排列三十尊五六百斤的大铁炮，一齐轰击，就不信战碉还能立得住，为此还需再造七八十尊至一百尊新炮。

张广泗预计，只要他的条件得到满足，新增之兵和新造之炮在三个月内都可陆续到营，届时勒乌围、刮耳崖周围的冰雪已经融化，正好可发起新的攻势。他上奏乾隆时，提出了分十路进攻大金川的新计划，并保证可以夏秋之间结束战争。

清代的战争与土木建设不同，后者终究带有拉动经济、以工养赈等性质，以一种方式花出去的钱，其实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再赚回来的，战争却是纯粹的“吞金兽”，而且消耗钱粮的速度极其惊人，正所谓“炮声一响，黄金万两”。雍正在执政期间用六年时间好不容易才使户部存银增加至五千万两，清准战争一起，不过才四年光景，就将这个数字缩水到了不足三千万两。

乾隆即位后，正常情况下，每年到了年底，户部存银都可维持在三千余万两，比他父亲去世时的情况还能好上一些，但前提也是不能有大的战争和意外。金川战争前，适值乾隆下令普免天下钱粮一年，那一年让朝廷一下子少收了数千万两白银，又值江南水灾赈济，户部存银只出不进，需用过多，一下子便紧张起来。两年后金川战争爆发，其间前线部队“日需米面五百石”，当时由成都一带运米至军，每石运价高达二十五两，因此单是军食一项每天耗银数以万计，再除去官兵俸饷、公共开支等各项经费，当年户部存银“惟余二百余万，实不足水旱兵革之用”，虽然朝廷在此期间实行开捐，张广泗也动用了自己的养廉银，然而都不足以解决问题。

至张广泗请兵时，军营缺粮已久，总兵马良柱部甚至不得不煮铠甲弓弩，以上面的皮革和弦筋为食，只是张广泗一直讳而不言，将乾隆蒙在了鼓里。当然对于政府财政已经颇为拮据这一点，乾隆还是清楚的，张广泗此番请兵铸炮（增兵一万，铸炮一百尊），不算铸炮费用，光军饷就得增加一百万两，这对政府财政而言，无疑又是一个很重的负担。

虽然明知压力不小，但为了能够尽快结束战争，乾隆仍硬着头皮批准了张广泗的请求及其作战计划，并勉励张广泗不要受到马邦战役失利的影响，争取尽快奏捷：“偶一胜败，固不足凭，惟以剿灭之日为定。”

张广泗接到圣旨后，命令各路官兵严守所驻阵地，不得“轻退”，严防敌军偷袭，但也可乘隙进攻大金川。按照他的设想，这样既可保护粮运，又能使士兵得到休息，待三个月后大军集结，就能一鼓作气攻下大金川老巢。

莎罗奔在张广泗军营有内线，知道清军正在等待后援，以便组织更大攻势，遂继马邦战役后继续反守为攻，不断对清军尤其是参将郎建业部驻扎的据点发动进攻。马邦战役之前，张兴部在河西，郎建业部在河东，本成掎角之势，由于河西部队已被击溃，河东部队完全孤立，河边一处哨卡只有八十名士兵驻守，当他们面临五六百大金川军进攻时，便与对方私自讲和，随其渡河而去了。

此后战场形势越来越糟糕，大金川军通过实施夜袭，夺取了郎建业所建的七处哨所，游击孟臣带兵助阵，当场战败身亡。郎建业见势不好，连忙率部撤退，结果他只顾自己逃命，却把驻守山梁的守备徐克猷给抛在了一边，幸亏徐克猷自己熟悉路径，带兵翻越雪山，且战且退，才终于撤到了安全区域。

由于大金川军攻势猛烈，自身又粮饷断绝，总兵马良柱只得率五千兵马紧急撤离前线，致使大炮及军装、帐房等辎重被遗弃甚多，之前所夺得的碉寨也被敌军重新占领。

新的溃败表明张广泗对前线的指挥已近于失控。张广泗气急败坏，弹劾马良柱“气阻志馁”“怯懦无能”，马良柱因此被逮京治罪，不过他的运气倒还不错，在乾隆得知马部当时已经断粮，不得已才只能撤退后，随即对他予以了谅解和特赦，使他又得以重上前线效力。

大金川军虽然暂时得胜，但在张广泗之前发动的几次大规模进攻中，他们也遭到了很大损失。想到清军新的大规模攻势终将启动，莎罗奔“心亦惧”，于是便屡派头人到张广泗军营乞降，并释放了一些被俘的清军官兵。

张广泗将对方的乞降请求统统拒之门外，理由是清军已有半年时间进攻受阻，近期又屡吃败仗，按常理莎罗奔应该得意嚣张才对，为何会突然低头认输呢？他认为，“蛮夷”过去就反复无常，屡抚屡叛，毫无信义，请求招安不过是其缓兵之计，“实非本心”。

张广泗推测，经过这半年来的反复攻击，大金川的藏军兵力至少减半，加上田地荒芜，粮食不济，“势在穷迫”，也就是说快要抵挡不住了。在给乾隆的奏折中，他再次保证“务期剿除凶逆，不灭不已”，而且不会重蹈瞻对之役的覆辙，“绝不似瞻对烧毁罢兵”。

乾隆读了张广泗的上奏，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遂表态予以支持：“此番官兵云集，正当犁庭扫穴，痛绝根株，断无以纳款受降，草率了局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