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茧自缚

鄂党拼命攻击张党，其实自己屁股也不干净，说张党泄密，他们泄密更厉害，正如乾隆所指出的：“鄂尔泰缜密之处，不如张廷玉。”

仲永檀在大臣收受红包案和吴士功泄密案中得了便宜，因奏劾得实而得以升任左副都御史。这厮打小报告打上了瘾，又把靶子对准鄂党死敌、刚刚以刑部尚书兼领乐部的张照，参劾张照在主持乐部事务时，“以九卿之尊，亲操戏鼓”。

从张照参劾的内容来看，仲永檀应该没有亲眼看到张照穿着官袍，“咚咚咚”地敲打戏鼓的情景，十有八九是从旁人口中得到的消息。大概就是因此，此番参劾未能成功。

之后的某一天，擅打小报告的仲永檀突然被朝廷革职拿问，起因是有人揭发他与鄂尔泰长子鄂容安串通泄密，陷害异己。

根据较权威的清代笔记所述，张照被仲永檀参劾，令其对仲永檀恨之入骨，于是揭发他“泄禁中语”，若情况属实，此君真可谓作茧自缚了。仲永檀号称敢言，先前就泄密一事连张廷玉都要参劾，不料揭开面具，他自己却是这般模样，乾隆岂会不感到愤怒，他下令将鄂容安也一并革职逮捕，交允禄、张廷玉等王大臣查问。

从揭发者提供的信息以及仲永檀的供词来看，仲永檀与鄂容安平时关系密切，往来频繁，在仲永檀上奏折之前，两人常在一起商量对策，启奏以后，也会再次聚谋，“明系结党营私，纠参不睦之人”。这些都已足以给仲永檀、鄂容安定罪，但乾隆的关注点不限于此，他还试图顺藤摸瓜，查出仲永檀是否与鄂尔泰串通，受其指挥介入政争。

张党大臣在仲永檀所参两案中差点被逼得走投无路，对其恨之入骨，这个时候自然只会落井下石，他们乘机要求刑讯仲永檀、鄂容安，并逮问鄂尔泰。不料到了紧要关头，乾隆却又忽然改变主意，称仲永檀、鄂容安“倶系三品大臣”，不可动刑，同时宣布结案。

除仲永檀已病死于狱中外，涉案的鄂尔泰父子都得到了从宽处理，鄂容安仅令退出南书房（鄂容安原在上书房行走），鄂尔泰也只交部议处，最后被削去所有加级记录，抵降二级，从宽留任。

乾隆在处理意见中训斥鄂尔泰识人不当，居然看不出仲永檀这样的门生有多差劲，又不能教育好儿子，所以才要把他交部议处，“以示薄罚”。对于为什么匆匆结案，乾隆的解释是，鄂尔泰乃先皇遗留大臣，他实在不忍心以此事再深究下去，如若深究，不但鄂尔泰个人承受不起那么大的罪名，而且国家也会少一个能办事的大臣，甚为可惜。

除了这些，乾隆当然还有不便说出口的理由。仲永檀案若继续闹下去，将使鄂党崩解，张党独大，这是乾隆要竭力避免的，所以他才会采取几乎和仲永檀所参两案一样的处理方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乾隆在摒弃宗室，削除鄂、张两党的同时，也在提拔新进，以形成自己的一套班子。他刚刚登基时，满朝文武都是老臣，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朝诸臣，皆年长于予”，在这些老臣中，年纪最轻的是讷亲，被乾隆看中并委以破格重用的也是此人。

讷亲出身名门望族，祖父遏必隆乃康熙初期的四大辅臣之一，姑姑是康熙的皇后，雍正朝时他由笔帖式（清代执掌文书档案的官员）袭公爵，被授为散秩大臣，雍正晚年很赏识讷亲，“以为少年大臣中可以望其有成者”，遂将其纳入了军机处。作为雍正时军机处的旧人，讷亲与鄂尔泰、张廷玉同时承受顾命，但年轻位卑，此后则受到乾隆的特别宠信，“受恩十三年，在近臣中无出其右者”。

讷亲如此受宠，不免会引起同僚们的羡慕嫉妒恨。都察院左都御史刘统勋上疏，说讷亲一人兼管吏户两部，恐怕会因精神疲惫而贻误公务，又说他年纪轻轻，却权势过盛，暗示讷亲极可能“开贿赂之门，窃威福之柄”。事实上，讷亲不仅精明能干，勇于任事，“料事每与上合”，而且越是权势日隆，越是廉洁自持，他甚至在自家门口拴了条藏獒，想要贿赂他的人连他家门口都不敢靠近，以致讷亲府邸“初无车马之迹”。

乾隆了解讷亲，所以刘统勋的奏疏并未动摇他对讷亲的信任和倚重。从当时的明文档案来看，虽然鄂尔泰、张廷玉等仍处于军机处领班、内阁首辅的地位，但真正被假以事权，办理日常事务的是讷亲。军机章京赵翼曾说：“（乾隆）初年，唯讷公亲一人承旨。”面承谕旨，本为首席军机大臣所司，说明此时的讷亲已超越鄂、张，虽无首辅之名，却已有首辅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