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能好到哪里去

1740年4月，河南巡抚雅尔图上奏称，河南百姓大多怨恨他的前任田文镜，因此请求将其从本省贤良祠中撤出。乾隆趁机发表谈话，说鄂尔泰、田文镜、李卫都是雍正生前所最称许的人物，他先前已同意将李卫放入京师贤良祠（李卫于两年前病逝于直隶总督任上），雅尔图上奏是想以此及彼，借请求将田文镜撤出贤良祠，间接劝他不应将李卫入祠。做了这么一个解释之后，乾隆表示当年雍正已经同意田文镜入祠，如今要撤出，等于在翻案，所以这件事就算了。

田文镜不应撤，当然李卫也就不用撤了，但乾隆话里话外却已经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息，即他对田文镜、李卫都不以为然，只是父亲雍正认可，才不得不给个面子而已。

评述田文镜乃至李卫并非乾隆谈话的关键，他紧接着就谈到了鄂尔泰，说在他看来，其实田文镜比不上李卫，李卫又比不上鄂尔泰。这话听上去好像是在表扬鄂尔泰，然而如果联系前文，则不亚于是在奚落鄂尔泰：既然田文镜、李卫都很一般，死了入祀贤良祠都极其勉强，那么，就算你鄂尔泰比他们要强上一些，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贬鄂尔泰的同时，乾隆也没有忘记张廷玉，他以劝谕臣下不要逢迎结党为借口，用闪烁其词、旁敲侧击的方式对二人发出警告，说：“从来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雍正）简选任用的大臣，为朕所倚重信任，朕自然会考虑如何保护他们，想来他们也不敢存有党援庇护的念头。”

那些依附于鄂、张的大臣也都得到告诫，“如果今后还要继续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其实是害了他们（指鄂尔泰、张廷玉）”。

谈话一结束，乾隆就对涉嫌互相袒护朋比的礼部侍郎方苞等官员分别予以惩处，方苞等人无论官职还是罪责都不大，他这么做显然是要杀鸡给猴看，为裁抑鄂、张二党制造声势。

1741年7月，在乾隆的带动下，都察院左都御史刘统勋上疏，直言张廷玉家族势力过盛。张廷玉系安徽桐城人，刘统勋指出桐城有张、姚两大望族，姚氏与张氏为世代姻亲，如今张氏在朝中当官者有十九人，姚氏有十人，“外间舆论动云，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

刘统勋建议对张廷玉家族加以限制，“今三年内，非特旨擢进，概停升转”。乾隆立即表示赞同，将刘统勋的奏折当众宣读，并要求张廷玉本着闻过则喜的态度予以接受。

张廷玉一看势头不对，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当即便诚惶诚恐地接受下来，以后也更加注意尽量少抛头露面。

乾隆对张氏子弟不光不给升官，也不给爵。清代以军功立国，向有汉文臣不封公、侯、伯之例，乾隆初年为示优礼老臣，乾隆曾破格加恩，赐张廷玉以伯爵，并准许由其子张若霭承袭。当年年底，在张廷玉请将伯爵衔由张若霭承袭时，乾隆却自食其言，收回成命，不准张若霭承袭，只允许张廷玉本人当到老死为止。

张廷玉原本在民间的名气很大，连朝鲜使臣都知道他“负天下众望”，士民“皆以为张阁老在，天下无事云”，在遭遇这一连串的打击后，其家族势力和个人影响力都遭到严重削弱。

鄂、张两党一向争斗激烈，见张党不招皇帝待见，鄂党马上乘势而上，鄂尔泰的门生、御史仲永檀就大臣收受红包案，对步军统领鄂善提出参劾。

原来京城有个富户俞某，他死后其女婿为争夺家产，通过担任内阁学士的亲戚，邀请朝中九卿前往吊唁，其条件是凡参加吊唁的官员都送一红包，鄂善也参加而且收受了数额不小的红包。鄂善本身并非张党成员，但鄂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指控鄂善，重点是要暴露其他大臣——吊唁俞某的官员以张党大臣居多，甚至张廷玉本人都送了帖！

大臣们为了拿到红包，竟然不顾脸面，趋之若鹜地跑去给老百姓吊唁，这在京城无疑是个特大丑闻，如果朝廷认真对待，势成大狱，与之牵连最多的张党必彻底垮台，从而造成鄂党独大的局面。乾隆显然并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他既要对两党进行裁抑，但在时机未至之时，还要继续保持派别间的力量均势，以收相互牵制之效，这叫作“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正因如此，他在处理时，便只赐首犯鄂善自尽，其余均从宽开脱，张廷玉等人送帖吊唁的事也以“查询明白，全属子虚”不了了之。

仲永檀还不点名地参劾了张廷玉，并以御史吴士功泄密案作为证据。吴士功为张廷玉门生，他曾上密奏弹劾尚书史贻直，史贻直与鄂尔泰交好，此弹劾显然含有两党互斗的性质，乾隆的反应是留中不发，也就是把吴士功的密奏留在宫禁中，既不交议也不批答。

未料外界很快就知道了密奏内容，仲永檀认为泄密必出自吴士功，但很可能吴士功只是充当了“权要”（暗指张廷玉）的耳目，他同时指出这一泄密案的后果很严重，“是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与处理大臣收受红包案相仿，乾隆仍旧对此采取了避重就轻的方式，说吴士功等人究竟有没有泄密，暂时先不追究，如果他们不知悔改，继续出现泄密的事，将来再一并从重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