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由于常年工作在欧洲，在国内和欧美国家之间飞来飞去，回到中国工作一段时间，看待全球经济的时候就是中国视角，到了欧洲回看中国就是欧洲视角。视角一变，很多看问题的结果就变了。

作为长江商学院驻欧洲首席代表和助理院长，能够接触到全球各地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这使我对全球前沿科技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因此我自2016年起，创建了全球首个“启航中国（China Start）”项目。该项目每年从世界各地上千个科技创新型企业中筛选出优质企业，并带领这些企业的团队到中国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西安、杭州等地进行学习、考察和路演，对他们实现与中国市场和资本对接、进入中国市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截至目前，“启航中国（China Start）”项目已成功运营7期，共带领来自全球30个国家、40多个行业、166名海外创客和企业家来到中国，为其在中国寻得合作伙伴与企业落地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该项目不仅为外国企业家带来福祉，也帮助中国企业家学习和了解国际最前沿的科技，更是在全球创新生态圈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启航中国（China Start）”项目颠覆了全球科技创新型企业涌向硅谷的传统模式，并开创了科技创新型企业进入中国的全新模式。

在运营“启航中国（China Start）”项目的时候，我很认真地和全球一些顶级科学家、先进技术的研发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这些交流让我很有收益，我将自己变成一个个知识的“连通器”，并将自己对于前沿科技的观察融合起来。每年到30多个欧洲国家与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媒体对话，并且经常受邀在全球许多重要科技大会论坛发表演讲。仅在2018年一年，受邀参与的论坛会议就高达68次。这里列举一些：世界移动通信大会（西班牙）、伦敦科技周（英国）、中英贸易会展（英国）、Change Now全球峰会（法国）、赢在中国（德国）、Pioneers’18先锋科技大会（奥地利）、Wolves Summit狼群科技大会（波兰）、Horasis全球会议（葡萄牙）、联合国创业全球峰会（土耳其）、Arctic15北极科技大会（芬兰）、欧洲新思想论坛（波兰）、信息分享科技大会（波兰）、欧洲初创日科技大会（波兰）、初创村庄大会（俄罗斯）。

自2018年起，就有国内的一些组织与机构和社团邀请我去讲5G，因为国内很多人对于5G将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不太清楚。我也是将5G作为一种前沿战略技术来讲的，并没有将其变成一个专题。例如，2019年5月，长江商学院北京校友会和企业家团体请我来讲一个关于“5G如何改变世界”的专题，我就分享了一个几百页的观察报告。随后，有更多的人希望我来分享这一主题，我受邀到浙江大学也讲了同样的内容。

我发现在和不同的技术专家、企业家进行交流的时候，技术专家在讲内容的时候总是会过度讨论自己的技术解决方案，有时候只谈部分技术细节，很少有从未来十年商业的大场景角度来讨论5G价值的。其实，5G是一个战略技术系统，光一个商业视角可能是不够的，因此我从全球政治、经济、商业和技术四个不同层面来阐述5G的社会经济价值。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将这个战略技术系统讲清楚。由于演讲和沟通的对象有限，所以就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变成一本书，让所有人都能够阅读，这也是《5G改变世界》这本书问世的缘由。

撬动历史的力量往往是由外部力量和事件引发的，比如欧洲最近几年遇到自身发展的障碍，以及很多新移民涌入的困扰，社会中隐隐含着一丝对未来的焦虑。中国在思考自己的未来向何处去，欧洲人也在思考他们的未来向何处去。欧洲战略学者和思想家一直在努力凝聚欧洲，以期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欧洲人希望自己的大公司能够在全球市场中获得领先地位。

欧洲追求的目标是完整的大规模市场，并且这个市场能够协调一致。保持欧洲的一致行动能力需要一种可信的领导力，但欧洲的自主性确实因为其自身的多边协调方面的困难而出现了巨大的问题。美国在亚欧大陆的每一次军事行动，都会引起欧洲内部的纷争，支持者、中立者和反对者的混乱观点造成了欧洲社会内部的分裂。美国在中东和中亚的行动，导致承担长期社会代价买单者的都是欧洲。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有些影响是短期的，欧洲社会具备一定的修复能力；有些影响则是长期的，欧洲社会需要在文化和价值观层面重构，形成跨文化的包容性，以及完整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不过，这依然任重而道远。

巨大的技术工程可以凝聚不同社会阶层的现实力量，几亿人团结起来做几件大事，能够凝聚社会共识，形成共同的荣耀感。也就是说，推动科技和社会进步的力量蕴藏在巨大技术工程的实施过程之中。来看看美国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制造俄欧矛盾，阻止俄欧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工程连接。与此同时，美国对巨大的重工制造能力进行了完美融合，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美国社会的技术进步，凝聚了美国力量。美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曾经是“基建狂魔”，诸如开展巨大的水利工程和道路建设工程等，这些工作完成了，那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呢？到了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巨型工程主要集中在了科技工程领域。巨型科技工程时代也结束了，美国进入了金融和全球资源整合的国家发展模式。

欧洲也在努力共同推进巨大的技术工程，比如空中客车、大型强子对撞机和国际核聚变项目等。推动巨型科学工程不仅仅是科技界的事情，也体现了政治层面的决心和民众共同的期待。最重要的一点是，那些最聪明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完成他们人生中觉得值得的事情，科技研发可以为最聪明的人提供一份体面的工作，让他们顺便去改变世界。

我在欧洲接触的基本都是企业家和欧洲新一代的创业者。欧洲历史上产生了很多伟大的公司，但是在最近十年，世界级的伟大公司，没有一家诞生在欧洲，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欧洲企业家在创新和引领全球科技领域方面，其实依然极具竞争能力。欧洲依然有阿斯麦光刻机这样无可替代的企业和精细制造技术，这是欧洲的骄傲。

德国最早提出“工业4.0”概念，说明欧洲不缺少先进的发展理念，但是缺少大企业将整个社会经济生态连接起来的“大科学装置”。本质上，华为这样的企业能够连接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是因为积淀了一整套方法论。在工业时代，连接十万到几十万普通制造业工人的制造工厂是不鲜见的，但是拥有能够将十万知识工作者连接在一起的管理结构，说明企业所在的国家已经具备了后工业时代里最本质的组织力量。

欧洲需要两个层面的领导力，一个是政治方面的领导力，一个是企业家层面的领导力。企业家的领导力体现在组织、人才、战略、管理、创新等各个方面，那些世界级大公司的操盘手代表了一个大洲的经济管理水平。很幸运，我能够与亚洲和欧洲这两个大洲的企业家群体进行对话，去理解那些企业家们对于巨型稳定市场的共同追求。

负责预算和人力资源的欧洲联盟委员京特·厄廷格先生主张举全欧洲之力应对中国和美国在未来的竞争，他意识到欧洲单一国家的市场规模阻止了欧洲伟大企业的诞生。保罗·亨利·斯帕克是欧洲联盟的创始人之一，他有着自己对于欧洲国家规模的认知，他说，欧洲只有两种国家——小国和还不知道自己小的国家，因此，即使像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也很难成为独立的力量，因为“市场规模”这个要素里蕴藏着不可知的超级力量。

全球化过程中的先锋力量一直都是少数龙头型公司，它们能够支撑起信息社会的基础运作架构。华为就是这样的公司，最好的科学投入都是华为这样的龙头型公司来完成的，因为这样的公司会从应用市场来思考科技和技术工程的价值，然后在全世界选择合适的人才和技术，运用价值判断标准，思考该做什么样的基础研究。它们的眼光很远，可以从全球性的战略布局来思考自己的企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从大的层面来说，国家战略能够落到细处，其实有赖于一个个杰出企业的正确行动能力。

工业4.0的核心是智能制造和智能数据网络。智能社会的到来，意味着人类几百年来的“粗放型重工时代”已经结束，接下来的时代，重工产业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将依然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了“精细重工时代”，即使在未来数十年，一个大经济体维系适当的重工产业规模依然十分必要。因为5G通信网络能够解决线上的信息问题，但是线下跨大洲的陆地基础设施整合和建设能力，还需要大规模的智能重工制造能力。

粗放型重工产业极其依赖大海权，也就是说，大海权时代和粗放型重工时代是高度重叠的，“科技代差优势＋锚定石油资产＋军事大海权＋绿色的政府信用纸”成为美国国家优势的基础。任何依赖海外市场和海上通道能力的国家，都必须接受“绿纸”体系。分割陆权和制霸海权，是美国的国家战略。设法阻止任何一个大陆型地理经济体的产生和发展，是美国天然的要求。无论是其最亲密的盟友还是合作型国家，都不能够形成具备自卫能力的大陆性规模的稳定市场。而在我的观察之中，5G系统技术本身就是一个大科技工程，是天然的经济体“黏合剂”，是一种形成“亚洲经济联合体”和“亚欧大陆经济联合体”的理性技术系统。5G技术及其基础设施制造业的协同能力，才是一个完整的观察5G的视角。

科技发展过程中，有几大类产品是人类技术的集大成者，而基础新材料、软件和芯片则是整个工业体系赋能的母体技术，其他的技术均属于垂直产业类的技术。我将基础材料和5G技术定义为“横向技术”，将其他的工业技术定义为“纵向技术”。将5G通信系统放置到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态系统之中，就能够理解其技术背后的价值。

知识生产已经成为新经济的核心产出模式，精细技术产品往往是高价值商品，在全球运输领域，绝大部分芯片产品都通过空运完成，而非海运。历史已经完成一个悄悄地转变，即这个世界已经从大海权时代过渡到海权和陆权并重的时代。

在大洋上，短期和中期还无法建立完整的5G网络应用，但是在陆地上，5G技术却比较“友好”。几百年来，人类一直有一种信仰——科技是改变世界的主要力量。从5G和陆地上的高铁技术系统来看，世界进入了大陆国家之间基础设施共建的新时代。

远距离的陆地货物运输被认为成本过高，因为不论从中国看欧洲，还是从欧洲看中国，距离都相隔遥远，但这是心理距离。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美国人正在制造地缘矛盾，制造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地理动荡带。这种制衡、猜忌和力量博弈，多方力量的地理重叠，阻碍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的实施，也阻碍了共识的生成。远距离陆地货物运输是一项基础工程，就是连接整个欧亚大陆的高铁技术系统。

无论如何，在未来十年发展的进程中，5G技术应用工程将在亚欧大陆得以普及，实施应用的企业可能以华为为主，也可能以欧洲公司为主。有欧洲的企业家问我，如果5G网络的建设者不是中国公司，而是欧洲或者美国公司，对于中国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回答说，5G可能是霸权国家的终结，而不是强化霸权。中国不可能称霸，也不需要称霸，即使在线上5G的应用竞争之中，中国也只是一个参与者，这就足够了。5G应用如果没有巨大的基础设施的投入，那么就和4G一样，只是一种通信技术进步，而不是社会革命。从技术的视角来看，在未来，真空管高铁是统合亚欧市场的力量，改变的是亚欧大陆的地理概念。1 000km到4 000km时速的真空管高铁是一种成熟技术的叠加，不存在无法克服的技术困境，管道技术系统既能够运输石油和天然气，也能够在其内部飞速运输货物，成为高价值商品的快速流通通道。亚欧大陆的物品流通能够做到当日达和次日达。

欧亚大陆上的四十多亿人口，需要在5G基础上重新构建关系，我将之分为三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我理解的亚欧大陆的整合性发展战略，是多中心的地理网络。比如，中国可能分布着几个经济中心，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区、京津冀经济区、华中经济区和西北经济区等；印度可能也会有三四个核心经济区；阿拉伯地区能够整体稳定下来，形成自己的几个独立经济区；欧洲也将拥有更多的经济区。上述经济区之间进行经济成果的贸易，通过完整的5G网络、地理上的快速运输系统和能源互联网，构成一张三网合一（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三大网络的物理合一，目的是构建一个健全、高效的通信网络，从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的完整经济网络，不存在谁统治谁的问题。

整张网络构建完成的时候，各个经济中心的人口基本上能够在本地稳定下来，各得其所并获得最佳的生活品质，不会造成巨大的人口迁移。文明之间既保持充分的交互发展，也保持各自的本地化发展模式。亚欧大陆的基础设施构建才是下一个社会的主要战略任务，5G只是一个“引子”，但它是改变世界的引子。

人类可能首先在信息空间里获得共识和共同的标准。每一件产品都和共同的数据云连接起来。从欧洲视角和中国视角综合来看，欧洲和中国的基本利益都维系于一个和平稳定的亚欧大陆，重工管道运输技术不需要对于地缘区域进行占领，而可以进行直接穿越，不会对本地化地缘利益造成影响。5G能够让人追踪任何一个流通的物品的位置，并且能够和这个产品进行信息交流。

我主张欧洲各个国家在军事领域进行自立，它们拥有自己的独立技术力量，从而建立起维护整个欧洲的安全力量，维护欧洲大陆经济结构的完整性，以及对于世界市场的覆盖。当欧洲国家能够派出安全力量来维护周边稳定的时候，内部的纷争才会被共识取代。毕竟，安全是社会的基本需求。

以上的观点，来自于我在不同场合的演讲内容。本书的书名叫作《5G改变世界》，5G技术并不是单独改变世界的技术力量，同时参与改变的力量可能是巨大的“工程盾构机”^[1]和上亿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工人群体。亚欧大陆的和平力量和经济整合性的力量，阻止离岛型海上力量对于亚欧大陆内部的地缘切割，让美国在亚欧大陆地缘政治领域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而非破坏性的力量。维护好全球产业链合作是中国和欧洲等共同的责任。

此序只是为阅读本书提供一种背景，本书想要描述的场景，均可能出现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面对二十年的未来，我们当下该做些什么？

季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