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二）为政
七、（二）为政
孔子知命运而从使命，信天道而尽人事，在人道之为善的道路上积极行仁。孔子一直很想为政做官，阳虎出逃齐国后，公山弗扰(即公山不纽)仍以费宰的身份盘踞费邑。公山弗扰大概也想有所作为，便派人请孔子前往辅助。‘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说的是孔子打算前往，子路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去便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说：“他让我去，难道是白白让我去吗？假如有人用我，我将使周文王、周武王的德政在东方复兴啊！”
在这里有三个信息，一是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很想做官，因这时孔子已经五十了，有急迫的心情。二是孔子前往有条件，那就是你公山费扰要听我的，我把施政摆出来，依我的做，我就来，不依就不去，孔子做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需要平台，即使费邑的这个接任者与前任一样也有反叛季氏的心思，但是新上来的，好改造。三是可以看出三桓与鲁君没有请他，他为了找平台只能将就着。孔子去了没有？没有去，是没谈拢还是子路等弟子反对声强烈不得而知，可能是鲁君的召见使孔子找到了更好的平台。
人只要有准备，机会总会来，机会是说来就来，说鲁定公九年，定公召见了孔子，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答：“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很久以来，鲁国由于家臣作乱，呈现出‘民不识君’的局面。所以，一心想恢复正朔的鲁定公，很满意孔子的回答，便任命他做了中都宰。
中都宰相当于中都县长，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汶上县，当县长当了多长时间，只一年，干得怎样，干成了模范县，《孔子家语》中说‘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候则焉。’说是孔子行教化，劝农耕，百姓安居乐业，各地诸候充分肯定纷纷效仿，干出了名气，都来参观见学。在这里我们重点说下行教化的‘男女分涂、路不拾遗，’男女分开走，东西遗失在地上没有拾起来归于己有，社会形成了良好道德风气。
这里有个问题我们必要提一下，现在我们知道路不拾遗是种美德，那男女分途为何会归于美德这类呢，更有甚者认为孔子是反人性，把后来二千来年的婚姻不自由归罪于孔子。我们必要说一说，男女分途为何是重要的道德风尚，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诗经.桑中》中有这样的记载‘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麦矣？沫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要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东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意思是说到哪儿去采女萝（植物名）？到那卫国沫乡。我的心中在想谁？漂亮大姐她姓姜。约我等待在桑中，邀我相会在上宫，送我远到淇水旁。到哪儿去采麦穗？到那卫国沫乡北。我的心中在想谁？漂亮大姐她姓弋。约我等待在桑中，邀我相会在上宫，送我远到淇水上。到哪儿去采蔓菁？到那卫国沫乡东。我的心中在想谁？漂亮大姐她姓庸。约我等待在桑中，邀我相会在上宫，送我远到淇水滨。
此诗三章说的是一位多情浪子渔色后的放荡得意心态，全以采摘而与三位不同的女性发生了关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男女关系并不是保守的，而是不受约束的，很随便，有人说为什么这样，那是因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开始是形成了母系社会，女人的地位比男人高，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女人的地位相对降下来，而春秋时代女人的地位并不低，在前面我们讲到姓氏时，天子有姓而无氏，而女子就一直有姓，孔子的母亲顔征在，就是姓顔，说明女子的地位是很高的，而到近代如清代女子就没有姓，只是随丈夫姓，现在我们看到港台地区还有这种现象，如原世卫总干事叫陈冯富珍，本姓冯，丈夫姓陈随陈姓，从姓上我们可以看出女子的地位春秋时代还有母系时代的遗风，男子并不对女子有特权，而是平等的，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因在以后还会要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不能以现代观点来看待春秋时代，要知道那时女人地位并不低，在男女关系上并没有多少道德约束，有点像现在的原始部落，男女在性上比较没有约束。
这好不好呢？当然不好，为什么，说明社会不文明，还易出现社会问题，这种不受约束的男女关系，不适合于农业社会的需要，农业社会最大的特征是相互协作与相对稳定，对于每个小家来说是男耕女织，而母系社会的遗风会使孩子找不到父亲，那这个家庭如何维系，因为出现了问题不适合社会的发展，于是要解决，孔子以男女分途的办法是配上道德规范，做到男女有别，这有错吗，当然没错，并不是孔子反人性，孔子从来不反人性，而是顺从人性，至于反人性把女子从属于男子那是后代的事情，到了男权社会把孔子这种思想走到了极端，这不是孔子的错，而是后代人的过。孔子用道德教化来实现男女分途在当时确实是一种政绩，是一种对社会道德新风尚的构建，中都得到治理就是明证。
因孔子治理有方，政绩卓著，第二年升任鲁国小司空，司空是干什么的，是搞基础建设的，相当于建设部，小司空则相当于司长，那时的司空是谁，是孟懿子，也就是他的学生，老师当司长，学生当部长，是不是很尴尬，那没事，因孔子这个司长管的地方不是全部的鲁国，在这里还要说一下，大夫的领地孔子是管不了的，国君的土地相对很少，只有几座小城，孔子就管理这些地方，跟不跟孟懿子这个学生汇报工作不知道，孔子这个司长当得怎么样，‘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生之宜，咸得厥所。’说的是孔子根据土地的性质，把它们分为山林、川泽、丘陵、高地、沼泽五类，各种作物都种植在适宜的环境里，都得到了很好的生长。这说明孔子建设规划能力很强。
还有一点给直接领导季桓子办了件好事，鲁昭公不是被季平子赶到齐国，后来客死那里，回来安葬时，季平子把鲁昭公葬在鲁国先王陵寝的墓道南面，使昭公不能和先君葬在一起，以泄私愤，孔子做司空后，派人挖沟把昭王的陵墓与先王的陵墓圈连到一起。孔子对季平子的儿子季桓子说：“令尊以此羞辱国君却彰显了自己的罪行，这是破坏礼制的行为。现在把陵墓合到一起，可以掩盖令尊不守臣道的罪名。”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是一个知恩报恩的人，鲁昭公有恩于他，他有能力就做报恩的事，而且依礼行事，善于纠偏，对季氏也有好处，可以摒弃前嫌有利于君臣和睦，可以看出孔子善于处理上下级关系。
孔子在司空位置上有成绩，同时也迎来了新的机会，几个月后就升为司寇，孔子为何升得这样快，说是鲁国的司寇去世，正好齐鲁两国在两国交界的夹谷地区有一个国君间的会盟。鲁定公需要有一个精通周礼和外交的人陪同。于是经季桓子推荐鲁定公选中了精通周礼的孔子。作为国君第一陪同人员，级别必须很高，于是孔子被任命为鲁国司寇，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司寇原本是上卿，但三桓瓜分鲁国后，就只有三桓家族的族长才是上卿。司寇名义上与三桓家族世袭的司马、司空、司徒平级，实际地位要低一些。也就是说，孔子在鲁国的官职职位仅次于鲁定公和三桓，是位居鲁国第五位的高级官员，是名副其实的大官。
孔子在两年之内，从一个普通的士，一个民办教师，一跃成为鲁国排名第五的官员，实在是一个奇迹。当然，孔子的官职是鲁定公任命的，鲁定公已经被三桓架空，孔子也就更加没有实权。孔子的任何政令只在鲁定公的几座城内有效，三桓地盘上的事情他管不着。当了司寇的孔子为政如何，在《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孔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市贾不豫贾，田渔皆让长，而斑白不戴负，非法之所能致也。”东西掉地上了没人捡走，你回去找还能找到，说明老百姓有道德，做生意的价格合理，农业生产发展，老人有所养，做非法的事必受到处理。
在这里我们就来说说夹谷会盟是怎么回事，公元前500年夏天，齐景公和晏婴想和近邻鲁国等中原诸候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吴国的威胁，恢复齐桓公的霸业，于是写信给鲁定公，约他在齐鲁交界的夹谷会盟，想在会盟时逼迫鲁定公签约。齐强鲁弱，鲁定公是不得不去，不去齐国就有借口，你又打不过，只能去谈。孔子作为司寇他的策略是什么，又做了哪些会盟准备，《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住。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候出缰，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孔子对定公说：“我听说从事外交谈判必须要有武装准备，从事武事斗争必须有外交配合，从前国君出了自己的国土，一定要带齐必要的官员随从。请您安排左、右司马跟着一起参加会盟。”定公说：“好。”就带了左、右司马一道前去。夹谷这地方是两国的过境，在会盟前鲁国做了充分准备，以防不测。
孔子在会盟时担任相礼（诸候开会，都得有个大臣当助手，称作‘相礼’），随驾赴盟。齐景公赴盟那是威风十足，兵强将勇，对于经常欺侮的这个小兄弟鲁国根本不放在眼里。那时候会盟修个盟台，在盟台上谈，鲁定公由孔子和随行官员簇拥着迎接齐景公。齐景公由相礼晏婴陪着与鲁定公行了见面礼。在这里要说的是，这夹谷是由鲁国选的，鲁国弱，如果是齐国定地方，那鲁定公打死也不敢去，是各有准备。
会盟也就是外交谈判，那时候也挺有意思，齐国先是来场歌舞表演助兴，有人会问那会盟谈判没有礼制吗，两边不都有相礼之人吗，当然规矩一定有，只是这齐景公听取了黎鉏伺机劫持的主意，在欢迎仪式一结束，分宾主落座，上奏音乐，这种国与国的外交活动，上演的应该是国家经典音乐什么的，可齐国不是，而是把征服莱子国那里的土著歌舞，动作古怪，丑态百出的乐子搞了来，台上一片混乱，有点像自由舞，齐国想趁乱来靠近鲁定公达到目的。
齐景公洋洋得意地看着鲁定公，阴阳怪气地问道：“定公，四方之乐惬意否？这班乐子是莱子国的，莱子国被我强齐征服后归顺。你看这歌舞多么有趣，可谓独出心载，其乐无穷，哈哈…”齐景公这心理战，是鲁定公始料不及，孔子看出了玄机，来到齐景公面前，凛然正气地说：“景公和定公远途赴约，是为两国结盟之好，弄这些不伦不类的淫乐，实是大逆不敬。”在人们的印象中孔子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文化人，却不知孔子是文武双全，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一米九二的大汉武艺高强，站在齐国君臣面前多有威慑感，并且义正严词，有理有节连齐相晏婴都站在一边，从这里可以看出‘仁者，必有勇，’晏婴不知是黎鉏的诡计，也随声附和道：“两国会盟，礼仪盛大，怎么能用这些不三不四的礼乐来刹风景呢？”齐景公被戳到了疼处，很生气，暗骂晏婴多事，让他在鲁国君臣面前丢了脸，于是阴着脸，命有司换下乐子，有司见景公真生了气，心里害怕起来，急忙派人换上齐国宫乐。顿时，器乐菲菲，一队宫女身着色彩斑斓的戏衣，轻歌慢舞，盟台上剑拔弩张的局面有所缓和。孔子施礼归坐，刚坐定便发现歌舞有变，原本浓妆艳抹的乐女，突然跳艳舞，做出极其下流的动作来戏耍定公。定公非常尴尬。孔子见齐国君臣出尔反尔，一再行为不轨，羞辱定公君臣，不仅义愤填膺，站在台阶上，高声斥责：“如此盛典，怎容这班下人如此目无君长，该杀！”鲁定公气得脸色铁青，浑身打颤。齐国君臣却笑得前仰后合，歌女们见主子欢喜，演得更加卖力。有甚者到了定公面前，威胁到了定公的安全。这明显是想拿鲁定公开涮，孔子此时忍无可忍地大声怒斥：“齐鲁两国即以结盟便是一家，家务事人人有权处理。隐恶扬善，净化灵魂，鲁国司马速将那领头斩了。”鲁国的左右司马得令上台，拔出宝剑，当场把两名领头的乐女斩为两段，其他乐女见了吓得抱头鼠窜。台上顿时偃旗息鼓，停歌罢舞。齐国君臣惊得好久没有言论，齐景公和黎鉏精心设计的诡计，被孔子彻底粉碎了。
齐景公辱压鲁定公，被孔子识破抨击，不仅愤气填胸，但他非常敬重孔子的胆识和言辞。他心里很明白，凭孔子的才华，振兴鲁国易如反掌。想着妒气顿生，决心孤注一掷，展示齐国的淫威。订立盟约时，齐景公蛮不讲理地要挟道：“齐鲁乃友好邻邦，结盟成一家，以后，齐国有事出兵，鲁国必须派三百乘兵车相随，否则，就是破坏盟约！”孔子听出了齐景公的弦外之音，针锋相对地驳斥道：“齐、鲁会盟，意在两国和平共处，子民安居乐业。作为盟国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谦让礼和，情如手足。齐鲁两国即盟，应解前嫌，以利后合，如今齐占我汶阳之田不还，寒我民心，可见会盟不诚。出兵征战非侵即掠，鲁国对不诚之盟国怎好派兵相助，那样岂不让天下人笑我鲁国助纣为虐吗！大王乃仁义之君，不会久占鲁国之地而挟鲁国不义吧？”齐景公狡辩道：“汶阳之田乃是鲁国对齐国的补偿，何为侵占？”孔子措辞严厉地纠辨道：“大王，此言差矣。齐鲁两国以齐长城为界，城阴（北面）为齐，城阳（南面）为鲁，而今齐已占过城南数十里，掠夺我财富子民无数，实为侵略，何谈补偿，尝之合理？”齐景公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再三斟酌，答应齐鲁两国仍以长城为界，归还郓、讙、龟阴之地以示赔罪。齐景公俯首帖耳地拉着鲁定公的手，登上龟寨山山顶，指出了交还侵占之田。为表明悔过之心，还与鲁定公联手修筑了‘谢过台’以示铭记。
孔子凭周礼和自己的博学与机智，终于战胜了齐国野蛮的外交功势，彻底粉碎了景公的侵略阴谋，不动刀兵，夺回了被掠的土地，维护了鲁国的荣誉和利益，成为继长勺之战后，鲁国以弱胜强的又一典型事例。孔子佐定赴约，舌战齐公，为鲁国争取了土地的完整及边境的平安，劳苦功高，被任命为大司寇，行相礼。这就是齐鲁两国在夹谷举行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会盟。从这场会盟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事前是精心准备做到文武兼备，会盟时有勇有谋，有理有节，始终站在道义的制高点。
夹谷会盟使孔子担任大司寇并摄行相事，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并兼代理副总理（有人说是总理，我看不妥，鲁国国政是季桓子相当于总理职务，孔子是作为副手，有事是应向实权的季桓子请示的。）在这个位置上孔子做了些什么事，我们一件一件来说。
《孔子家语》中记载‘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于是朝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莹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说的是孔子当上最高法院院长并代理副总理后，显得很高兴，子路就问他：“我听说作为一个君子祸患来了不惧怕，富贵来了不欢喜，今天老师这么高兴，为何呢？”孔子回答说：“是这样，有这样的话，我高兴的是有尊贵的位置能为百姓做事。”孔子上台就有大动作。时间地点人物，一应俱全。孔子刚升官七天，就在朝堂的两座高台下杀了乱政的大夫少正卯，并三天不准收尸，以儆效尤。对于这件事子贡去问话：“少正卯在鲁国也是个名人了，老师你才当政几天就杀了他，会不会有点失策啊？”子贡问得很委婉。孔子解释，说：“来，我给你说说我为啥要杀他。”于是孔子一连串举了五种作恶多端的行为，比强盗小偷更该杀的，第一种人分得清事理，但是内心险恶。第二种人说话虚伪，但是很有辩才；第三种人行为邪僻，但是坚定不移；第四种人志向愚陋，但是知识广博；第五种人行为不正，但是表面好施恩泽。这五种人都有懂得思辨，知识渊博，聪明通达的好名声，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如果让他们大行虚伪的一套，招摇撞骗，他们的智慧能够感染群众，强大的势力能够独立于世，这是奸人中的枭雄，不能不杀。
凡是这五种人中的一种，都应该杀，而少正卯每条都中，简直是恶贯满盈。不杀他，朝廷就不会安稳。末了，孔子还举出跟自己一样杀人的一堆代表，比如，商汤是圣王吧，他杀了尹谐；文王呢，也杀了潘正；周公大贤，还杀了弟弟管叔和蔡叔；姜太公也杀了一个叫华士的；管仲、子产这种古之遗爱，当政期间也纷纷杀了人。
孔子杀少正卯是件被后人争议的事，有人说孔子是公报私仇，理由是少正卯也是民办学校校长，跟孔子办的学校竞争，少正卯这个人能说会道讲课的吸引力强，孔校长三次招满生了，三次都跑到少正卯学校去了，只剩下顔回没过去，说是以前结下了梁子，这孔子一上台就把少正卯正法，把孔子说成是伪君子，是这样吗？在这里我们必要进行一些分析。
首先我们要知道少正卯是个什么人，少正卯不是平民百姓，少正是司法官职而且是可世袭的，说明少正卯有地位有背景懂司法，少正卯办的是什么学校呢，应该是律师专业性质的学校，因当时的少正是司法官职兼有教化的责任，少正卯相当于即是法院法庭庭长又办律师培训学校，这律师自古以来就有这个特点，谁给我钱，我为谁打官司，站在谁一边，孔子提到子产就杀了郑国的大夫邓析，邓析办学比孔子办的学校要早名气是当时最大的，跟少正卯是类似的学校，说是这位邓析校长有一次一位贵族淹死了，被捞尸者捞了上来，这家人到捞尸者那去领尸体，可是这捞尸者要钱太高，相当于平常本来只要一千的人工费，可这次看是贵族家要十万，贵族家里不干，就去找邓析，邓析拿了费用便告诉他；“你不要着急，这尸体只能你家领，你家不领就没人领”。这贵族家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不着急领。贵族家不来，这捞尸者等不了，自己想不去办法也去找邓析，邓析拿到费用就告诉他：“你捞上来的尸体是独一无二的，贵族家只能从你这儿来买，别地方买不着。”这捞尸者一听觉得也有道理，邓析是拿了两边钱，而两边是谁也不先找谁，只是一个死等，最后等到烂了，双方没得好。后来邓析被杀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钱没有是非观念，没有道德底线。而这个少正卯跟邓析类似，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不良风气，孔子拿少正卯开刀，可以说是拿社会不良风气开刀。而且孔子相对而言无背景，在那个时代孔子敢于杀少正卯，如果出于私怨，孔子能立得住吗？还能暴尸三日，让人来看，这是明摆着公开，让所有人看到，要是私怨出于常理是藏或是不让人知道，为何会反其道而行之，这说不通。
其次我们来看这事的效果怎样，是否真如孔子所设想的以儆效尤，起到了思想统一的作用，从后来推行‘堕三都’实事的证明来看，是起到了相应的作用。最后对鲁国政治产生的影响，在孔子的治理下鲁国大治，说明方法得当人心支持，少正卯的事件没有成为孔子离开鲁国的原因。相反少正卯与孔子的德治背道而驰，‘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说：“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这代表了孔子的为政思想，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
孔子杀少正卯归于一点是少正卯这个人无德有才，不是有句话说有德有才是优等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无德有才是危险品，去对照孔子所言的五点理由，可以看出少正卯属于无德有才这类。并且少正卯对社会民风有不良影响，孔子的仁政德治，说得简单点就是把道德标准立起来，让大家知道是非、对错、善恶，并相信这种价值标准，从而建立道德信仰。
《论语》中有‘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子贡问孔子从政要怎么做，孔子说：一个国家粮食够百姓吃饱，兵力要足以抵御外敌，还有就是百姓要有信仰。子贡问：要是不得已，必须要少一样的话，那么这三者应该先去哪个？孔子说：去兵。子贡再问：这两者要是必须去一样的话，先去哪个？孔子说：去食，自古是人都是会死的，但是要是没有了信仰那么这个国家也无法存在了。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治国哲学，以德达道，在德这个原则问题上，孔子不手软，敢决断。孔子为道而杀人，即使是有背景的人，在外人看来不敢杀的，他也敢于断然处之。孔子行仁而为政，始终‘一以贯之’道德价值，并没有偏离，从少正卯这件事上能充分看到这点。
孔子上任就法办了大夫少正卯，那他对平民百姓怎样，我们来看看。在《孔子家语》中记载说是孔子上任不久，有父子争讼，父子告上法庭，对于这件事，孔子没有马上判决，把两个人都关在牢里。然后三个月过去了，都不去管。结果案件中的父亲主动请求：“我不告我儿子了。”然后孔子就赦免他们，就让这父子回家。结果季孙听到了这个事情，就不高兴了，“不悦”。然后对孔子讲：“司寇，你是不是欺骗我了，以前你都告诉我，为国家者必先用孝来治理天下，而今天这个儿子不孝，父亲还告他，你怎么不处罚，然后让天下人都懂孝？”他这里是讲‘戮一不孝’，就是把这个不孝子杀了，来教天下的人行孝，“这样不是很好吗，怎么又把他放了呢？”大家想一想，真的把他儿子杀了，天下的人孝了吗？可能会吓到了，然后呢？“哎哟，我得要对我爸妈好，不然我要被砍头。”那他那个孝就不是天性了。所以孝是天性，应该顺着人性启发才对。所以‘孔子喟然叹曰’，孔子很感叹，“哎呀，你怎么要用这种方法呢？”然后说了“呜呼”，感叹啊。“上失其道，”你在上位者没有做好榜样，也没有教导百姓。“而杀其下。”你没教他孝道，他现在不孝了，你就要把他杀了。“非理也。”这个是不合理的，你没教他，责任不在他，是我们领导者的责任。“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也。”我们不用孝道教化人民，然后判决了他的案子，就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甚至于执行死刑，这个是‘杀不辜’，杀害无辜的人。其实这个人他假如真的被杀了，我们想一想，他爸爸会很高兴吗？他爸爸也是一时气愤，真的儿子被判刑死了，可能也变成这个父亲一辈子的遗憾。那都是一时之气而已，五千年的历史长河，有没有哪一个父亲说：“我告我儿子，他被杀了，我好高兴。”哪有儿子不好，父母很高兴的，好像没听说过，这违反人性，孔子的方式是反省，领导者首先有没有教，没有教，你就不能去处罚人民。再就是体恤人情，判案当中不只有法律，还有情理都要考虑。
从此事中孔子引申到其它方面。‘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全军溃败不可以斩杀士卒，司法混乱不可以惩罚百姓，为什么？‘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这是因为身居上位者没有实行道德教化，罪责并不在百姓的身上。‘夫慢令谨诛，贼也，’法令松弛不严谨，而诛杀甚严，这是残害百姓。‘征敛无时，暴也，’横征暴敛没有一定的时节，这是暴政。‘不诫责成，虐也，’不事先教化百姓却苛求他们尊礼守法，这是虐政。‘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如果政事能够杜绝了这三个方面，然后才可以用刑。
孔子还接着讲，应该怎么样教导人们，给人以道德的教化。这也是有步骤的。孔子说‘既陈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并且以身作则，让人们信服。人们明白了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就不会轻易地去作恶了。
宣讲了道德之后还不行，‘则尚贤以劝之，’要尊重贤德之人，劝勉百姓向善。所以尊重贤德之人非常地重要，那有德行的人他能够身体力行，又能够把这些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讲解出来，让大家都去学习效仿，社会就安定和谐了。尊重老师、尊重贤德之人，才能够兴起教化。‘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还是不行，就要废弃罢黜那些不能遵守道德规范的人，让人们生起畏惧之心。‘若是，百姓正矣，’如果这些都做到了，百姓自然端正。‘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倘若还有一些奸邪之徒顽固不化，最后才给他们以刑罚的制裁，这样民众就都能够明理而知耻，而羞于犯罪了。‘是以威厉而不诫，刑措而不用也，’于是就不需要使用严厉、苛责的政令，而刑罚也可以搁置不用了。‘今世不然，乱其教，烦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从而制之，帮刑弥繁而盗不胜也，’然而现在的世间却不是这样，现在的世间是什么样的呢？教育混乱，刑罚繁多，使人迷惑，人们不知不觉地就犯了罪，结果又用刑罚来制裁他。刑罚愈来愈繁多，但是犯罪的人却数不胜数。‘世俗之陵迟久矣，虽有刑法，民能勿踰乎？’社会的风气由盛转衰已经很久了，虽然有刑法，老百姓能不越轨犯法吗?孔子告诉我们先要给民众教化，如果民众因为没有伦理道德的教化，而做了邪曲不正的事，应该给予宽恕。但是宽恕之后，一定要兴起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人们知道做人的本分。
从父子争讼中，《论语》有相关为政之言，‘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季康子问孔子为政之道，说：“如果杀掉行事不端的人让人行事端正，可以吗？”孔子说：“您治理民众为什么要杀戮呢？您想要向善，那么老百姓就会向善。领导的作风好比风，老百姓的作风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季康子用简单杀来解决问题孔子反对，‘人而不仁，疾之为甚，亦乱也，’作为为政者应有仁爱这心，老百姓违了规，你不可过重处罚，如果只用简单的杀，那也是作乱。哪个好杀人的朝代能长久的，没有。
孔子的仁政是需要为政者的带领与教化。‘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说：“如果民众能听从使唤，就由着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不能听从使唤，就去教化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如修水利而征用劳役，老百姓听从政府安排去修水利，那老百姓是用肩挑还是用车推，是起早干还是贪黑干，政府就没有必要去管，给老百姓自由选择。如果老百姓对修水利有怨言不愿去修，那政府就要去教化告诉老百姓修水利的利弊，让老百姓知道利害关系。而对此句的理解，有人把‘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认为老百姓只可驱使不可让他们知道事情，把此话作为孔子愚民政策的依据，此解完全是错误的，孔子自己办学校来推行教育，被后世尊称为教育家，在实行仁政上重视教化，从来没有一点愚民的思想，怎么会‘不可使知之’？而是断句不同，理解完全相反，造成这样的结果，原因在于是否能真正把握孔子的思想。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子张请教孔子说：“要怎么做才能把政务治理好？”孔子说：“推崇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行，这样就可以把政务治理好了。”子张说：“五种美德是什么？”孔子说：“君子要做到的是：施惠于民，自己却不耗费；劳动百姓，却不招来怨恨；表现欲望，但是并不贪求；神情舒泰，但是并不骄傲；态度威严，但是并凶猛。”子张说：“施惠于民，自己却不耗费，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顺着百姓所想要的利益，使他们得到满足，这不是施惠于民，自己却不耗费吗？选择适合劳动的情况去劳动百姓，又有谁会怨恨？自己想要的是行仁，结果得到了行仁的机会，还要贪求什么呢？不论人数多少，以及势力大小，君子对他们都不敢怠慢，这不也是神情舒泰却不骄傲吗？君子服饰整齐，表情庄重，严肃得使人一看就有些畏惧，这不也是态度威严却不凶猛吗？”子张说：“四种恶行又是什么？”孔子说：“不先教导规范，百姓犯错就杀，这称做酷虐；不先提出警告，就要看到成效，这称做残暴；延后下令时间，届时却严格要求，这称做害人；同样是要给人的，出手却吝惜，这称做刁难别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反对的是简单粗暴，推崇的是民本，孔子的仁政思想有着浓烈的民本意识，从来不是只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更多要求强势的一方。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子路问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做在老百姓之前，使老百姓勤劳。”子路请求多讲一点。孔子说：“不要懈怠。”以孔子德治标准来称量，为政者不好当，要求做在前，带着干。只是在现实中往往是强势要求弱势。统治者重视的是政令与刑罚，‘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说：“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当然这里的刑法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法治，讲人人平等，而是统治工具，我能用法管你，法却管不着我，‘法’治的不足，使孔子看到了德治的优势，这可能跟我们现在不同，现在人都有知识，法出来公平公开一视同仁，是人民的立法，而那时是统治阶级给被统治阶级立法，人的知识有限，有时犯法都不知是怎回事，如果只依法来治，那老百姓杀了还不知是犯了什么法，而德治是统治者的带领与教化，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注重要求强势的一方。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子路问怎能才算是一位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来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子路道：“这样就够了吗？”孔子道：“修养自己来身边人安乐。”子路道：“这样就够了吗？”孔子道：“修养自己使百姓得到安乐”，孔子告诉子路修身、齐家、治国三种境界，这三种境界是内圣才能外王，于是《大学》中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是以修身为本’，虽然对当政者孔子以‘斗箕之人’来看待，但孔子仁政更多的对统治者提出了道德要求，以民本立场来进行价值判断，这是可贵的，也是现在我们应该学习与传承的。
孔子为政期间，要说他最为重大，也最能体现他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的行动，当是‘堕三都’。三都即实际控制着鲁国政权的三桓各自割据领地的城堡，堕就是拆掉这些城堡，因这些城堡超规格成为军事堡垒，相当于现在拆违章建筑。前面已经提到，三桓是当年鲁桓公的后裔，其中孟孙氏为司空，叔孙氏为司马，季孙氏为司徒，是为鲁国三卿，分享着鲁国政权。其中又以季孙氏势力最大，掌握着鲁国国政（在这里要说一下为何季孙氏这么牛，在于管的军队多，鲁国共有四军，孟氏一军、叔氏一军，季氏二军，鲁公没一军只有空头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国自古就是真理）。这‘三都’有季孙氏费邑（今山东费县）、叔孙氏的郈邑（今山东东平县）、孟氏的成邑（今山东宁阳县）领地城堡，其中又以季孙氏费邑领地城堡最大最坚固。这三大领地皆高筑墙，藏甲兵，相当于是军事基地，都曾经是三桓向鲁国国君闹独立、争权力、搞割据的据点和资本。
上面介绍过鲁国的情况是大夫架空国君，家臣架空大夫，因三桓住在曲阜，自己的采邑由家臣来守，上行下效，在鲁昭公十四年，季孙氏的家臣以费邑领地城堡反叛季孙氏；鲁定公五年，阳虎利用领地城堡囚禁季桓子，定公八年又挟汶阳之田叛鲁奔齐；定公十年，侯犯又以郈邑领地反叛。可以说家臣们以领地城堡屡屡闹独立、搞反叛的行动，已经严重地威胁着三桓，尤其是季孙氏、叔孙氏的集团利益，甚至已经成为他们寝食难安的一块心病。面对当时鲁国定公虚位无权、三桓擅权（特别是季氏），三桓之家又是家臣垄断的混乱局面，孔子审时度势，认为正是他实现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的难逢好时机。用雄心勃勃来形容当时孔子的心情一点也不为过。
我们不妨来体会一下孔子心中的治国平天下的蓝图：加强鲁国公室，在当时当然就是加强鲁定公的实际统治权力，削弱、抑制三桓、特别是季氏的领地与权力的扩张，贬斥、剥夺三桓家臣膨胀的私欲，从而使鲁国君臣父子按周礼及贵族等级制，各复其位、各守其职，用仁政德治将鲁国治理得国富民安。至此，也仅是孔子蓝图的一半，甚至还不是最为重要的一半。他更要以鲁国为基础、为蓝本，扩大影响，最终达到尊天子、服诸候、以仁政德治统一天下的大同世界。
孔子这次‘堕三都’的主张与计划，核心的东西是剥夺季孙氏以及孟孙氏、叔孙氏所获得的非法政权，并以此重归于鲁国国君。孔子的这种想法能实现吗？孔子经过仔细地分析三桓的具体情况，从中看到了成功的可能。首先要考虑实际掌管着鲁国国政的季孙氏的态度与支持的可能性。经过了昭公时家臣南蒯的反叛、定公时家臣阳虎的屡屡作恶，全都是以费邑领地城堡为据点为后盾为资本。
虽然阳虎之乱已经平息，他也出奔已经三年，但是与阳虎曾经有过勾结的公山不狃（也就是曾经召请孔子帮忙的公山弗扰），现今仍然占着费宰的位置，并凭借着费邑领地城堡使季孙氏有些无可奈何。而叔孙氏的郈邑领地城堡，在前一年就曾因为侯犯的叛乱而归齐，现在虽然齐国已经归还郈邑，却还空着邑宰的职位。孔子甚至分析得更为细致，他还看到了叔孙氏不仅有家臣叛于外，还有同父异母的儿子叛于内。这个同父异母的庶子叫叔孙辄，因与叔孙氏有矛盾，曾经借助阳虎的力量想夺取叔孙氏的权力。唯一不能确定的，是孟孙氏孟懿子的态度，他没有季孙氏与叔孙氏这样的外叛内乱、惶惶不可终日的忧患，他的家臣也是守着成邑领地城堡的邑宰公敛处父，对主人十分忠诚。
但是孔子也认真分析了孟孙氏赞成‘堕三都’的可能性，因孟懿子毕竟是自己的学生，应当更能从高层次领会老师的理想与追求，况且阳虎之乱的时候，阳虎曾经有过杀孟懿子而自代之的企图，不是也会给孟懿子敲响警钟了吗？同时，孔子想，我那个最终以鲁国大治国富民安为基础，从而达到尊天子服诸候统一天下的蓝图，不也是在为着你三桓子孙们最终的利益着想吗？如果任其这种无礼无序的争斗战乱愈演愈烈，你三桓不是时刻都有被倾覆的危险吗？当然，孔子也知道他正处于一个最为有利的时刻，那就是夹谷会盟的胜利，已经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威望。而夹谷会盟之后，齐国所归还的汶阳之田，正是季孙氏的领地。这也就更加加重了鲁定公，尤其是季孙氏对于自己的信任与依重。
终于，经过缜密思考与计划的孔子，于公元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大胆地向鲁定公与季孙氏提出了‘堕三都’的行动计划：‘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孔子家语》）果然如孔子所料，这一计划迅速得到了鲁定公与三桓的赞成与响应。第一步就顺利拆除了叔孙氏的郈邑领地城堡。如前所述，从齐国归还不久的郈邑，还没有任命邑宰，只要得到叔孙氏的赞同，拆除起来当然也就十分顺当。第二步拆除季孙氏费邑领地城堡时，却遇到了激烈反抗。费邑宰公山不狃，当然知道‘堕都’的厉害，而且是双层的厉害。一层是季孙氏肯定知道了自己的叛乱之意，一旦费邑领地城堡被堕被拆，自己也就失去了所有的自卫自保的屏障。另一层厉害当然来自孔子。他知道孔子‘忠君尊王’的坚决，那年孔子的拒绝就曾让他领教过孔子的态度。如果不能抵抗住这双重的厉害，结果也许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公山不狃不遗余力地进行猛烈地反击，并趁鲁国国都曲阜空虚之时，率费人突袭曲阜。情急之下，鲁定公与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匆匆躲入季孙氏住宅。此时的孔子没有慌乱，而是镇定自若，他迅即命令大夫申句须、乐颀率兵反击，并于姑蔑（今山东泗水县东）打败公山不狃。没有退路的公山不狃只好逃向齐国。随之，最大也最坚固的季孙氏费邑领地城堡，也被拆除。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成功的方向发展。但是，孔子在拆除孟孙氏成邑领地城堡的时候，却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个障碍，看似来自三桓之一的孟懿子，实则来自整个三桓。起因于孟孙氏家臣、成邑邑宰公敛处父对于孟懿子的忠诚和远见（孟孙氏一家利益的远见）。公敛处父将堕毁成邑领地城堡对于孟孙氏的不得看得很清。他紧急地对孟懿子说：“堕成，齐人必到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左传.定公十二年》）公敛处父是个智慧的人，他看到了孔子‘堕三都’的实质，并为孟孙氏孟懿子想好了计策：你不是孔子的学生吗？你又同意过‘堕三都’的计划，总不能轮到自己出尔反尔吧？那好，不要紧，你就装作不知道，我来抵抗好了。孟懿子不仅对于公敛处父的忠诚坚信不移，而且他还对于公敛处父的救命之恩永铭在心。那是在阳虎准备杀孟懿子以取代其位置的时候，是警觉的公敛处父发现了他的阴谋，并及时采取措施，才使孟懿子幸免于难。果然，孟懿子照计行事，表面没有任何反对堕城的表示，暗中却全力支持公敛处父的反抗。从夏天一直拖到冬天，成邑领地城堡安然无恙，毫发无损。眼看着‘堕三都’的计划就要毁于一旦，着急并感到危险的鲁定公于这年的十二月，亲自出马带领军队围困成邑城堡。让孔子想不到的是，就连季孙氏、叔孙氏也采取了观望消极的态度。
鲁定公的出马，终因三桓的消极而告失败。堕城失败，意味着孔子‘堕三都’计划的失败。这对孔子仕鲁，几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孔子更从三桓的态度由积极转为消极，清楚地感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正是强大的、在鲁国当道也决定着自己政治前途的三桓，尤其是当政的季孙氏。不仅是公敛处父的想法与孟懿子的态度的改变，让季孙氏警醒过来。我想，三桓甚至会有过一起的沟通与商议。他们彻底明白过来，孔子的‘堕三都’看似帮助他们消弱甚至是剪除家臣的力量与威胁，而实质却是最终削弱三桓强大鲁国公室。他们清楚地看到，这个在夹谷会盟中大智大勇的孔子，在‘堕三都’的时候，已经成为他们的对立面、甚至将来还有可能成为水火不容的敌人。季孙氏当然还记得孔子的一系列对于自己不满的言论，最为大家传播的，当然是那句‘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像这样的事情都忍心做了，还有什么事情他不忍心去做呢？言外之意是要告诉大家季家的野心大着呢，叛变、造反、取代鲁君甚至周天子，他是都敢于干的。
此时的孔子面临着不可回避的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屈从苟安；要么坚守自己的主张，辞职离鲁。孔子并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仕鲁不过四年的孔子，当然还记得自己与鲁国的主政者季孙氏的‘蜜月期’，虽然短暂，却还是让人难忘的。‘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公羊传.定公十二年》），不正是说的他们俩相互尊重对方的意见，有着很好的配合吗？心里装着天下的孔子，当然也有委曲求全的时候。身为大司寇，是与鲁国的世袭三卿同列为上卿的。但他心里明白，要想办成事情，必须要与掌握着鲁国实际大权的季孙氏搞好关系，他表面上是要向鲁定公负责，而实际上必须要向季孙氏负责。以‘克己复礼’为己任，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孔子，却要向一个乱礼的权势者让步，这对孔子是十分痛苦的。但是孔子曾经掩起心上的痛苦，作出过让步。
有一次孔子去见季桓子，或许是意见相左，或许是正好碰到季桓子不悦的时候，孔子想办的事情就没能办成。但是孔子没有赌气，紧接着又去登门求见。连自己的弟子都看不下去了，对老师表示不满。如弟子宰予不高兴地提意见说：“从前我曾听老师说过：‘王公不邀请我，我不去见他。’现在老师做了大司寇，日子不长，而委屈自己去求见季桓子的事已经发生多次了。难道不可以不去吗？”这个时候，内心痛苦的老师，不能不向自己的弟子剖白深藏于心的想法了，他说：“不错，我是讲过这样的话，但是鲁国‘以众相陵，以兵相暴’的不安定局面，由来已久，而负责当局不去治理，必将大乱。危乱的时局需要我负责办事，这岂不比任何邀请都更郑重和紧迫吗？”一个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天下人而将自己的利益甚至屈辱置之度外的孔子，就这样站在了我们的面前。如今，他又面临着一个更大的考验与一个更难的抉择。孔子会怎样办呢？如果按照我们当下的习惯，对于上级的指示或者意图，要么‘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么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主动迎合上级的意图—不管如何，反正要将领导侍候得舒舒服服、高高兴兴，这样自己的仕途当然也就会一帆风顺，也就会各自获得受益。
本来孔子也有第二条道路可走，那就是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向鲁国当政者季孙氏妥协，或者干脆迎合季孙氏的意思。这样，孔子肯定会做稳了自己的高官，风光无限。况且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为了求得财富，就是做市场上的守门卒都愿意—真是率真、性情、本色—何况是上卿之位？但是孔子就是孔子。支节问题上可以妥协，在关系着自己理想与追求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毫不退让，宁可不干这个官也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向季孙氏为首的三桓妥协。季孙氏当然等待着孔子的妥协。他也需要孔子这块金字招牌为自己装扮门面，况且孔子处理国务的能力也是鲁国所需要的。只要孔子不再坚持削弱三桓而强公室的主意，其它都好商量。他等待着曾经屡次主动上门的孔子再次找上门来，那时，他会和颜悦色地与其修好。但是孔子没有再去登门。
孔子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我的主张不能实行，那我就乘个木筏子漂于海上好了，但是想让我同流合污绝对不行。还有‘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吃粗粮喝白开水，弯着胳膊当枕头，都没什么，我照样乐在其中。但是违背原则与道义取来的富裕与尊贵，我却看得与浮云一样轻。再有，‘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国家政治清明，做官领俸禄；国家政治黑暗，还去当官领俸禄，这就是耻辱。这就是孔子，他真是为中国的官员做出了一个好的榜样，一个让人向而往之的榜样。有原则、有道义，不卑躬屈膝不奴顔媚态。孔子与季桓子的关系没有缓和，恰在这时，鲁国又发生了一件让孔子气愤不已的事。齐景公依大夫黎鉏的计策，挑选了八十个盛装美女，外加一百二十匹披挂彩衣的文马，送给鲁国国君。
齐国为何要送美女与文马，难道是讨好鲁国，当然不是，而是感到了压力，齐国采取分化的策略看来要被孔子改变，阳虎与公山不狃败后都逃到哪国，是齐国，也就是说齐国支持这些反政府武装，让你们各自为政，抱不了团，相互牵制，内部的力量一抵消，哪还有力量跟齐国斗呢，孔子‘堕三都’是为了去尾大不掉的痼疾，强化公室权力，这公室权力一强拧成一股绳，那齐国就难对付了，这个道理古今随处可见，如日本侵略中国，不也是看到中国军阀割据，军阀混战，四分五裂才敢下手。而当新中国成立，虽然一穷二白，但全国上下拧成一股绳，同仇敌忾在朝鲜都敢于跟老美较量。这个道理齐国明白，看到孔子‘堕三都’带来的严重性，当然要想办法，这个办法就是针对人性的弱点，特别是有权男人的弱点—美女与金钱，文马当时是贵重财富，从齐国的反映来看充分证明孔子的国策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有效的，只是当家臣之患这个主要矛盾解决后，三桓特权上升为主要矛盾，有道是姜还是老的辣，当季氏清醒过来自保，孔子的政策自然难以进行。
还是说美女与文马的事，齐国送的美女与文马到了鲁国国都曲阜南门外，不敢贸然进城，而是先派人谒见季桓子。季桓子心有所动，穿上老百姓的服装前去观看，看后又去汇报给鲁定公，鲁定公以察看民情为借口前去观看，然后就全部收下。收下之后不要紧，鲁定公是‘往观终日，怠于政事’，疏远孔子。季桓子呢，《论语》中‘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也是‘三日不听政’，连祭天这样的国事都不去参加。在好德与好色上，他们都选择了后者，孔子后来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鲁定公与季桓子应是孔子的见证。急性的子路忍不住了，对老师说：“我们还是离开鲁国吧，”子路做过季氏的家臣，又是‘堕三都’的拆迁队长，季桓子态度的变化，子路感受得比孔子深，这个直率的学生本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孔子当然知其原委也有退意，只是对治理鲁国抱有难以割舍的留恋，并对季孙氏有着一丝幻想，希望他的悔悟，甚至重新出现‘三月不违’的和谐局面。他在作着最后的等待，对子路说：再等等吧，鲁国就要举行郊祭了，如果季孙氏仍按礼将祭祀的肉送我一份，我们还是可以留下来的。但是，一心要让孔子离开的季孙氏，没有把孔子应得的祭肉送来，这个信号孔子知道自己该辞职了，这是在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孔子五十五岁。
如何看待孔子辞职，我们不妨回到《论语》中去找答案。‘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季子然问：“仲由和冉求可以算是大臣吗？”孔子说：“我以为你是在问其它人，原来是在问仲由和冉求啊！所谓大臣，必须要能以正道来侍奉君主，如果行不通，就不应该再当大臣。现在仲由和冉求，只能算是做具体业务的臣子罢了！”季子然说：“那么他们会凡事听命于季氏吗？”孔子说：“杀父亲和杀君主的事，他们也不会听命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是真正的大臣，能‘以道侍君，不可则止’，这个道是理想、原则、道义，支节可以变，但道不可变，只是从古至今绝大多数的人在‘以道侍君’的原则上不一定能守得了。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冉求本应以道规劝季氏不要犯上作乱，如果季氏不听，就应辞去。可是冉求反而被季氏权势误导了，帮着他搜刮民脂民膏，忘记了‘以道侍君’的原则了，那么相应而来的就是罪过和耻辱，孔子说这不是我的弟子，你们跟我一起大张旗鼓的攻击他。
这里不只是冉求做不到，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因为富贵与道义出现冲突时，人往往难以取舍，‘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说：“富裕和尊贵是人人都想要得到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君子是不能接受的。贫穷与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摆脱它，君子是不会去摆脱它们的。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么能成就其名声呢？君子时刻都应该以仁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怕是一顿饭的时间，最紧迫的时刻，还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一定会按仁德的标准去办事的。”
凡人取富贵而会舍道义，而孔子超于凡人，在于能正确看待利欲，孔子承认任何人都不会甘愿过贫穷困顿、流离失所的生活，都希望得到富贵安逸。但这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否则宁守清贫而不去享受富贵。在这里孔子不单是‘以道侍君’的大臣，而且是一个承载着道义理想的人，有正确的价值判断，而凡人往往会与子路、冉求的选择相同，但子路、冉求值得肯定的是还有底线，不至于把道德底线都践踏。
无论古今，生活中更多是凡人，其结果呢？可能就落得‘愚忠’、‘为虎作伥’、‘帮凶’、‘助纣为虐’、‘具臣’各色人等，记得有句哲语‘人生的高度在于思想的高度’，孔子就是一个具有思想高度的人，如果不能充分了解孔子的仁政理想，那我们便看不清真实的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