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时代背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思想准备

提到中国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就不得不说到1978年我国当时的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尽管它在政治上的意义已为世人所了解，但它对于人们思想意识的解放，乃至对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影响，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挖掘。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首先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堆僵化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

文章引发了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8年8—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响亮、最具关键意义的口号。“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来没人敢提出：用什么检验“最高指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口号的提出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在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新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历史性影响毋庸置疑，同时它使得历经几千年封建社会禁锢的中国人民解放了思想，为中国公共关系之后的引入消除了思想上的障碍。

首先，它自身是对公共关系的不自觉运用。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为了打破“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为此次大讨论做出大量努力。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刚开始时，邓小平就给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打招呼，要求不要设禁区、下禁令，不要破坏刚开始形成的生动活泼的局面。这给当时的舆论环境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得之后的讨论得以顺利进行。

此后，邓小平先后到东北三省、海军党委和天津，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问题，推动了这一问题的讨论。他的一系列讲话和谈话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最强有力的支持。

1978年8月4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中共黑龙江省委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从1978年8月4日至11月8日，有20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公开发表谈话或文章。他们的讲话和有关活动作为新闻在报纸上刊登、在电台上广播，这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对此次讨论的舆论高潮。通过大众媒体使得此次讨论波及全国，并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这对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确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点起到关键性作用。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运用了公共关系的做法，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一定意义上，它自身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场政府的公共关系活动。

其次，它产生的社会影响，为今后公共关系的引入做了良好铺垫，也为公共关系这一新型的事物在中国培育了使其生根发芽的土壤。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经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洗礼后，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许多新鲜的事物不断涌现或从国外引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公共关系作为现代管理科学和操作方法被引进了中国内地一些沿海地区。

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体制准备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又称市场取向改革）正式起步。全会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转折，纠正了长期以来“左倾”的错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经济建设，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全会要求，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策略；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确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型经济开始转向积极利用国际环境的开放型经济，冲破了“左”的思想和自给自足的经济观念的束缚，纠正了把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在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把改革开放放在重要位置上，在吸收外资、引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总的来说：① 开放增加了信息源，扩大了透明度；② 开放使人们突破了封闭式的思维方式；③ 开放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全面而科学的了解；④ 开放促进了意识形态的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实践经验。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公共关系这个“舶来品”才得以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