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本序
一八四一年七月十五日，继普希金之后，俄国保守势力又杀害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莱蒙托夫，当时他还未满二十七岁，已是公认的普希金继承者，俄罗斯第二位大诗人。
莱蒙托夫的创作时期主要发生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这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之后，沙皇尼古拉一世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反动统治。他成立了专门镇压进步活动的第三厅，颁布了书刊检查条例。进步贵族遭到打击，一切自由思想的表现、抗议沙皇暴政的举动都遭到镇压。整个俄罗斯成了一座监狱，到处是死刑、流放、苦役和设好圈套的杀害。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俄国革命就像一团埋藏在地底下的烈火在那里重新生成、酝酿、积聚，新的革命力量在人民内部逐渐生长，虽然它还没有显露出来，但那不满，忧愤，试图反叛、对抗的情绪却始终是存在着的。莱蒙托夫的创作就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
一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一八一四年十月十五日生于莫斯科。父亲尤里·莱蒙托夫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家庭，曾在军中服务，后以上尉军衔退职，定居在图拉省克罗波托夫卡村。母亲玛丽亚出身名门斯托雷平家族，但在莱蒙托夫未满三岁时便已病故。莱蒙托夫由外祖母伊丽莎白抚养，童年在外祖母的庄园奔萨省塔尔哈内村度过。他从小亲眼目睹农奴的贫困生活，接触到俄罗斯民歌、民间舞蹈、民间传说，听到不少有关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故事，这对他未来的创作都大有裨益。
一八二七年莱蒙托夫随外祖母迁居莫斯科，一八二八年进莫斯科大学附设的贵族寄宿中学就读，同年开始诗歌创作。一八三〇年莱蒙托夫考入莫斯科大学伦理政治系。当时莫斯科大学是全国精神生活的中心，别林斯基、赫尔岑、斯坦凯维奇、奥加辽夫等都曾在这里学习。进步学生组成各种小组，热烈地研究政治、哲学和文学问题，这种气氛对莱蒙托夫无疑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时期他写了长诗《卡勒》、《伊斯梅尔-贝》和《乞丐》、《天使》、《帆》等抒情诗，其中《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高尔基后来指出，在莱蒙托夫这一时期的诗歌里，已经开始响亮地传出一种在普希金的诗歌里几乎听不到的调子，“这种调子就是（对）事业的热望，积极参与生活的热望。（对）事业的热望，有力量而无用武之地的人的苦闷——这是那些年头人们所共有的特征”[1]。
一八三二年莱蒙托夫随外祖母到了彼得堡，考入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两年后莱蒙托夫在骑兵士官学校毕业，被派到彼得堡近郊皇村近卫军骠骑兵团服役。
一八三六年莱蒙托夫在彼得堡开始写作中篇小说《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小说暴露了贵族社会的腐朽与专横，对上流社会外的小人物寄予深切的同情。小说第一次出现彼乔林的形象，他和《当代英雄》中的彼乔林一样，是个近卫军军官、贵族社交界的代表。他们身上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对上流社会的抗议，对在那特定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多余人”身上的缺点的自我揭露和批判，因而《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中的彼乔林成了未来《当代英雄》中的彼乔林的草图，后者正是前者的发展，并且最终构成了一个更加完整丰满的形象。
一八三七年二月八日，普希金在和法国流亡分子丹特士的决斗中受了重伤，两天后与世长辞。这个消息震动了全俄国。一向把普希金视为自己精神上的主宰的莱蒙托夫立即拍案而起，写了悲愤交加的《诗人之死》，向沙皇及其帮凶——维护俄国专制制度的反动集团发出愤怒的声讨。《诗人之死》立即以手抄本形式传遍彼得堡。这首诗代表了一切善良正直人士的心声，获得了广泛的共鸣，莱蒙托夫的诗名也随着这首诗的传播而誉满文坛。可是这首诗也给莱蒙托夫带来了厄运，它引起宫廷的震怒，莱蒙托夫终于被流放到高加索，到尼日哥罗德龙骑兵团服役。
以《诗人之死》为标志，莱蒙托夫的创作进入了成熟阶段，在进步人士中被看作普希金的继承人，从而受到热烈的欢迎。
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〇年莱蒙托夫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了小说《贝拉》、《塔曼》和《宿命论者》。一八四〇年五月莱蒙托夫将这几篇小说同未曾发表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梅丽公爵小姐》合在一起发表，这便是著名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它是莱蒙托夫现实主义创作的最高成就。
二
《当代英雄》的作者并不是想描写一个我国读者一般概念中的英雄人物，它在本书中应理解为一种“代表人物”，某一时期的“中心人物”或“众所瞩目的人物”，时代的一种典型。作者在本书序言中明明白白地指出了这一点。莱蒙托夫说：“‘当代英雄’确实是一幅肖像，不过不是某一个人的肖像。这幅肖像是由我们整整一代人身上发展到极点的恶习构成的”，作者“不过是想描绘一下他所理解的当代人，以此自娱，只是这种人他见得太多了……”作者明确地指出，他所写的是“整整一代人”，这种人“太多了”，因而书中的主人公是一种典型，这种人具有普遍性，是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普遍的时代现象。
三十年代的俄国，沙皇的统治更加严酷，更加黑暗，人民遭受的压迫，人性受到的压抑，遭到的摧残更加深重。人的优点、才能、力量无法在可怕的现实条件下得到发挥和施展，要改变这个社会更是缺乏方向和力量。因而，即使是最有志向、最为坚强、最具才能的青年都不能不在和社会的斗争中白白耗尽自己的力量。
彼乔林生来并不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富有使命感，意志坚定，才能出众，他渴求行动，渴求斗争，想做出一些对社会有益的工作。
彼乔林肯定做过许多尝试，但是他的任何尝试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社会肯定不会得到任何好的结果。剩下来的时日做些什么好呢？人活着总要做些什么的，尤其对一个不肯安于现状的人更是如此。于是彼乔林这一代人渐渐沦落，他们玩世不恭，以玩弄别人的感情，造成别人的痛苦也造成自己的痛苦为人生的目的，也就是成了一种在社会上多余的人。彼乔林回顾他一生的全部往事，他不由自主地问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生在世界上有什么目的？但具体的目标无法找到，他只好自叹自艾：“啊，目的肯定是有的，我肯定负有崇高的使命，因为我感觉到心灵里充满了使不完的力量，但我不知道这使命是什么；我沉溺于空虚而卑劣的情欲，我在这情欲的熔炉中锻炼得像铁一样冷酷和坚硬，却永远丧失了追求高尚目标的热情，丧失了人生最灿烂的年华。从那个时候起，我多少次扮演过命运之斧的角色！我像一副刑具，常常无冤无仇，毫无怜悯之心，落到注定要牺牲的人的头上……”现实使他变成失去方向、精神空虚、凶恶怨恨、对人失去信心的人，这不仅是彼乔林对自己的鉴定，也是作家对那个时代的专制制度的无情鞭挞，因为归根结底，这样一代青年人之所以无所作为、空虚无聊、玩世不恭，都是沙皇的黑暗统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人们在读了这“多余的人”的故事之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必须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种制造“多余人”的社会条件。历史正是循着这个方向前进着。
而作为《当代英雄》主人公的彼乔林也好，作者莱蒙托夫本身也好，确实没有就此甘于沉沦，放弃斗争。彼乔林离开基斯洛沃茨克，来到N要塞，他回首往事，问自己为什么不走上命运为他开辟的那条安逸欢乐的道路时，他的回答是：“不！我是不可能安于这种命运的！我就像一个生长在海盗船上的水手，心灵已经习惯于同风暴搏斗，在战斗中出生入死，一旦被抛到岸上，尽管有浓荫蔽日的树林在诱引，和煦的阳光在抚慰，却会感到无聊和苦闷；他会整天在海边的沙滩上踯躅，倾听拍岸波浪的单调絮语，举目眺望烟波浩淼的远方：看看在隔开蓝色大海和灰色云层的白色水平线上是不是闪现一片期待已久的白帆……”毫无疑问，他向往的仍是那艘习惯于同风暴搏斗的“海盗船”！而作者莱蒙托夫呢，他也像他的前辈普希金那样，总是高高地昂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继续他以文学为武器的探索与斗争，继《当代英雄》之后又写出那充满忧患和叛逆精神的《童僧》和《恶魔》……
《当代英雄》是俄罗斯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抒情散文的形式，多角度多层次地塑造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俄国贵族青年的典型形象，揭示了造成这种典型的社会根源。《当代英雄》是俄国文学中的第一部心理分析小说，因此小说的结构颇见匠心，先是由在高加索服役的军官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向作者（身份是一个过路军官）讲述彼乔林和切尔克斯姑娘贝拉的爱情故事，接着由这作者讲述途中见到彼乔林的印象，并由此引出《彼乔林日记》中的三篇小说。这时已经不是由第三者来介绍彼乔林，而是由主人公彼乔林自己来剖析自己的心灵了。作家采用日记的形式来塑造彼乔林的性格是本书作为心理分析小说的一个特点。日记是一种人物的自白，在这里，有对自己整个内心世界，自己整个复杂、矛盾的内心的精细分析，有对周围人物的细心观察，以及对时代与社会事件的主观评述。作者采用这种由客观到主观的描述，终于把人物从外貌到内心完全彻底地展示出来，使人物犹如站在伦琴射线前面，里里外外都暴露无遗，读者对人物的感知由此得以更加具体和实在，而作家所着重采取的心理分析方法也由此得到更好的发挥。全书分成两卷，是因为小说分成两次发表的缘故。《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和《彼乔林日记》中的《塔曼》先行发表于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〇年的《祖国纪事》上，同样是《彼乔林日记》中的《梅丽公爵小姐》和《宿命论者》则以单行本于后来单独发表。
《当代英雄》是俄国现代文学中继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后出现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虽然它在俄国文学中是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之一，然而不论在思想性上还是艺术性上，它已达到十分完美的境界，因而成了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不朽杰作。
冯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