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963年10月24日，周四，下午四点钟，我在罗马，待在密涅瓦酒店的客房里。我第二天就得坐飞机回家，电话铃响的时候正在收拾证件。是博斯特[2]从巴黎打过来的。“你母亲出事了。”他对我说。我想，一定是被车撞了，脑子里浮现出她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在人行道上走，被一辆车撞倒的画面。“她在浴室里摔了一跤，把股骨颈给摔断了。”博斯特说。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栋楼里。前一天夜里十点钟左右，他和奥尔加[3]在上楼时看到前面有一个女人和两个警察，还听到那个女人在说：“就在三楼上面的平台。”是不是德·波伏瓦夫人出什么事了？是的。她摔了一跤，在地板上整整爬了两个小时才够到电话机。她打给了自己的好友塔迪厄夫人，让她把门强行打开。博斯特和奥尔加跟着这几个人到了她的公寓，看到妈妈穿着她那条红灯芯绒睡裙躺在地上。据拉克鲁瓦医生（一位同住在这栋楼里的女医生）诊断，是股骨颈摔断了。布西科医院[4]的救护车接走了妈妈，她在这家医院的公共病房里住了一晚上。“我想把她带到C诊所，”博斯特告诉我，“B教授就在那里工作，他是最好的骨外科医生之一。她开始还不同意，担心这要花你很多钱，不过最后我还是说服了她。”
可怜的妈妈！五个星期前，我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还和她一起吃了午饭。那时她看起来就很糟糕，不过她平时也是这样。曾经有一段时间——也不是很久之前，她还为自己看起来并不像她那个年纪的人而感到高兴。可如今再也不会有人把她的年纪弄错了——她就是一个七十七岁的女人，油尽灯枯。尽管在艾克斯莱班进行治疗，也做了一些按摩，可她从战后就开始发作的髋关节炎却一年比一年严重，在一个街区转一趟就要花上一个小时。她每天要吃六片阿司匹林，却仍然病痛缠身，睡眠也很不好。从两三年前，尤其是从去年冬天开始，我就经常看到她眼下有深重的黑眼圈，脸部也消瘦憔悴，鼻子因痛苦而缩紧。她的私人医生D却说，这只不过是精神紧张、消化紊乱罢了，并不要紧。他开了一些麻醉品和治疗便秘的罗望子胶。那天，我并没有因为她感到“身体欠安”而有所触动，让我难过的是她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夏天。她原本可以在旅店或者接收寄宿的女修道院里度假，不过她更期盼我堂妹让娜能邀请她去梅里尼亚克[5]小住一些时日，或者到夏赫伯根我妹妹那里。可她们都因为有事没有邀请她。她只得待在巴黎，一座淫雨霏霏、荒凉孤寂的城市。“你知道我的，我从不感到沮丧，”她对我说，“但那时我真的好失落啊！”好在我走后不久，我妹妹就请她到阿尔萨斯住了两个星期。现在她的朋友们都回到了巴黎，我也要回来了。要不是这次骨折，我肯定还能看到健健康康的她。她心脏状况极佳，血压也非常稳定，像一个年轻的姑娘——我从来不担心不幸会突然降临到她的身上。
六点钟左右，我打电话去诊所，告诉她我已经在回来的路上，要过去看她。她的语气有点犹疑，似乎不太相信。B教授接过电话，说打算周六上午给她做手术。
“你都有两个月没给我写信了！”我走到她病床边的时候，她说。我对这个说法表示抗议：其间我们见过面，我也从罗马给她寄过信。她听着我辩解，脸上还是一副不相信的样子。她的额头和手发烫，嘴巴都疼得有点扭曲变形了，说话含糊不清，脑子也糊里糊涂。是因为受到了惊吓吗？或者恰恰相反，这一摔是由轻微的中风引起的？她一直有神经性的痉挛（不，并不是一直，但有一段时间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眼睛眨来眨去，眉毛往上挑，前额皱成一团。我在那里的时候，这种神经性的运动一刻都不曾停过。当她平稳下来，光滑的眼皮就会垂下，完全遮盖住瞳孔。J，一位助理医生，过来告诉我们：没有手术的必要，股骨没有移位，休养三个月就可以复原。妈妈如释重负。她前言不搭后语地跟我描述她是怎么够到电话的，她的心情是如何焦虑，博斯特和奥尔加人有多好。她被送去布西科医院的时候还穿着睡衣，什么行李都没带。奥尔加第二天就给她送去了洗漱用品、古龙香水，还有一件相当漂亮的白色羊毛寝衣。她向奥尔加道谢，奥尔加却答道：“可是，夫人，这是因为我爱您。”好多次，妈妈恍若深思又确信无疑地重复着这句话：“她对我说：这是因为我爱您。”
“她似乎很愧疚，觉得自己是个累赘，如果你为她做了什么事情，她就会无限地感激你。这实在让人心碎。”那晚，奥尔加这样告诉我。她愤愤不平地说起D医生，说他不高兴我们叫了拉克鲁瓦医生，所以拒绝周四去医院看妈妈。“我站在那里，抓着电话打了二十分钟，”奥尔加告诉我，“在受了那样的惊吓又在医院里待了一晚上以后，你母亲需要她平日最熟悉的医生来安慰她。他却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博斯特认为妈妈并没有中风——他扶她起来时，她是有一点头晕，但神志还很清楚。他很怀疑她能不能在三个月里恢复过来。股骨颈骨折本身并不是大问题，但长期卧床会引发褥疮，对老年人来说很难痊愈。长期卧床还会造成肺部的劳累，病人会得肺炎，送掉性命。那时，我还没有什么感觉。尽管我的母亲很虚弱，但她一向顽强。而且，说到底，她也到了行将就木的岁数。
博斯特也通知了我妹妹，于是我在电话里和她长谈了一番。“我就知道这事会发生的！”她对我说。在阿尔萨斯，她就已经意识到妈妈越来越老，身体也越来越差了，所以她对利昂内尔[6]说：“她不会熬过这个冬天了。”有个晚上，妈妈腹部剧痛，几乎要到医院，但早上的时候又好了很多。他们开车送她回家时，她说自己住得还挺“开心，愉快”的——这是她自己的原话。她的精力恢复了，心情也不错。但是十月中旬，就在她摔倒的前十天，弗朗辛·迪亚多给我妹妹打了一个电话：“我刚刚在你妈妈家吃了午饭，她看起来真是很憔悴，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你提个醒。”我妹妹马上就编了个理由赶到巴黎，带妈妈去找了一位放射科的医生。看片子的时候，医生斩钉截铁地说：“你没必要担心，她的肠道中长了一种囊状物，这是一种由排泄物形成的囊状物，造成肠道运动不畅，所以你母亲吃得不多，就这点不太好。不过并没有什么危险。”他建议妈妈改善饮食，又新开了一些效果更猛烈的药。“但我仍然很担心，”普佩特[7]说，“我恳求妈妈晚上找个人陪护一下。她坚决反对：她不能想象有个陌生的女人睡在自己的公寓里。”我和普佩特达成了共识，她迟些会来巴黎待上两个星期，因为我打算去趟布拉格。
第二天，妈妈的嘴巴还是歪的，说话也有点困难，长长的眼皮软塌塌地盖在眼睛上，眉毛也一阵阵抽搐。她的右臂二十年前就因为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受过伤，一直没恢复过来。最近摔的那次又让她的左臂受了伤，两边都不得动弹。好在她被照顾得非常好。从她房间的窗户能俯瞰到一座花园，并且这个房间远离街道的喧嚣。我们把床移到了紧靠着墙的地方，和窗户平行，这样她伸手就能够到墙上的电话。她的背后被垫了些枕头，所以她更像是坐着而不是躺着，肺部也不会感觉劳累。她的充气床垫连接着一个电力装置，可以震动、按摩，这样就能防止褥疮了。每天早上都有一个理疗医师给她做腿部复健。看起来，博斯特的担心似乎都可以避免。妈妈用昏昏沉沉的声音告诉我，有个女仆会帮她把肉切好，并喂她吃下去，肉的味道棒极了，而布西科医院只会提供黑布丁！[8]“黑布丁！给病人吃！”她说话比前一天要轻松了，走出了那恐怖的两小时——那时她拖着自己的身体在地上爬，思忖自己能不能够到电话线并把电话机拉到跟前来。“有一天，我和马尔尚夫人说——她也一个人住——‘还好我们有电话。’‘但你还得能够到它啊。’”妈妈意味深长地重复着最后几个字，重复了好几次，还补上一句，“如果没能爬到那儿，我应该已经完蛋了。”
她能不能大喊，好让别人听见？不，当然不能。我想象着她的痛苦。她相信天堂，可尽管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虚弱，健康堪忧，她还是深深地眷恋着这个世界。面对死亡，她有一种动物般的恐惧。她以前对我妹妹讲过她经常做过这样一个噩梦：“有人在追我，我跑啊跑啊，跑到了一堵墙边；我必须得跳过这堵墙，可不知道墙后面有什么，这让我莫名恐惧。”她还对我妹妹说：“死亡本身并不让我害怕，我所恐惧的只是这一跳。”当她在地板上一点点挪动身体的时候，她想，那一跳终于来了。“你摔倒的时候一定很疼吧？”我问她。“不，我想不起来了。压根就没什么感觉。”她失去意识了，我想。她记得头晕了一下，还说就在几天前，她在吃一颗新药的时候感觉到腿发软，好在及时在沙发床上坐下了。我狐疑地看着她让我们的小表妹玛尔特·科多尼耶从她的公寓带回的瓶瓶罐罐，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她下决心继续治疗，这明智吗？
B教授傍晚来看她，我跟着他来到走廊上。他告诉我，若康复了，我母亲的行动至少可以回到之前的水平：“她又能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了。”他是否认为她有头晕问题？他压根没考虑这个。我告诉他，可能是她的肠道问题引发了这些反应时，他似乎有点慌乱。布西科医院报告的是股骨颈骨折，他的诊断也就止步于此。他应该请一个内科医生给她做一些检查的。
“你还能像以前那样走路，”我对妈妈说，“你的生活会回到正轨。”
“噢，我再也不想踏进那个公寓！再也不要看到它了。无论如何都不回去！”
这座公寓曾经让她引以为傲！她很讨厌雷恩街的那套房子，因为我父亲总是在家里大发脾气，他年纪越来越大，疑心病也越来越重，吵得整个家都不得安宁。他去世之后（就在我祖母去世后不久），她想和往日的记忆告别。几年以前，她的一个女性朋友搬进了一套小公寓，妈妈觉得这种新式玩意儿很迷人。因为某些原因，1942年时，房子很好找。她的梦想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她租了一间带长廊的小公寓，就在布洛梅街。她卖了仿黑檀的梨木书桌、亨利二世风格的餐厅家具、双人床和大钢琴，保留了其他家具以及一块很旧的红地毯。她在墙上挂上了我妹妹的画作，在卧室里放上了一张沙发床。那些日子里，她在公寓里楼上楼下地跑。我倒觉得那个地方并不怎么舒适：它在三楼，虽然屋顶有个大窗户，但还是没有多少光线。楼上的房间——卧室、厨房、洗手间——总是黑乎乎的，而自从妈妈上一层楼梯都要痛得叫唤，那里就成了她每天待得最多的地方。二十年过去了，所有的东西，墙壁、家具、地毯都变得又旧又脏。1960年，这栋大楼转手了，妈妈以为自己会被扫地出门，要去住养老院了。她找不到任何一个喜欢的地方，最爱的还是自己的房子。她后来总算知道别人没有权力把她赶出去，就继续住在布洛梅街。不过现在我和她的朋友们打算给她另寻一处舒适的养老院，等她康复了就可以在那里安居。“我向你保证，你再也不用回到布洛梅街了。”我说。
星期天，她的眼睛还是半闭半睁的，脑子也昏昏沉沉，说话很吃力，每个字都像从嘴里重重地掉下来似的。她又和我说了她的“骷髅地”。不过有件事情让她很欣慰：他们把她送到了这家诊所。她对这里的优点极尽溢美之词。“如果还在布西科，他们昨天就给我做了手术了！这里好像是巴黎最好的一家诊所！”但对她来说，单纯的赞美是不够的，还得加上一些责备的话才完美，所以她又补了一句，把附近的一个机构扯了进来：“这里比G诊所好多了。有人跟我说G诊所根本就不行！”
“我好久都没睡好了。”周一的时候她对我说。她看起来又像平常那样了，说话清晰，眼睛能看到周围的东西，记忆也清楚起来。“应该给拉克鲁瓦医生送些花。”我答应去看看。“那警察呢？要不要送他们一些东西？我给他们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发现要让她相信没必要这么做还是挺难的。她靠在枕头上，看着我的眼睛，口气很坚定：“我太累了，你知道吗？我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我的这辈子已经到头了。我不想承认自己老了。不过人还是得直面一些事情；再过几天，我就七十八岁了，这是很大的岁数了。我也必须相应地安排我的生活，开启新的篇章。”
我钦佩地注视着她。很长时间以来，她都坚持认为自己还年轻。有次她的女婿笨嘴拙舌地说了什么，她就有点气恼地回应道：“我很清楚我已经老了，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快乐的事情，我不想你提醒我这一点。”突然间，她从这三天的迷雾中飘了出来，意识到自己有力量去面对七十八岁。她清晰而坚定地说：“我要开启新的篇章。”
我父亲去世之后，她就已经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所展现的勇气令人惊叹。她悲痛欲绝，却并没有陷入过往，而是享受重返自由的乐趣，按照自己的品位重新塑造生活。我父亲一毛钱都没有给她留下，那时她已经五十四岁了。她通过了很多考试，参加各种培训，还拿到了一个资格证书，这个证书让她获得了一份红十字会图书馆管理员助手的工作。她又开始学骑车，每天骑车上班。战争结束后，她考虑过在家里做裁缝。那时候我也有能力帮助她。不过悠闲的生活并不适合她，她最终还是急切地投身于自己想要的生活，为自己找了一大堆事。她先是在巴黎郊区的一个防痨疗养院的图书馆无偿工作，后来又去了他们社区的天主教联谊会的图书馆。她喜欢收拾图书，给它们包上书皮，整理分类，保管查阅卡，给读者一些建议。她学习了德语和意大利语，还把英语捡起来了。她在缝纫工厂做刺绣，参加慈善义卖和各种演讲，结识了一大堆新朋友，也和那些被我父亲的坏脾气吓跑的老朋友重续旧缘，开心地在自己的小公寓里招待他们。最后，她也有能力去进行自己一直以来都非常热爱的活动：旅行。顽强地同自己僵硬的双腿关节做斗争。她去维也纳和米兰看我的妹妹。夏天，她一瘸一拐地走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大街小巷，参观比利时和荷兰的博物馆。这几年，她几乎瘫痪了，只好放弃了周游世界。不过只要有朋友或者亲戚邀请她到乡下或者巴黎以外的地方去，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她：她会毫不犹豫地在乘警的帮助下登上火车。她最喜欢坐汽车旅行。前一段时间，她的侄孙女卡特琳还在晚上开雪铁龙2CV载她去梅里尼亚克，速度超过450公里。她下车时精神百倍，如同绽放的花朵。
她的活力使我惊奇，她的勇敢让我肃然起敬。为什么呢？如果她能开口说话，她会不会再说一些让我瞬间僵住的话？她对我谈起在布西科的那一夜：“你知道那些底层妇女是什么样的吗？她们哼哼唧唧。”“那些医院的护士，他们为了钱才待在那里，所以……”这些话是现成的，像呼吸一样自然，赋予这些词汇以意义的仍然是她的意识，听到她能说出这些话我不可能不难受。她身体疼痛难耐，脑子里却满是臆想，这对比让我悲不自胜。
理疗师走到了妈妈的床边，掀开被子，抓住她的腿。妈妈穿着一条医院的睡裙，裙子敞开着，她一点也不介意展露她布满皱纹的肚皮（上面有一道道纵横交错的细纹）和光秃秃的耻骨。“我不再有羞耻感了。”她不无惊奇地说道。
“你最好一点也别有。”我说，但依然转过身去，目不转睛地盯着花园。母亲赤裸的身体让我感到震惊。对我来说，没有比这具身体更虚无的存在，但也没有一具身体比它承载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小时候，我深深地爱着它，青春期时，它却让我慌乱不安，厌恶反感。这个过程是如此正常，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她的身体就应该具有双重的属性，既使人厌恶又具有神圣性——是一个禁忌。尽管如此，我还是惊讶于我的痛苦是如此强烈。母亲的无动于衷让事情变得更糟：她逐渐地抛弃压制了她一辈子的条条框框，我也认同这种做法。唯有这具身体，因她的投降退让而突然成了一具身体，不再有其他的意义，与尸体无异：可怜得再也没有反抗能力的尸体，被专业人士摆弄来摆弄去，倘若看起来还一息尚存，也仅仅是由于它本身愚蠢的惯性罢了。于我而言，母亲一直都在那里，我从未认真地想过有一天我很快就要看着她离去。她的死期，如同她的出生日，都属于传说的时代。当我对自己说：她已经到了行将就木的岁数。这种话毫无意义，正如很多话一样毫无意义。这是第一次，我要把她看作一具被判缓刑的尸体。
第二天早上，我按照护士的要求去买女式睡衣——短款的，不然会在病人身下皱成一团，引发褥疮。
“你说的是这种背带裙睡衣吗？娃娃款的？”商店的女售货员问。我觉得那条睡衣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轻软、柔和，是为年轻人，为那些青春美好的肉体设计的。秋色可爱，天空湛蓝，我却穿行于一个铅灰色的世界，明白母亲的事对我的冲击远远地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真的不能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一直将她禁锢在某种框架、角色和僵化的形象之中，而这件事却让她从中挣脱了出来。我能看出她生病了，躺在床上，但我看不清她在我内心唤起的遗憾或者说动荡。最终我决定买下几条“四分之三”[9]，粉色的，上面还有白色的小圆点。
在我探望妈妈的时候，负责照看妈妈整体身体状况的T医生也来了。
“你好像吃得很少？”
“这个夏天我很压抑，没什么心思吃东西。”
“你是嫌做饭麻烦吗？”
“我是说，我给自己做了好几道小菜，但碰都没碰。”
“啊哈！那就不是因为懒了，你也会给自己做好几道小菜？”
妈妈认认真真地回答道：“有一次，我给自己做了芝士蛋奶酥，动了两口就不能再吃了。”
“我知道了。”T医生俯就地笑了笑。
J医生，B教授，T医生，他们仪表堂堂，纤尘不染，闪亮耀目，衣冠楚楚，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这个脏兮兮，甚至看起来就像个野人的老妇人俯下身躯——这些大老爷们儿。我从中辨认出了一种肤浅的自我重要性——是重罪法庭的大法官面对那些生死一线的被告时所感受到的那种自我重要性。“你也会给自己做好几道小菜？”当妈妈基于对他的信任努力回忆时，他的笑毫无道理——她是拿自己的健康做赌注。B有什么权力对我说“她又能回去过她的小日子了”？我拒绝这种价值观。当特权阶级以我母亲之口发声时，我怒发冲冠；但当卧床不起的病人奋力同自己瘫痪与死亡的命运抗争时，我完完全全地站在他们这边。
另一方面，我对护士们抱以同情。通过那些必要的工作，他们与自己的病人绑在了一起，这些工作对亲密度的要求极高，让她觉得丢脸，也使他们感到恶心，而他们对妈妈的关心至少展现出了友爱。年轻、美丽、能干的洛朗小姐——那位理疗医师，就懂得怎么去鼓励妈妈，怎么获得她的信任，使她平静下来，而从不假装自己高人一等。
“你明天需要拍一下胃部的X光片。”最后T医生说。
妈妈很苦恼：“所以说你打算让我吞下那个可怕的东西。”
“没那么糟糕！”
“噢，真的很糟糕。”
单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可怜巴巴地对我说：“你都不知道那东西多恶心！味道糟透了！”
“先别想了。”
可是她也没有别的东西可想。自从她住进这家诊所，食物就成了她最关心的东西。尽管如此，她幼稚的关注点还是让我大为惊奇。毕竟，她承受着一大堆病痛，却并无畏缩。她对这种难吃的药物的恐惧里是不是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忧虑呢？可那时，我并没有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第二天他们告诉我X光片（胃部和肺部）的结果非常好，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妈妈穿着粉色白点的睡衣，披着奥尔加借给她的寝衣，绑着大辫子，看起来很平静，不再像一个生病的女人。她的左臂恢复了，可以摊开报纸，打开书或者接电话，而不需要借助别人的帮忙。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她玩填字游戏，读伏尔泰的恋爱史以及让·德·莱里[10]所描绘的巴西探险，浏览《费加罗报》和《法兰西晚报》。我每天早上过来，只待上一两个小时。她也不想留我更久，她有一大堆的访客，甚至有时还向我抱怨：“我今天已经见了太多的人了。”房间里摆满了鲜花——仙客来、杜鹃、玫瑰、银莲花，床边的桌上还有堆得高高的水果、巧克力和糖果盒。“你是不是厌烦了？”我问她。
“噢，不是！”
她感受到了被服务、被照顾、被宠爱的乐趣。此前，她需要借助一只小凳子，费好大的力气才能翻进浴缸，给自己穿袜子都意味着要痛苦地弯腰。现在，每天早晚都会有一位护士过来，给她擦古龙水，并搽上一些滑石粉。她的晚饭由推车送过来。“有个护士让我很生气，”她说，“她问我想什么时候走。可我一点都不想走。”当我们说她很快就可以坐轮椅转到一处疗养之家时，她的脸上阴云密布：“他们打算赶我走了。”但她有时也会考虑自己的未来。有个朋友向她说起离巴黎一小时车程的疗养院。“没人会来看我，我会很孤独的！”她不高兴地说。我向她保证她不会被“流放”，还给她看了我收集的疗养院名单。她开心地想象着自己在讷伊[11]一所宅院的花园中一边晒太阳，一边读书或织毛线。她用半是遗憾半是开玩笑的口气对我说：“我的邻居们会难过的，因为他们再也见不到我了。那些联谊会的夫人们啊，我会想念她们的。”有一次她这么跟我说：“我以前总是为别人活，现在我应该成为只为自己活的自私老太太。”只有一件事困扰着她：“我不能自己洗澡了。”我安慰她，护工和护士们会照料这些事的。与此同时，她很高兴自己能在“巴黎最好的，比G诊所好多了的诊所”调理身体。我们一直都顺着她。除了X光以外，她还做了几次血液检查，所有的项目结果都是正常的。晚上，她的体温升高了，我想知道是为什么，护士却似乎不以为意。
“昨天，我见了很多人，累死我了。”星期天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心情不好，跟她相熟的护士没有上班，一个不太熟练的女孩把尿盆打翻了，床铺甚至垫板都湿了。她不时闭上眼睛，记忆也很混乱。T医生没搞明白D医生送去的片子，第二天还要再做一次X光。“他们会给我用钡剂灌肠，[12]那会很痛的！”妈妈告诉我，“他们又会把我摇来晃去，从这里推到那里。但我只想一个人安静地待着！”
我按住她湿冷的手：“先别想这个。别太焦虑，过度的焦虑对你身体不好。”
她的精神渐渐恢复了些，但看起来比前一天要虚弱。她的朋友打电话来都是我去接的。“好吧！”我对她说，“真是没完没了啊。英国女王也享受不到这样的宠爱——鲜花啊，信件啊，糖果啊，还有电话！这么多人在想念你！”我握住她疲倦无力的手。她闭着眼睛，可怜的嘴角挂着一抹苍白的微笑。“他们喜欢我，因为我乐呵呵的。”
她预计星期一会有许多访客，不过我很忙，直到星期二早上才来。我推门进去，却僵在了原地。妈妈，她好瘦啊，似乎还变得越来越消瘦，越来越干瘪——如同一根枯萎的暗红色树枝。她有点糊涂地低语道：“他们完全把我榨干了。”她要等到晚上才能做X光检查，而且整整24个小时都不能喝水。钡剂灌肠检查并不疼，但是那种饥渴和焦灼让她筋疲力尽。她的脸都皱成一团，紧张又痛苦。X光检查的结果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护士惊慌地回答。我设法去见T医生。这一次，影像提供的信息仍不明朗。他的解释是没有形成“囊肿”，但肠道因痉挛而扭曲，神经性的，从昨天开始就不能正常运转了。母亲有一种顽固的乐观精神，但即便如此，她还是一个容易焦虑紧张的人——这解释了她为什么会抽搐。她太疲倦了，没法接待访客。她让我给P神父打电话，取消见面——P神父是她的告解神父。她不怎么跟我说话了，也笑不出来。
“我明天晚上再来看你。”我走的时候说。妹妹晚上到了，打算第二天早上去诊所。晚上九点，我的电话响了。是B教授。“我想给您的母亲配一个夜班看护，您同意吗？她的情况不大妙。您原想明晚来，但最好早上就到。”最后，他告诉我，有一个肿瘤堵塞了小肠——妈妈得了癌症。
癌症。大家都在说。它甚至已经肉眼可见了：黑眼圈和日渐消瘦的身体。可她的医生排除了这种假设。众所周知：父母总是要到最后才承认他们的儿子发疯了，孩子总是最后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得了癌症。她一辈子都在恐惧癌症，我们却根本没往那个方面去想。四十岁的时候，她的胸部在一件家具上撞了一下。她害怕得不行：“我会得乳腺癌的。”去年冬天，我的一个朋友做了胃部手术。“我也会得这个病的。”我当时耸了耸肩：癌症和用罗望子胶治疗的肠运动过缓之间天差地别。我们从未想到妈妈的执念可能是合理的。然而（她是后来才告诉我们的）弗朗辛·迪亚多想到的就是癌症。“我认得那种表情，还有——”她补充道，“那种味道。”一切都明朗了。妈妈在阿尔萨斯突然发病是肿瘤引起的。肿瘤导致了昏厥、摔倒。两个星期的卧姿又引发了肠梗阻，而后者早就威胁了她的生命。
普佩特给妈妈打了好多次电话，以为她身体甚佳。相比我，普佩特和她更亲近，也更喜欢她。我不能让她去医院，让她骤然看到妈妈的濒死之态。我打给她，她在迪亚多家，刚下火车不久。她原本睡着了——一下就被惊醒了！
那是11月6日，星期三，煤气、电力和公共交通都在罢工。我请博斯特开车来接我。他来之前，B教授又打过来了一个电话：妈妈吐了一整夜，很有可能不能熬过这个白天了。
街上没我想象的那么拥堵。十点钟左右，我在114室门口见到了普佩特，把B教授对我说的跟她复述了一遍。她告诉我，一大清早就有一个重症监护医师N医生在给妈妈施救：他打算用一根管子从鼻腔插进她的胃里给她洗胃。“但如果她已经病入膏肓，折磨她还有什么意义呢？让她安安静静地走吧！”普佩特哭着说。我送她去找博斯特，他等在大厅——他会陪她去喝点咖啡。N医生从我身边走过，我叫住他。白色大衣，白色帽子，一个表情冷漠的青年男子。“为什么要用这种管子？既然都没有希望了，为什么还要折磨妈妈？”他轻蔑地看着我，“我只是在做必须要做的事。”他推开了门。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士叫我进去。
病床被放回了房间中间，床头抵着墙。左边放着一个静脉注射架，连着妈妈的手臂。她的鼻腔连着透明的塑料管，中间通过一些复杂的装置，最后连到一只广口瓶中。她的鼻子痛得缩在一起，脸紧紧皱着，顺从得让人感到悲哀。她悄悄告诉我，这个管子并没给她带来太大的困扰，但夜里她可受了大罪。她渴极了却不被允许喝水。护士放了一根管子到她嘴里，管子的另一端插在一杯水里。妈妈可以润一下嘴唇，却不能吞进去。我被那个吮吸的动作迷住了，那动作是贪婪的，也是克制的。她的唇上有淡淡的柔和的阴影。我的童年时代，只要妈妈生气或难堪，她的嘴就是这样动的。“你想让我把这些东西留在胃里吗？”N咄咄逼人地问，给我看了一罐淡黄色的东西。我没应声。在走廊里，他说：“破晓时分，她仅仅只剩下四个小时了，我把她抢救回来了。”我不敢问他：“为什么要救回来？”
专家会诊。一个内科医生和一个外科医生（P医生）给她的浮肿的腹部做触诊检查，妹妹站在我这边。妈妈在他们的手指下呻吟，她疼得叫了出来。注射吗啡。她仍在哼哼。“再注射一次吧！”我们恳求道。他们不同意：过量的吗啡会麻痹肠道。他们希望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因为罢工，停电了，他们送了一份血样到美国医院，那里有自己的发电机。他们考虑做手术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外科医生出病房时跟我们说，病人太虚弱了。他走后，一个年纪较大的护士贡特朗听到他吼叫着说：“别给她做手术了！”她跟我讲这件事后赶紧捂住自己的嘴：“不要告诉N医生是我告诉你的！我之所以跟你说是因为她就像我自己的母亲。”我问她：“如果给她做手术会怎样？”但她又不说了，没有回答。
妈妈睡着了。我离开前给普佩特留了电话号码。五点的时候，她往萨特的住处给我打电话，语气里满是希望：“外科医生想试着做手术，血液分析非常乐观，她的力量恢复了，心脏也可以挺过来。毕竟，还不能完全确定就是癌症，也许只是腹膜炎。如果是这样，她还有一线生机。你同意吗？”
（别让他们给她做手术。）
“好，我同意。什么时候？”
“两点钟到这儿。先不告诉她手术的事，但要给她再拍一次X光。”
“别让他们给她做手术。”可是，与专家的决定相比，与我妹妹的希望相比，这声音太微弱了。妈妈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那还不是最糟糕的。我也想象不出来一个外科医生会冒这样的风险——她会挺过来的。这场手术会让病情恶化吗？无疑，这就是贡特朗女士话里的意思。但如果放任眼下的肠梗阻发展下去，妈妈可能活不过三天，我特别害怕她会在痛苦中死去。
一个小时过后，电话又响了，电话另一边的普佩特抽泣着说：“马上过来。他们已经做了手术。发现了一个很大的肿瘤，恶性的……”萨特和我一起下楼，陪我乘出租车到医院。我的喉咙因极度的痛苦而缩紧。一位男护士给我指明了休息室的位置——就在进门的大厅和手术室的中间，我妹妹在那里等着。她烦乱至极，我给她要了一些安定。她告诉我，医生非常自然地告诫妈妈，拍X光之前他们要先给她注射镇静剂。N医生让她睡着了，麻醉过程中普佩特一直握着妈妈的手，我可以想象，当她注视着这具衰老、饱受摧残，几乎一丝不挂的身体时是何等煎熬——更何况这还是她妈妈的身体。妈妈的眼睛翻上去了，嘴巴也张着，那副面容，普佩特永远都无法忘记。妈妈被推进了手术室，过了一会儿N医生从里面出来了——腹部有两升的浓汁，腹膜破裂，肿瘤巨大，最凶险的那种癌症。外科医生移除了所有能被移除的东西。当我们等在那里的时候，堂妹让娜和她的女儿尚塔尔来了。她刚刚从里摩日过来，以为会看到妈妈静静地躺在床上——尚塔尔还带了一本填字游戏的书。我们商量妈妈醒来该怎么对她说。简单极了：X光显示她患上了腹膜炎，于是当机立断地进行了手术。
妈妈刚刚被送回她的房间了，N告诉我。他赢了——早上她已经踏进了地狱，现在已经成功地挺过了一场漫长又凶险的大手术。感谢最新的麻醉术，她的心脏、肺部甚至全部的器官都能继续正常运转了。毫无疑问，在这一丰功伟绩之后，他彻底清洗了双手。妹妹对外科医生说：“给妈妈做手术可以，但如果是癌症，请向我保证别让她受苦。”他答应了，但他的保证有什么意义？
妈妈平躺着睡着了，脸色蜡黄，鼻子紧蹙，口唇微张。我妹妹和一位夜班护士守着她。我回去后和萨特聊了一会儿，又一起听巴托克的音乐[13]。突然，十一点时，我泪水夺眶而出，几近歇斯底里。
惊愕。我父亲去世时，我一滴眼泪都没掉。我曾对妹妹说：“若妈妈去世，我也是这样。”我的一切痛苦，在这天晚上之前，我都是明白的——哪怕我已经被痛苦吞没了，我也能保有自己的理智。但这一次，绝望超出了我的控制：一个不是我的人在我的内心深处哭泣。我对萨特说起我母亲的嘴，正如我早上看到的样子，还有我从中解读出的一切：贪吃又拒斥，谦卑得近乎屈从、希望、悲痛、孤独——死亡的孤独，活着的孤独——她不想承认的。而我自己的嘴，他告诉我，也不再听命于我：我把母亲的嘴置于我的脸上，模仿它却不知自己的模仿。她的整个人，她的整个存在都变得具体，同情令我肝肠寸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