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等奖
书店的光
虽然书店不断在城市中倒闭，但还没有人把城市描述为书店的坟墓，因为书店还是需要开在城市里。不过，书店和城市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暧昧。几乎在每一个城市里，都有曾担任过文化地标角色的书店倒闭；哪一个城市里没有书店倒闭，反而是不正常的。曾经，书店与城市的关系是那么融洽，长达数百年的时光，书店和城市都处在蜜月期。在印刷时代，一个城市没有书店，就像一个渴望阅读的人没有眼睛一样。
眼睛最敏感的，是光。旧金山有一个名为“城市之光”的独立书店，曾是“垮掉的一代”的大本营，是艾伦・金斯伯格和杰克・凯鲁亚克的“家”，作为反叛文化的地标闻名于天下。作为一个书店，它不仅仅售卖书籍，而且直接参与了文化潮流的创造。旧金山因为拥有这个书店而成为美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重镇。《圣经》有载“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一个书店将自己命名为城市的光芒，并不过分和夸张，因为书中的确有光。后来“城市之光”成为最有名的独立书店之一，“城市之光”这个名字也被当作独立书店的象征，而被其他书店所采纳。离我不远的城市就有一家起这样名字的书店。这个名字间接展现了一个书店的最高抱负：照亮一个城市的文化黑夜。
但这种文化抱负大概只有在那个年代，那样一群人才会想到。如今，我们的文化已经“进化”到了电子时代。在书籍层面，电子阅读冲击了纸质书籍，但目前并不致命；在书店层面，网上书店对实体书店的冲击则来势汹汹，并且势如破竹。与网上书店的低廉成本相比，实体书店日益上涨的房租在毫不留情地瓜分书店最后一点利润。近几年，民营书店或者说独立书店倒闭的消息早已不是新闻；相反，独立书店屹立不倒好像才会成为新闻。书店，作为一个城市重要的文化风景，正在被电子时代和太过功利的城市自身所抛弃。
迄今为止，大概每一个爱书人，都有过对书店的热爱。因为也许不久的将来读书人对实体书店不再会有太深的印象，抱有太多的情感。而对于我们这一代以及更早的人们来说，实体书店曾是获取丰富书籍唯一的途径。回顾我的阅读经验，如果没有那些实体书店，我的阅读也许永远会停留在被规定的教科书层面。如果要比喻的话，我会将有些书店比喻为书籍的小溪，将有些比喻为书籍的湖泊，将另一些比喻为书籍的海洋。读中学时，我在学校旁边一个叫作“三字经书社”的书店里第一次看到了《花城》《作家》《人民文学》《十月》等文学杂志。这个书店的主要业务是书籍租赁，因此，我有幸花很少的钱看到了众多优秀的文学期刊，轻易就站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沿和现场。在同一时期，我家门口不远处还有一个“求知书店”。这也是一个租售一体的书店，还可以在店中阅读。书店老板的眼光不俗，进有大量优秀的现当代文学书籍。我在其中读了许多对我来说是启蒙性的书籍。印象最深的有老舍、施蛰存、郁达夫、沈从文等现代作家的小说；在一本《台湾现代诗选》中我第一次读到痖弦、洛夫、周梦蝶等人的诗作，被那些独特的语言击中；在一本《世界散文诗选》中读到了屠格涅夫的优美，更读到了马拉美、兰波、魏尔伦的颓废；还有更多的外国名著。我沉迷最深的是雨果的《悲惨世界》；还有我最早当作黄书来读的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上大学后我才真正体会到王小波的意义。在这些书店里，我的世界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书籍给我打开了一扇扇窗户，每一扇窗户都通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们让我的思想世界变得宽阔的同时，却也让我的现实世界变得不断狭窄：我偏科的度数不断增大，至高中时理科已经将近废掉。
初中时代我经常去的还有县新华书店。一开始我在这里蹭书读。后来书店开了读者俱乐部，办卡即可借阅数量众多的书籍。我在这里借过许多书，也是第一次读到耿占春先生的《隐喻》。那时虽然读不懂，但还是感觉一个独特世界轰然向我打开了。从那时起，语言拥有一种神秘力量这一观念在我心中播种下了种子。这初中时播下的种子到高中时已经茁壮成长。高中时，我在新华书店里读到海子的诗集。这诗集是书架上出售的，而不是在读者俱乐部里供借阅。我就倚在书架上阅读它。里面的诗把我引向了一个精神的深渊或险峰，我从现实生活中一下进入了海子所构筑的精神世界里。也许因为新华书店开着空调，我记忆中当时整个世界都在被阳光灼烧，而书店却像是用冰块把世界隔开。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种独特的空间感在我每次想起海子的诗时，都会出现，然后把我与外在世界阻隔开来。
这三个书店一起将我推入了文学的深渊。因为整个高中时代，我发现自己的道路越走越窄。那些文学书籍为我架设的，只是一个看不到彼岸的独木桥。读大学时，我才真正被解放了，可以进行自由的阅读。大学里虽然有图书馆，但一开始处于半开放的暧昧状态，很多图书都无法借到，所以书店仍是一个重要的去处。刚到大学时，学校旁边一家租书店以很低的价格处理旧书，虽然书确实显得陈旧苍老，但我仍欣喜若狂，买下了一套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先锋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丛书。这种对先锋文学的集团式检阅，让我对文学的痴迷和野心都呈正比暴涨。后来学校图书馆和阅览室借阅图书更加方便，但我仍然购买了很多书，尤其在学校旁边的一个打折书店开张之后。因为尚没有固定收入，所以打折书店和旧书店是我最常光顾的。到河南大学就读时，学校周围的折扣书店更多。与普通书店打折不同，因为经营多为库存书，可以从相关渠道以很低的价格拿到书，这些书店折扣往往很大，多在五折以下。库存书有大量的垃圾书，但也有很多好书，尤其是不那么畅销的学术、严肃文学读物。而在众多的库存书中优中选优则是这些书店的立身之本。河南大学周边的这种特价书店最多时有一二十家，真正决定这些书店生意好坏甚至关张与否的，并不是谁的折扣更低，而是谁的书更好，更有品位。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类特价书店是中国书业的循环再利用系统，具有一种过滤功能。于是一些沉淀到大众阅读之河底部的书“沉渣泛起”，重新捕获读者和被读者捕获。这些折扣书店往往门店较小，环境也没有那么幽雅，数量众多的书籍拥挤在简易书架或简易摆台上，有些因少人翻动，甚至落满了灰尘。这种简陋的书店在高校周边大量存在，似乎在彰显着一种悖论：一方面是知识的殿堂化，另一方面是知识的过剩。那些过剩的知识经过一番市场的检阅，最后重又返回到它们的策源地，最终由寄居于殿堂里的人来消化。被贬值的知识，经过了重新消化加工后，又会产生新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可能是极具价值的；当然，也有可能只是特定人群的“玩物”。
特价书店不仅只有高校周边有，所反映的也不仅仅是知识过剩的问题。曾几何时，特价书店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张。与其说它们是知识的循环再利用体系，倒不如说它们是图书市场的二级市场，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但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网络书店的兴盛，它们也同样被严重冲击。低价的优势不再，又缺乏相对较好的购物环境和购物体验，这些特价书店也大量地关张和倒闭了。但它们的倒闭只是整个书店行业的冰山一角。当常规的实体书店受到冲击之后，作为常规书店补充的它们，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而我的中学和大学时代，基本上还是实体书店和纸质阅读的黄金时代。读过书的两座内地城市新乡和开封，都有数量众多的书店，特价书店还不包括在内。但现在这些书店大都倒闭了。曾经见识过它们盛况的我，来形容这种倒闭就像是在山谷中看见群山的崩塌。不过，书店倒闭所带来的伤感，我早已体验过。在高中甚至大学时，我曾经汲取过营养的书店就开始关张了。求知书店在我高中时代就关门了，它只是圆了那个文人老板的几年书店梦。他们最后处理图书时，我要买一本诗学论集，但又因为它是旧书，想让老板多打些折扣。老板夫妇说，那是他们读大学时买的，已经很便宜了，如果我不要的话，他们还作为收藏。我这时才知道他们夫妇二人都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三字经书社”在我大学毕业不久也关门了。想起初中时它的经营盛况，我一直惊奇于它的倒闭。其实我更惊奇的是：一个小县城的一个普通租书店，为何会进那么多纯文学书籍和纯文学杂志。我在后来的岁月里，不止一次地为此庆幸，也不止一次惊奇于老板的眼光。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在大街上见到了原三字经书社的老板，他笑着叫出我的名字，然后告诉我现在他在养鸡。我无法形容那时的诧异，站在大街上久久没有动。又过了好几年，我和初中的同学在一起吃饭，听到他们专门说起这个老板开了一家饭店，亲自掌勺，做得还很不错呢。最后一句话是笑着说的。大概曾经给过他们最初阅读启蒙（即使读的只是武侠小说）的人，又能够带给他们舌尖上的盛宴，有一种带着反讽又略含伤感，但最终是大团圆结局的复杂感受。
事实上，这种伤感是轻微的，因为说这话的人已不再读书。如果说当时读课外书是对于课堂应试教育的一种反叛的话，那么过了三十而立的年纪，被世俗生活招安之后，已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用读书这种方式来反叛。于是，上面所谓“反讽”也是轻微的。只有大团圆的感受才最真实。如果说之前老板通过为他们提供课外书来娱乐，那么现在则是为他们提供美食娱乐。虽然方式不同，但又把他们黏合起来了。
事实上，这也是实体书店倒闭的原因之一。中国成年人的平均阅读量小之又小，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如以色列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虽然中国人口众多，但较小的阅读量仍然无法撑起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需求不足够的市场，本身就不是健全的。这种不健全，在中小城市中，尤其明显。
我在自己工作的城市，也经历了一些书店的倒闭。这种倒闭首先从小书店开始。其中在朋友圈中小有名气的“中孚书店”关门的时候，我去问了处理图书的老板。老板最后只是说：做了这么多年书，没有挣到一点钱。后来一个本地大学的毕业生在找我时，还问过我中孚书店去哪了，我只好以实相告。最终大家也都能接受这个结局，因为它的规模并不大，而网络书店这时已如日中天，读者正在形成新的购书习惯。
与之相较，这个城市最大的民营综合性书店的关张，则让我有一种沉重的恍然若失之感。这个书店名为红月亮，取自这个城市本土作家写的一部小说，当时在文坛颇有反响。这个命名似乎暗示了书店的价值取向。经过二十多年经营，它不仅是这个城市最大，而且也是图书经营理念最为先进，对图书的文化价值认识最全面深刻的书店。与许多小城市民营书店对教辅的依赖相较，这个书店虽然也有教辅，但却不是主要经营类别。书店里的书维持着一个较高的档次，文化和文学类知名的图书，大都能及时买到。它的定位并不是有些小书店那样面对某种特定的群体，如学生等，而是面向了更宽泛的读者群体。甚至我很多时候觉得它所面向的也不是焦作这个小城市的预期读者。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说，一个四线城市的潜在图书消费者，也是一种特定的读者群体。
这个书店不仅提供国内最新最好的图书，而且在书籍的摆放设置上，也颇讲究。读者进入书店，总是能第一时间通过摆台、书架等多种形式看到最新最好的图书。这些地方图书的更新速度永远超过读者的想象和预期，而且摆放方式花样繁多。比如某些文学奖结果一公布，得主的图书就会被摆成螺旋楼梯式的形状。它不光提供了一种时间感，也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空间感。既彰显了书籍的多，又使书籍拥有一种奇妙的轻盈多姿之感；而且让人联想到“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样的内涵。
如果说书店前部的书籍体现了快和精的话，那么后半部分则体现了专业与丰富。经过了前端的突出与强调，书店中部和后面的书架上，是对图书精准的分类。在这精准的分类中，依然有对图书新旧和品质的区分。一般而言，新书总是放在书架上方的隔栅里，而一些真正的旧书，则放置在最下端。旧书的存在，并不会造成图书质量参差不齐的感觉。我所逛最多的文学类书架，下方经常能找到很多好的旧书。所谓旧书，也并非完全的陈旧，而是在近十余年之内出版。文学、文化、思想类好书的价值并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折损。书店并没有将这类书弃之库房，或者一股脑儿堆到可以借阅的读者俱乐部之中，而是保证了它们一种陈旧的新。有许多书籍像所谓的钻石王老五一样，虽然年纪较大，但并未婚娶，且身价不断高涨，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书店关张之前，我购买最多的就是这类书。它们中许多在当当等购书网站上已经断货，在孔夫子网上则被标到自身价格的数倍。如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七卷本《西方美学通史》等等。一定程度上，它们可以说是一个书店文化品质的沉淀，是它厚重的标志。如果只有新书，而没有因曲高和寡而“剩”下来的书，那么这个书店就像是被时间的橡皮轻易擦掉了过去，也看不到它的坚持。
对于读书人来说，书店也是有自己的品格甚至人格的。一个书店只卖好书，而且注重文学社科类好书，一流作品经常可以看到，而不太顾及一个城市大多数人的阅读趣味，就像是一种自说自话，一种态度的孤傲。这种孤傲的态度并不是一种过誉。在书店关张之前，我和书店的一个负责人交流，他说书店已经在不赢利的情况下又撑了一年，支持不住了。然后我们谈及许多小书店的生存之道——教辅的经营，他否定了想要依靠教辅来扭转经营状况的想法，说书店虽然在这个城市是名气最大的，但从未主动找学校来营销教辅，今后也没有这样的打算。须知教辅和考试书是一块巨大的蛋糕，有的书店仅靠教辅考试类书籍就可以活得很好，并且开了多家分店。而这个书店最后宁愿关掉也不愿意变成一个教辅经营机构，可以用洁身自好到产生洁癖来形容。因为教辅类书店对于真正的读书人来说，有种冰冷的工具感和对知识的功利性。中小学教辅和考试资料所传达的知识，都是为了考试，把知识变成了一种功利性的工具。它们对于孩子知识观的塑造，所起的作用，永远是坏多于好。
教辅考试书把阅读与学习变成了对唯一正确答案的寻觅；而真正的文化熏陶应该是不断对多元化和可能性的提示。一个书店拥有品类丰富的书籍，就是在提供一种多元化的文化氛围。教辅和考试类书籍还提供着知识的另一种功能，就是时刻对学习者进行打击。大概所有习题都拥有这种功能。有些学习者从这种打击中突围，有些学习者则对知识留下了永远的阴影。我就是被留下过阴影的人之一。所以在我看来，这样的书店中充斥了一种文化的肃杀之气。虽然有些主营教辅的书店也会有一些文学艺术类的非教辅书，但我往往对它们提不起太大兴趣，不会过久地逗留，犹如不会在一个杀气太重的地方享用美食一样。
与这样的考试书店不同，好的书店应该成为知识的平等和荣耀之地。它不是在讨好人们的功利化目的，而像是让人们认识到知识的丰富和多样，将人放置在知识的前沿和高地，对人的认知及审美等进行引领。于是每次到这种书店，我都有一种羞愧感。羞愧于自己很多书都未读过，也羞愧于许多书可能永远都不会读到。一个丰富的书店永远在提示着阅读者自身的匮乏。也许这是网络书店所不及之处。网页只能提供书籍的平面形象，在知识体系上，也无法提供一个系统空间。想要去详细了解一本书，只有关闭或屏蔽掉其他图书，不像书店里所有图书都在一个立体的形式中向人们敞开。这立体空间中也可以体现出更多的秩序性。电脑或手机屏幕这个单一的平面空间，无法取代这样的立体空间；对于一个城市的文化积淀和空间体系来说，它也是无法代替的。这样一个书店的关闭，使一个城市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公共知识空间。
与这类综合书店相似，图书馆也是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但在书籍的新颖性上，却不具优势，无法与前者相比。图书馆能够提供庞大的图书资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容易显得死气沉沉。图书放到书架上之后，它的新颖性就会消失，就像一个新的尝试和变革最后还是被纳入了一个大的传统之中。一些新的知识成为一个巨大知识谱系中的一个小小的链环。而在书店里，新书永远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图书的新颖性也是书店最重要的卖点。一个书店入口等重要位置的书基本上永远保持着新颖性。它需要以书籍更换的速度来暗示知识的更新率，也暗示着读书人应该逛书店的频率。一定程度上，它是一个城市知识进化的风向标。
这样的书店我在其他城市也逛过一些。去逛这些书店，并不单纯是受买书的欲望驱使。网络已经能为购书者提供足够丰富的书籍和低廉的价格。驱使我抵达这些书店的原因，更大程度是为了认识这座城市。书店此时就像一座城市文化的重要章节，是一个城市的斯文在兹。这些书店大都为民营，更能体现出个性。首先是书店经营者的个性。在这样一个书店并不怎么赚钱的时代，书店经营者仍然维持这些书店的运转，本身也需要一种非功利性的理念，一种文化的抱负和坚守。同时也是这个城市个性的一部分，因为它能够体现出这个城市的文化状况、市民的文化素质和趣味等等。
这样的书店，往往被称为独立书店。这个名称彰显的，不仅是书店的经济状况，也同样是一种文化姿态。
我在北京时，专门去了颇具代表性的独立书店——万圣书园。这个被许多知识人赞誉的书店，几乎如它的名字一样成为许多读书人眼中的圣地。初到这个书店，并没有看到书店空间有多么宽敞、亮堂或井井有条。它被书所堆满，唯一的秩序感，是从对书籍的分类摆放上得来的。各种书籍的仔细分类，这种类别排列中的秩序感，以及各个类别书籍的丰富性，成为这个空间秩序感和丰富性的印象来源。还有一点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个书店空间的曲径通幽。这是因为书店并没有像寻常的商场一样把商品统一在一个巨大的空间里，而是被墙壁分隔成几个房间和区域。对于万圣书园这样一个体量的书店来说，这个空间带有临时、凑合的意味。事实上，万圣书园经历过几次搬迁，才在这里“定居”。这种空间的凑合恰恰显示了书店本身的不凑合，并没有削减书的品类与数量来凑合自己的文化抱负。而店里的书籍似乎每一本都经过了挑选，保证了书的量，更保证了书的质。它所不能保证的唯有书店空间的量与质。也许这正是书店与这个时代空间经济学的冲突。
同样有这种冲突的，是上海的季风书园。作为一个经营了二十余年、口碑颇高的老店，季风书园跻身于地铁站大厅旁。一定程度上，这种现实的地下空间处境也是对书店在城市空间中尴尬处境的隐喻。上海这样一个经济发达，高楼大厦林立，店铺鳞次栉比的城市，并没有给一个书店提供一个体面的空间。地下在一个城市的空间类型中，无疑是身处末流的。如果给城市空间划分等级，地面应该排在最高等级。但有些地面空间由于脏乱，并不能进入这一行列。由高楼大厦擎举起的地上空间因为远离地面，容易让人产生不适感，只能排到第二行列。但这地上空间也会产生一种高度的悖论，即当一个高度具有超越性时，它的高对人们来说已不再只是生理感官角度去理解的高，而是变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意义性的高。这种高与尊贵同义。这就是为什么最高建筑称号的争夺在城市中不断发生。与这两种空间都有各自的尊贵之处相比，地下空间则成为城市的第三空间，几乎没有翻盘的可能。大概唯一让地下空间翻身的就是地铁。地铁为城市居民带来了快捷和方便，为地下空间带来了荣誉。但它仍然不是目的地，而是抵达目的地的一种手段。地下在象征符号性上，有一种非主流文化的意谓，尤其是青年亚文化，更多被冠上这个称谓。如：地下摇滚、地下诗歌等。它的荣耀之处在于它的反叛意味。尤其是当主流文化腐朽没落之时，它更具荣耀之意。
但季风书园一定程度上仍然是综合性书店，包容性也很强。它只是把书店地址委身于地铁站内。我多次逛季风书园，或看书买书，或听讲座。听讲座或欣赏民谣演出时尤其感到空间的憋闷。由于身处地下，它没有窗户，也无法很好地通风。它的名字与它的现实形成了一种充满反讽的对比。在这里唯一能够吹动的，是思想者头脑中的风暴。众多的文化名人在这里举办讲座或者活动。但这相对包容的书店也发生了多次活动被取消的情况。一定程度上，这个书店的文化气质似乎也越来越近似于它的空间位置——地下在这里逐渐拥有更多青年亚文化的自由之味道。而身处地下的它，也不得不接受了终结的命运。只是它提前一年宣布关门时间并进行倒计时。这种倒计时虽然实属无奈，但也颇有一种行为艺术的色彩。在日常的经验中，这样时间较长的倒计时，往往迎来的是重大节日或喜庆之事。而季风书园长达一年的倒计时所迎来的却是书店的关闭。这对于书店和读者来说，都是一个悲剧性的日子。也许正是这种悲剧性的倒计时，置换了倒计时的意义，书店也饱含了一种反叛的地下味道。由此，它的地理空间与文化意义合拍。由独立书店到地下书店，文化身份的流变彰显的，也许正是整体文化的衰落。
在这个书店不断倒闭的时代，仍然有书店成功坚守着。它们的成功之处，在于不仅仅把书店当作一个售卖图书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建构书店的文化符号体系和精神内涵。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对文化的重视程度和包容度。这种拥有独特文化内涵和符号体系的书店，在这个时代，更能彰显其独特的价值。北京的单向街书店也是这样的一个书店。它的现实空间也许同样不宽阔，但它在符号意义上，却宏大而壮阔。且不说对于本雅明《单向街》文化符号意义的继承，书店创造了更多原创性的文化符号。如书店创办者以单向街之名创办了杂志《单向街》，展示了不俗甚或高雅而颇具思想性的品位。后来这本杂志改名为《单读》，依然保持了原有的思想品质。与此同时，书店还专门设立了文学奖，奖励有独特价值的作家和作品。在奖项泛滥的时代，单向街书店奖的独特意义，也许就在于它的独立性。而思想性、文学性与独立性相结合之后，这样的奖项就具有了更为独特的价值。通过多种意义的建构，一个符号性的书店被确立起来，已经超越它实体店面的意义。因而它的价值，也超越了网络书店，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成为读书人心中一团明亮的火。
张艳庭 男，1983年生。同济大学硕士，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在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