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化指示器的角色

站在19世纪的立场上来看待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历史社会学家主要关注的是这一变迁对公民社会的影响，政治主要被看作是道德的演进。当亲属纽带和誓言不再具有约束力，这对家庭和工作团体究竟具有什么影响？什么样的规范准则取代了亲密关系下的交叉压力？人们从这些问题中产生了对城市化、个性、工厂、文化变迁以及这些因素与社会管制机构之间联系的兴趣。²⁸

今天，对社会的分析继续从职业化、技能、技术、理性和功能性等角度进行，所有这些术语均与现代社会相联系。我们将这些概括与社会中特定的战略角色联系在一起，例如公务员、水利工程师、社区发展专家、大学讲师等。这些角色与传统的角色如首领、牧师、皇太后、国王世袭财产的继承者等，对比是多么强烈！

然而，从角色的角度来看待现代化，仅仅使我们意识到现代化过程之复杂性。在每一个现代化环节均出现新的角色。某种意义上，这就是社会变迁的真正内涵——在一个社会中形成新的、适应性的角色。现代化利用从不同工业社会（通常与西方工业社会相联系，尽管现代化不再被认为是西方独有的）中产生的角色，利用那些在生活情调与“职业观念”之间作出选择的角色。

角色，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由于社会变迁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应当成为现代化分析的起点。它们为政治分析提供了许多数据。它们体现了新的道德观念。在构造互动的过程中，这些角色阐明了在社会领域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被看作是流动性的、在价值上直接产生冲突的问题，以及被看作是在工作场所的人们与宗教场所的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意大利南部蒙特格拉诺山村中被班菲尔德称为“风气”的事物，可以转变为“角色”。正如S. F.纳达尔（S. F. Nadel）指出的，角色被集中的方式揭示了社会的某些道德基础，以及社会的结构。“角色集中的好处在于加强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因为个人在自己身上结合越多的角色，他与扮演其他角色或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就越多。同样，一个人扮演的任何额外的角色将他与他所在社会的规范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²⁹

为了分析这些评论，让我们假设现代化是比工业化更为缓慢和更为温和的过程。从角色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在现代化过程中，大量的中间角色逐渐形成，其主要的功能就是在旧的角色与新的角色之间进行协调。我们可以预测这些中间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既促进了革新，也抗拒变革。然而，在工业化过程中，在现代化中逐渐形成的中间角色被清除，因为它们变成了障碍，不再具有利用价值。例如，作为现代化一个方面的商业化，可能被在一个外来社会中作为中间人的特定人群所接受，但同时这些人却拒绝改变他们的家庭习惯和生活方式。在城镇与乡村之间维持着一种经纪人的关系，他们依靠家庭关系而非契约关系来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可能储藏金钱（或者将这些钱分给许多亲戚）而非用于投资发展。这样，经纪人角色在某个阶段作为现代化的工具，而在另一个阶段则阻碍现代化。

没有一种角色是纯粹的现代角色。20世纪30年代在拉美，律师代表了现代性。今天代表现代性的是经济学家，明天可能就是工程师。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个时刻，特定角色是现代性的战略指示器，但在另一个时刻则不是。显然，我们必须对那些在特定的革新阶段包括了大多数功能职业的角色进行定位，这些角色被社会中变革取向的成员认为是最重要的。这些功能职业包括了技术—官僚职业、政治职业（当政府或政党被利用作为现代化的工具时）等等。在一个社会中如何安排这些职业，表明该社会的组织选择，以及社会控制组织的方式。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肇端于与社会分层相关的重要职业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