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体系的态度

传统的思辨发展了多样性的综合——它在康德的基础上将多样性想象为混沌的——而且它最终的目的是使自身脱去任何内容。相比之下，哲学的目标、它的开放的和不加掩盖的方面像它的解释现象的自由（哲学将这种自由和被解除武装的问题结合在一起）一样是反体系的。但就哲学面对着作为体系的异质物而言，哲学保持着对体系的敬重。这个被管理的世界是按这个方向运动的。作为体系的是否定的客观性，不是肯定的主体。在一个历史阶段上，体系——就它们严肃地对待内容而言——已被降低到独撰概念的不祥领域，并且只有它们的图式程序的苍白轮廓被保持下来。在这样的历史阶段，难以生动地想象有什么东西能使体系具有哲学精神。

当我们沉思哲学的历史时，党派偏见的道德不应该妨碍我们设想某一体系（不管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优越于它的对手两个多世纪。与体系相比较，这种道德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体系阐释事物，这种道德解释世界，而别的东西只是声明这是做不到的，从而显示出双重意义上的屈从、拒绝——如果它们最终有更多的真理的话，它们就会以此来证明哲学的无常。无论如何，哲学适合于以它的特称陈述提高这样的真理，并用它来反对那些不只是夸耀自己的“更高”等级的哲学：迄今为止，尤其是唯物主义表明它是在阿布德腊⁽¹¹⁾产生的。根据尼采的批判，体系只能证明学者们胸襟狭窄，靠在概念上构造他们对存在物的管理权威来补偿政治上的无能。但体系的需要——这种需要不容忍知识的肉体被肢解，要求取得那已不自觉地在每一个别判断中断言的绝对知识——经常比精神的假象更多地进入不可抗拒地取得成功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方法中。

在历史的哲学中，17世纪的体系专门服务于一种补偿的目的。那种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相符合的理性，已经粉碎了封建的秩序和这种秩序的思想反映形式，即经院哲学的本体论——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相符合的理性畏惧混乱，感觉到了毁灭，而这种毁灭是它自己造成的。它在那种继续潜藏在它的领土上并随着它的权力而更强大的威胁面前发起抖来。这种畏惧成为作为整个资产阶级思想存在三要素的一种行为方式的开端：由于进一步巩固现有秩序而成了迅速中立化的开端，每一解放步骤的开端。在资产阶级思想自身不完全解放的阴影下，资产阶级意识肯定害怕被一种更先进的意识所废除；它感到它只能产生一幅自由的讽刺画，而不是整个自由。因此，资产阶级意识的自主性在理论上扩展成一种类似于它自己的强制机制的体系。

资产阶级理性着手从自身之中产生它在自身之外曾否定的秩序。然而，这种秩序一旦产生出来，就不再是一种秩序，而是贪得无厌的东西。每一种体系都是这样的秩序，这样无意义的合理的产物：一种装作自在存在物的被法定的东西。它的源泉不得不迁移到脱离了内容的形式思想中，别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使它控制材料。哲学的体系从一开始就是自相矛盾的。它们的基础被它们自身的不可能性所纠缠。恰恰是在现代体系的早期历史中，每一种体系都注定在下一种体系的手中被消灭。理性作为一个体系而盛行，最终消除它涉及的一切质的规定，因而和客观性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它打算靠把握客观性来侵犯客观性。理性开始从客观性中被清除掉——越是被清除掉，客观性就越完全服从于它的公理，最终服从于一个同一性的公理。一切体系的故弄玄虚，直到康德的、甚至黑格尔的（不管后者的纲领如何）结构的烦琐，都是一种先验的不可避免的失败的标志，特别是在康德体系的破裂中非常诚实地记录下的失败。莫里哀第一个表明故弄玄虚是资产阶级精神的本体论的一个主要特点。

每当有某种东西被认为逃避与概念相同一时，概念就不得不采取夸大的方式，以防止任何对思想产物的不容置疑的有效性、稳固性和缜密性的怀疑蛊惑人心。伟大的哲学伴有一种不宽容任何他物而又以一切理性的狡猾来追求所有他物的妄想狂似的热忱，而别的哲学则在这种追求面前退避三舍。最微不足道的非同一性的残迹，都足以否定一个被概念视若总体的同一性。自笛卡尔发现松果腺和斯宾诺莎制定公理和定义以来，各种体系的赘生物已经充斥了笛卡尔当时演绎地推断出的整个理性主义——这些赘生物靠其不真实性，显示出了这些体系本身的不真实性和躁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