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寻找英雄
英雄主义和克里斯玛是紧密交织的。因此，马克斯·韦伯认为，“个人英雄主义”是“真正克里斯玛”最重要的标志之一。[68]由此看来，希特勒声称他对纳粹党的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过去的“英雄”事迹，也就绝非偶然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很多人都期盼着出现一位英雄——如纳粹支持者埃米尔·克莱因所说的“强人”[69]——能够带领着他们走向更加光明的新世界。从1919年到1923年，阿道夫·希特勒稳步成为他们英雄般的领导人，而这正是基于一种强有力的个人英雄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曾在19世纪因现代德国的建立而兴起。例如，为了纪念统一德国的俾斯麦宰相“英雄的”领导，全德国竖立起了二百多座俾斯麦塔。阿瑟·叔本华等德国哲学家也崇尚个人而非政府的统治，弗里德里希·尼采更是充满激情地宣扬英雄在无神世界的重要性。尼采把拿破仑当作英雄崇拜，将其视为“高尚理想的化身”[70]。
现在，受到激发的德国人开始更进一步回顾自身的历史，以在其中寻找个人英雄的例证。德国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就是建成于1875年的赫尔曼纪念碑。该纪念碑位于条顿堡森林，是为了纪念近两千年前阿米尼乌斯（或称赫尔曼，是切鲁西人的首领）带领日耳曼部落战胜罗马将领瓦卢斯率领的三个罗马军团而修建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青年普遍参与的“候鸟运动”的很多成员都在呼唤一位英雄领导人的出现，希望他能够将德国从逐步加深的工业化进程中解救出来，引领德国回归自然。其中一个“候鸟运动”团体的成员彼得·维雷克写道：“在篝火的映衬下，他们热切、紧张、年轻的面孔容光焕发，有人还在读着自己最喜欢的诗人写的诗。早在1907年，尼采或斯特凡·格奥尔格就已经发出恳求：‘人啊！行动啊！所有人都渴望看到这样的人！这样的行动！……或许在你们的监狱中，在你们的杀人凶手中，就会有这样一个人站出来并有所行动。’”[71]
“候鸟运动”兴起于1901年，在年轻外交官赫尔曼·霍夫曼·福尔克萨姆布的鼓舞下发展成为战前德国最受欢迎的青年运动。后来，布鲁诺·哈赫内尔等“候鸟运动”成员带着他们年轻的理想主义加入了纳粹党。“[在乡下，]到了晚上，我们就会聚在一起，这对我们来说可是大场面，我的妻子后来也加入了进来；相遇时，我们都很年轻。后来，我们总是回想起之前的那段日子，因为对我们而言，那是生命中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经常会唱歌，我们有歌唱团，也有民间舞蹈团，我和我的妻子都参加了民间舞蹈团。以‘候鸟运动’的信条为基础，我们有一种真正的归属感。我们在对抗着资产阶级世界。”[72]
后来成为阿道夫·希特勒忠实信徒的弗里多林·冯·斯鲍恩也是“候鸟运动”的成员，他的话证实了哈赫内尔的说法。他说：“‘候鸟运动’是对威廉皇帝时代的反抗，在那个时代，一切都以工业和商业为中心。他们都很年轻，彻底厌倦了那个时代，想要走进自然，在自然环境中寻找无法在自己生活的环境中得到的东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偶然，我加入了埃尔伯费尔德的一个团体。我们一起漫步……我们一起唱歌，一起烹饪美食，一起玩耍，也一起运动……那是一场精神运动。”[73]
理查德·瓦格纳也是“精神运动”的支持者和“资产阶级世界”的反对者。他是许多“候鸟运动”成员眼中的英雄，也是阿道夫·希特勒心中的英雄。瓦格纳的很多歌剧作品都是伟大的斯堪的纳维亚和日耳曼神话传说的回归，《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史诗级作品“诸神的黄昏”就是其中之一。希特勒极度痴迷于瓦格纳作品的“英雄”本质。战前在维也纳生活时，他看过“不下十次”[74]以圣杯骑士为主题的歌剧《罗恩格林》。他甚至还尝试过自己创作名为《铁匠维兰德》的英雄歌剧，但没有成功。
在维也纳时，希特勒最喜欢读的是《日耳曼英雄传说》。据他的室友奥古斯特·库比泽克说：“那个消失时代的伟人引发了希特勒的共鸣。没有什么比他们那样的生活更值得为之奋斗了，他们的生活满是影响重大的勇敢行为，是最英雄的生活……”[75]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彰显个人“英雄”的重要性，一些军官用自己的名字为所指挥的部队命名。例如，希特勒所加入的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第16团在战争开始时由尤利乌斯·冯·李斯特上校指挥，因此便以“李斯特团”而著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准军事团体自由军团的形成，这种以指挥官的名字命名军事团体的倾向得到了更进一步加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以其指挥官格哈德·罗斯巴赫的名字命名的“罗斯巴赫自由军团”，以及由前帝国海军上尉赫尔曼·埃尔哈特领导的“埃尔哈特旅”。自由军团成员弗里多林·冯·斯鲍恩说：“这些部队完全依赖于其指挥官的性格和能力。”[76]此外，路德维希·吉恩格勒也写道：“[自由军团]的指挥官常被称为元首。志愿军们把他们当作偶像崇拜，视他们为自己想要拥有的所有品质的具体化身。元首也是一个抽象，是指众所期待之人。”[77]
除了这种崇拜个人“英雄”的历史倾向之外，20世纪20年代初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上台，也为希特勒和纳粹党提供了具体的证据，证明了“众所期待之人”是如何影响整个国家的。和希特勒一样，贝尼托·墨索里尼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后来便活跃于暴力的极端民族主义政治活动中，并于1919年组建了一个法西斯政党，以对抗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力。墨索里尼的经历是“英雄的”领导人从默默无闻到脱颖而出的例证。
在那些年间，在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的贝尼托·墨索里尼”的道路上，给予他最大帮助的，是一位常年醉醺醺的作家，他的名字叫迪特里希·埃卡特。1919年秋，希特勒在参加德国工人党第二次会议时初次见到了埃卡特。这位五十岁出头的秃头作家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老，暴躁易怒，是一个恶毒的反犹主义者。与希特勒一样，他认为战争的结束方式和《凡尔赛条约》的签订都让德国遭受了背叛。他对犹太人极度仇视，说他想“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塞进一列火车，然后把这列火车开进红海”[78]。但与希特勒不同的是，埃卡特在慕尼黑复杂的社交圈中人脉极好，也相对富有，他的戏剧作品，尤其是他改编的易卜生的《培尔·金特》，让他赚得盆满钵满。他一直在等待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人。1919年，埃卡特曾说，德国需要一位领导人，“他要能够忍受把乌合之众吓到半死的机枪声。他不能是官员，因为人们对官员已经不再有任何的尊重。他最好是一个很会说话的工人……他不需要太聪明，因为政治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79]。所以，不出所料，埃卡特很快就看到了希特勒所拥有的潜力。他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即使在被打败后一无所有，发出的声音仍旧大胆坚定。并且，他是一个被渲染了英雄主义色彩的普通士兵，曾经获得过铁十字勋章。初次见到希特勒后，埃卡特就说：“这就是德国众所期待之人，有一天，整个世界都会谈他。”[80]
埃卡特向慕尼黑那些富有的潜在资助人介绍了希特勒。在一定年龄的女性面前，希特勒也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存在——有一个寡妇一直围着他转来转去，大家都叫她“希特勒的妈妈”。在1923年因心脏病去世之前，埃卡特还在经济上为希特勒和羽翼未丰的纳粹党提供帮助，筹集资金买下了《人民观察家报》，用以宣传纳粹的观点。
1921年夏天，当阿道夫·希特勒在纳粹党内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时，埃卡特站在了他的一边。这可能是埃卡特对希特勒最实际的帮助。当时，安东·德雷克斯勒有意将纳粹党与德国社会主义党（DSP）等类似团体合并，认为这无疑是纳粹党迅速发展的途径。1921年夏天，奥格斯堡大学哲学教授奥托·迪克尔的著作给德雷克斯勒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其《西方的复兴》一书中，迪克尔教授表达了与前一年通过的纳粹党“二十五点纲领”相似的观点，只是他的表达方式更为学术。在听过迪克尔教授的演讲之后，德雷克斯勒和纳粹党内的其他人都被某种形式的“西部联盟”的观点深深触动了。
这一切发生时，希特勒并不在慕尼黑。后来，当他发现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讨论的这些事情时，他气愤不已。在一次与迪克尔的会面中，希特勒愤怒离场并退出了纳粹党。这再次表明，希特勒既不愿也无法与人进行学术辩论。
最初，埃卡特也对迪克尔能够为纳粹党所带来的新东西感兴趣，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体面。但是，在希特勒辞职后，埃卡特竭尽全力说服他重回纳粹党。希特勒也确实回来了，但是按照他自己所提出的条件，以纳粹党无可争议的独裁者的身份回归。随后，埃卡特在《人民观察家报》[81]头版显著位置发文，表达了对希特勒的支持。
这是希特勒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他不再为一个未知的德国未来领导人竭力争取支持，他现在已经将自己定位为那位潜在的领导人。希特勒已经表明，他并不打算分享权力，并且会对因他拒绝合作而造成的任何后果负责。同样重要的是，其他人也开始接受希特勒的自我定位。例如，迪特里希·埃卡特本来更希望看到迪克尔教授参与纳粹党的事务，但希特勒的拒绝让他不得不被迫做出选择。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接受了希特勒对纳粹运动无可争议的领导权。现在，希特勒能把自己刻画成一个“英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他人可以将他的不妥协视为“英雄”之举。希特勒是个很难相处的人，而这可能正是其强大吸引力的所在。毕竟，有谁会指望“英雄”通情达理呢？
接下来的一年，也就是1922年，纳粹党开始通过吞并成长壮大。1922年10月，希特勒设法说服了纽伦堡德意志事业共同体的支持者，让他们成为隶属于纳粹党的一部分。一年前，他们的想法还是与纳粹党结成松散的联盟，但现在，他们承认希特勒是他们的领导人。希特勒一直十分感谢他们的领导人对此做出的安排，这个人就是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
一年前，施特赖歇尔曾经听过希特勒的演讲并深感震撼。后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审判中出庭作证时说：“我之前从没有见过这个人。我默默地坐在一群人中间，谁也不认识。临近午夜时，我见到了他，在三个小时的演讲过后，他大汗淋漓，却光芒四射。坐在我旁边的人觉得在他的头上看到了一个光环，而我则觉得自己因他而体验了超凡。”[82]
施特赖歇尔是个可怕的角色。1923年，由他担任主编的《先锋报》开始出版发行，这份残虐的半色情报纸专门刊登最令人作呕的反犹图片和故事。施特赖歇尔只是跟随在希特勒身边的一众人等之一。当时，纳粹党内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曾经在夜总会当保镖的克里斯蒂安·韦伯，激进的犹太迫害者赫尔曼·埃塞尔，以及放荡不羁的德军上尉恩斯特·罗姆。罗姆后来写道：“我渴望效忠于一个战斗的民族，而不是一群诗人和梦想家。”[83]这群声名狼藉的暴徒后来都在纳粹党内担任了高级职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接受战争罪审判时，赫尔曼·戈林说，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加入纳粹党是因为自己是一位“革命者”，而毫无疑问，这些暴力的社会底层人物都会认同他的观点。奥托·施特拉塞尔认为，简单来说，“希特勒喜欢这些人陪伴在他的左右，因为他们让希特勒对人性本恶更加坚信不疑”[84]。
在纳粹发展早期，恩斯特·罗姆是一位尤为关键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帮助纳粹党羽翼未丰的准军事部队冲锋队筹备了武器。冲锋队正式成立于1921年11月，但几乎是从纳粹党成立开始，很多士兵出身的纳粹暴徒就一直在啤酒馆举行纳粹会议时“保卫安全”，他们会赶走所有会让希特勒难堪的人，而冲锋队正是以这些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85]
1922年10月，贝尼托·墨索里尼成为意大利总理。当这个消息传来时，这群下流的暴徒、纳粹党内的所谓革命家受到了极大鼓舞。如果一个极端民族主义领导人能在意大利突然掌权，那在德国为什么就不行呢？1922年11月3日，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成功上台后没有几天，赫尔曼·埃塞尔就在纳粹分子常常集会的慕尼黑皇家啤酒馆向一群人表示，“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德国的墨索里尼”[86]。一个月后，也就是1922年12月，《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称阿道夫·希特勒不只是一名“鼓吹者”，更是能拯救德国的领导者。[87]
接下来的一年，也就是1923年，希特勒抓住机会，证明了自己是一位英勇的革命者。而与以往在权力之路上迈出的每一步一样，这一次，为了证明自己，希特勒需要利用德国的一场危机。对他来说，幸运的是，1923年的德国正面临着一场危机，法国人占领了德国西部的鲁尔工业区。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不能在这一地区驻兵，所以法国军队在1923年1月11日进入德国领土时并没有遭遇什么抵抗。而法国总理雷蒙·庞加莱决定采取这一极端行动的原因是，德国拖欠了作为赔偿的煤炭和木材。
无疑，法国的占领是极其不受欢迎的。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尤塔·吕迪格说：“那时，我们看到了法国人的铁腕统治，一旦有什么他们看不惯的，比如你走在人行道上，他们就会拿着马鞭走过来，而你就不得不离开人行道，走到马路上去……法国人对我们的骚扰相当多。”[88]而在应付占领鲁尔工业区的法国人的同时，德国人还要承受恶性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吕迪格回忆说：“在1923年，买一个练习本差不多都要花上三十亿马克。”
希特勒没有呼吁他的支持者参与一些德国人针对鲁尔法国占领军的消极抵抗。他所关注的仍然是如何在德国放大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上台执政的影响，鼓动德国人支持他掌权。但他意识到，要推翻柏林现政府的统治，他至少需要得到德国武装部队魏玛国防军的暗中支持。然而，1923年5月，当纳粹党人迈出全国性革命的第一步，试图煽动在慕尼黑欧伯维森菲尔德游行的魏玛国防军士兵时，他们遭到了全然的拒绝。尽管如此，希特勒仍然坚信，他必须有所行动。谁知道危机能持续多久呢？所以，在1923年11月，他发动了啤酒馆暴动。这次事件的发展尽管与希特勒的预期不符，却让他第一次获得了全国上下的关注。
并不是每个参与策划暴动的人都清楚，希特勒是否真的是如墨索里尼一般的“英雄”领导人。希特勒虽然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坦能堡战役中获胜的英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谈到希望他参与纳粹发起的这场革命，却从来没有明确过鲁登道夫的角色。鲁登道夫只是这场革命的军事领导人，而希特勒才是政治领导人？抑或鲁登道夫是真正的“英雄”，希特勒只是在为他铺路？
但显然，到1923年底，希特勒决定掌握主动权。计划很简单，就是逼迫巴伐利亚独裁政府的领导人宣布支持纳粹领导的“进军柏林”，打倒掌权的“十一月罪人”。很明显，纳粹需要巴伐利亚州安全部队以及巴伐利亚政治领导人的帮助，或者至少是他们的默许，因此，希特勒决定在巴伐利亚州“州长”古斯塔夫·冯·卡尔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的集会上发言时发动政变。卡尔是在1923年9月获得任命的，以应对不断的革命威胁引发的柏林政府危机，他实际上是巴伐利亚州的独裁者。
当时，有些迹象表明，希特勒的策略可能会取得成功。例如，巴伐利亚政府似乎比德国其他州的政府更同情纳粹。一年前，德国犹太裔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遇刺后，纳粹在德国大部分地区遭到禁止，但依旧能在巴伐利亚活动。并且，卡尔和希特勒一样对柏林政府充满了蔑视。
在卡尔的集会上发动政变对纳粹是有利的，因为巴伐利亚警察局局长汉斯·冯·赛瑟尔和驻巴伐利亚国防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也都将出席。希特勒的冒险假设是，面对既成事实，这三位领导人都会同意他的革命计划。
于是，在1923年11月8日晚上八点二十分左右，当卡尔正对着几千名听众讲话时，希特勒和包括赫尔曼·戈林、鲁道夫·赫斯以及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在内的十几名支持者闯入了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而在啤酒馆外，冲锋队守住了各个出口。在对着天花板开了一枪后，希特勒宣布革命已经开始。然后，他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将三位关键执政者——卡尔、冯·赛瑟尔和冯·洛索夫赶入了旁边的一个房间。
但随后，希特勒的问题便来了，这三个人都对支持纳粹事业不感兴趣。直到鲁登道夫到达啤酒馆，他们才不太情愿地同意。希特勒夸张地向卡尔他们宣称，如果这场政变不成功，他就自杀。然后，他就到慕尼黑的其他地方去试图巩固对政变的支持，而留下鲁登道夫在啤酒馆控制局面。不过，在卡尔、冯·赛瑟尔和冯·洛索夫以自己的名誉保证支持革命后，鲁登道夫这个老派的军官便决定释放了他们。当天晚些时候，回到啤酒馆的希特勒发现三个人已经不见了时，就意识到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三个人现在已经否认了对希特勒的支持，并积极反对这场纳粹发动的政变。
希特勒并没有彻底想清楚革命的策略，所以在第二天，当一群纳粹分子抢劫了一个印刷十亿元面值马克的印钞厂之后，一场游行迅速在慕尼黑爆发了。埃米尔·克莱因参加了这场游行，并且记得纳粹支持者抵达慕尼黑市中心的战争纪念堂统帅堂时，是如何遭遇了巴伐利亚的安全部队，以及枪声是如何响起的。他说：“当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希特勒受伤了吗？鲁登道夫受伤了吗？大家都分散开了。当然，如果有枪声响起，你必须要隐蔽自己。我们是训练有素的冲锋队员，当然知道枪声响起时该怎么办……人们站了起来，四处张望想知道发生了什么。现场一片混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所有头脑清醒的人（这些人都穿着制服）都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那就是卡尔已经背弃了整个协议，他们没有信守承诺。在卡尔和他的同事们食言之后，希特勒显然成了孤家寡人。”[89]
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在统帅堂枪战中，站在希特勒旁边的欧文·冯·舍伯纳里希特被打死。希特勒趴倒在地上。他的批评者随后表示，这是他胆小怯弱的证据。[90]但是，埃米尔·克莱因强烈反对这一看法，他说希特勒“总是”显得很勇敢，“一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出门时只带着几个保镖，而且还总是坐着敞篷车”。
鲁登道夫在枪战中继续游行，毫发无损地突破了警察的封锁线，显现出了他的英勇。但当天共有十六名希特勒的支持者被打死，还有四名巴伐利亚的安全部队成员丧生。很多人都受伤了，包括赫尔曼·戈林在内，他的腹股沟被击中，在其他人的帮助下离开了统帅堂，简单处理伤口后便越过德奥边境，到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的一家医院治疗去了。
枪战发生后仅仅两天，希特勒就被捕了。他对整个行动的处理极为不当，在啤酒馆暴动之后没能牢牢控制住卡尔、冯·赛瑟尔和冯·洛索夫，也没有事先做好严密的计划，没有想好如果巴伐利亚的领导人对暴动不那么热衷该怎么办。此外，希特勒显然没有履行如果革命失败就自杀的承诺，因为他现在正被巴伐利亚当局关押，等待审判。这肯定不是“克里斯玛型英雄”之举。
对希特勒的审判于1924年2月26日在慕尼黑开始。从一开始，希特勒采取的就是在外界看来风险很大的策略——不但承认了自己所做的一切，还对此引以为荣。不仅如此，他还在法庭上公开阐述了自己将在日后的斗争中发挥的作用。他说：“我决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驱逐者。”他说自己曾经一度是个“鼓吹者”，而现在“在争取政治斗争中的领导权”。因此，他宣称自己是能拯救德国的“英雄”：“我们所渴望的那个组织的领导人，你内心深处渴望的那个组织的领导人，必须是那个所有德国青年眼中的英雄，那个被召唤的英雄。”[91]
在巴伐利亚的希特勒支持者认为，他在审判中的表现彰显了领导人的人格力量。埃米尔·克莱因说：“我跟自己说，他表现得很好，在法庭上表现得十分得体。一个人一定要能站起来为自己辩护，即使是在做错了事情的时候，这很重要。我认为，希特勒在这次审判中做到了这一点。”[92]这次审判被广泛报道，希特勒由此而首次在整个德国广为人知。跟埃米尔·克莱因一样，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希特勒是一个正直、勇敢、有胆量的人，是一个“克里斯玛型英雄”。这主要是因为，在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他错误估计了政变形势的情况下，面对法庭对他的叛国罪指控，希特勒仍然敢于反抗。
但希特勒在审判前就知道法官可能会对他宽大处理，因为主审法官格奥尔格·奈特哈德对以往案件[93]的审理表明，他是同情希特勒和纳粹事业的。希特勒也知道，卡尔和巴伐利亚当局在这次暴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会让法庭感到尴尬。卡尔本人不是曾经当着啤酒馆内那么多人的面同意参与这一“叛国”行动吗？
对于那些了解这些情况的人来说，法庭会做出宽大裁决绝不意外。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说，“整个慕尼黑都在嘲笑这一判决”，因为它表明，“违反德国宪法的行为在巴伐利亚都不算重罪”。[94]
希特勒被判处了最轻的刑罚——五年监禁，并且很可能会提前出狱。同时，他还能在服刑期间有所收获，有时间思考如何把自己明确刻画成一个“克里斯玛型英雄”，承担着拯救德国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