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建立联系

希特勒的演讲能力让他成功走上了权力之路，赋予了他极具克里斯玛的领导力。曾经在1922年听过希特勒演讲的库尔特·吕德克写道：“希特勒恳切地伸出双手，铁青色的双眼中燃烧着激情的火焰，恳求的言辞充满胁迫的力量，看起来狂热极了。他的话就像鞭子一样。当他说到德国所遭受的耻辱时，我恨不得马上扑向敌人。他对德国人勇气的呼唤就像是战斗的召唤，他所传播的信仰就是神圣的真理。他就像是又一个路德。我忘记了一切，只记住了他。环顾四周，我发现他的吸引力已经将成千上万的听众团结在了一起。”[3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慕尼黑，活跃着很多小型极端政治团体，但没有哪个团体的代言人能像他一样点燃听众的激情。

彼时的希特勒已经成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说教者，尽管之前并没有人觉得他是“又一个路德”。在维也纳旧友奥古斯特·库比泽克的印象中，战前的希特勒能够“流利”[34]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会大声咆哮，看上去很“不稳定”[35]。但时代已经变了，战后的德国远远不同于战前舒适富裕的维也纳。德国人不得不面对战争失败的创伤，面对旧的君主制政体的崩溃，面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恐惧，面对要求他们承认发动战争“罪行”的屈辱的战后和约，面对1921年1月赔款委员会在巴黎确定的德国要向战胜国支付的2200多亿金马克的赔款。

因此，希特勒在发表演讲时所面对的是绝望的听众。当时，德国的经济形势十分恶劣，以至于在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爆发时，整个国家的金融基础似乎都要崩溃了。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布鲁诺·哈赫内尔说：“它们[协约国]想长期限制德国的经济和工业发展。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买个面包都要花几十亿[马克]。”[36]而对于跟赫伯特·里希特一样从战场归来的士兵而言，最令人心碎的莫过于目睹战争苦难之外的经济困境了。他说：“我的父母只有存款。他们没有土地，也没有房子。他们的财富就像阳光下融化的雪一样，消失不见了。之前我们一直很富有，而现在突然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成了穷人。”[37]

德国人正在经历的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危机，也是一场政治危机，并且在很多时候，还是一场精神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人会问自己：谁该为这场恐怖的灾难负责？为什么自己要被迫承受这么多苦难？希特勒说，这些问题他都可以回答。他在演讲中告诉越来越多的听众该如何看待自己正在经历的生活，告诉他们怎样做才能让情况变好。

希特勒的早期演讲都是经过精心组织的，他这么做不只是为了控制听众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要激发他们在情感上的回应。就像1922年4月12日的演讲一样，他通常是以概述德国的困境开头。希特勒说：“实际上，德国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共和国，我们已经成为外部世界的殖民地。”[38]

接着，他就会问，谁应该对这场噩梦负责。而对于现场听众而言，从他那里得到的将是令人满意的回答。因为，在希特勒看来，德国人所遭遇的不幸并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声称，一切都是犹太人的过错：是他们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他们滥用了资本主义并造就了新的共产主义革命信仰，是他们在幕后指使“十一月罪人”在1918年签署了结束战争的停战协议。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并不忠于任何民族国家，他们只忠于跨越国界的犹太人群体。在他幻想的世界里，犹太人甚至试图同时支持劳资纠纷的双方，同时支持工人和雇主，以扰乱社会。“他们[即犹太人]有着共同的政策和唯一的目标。一方面，摩西·科恩在鼓励他的协会拒绝工人的要求；而另一方面，他的兄弟艾萨克却在工厂煽动工人，大喊着‘看看他们吧！他们只想压迫你们！挣脱你们的枷锁吧……’而实际上，正是他的兄弟在工厂里时时提防，让工人们无法挣脱枷锁。”[39]

希特勒同样清楚，巴伐利亚是天主教的核心教区。因此，他甚至特意做了准备，在演讲中谈到反犹斗争时，将新生的纳粹运动比作耶稣和他的门徒。1922年4月，希特勒说：“我那基督徒的直觉指引我成为我主的斗士。我曾经无人追随，孤掌难鸣，直到察识了犹太人的丑恶面目并召集了人们奋起反抗之后我才明白，上帝的至高意志需要我们成为斗士，而不是受害者！在我主的博爱中，作为一个有着血肉之躯的基督徒，我[从《圣经》中]知晓了主最终如何将带来灾祸的毒蛇逐出神殿。”[40]

实际上，当时的希特勒极不可能像他所说的那样是一名基督徒，但听他演讲的大量听众肯定是。并且，他们也有可能在耶稣和希特勒之间做出亵渎神明的对比。例如，这两位领导者的“使命”都是在三十岁之后才开始，并且，他们都允诺了从当下的苦难中救赎。不出所料，为了证实这些观点，纳粹分子置历史记载于不顾，声称耶稣不是犹太人。

希特勒将德国的不幸归罪于犹太人的做法并没有什么稀奇。当时，很多极右翼分子都把犹太人当作方便且容易被接受的替罪羊。正如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教授所解释的：“从赔款到犹太资本家的掠夺，再到国耻，德国的几乎所有问题都能跟犹太人挂上钩。犹太人也被刻画成了后方的软肋，是从未战斗却在战争中获利的奸商。自由主义被视为犹太教的产物，解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苏维埃和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都让更为激进且广泛盛行的反犹主义产生了政治影响。所以，当希特勒执着于针对犹太人时，没有警告信号亮起，也没有警钟响起，因为他只不过是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说出了早已存在的观点。无疑，对于想要走出经济困境，打破政治僵局，让德国在国际社会变得强大和自信，并阻止德国文化瓦解的德国人来说，希特勒是有吸引力的。而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一切都与反犹紧密相连。”[41]

从一开始，希特勒就蔑视民主，嘲笑“民治”[42]。他说，德国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需要一位意志坚定的人站出来，恢复对德国强有力的领导。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核心政治理念，认为这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应该追求基于种族的和超阶级的国家复兴，以拯救德国。希特勒要求取消所有“非雅利安人”的德国国籍。（同样，认为“雅利安人”是高加索人的独特分支，是一个“优越种族”的观点也不是希特勒的原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些种族理论家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根据希特勒的说法，当时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是“雅利安人”，而当德国只有“雅利安人”时，德国就能够成为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阶级区别都可以被消除。“然后，我们就可以对自己说：没有阶级了，不可能再有了。阶级意味着种姓，而种姓意味着种族。”[43]

对于像埃米尔·克莱因这样的巴伐利亚年轻人来说，呼吁“所有真正的德国人”共同创造一个新德国的号召尤其具有吸引力。他说：“这个政党想要根除阶级差别。[现有秩序]将人分为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这些根深蒂固的概念分裂了这个国家。所以，在我看来，‘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很重要，我喜欢这一点。不言而喻，并没有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分。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44]与这一观点紧密相连的是，必须消除“国际高端金融，犹太人的金融权力”。埃米尔·克莱因对希特勒兜售的幻想深信不疑，他确信犹太人的金融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源于纽约，“华尔街经常被提及”。

埃米尔·克莱因和其他听过希特勒早期演讲的人发现，听希特勒演讲就像是跟随他踏上一段旅程：先是因他所概述的这个国家正面临的问题而感到绝望，然后是认识到自己并不需要为当前的困境负责，最后是看到一个美好的愿景。一旦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从德国人中脱颖而出，在全国性的革命中获得权力，德国就将成为一个更美好的无阶级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问题都会被纠正。对于正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挣扎的人们来说，这很有吸引力。

希特勒经常被指责为“演员”，但其早期吸引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却在于，在啤酒馆的支持者都认为他是完全“真诚的”。例如，埃米尔·克莱因就曾说：“当我第一次在皇家啤酒馆[慕尼黑的一个大型啤酒馆]见到希特勒发表演讲时，他散发着一种克里斯玛，能够让人们相信他所说的一切。而今天，当有人说他是一个演员时，我不得不说，如果德国人在战争中始终这样看他，那么他们真都是愚蠢至极……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希特勒坚信他能够实现自己所宣扬的一切。他实实在在地相信自己……并且，最重要的是，所有与我一起的人，众多在各地的政党会议上听过他演讲的人，都相信他。他们只能相信他，因为显然他也相信自己。他的话语充满坚定，而这正是那时所稀缺的。”[45]

很多人在希特勒的演讲中看到了他真挚的情感，而这正是他散发克里斯玛吸引力的一个必要前提。1920年1月，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统治着波兰大部分纳粹占领区的汉斯·弗朗克在听了希特勒的演讲之后深受感染。他说：“希特勒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真诚，他不会试图让你相信那些连他自己都不完全相信的东西……在演讲的停顿之处，当他用右手向后捋头发时，他蓝色的眼睛闪烁着激情的光芒……一切都发自内心，他引发了我们所有人的共鸣……他说出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声，丰富的经历让他能清楚地理解那些正在经历痛苦、期待一个计划的人的共同愿望……不仅如此，他还给所有曾经经历毁灭的人指明了道路，一条唯一的道路，那就是通过勇气、信念、行动准备、勤奋工作和奉献，从前所未有的深渊中艰难地重新开始，实现一个伟大光辉的共同目标。虽然我不是一名党派成员，但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便确信，如果有人能够掌握德国的命运，那个人一定是希特勒。”[46]

听希特勒演讲时，汉斯·弗朗克只有十九岁。在德国陷入绝望的那段日子里，像他这样敏感的年轻人被希特勒的言辞深深影响并不足为奇。但让人不那么容易理解的是，为什么赫尔曼·戈林也会在1922年秋天第一次见到希特勒后，就向他宣誓效忠。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位曾多次被授勋的空军老兵是著名的里希特霍芬中队的指挥官，而希特勒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士兵。

在遇到希特勒时，戈林已经将近三十岁了。在此之前，他早已成为别人钦佩的对象。作为德国空军的先驱之一，他英勇善战，获得过很多勋章，其中不仅有铁十字勋章，还有德意志帝国的最高荣誉蓝马克斯勋章。1918年11月11日，德国政府结束战争的决定让他愤怒不已，停战协定签署后仅仅八天，他便告诉自己手下的士兵：“捍卫自由、原则、道德和祖国的新战斗已经开始。前路漫长而艰难，但真理的明灯将始终为我们照亮。我们必须为这一真理和我们所做的一切而感到自豪。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时代还会再来。”[47]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戈林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生活了一段时间。他先是当特技飞行员，后来又在瑞典的斯文斯克—卢夫特拉菲克航空公司做民航飞行员。1922年2月，他与刚刚离婚不久的卡琳·冯·坎绍男爵夫人结婚。同年秋天，他回到德国，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政治学。他成熟世故，冷酷强悍，极为自信。然而，在初次见到阿道夫·希特勒的那一刻，戈林就深深记住了他。1946年，在纽伦堡接受战争罪审判期间，戈林说：“1922年10月或11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作为旁观者参加了一次抗议示威。在活动的最后，人们开始呼喊希特勒的名字，请他出来讲话。我以前曾经听人提到过他，也很想听听他会怎么说。但他拒绝发言，而我当时恰好站在他附近，听到了他拒绝的理由……他认为发动背后没有力量支撑的抗议是毫无意义的。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想法跟我不谋而合。”[48]

出于好奇，几天后，戈林去听了希特勒的演讲。“希特勒谈到了《凡尔赛条约》。他说，只有在权力的支持下，抗议才能成功。这一信念简直就像是从我灵魂深处逐字逐句道出的一样。”戈林由此决定找机会直接和希特勒见面。“一开始，我只是想看看是否能为他提供一些帮助。他很快就见了我。在我介绍完自己之后，他说，我们的见面是命运的非凡转折。我们马上就开始谈论那些我们所关心的话题——我们祖国的战败……《凡尔赛条约》。我告诉他，在我看来，对抗《凡尔赛条约》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为此，我和我所拥有的一切全都凭他调遣。”

戈林的证词表明，希特勒并不需要去说服他相信什么，因为他们对德国的问题已经有了同样的看法。这是对希特勒早期“克里斯玛”的深刻解读，其本质在于，希特勒让戈林（和其他很多人）获得了十足的强化感，肯定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正确的。[49]

就“克里斯玛”而言，希特勒还得益于他在演讲中所显示出的另一个显著性格特质，那就是一种绝对的确信。希特勒的分析不容置疑。他在做出选择时从来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多年来，希特勒在独白时一直在用这样的技巧。比如，他读一本书，然后会大声阐述对这本书的“正确”结论。奥古斯特·库比泽克说：“他对‘其他观点’并不感兴趣，也无意就这本书进行任何的讨论。”[50]

希特勒还擅于用“非此即彼”的表达，认为不是“敌人”（他通常是指“犹太人”）被毁灭，就是“其他人”被毁灭。在希特勒看来，世界非黑即白。生命是一场永恒的斗争，没有人能选择退出。他在1922年4月说道：“他们[没有积极参与政治的人们]从来都不明白，哪怕自己不与犹太人为敌，也会被犹太人拖向绞刑架。俄国就是个例证。他们不明白，只要自己不是犹太人，就肯定会被推上绞刑架。”[51]

对于其早期支持者来说，希特勒显然拥有“克里斯玛”；但这些支持者必须首先具有一定的性格特征和政治观点，才容易被他的“克里斯玛”所感染。[52]听过希特勒许多演讲的康拉德·海登写道：“根本就不需要问他靠什么征服了大批民众。他的演讲就是大众灵魂的白日梦……他的演讲总是以深切的悲观情绪开始，以令人狂喜的救赎结束，结局带着胜利的喜悦；通常，他的演讲都可以用理性来驳斥，但人们遵循潜意识的强大逻辑，它是任何反驳都无法触及的力量……希特勒的演讲说出了当时民众无言的恐惧……”[53]

纳粹早期支持者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的兄弟奥托·施特拉塞尔说：“我只能将希特勒作为一名演说家的成功归因于他异乎寻常的敏锐洞察力，他能够准确无误地判断出听众正在经历的痛苦……在灵魂的驱使下演讲……很快就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他的话像利箭一样直击目标，触及了每个人伤口上的痛处，解放了民众的潜意识，表达了其最深的渴求，说出了其最想听到的东西。”[54]

曾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担任英国驻德国大使的内维尔·亨德森爵士也赞同这一分析，说“他[即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在权力斗争中胜出，是因为他是他们[即他的支持者]潜意识的反映，他用言语表达了他们潜意识里想要的东西”[55]。

如果那些遇到希特勒的人不是早就拥有了“内心最深的渴求”，并因此容易被希特勒的言语所打动，那么他们根本就发现不了希特勒内在的“克里斯玛”。例如，曾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慕尼黑皇家啤酒馆听过希特勒演讲的约瑟夫·费尔德就没有被他所征服。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他觉得希特勒的观点令人厌恶。“我非常认真地听了希特勒的演讲，并注意到他在极力煽情。他总是习惯在听众面前抛出自己的看法。演讲的一部分集中谈论了1919年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和《凡尔赛条约》的签署。他从‘十一月革命’和‘十一月耻辱’开始谈起，接着自然提出了反对《凡尔赛条约》的理论。然后，他又通过一些极具攻击性的言论，进一步强调犹太人的活动是导致一切问题的唯一根源。由此，他就把演讲的基调转向了反犹……他提出了一些根本就站不住脚的说法。在演讲结束后的小组讨论中，我对我的朋友说，‘听过这次演讲，我的认识是，但愿希特勒永远都不要掌权’。当时，我们都认同这一点。”[56]

192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赫伯特·里希特在慕尼黑的一家咖啡馆遇到过希特勒，他对希特勒的反感更为强烈。希特勒“刺耳的声音”和对一些“真的、真的很简单的”政治观点的“叫嚷”让他“立刻心生厌恶”。里希特还觉得，“希特勒可笑的小胡子”让他的外表看起来“非常滑稽”，并得出结论认为，希特勒“令人毛骨悚然”，也“不是很正常”。[57]

赫伯特·里希特和约瑟夫·费尔德等人的证词提醒我们，当时希特勒在慕尼黑政治舞台上的出现还算不上一个分水岭。尽管他逐渐吸引了一些追随者，但那些人只占潜在选民的一小部分。事实上，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1919年，慕尼黑绝大多数（超过70%）士兵投票支持的都不是右翼团体，而是社会民主党。[58]

但是，在右翼小党，即所谓的“民族”团体当中，希特勒无疑造成了强烈的影响。他很快便占据了德国工人党的重要位置，不仅成为该党的明星演说家，还当上了宣传负责人。他与安东·德雷克斯勒一同讨论“党纲”，并于1920年2月24日的会议上提交了“二十五点纲领”。此后不久，德国工人党就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因此他们的对手简称其为“纳粹”。

“二十五点纲领”反映的都是希特勒在演讲中反复强调的主题：要求废除《凡尔赛条约》和《圣日耳曼和约》，要求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国籍，不再允许外国人移民到德国，只有拥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才应当被视为真正的公民。另外，还有一些针对资本主义的措施：要求分配大企业的利润，要求将大型百货商店收归国有，以让小商贩能蓬勃发展。

至于未来的纳粹政府如何才能将“二十五点纲领”落到实处，该纲领本身并未提及。整个“纲领”刻意模糊了细节。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模糊在许多方面是对希特勒有利的。在希特勒成为领导人之后，他可以最大限度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解释纳粹政策；纳粹可以将自己定位为一场“运动”，而不是一个仅限于规划和制定政策的普通政党。同时，纳粹还能够获得广泛的群众支持，因为像“驱除犹太人”这样的提议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读，包括通过立法防止犹太人进入某些专业领域，把犹太人强制驱逐出德国，以及其他可能更为恶劣的行径。

那种认为纳粹应该代表德国的“憧憬”而不是大量详细政策的观点并不罕见。例如，奥勃朗特自由军团也希望看到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建立（继“第一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和于1918年倒台的由俾斯麦在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之后），其成员对详细的定义不屑一顾。一位支持者说：“没有什么比建立第三帝国的想法更能代表奥勃朗特精神了。这些人的内心深处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神秘梦想，一旦有人想要在具体的政治纲领中准确定义它，它就被贬低了。”[59]而且，跟纳粹一样，奥勃朗特自由军团也呼吁：“个人应从属于整个国家的需要。”[60]

到1921年8月，希特勒已经能够在羽翼尚未丰满的纳粹党内独断专行了。安东·德雷克斯勒时代的委员会会议和文件讨论已经一去不复返。但这时，希特勒还没有声称自己就是德国的救世主，只是提到德国需要一个救世主。

曾在20世纪20年代活跃于纳粹党内的布鲁诺·哈赫内尔说：“最初那几年，我们没有高呼‘希特勒万岁’，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也没有人这样想过。那时，希特勒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走到权力中心，他只不过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主席。”[61]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从希特勒加入德国工人党开始，从他要单独与两三个人说话开始，他在一群人面前演讲时所展示出的力量和确信似乎就消失不见了。正如他后来对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所说：“我从来不知道在一个亲密的小圈子里该说些什么……在家庭小聚会或是葬礼上，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说。”[62]

其他人也注意到了希特勒这种奇怪的不一致，注意到了他在公众场合和私人场合行为的巨大差异。最早“发现”希特勒演讲天赋的迈尔上尉注意到，希特勒在营房里跟其他士兵在一起时是“害羞和自我的”[63]，但在啤酒馆里，他却能鼓舞大批听众。迈尔随后表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些更聪明的极右翼分子后来正是利用这一点控制了希特勒。迈尔写道：“作为一名领导人，希特勒可能是世界上被愚弄过的最有名的人。”[64]

然而，尽管在政治上显然更为精明的赫尔曼·戈林和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德军上尉的恩斯特·罗姆等人确实在早期就加入了纳粹党，但希特勒并不曾被他们所控制。无疑，希特勒的大部分观点确实来源于他人，比如要求结束“利息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费德尔，但到1921年夏天，他已经成为纳粹党公认的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希特勒的极度怪异，特别是他很难有“正常的”社交却能鼓动大量民众的事实，让人愈发意识到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政治领导人。他在早年间的一个旧相识回忆说：“他的性格里总有些东西让人捉摸不透。他有着让人猜不透的秘密，在许多方面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65]

希特勒常常能够通过强化听众已有信仰的演讲方式，在自己与大量支持者之间建立起联系，但他无法单独与人进行正常的日常交往，这两者的特殊结合正是希特勒作为演说家的“克里斯玛”形成的核心。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希特勒可以与听众亲密无间，却与单独的个人生疏不已。

与希特勒同时代的夏尔·戴高乐认为，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制造“距离”是至关重要的。戴高乐写道：“首先，没有神秘感就没有威望，因为熟悉会滋生轻蔑。所有宗教都有它们的至圣之地，没有人是其贴身男仆的英雄。领导人的行为举止和精神活动必须始终保有某些其他人不能完全理解的部分，能让他们感到困惑，能刺激他们并吸引住他们……[66]对那些将要承担于凡人来说过于沉重的负担的人而言，与威望相伴随的，是超然、个性和冷静……他[领导人]必须接受孤独，即法盖所说的‘优秀之人的不幸’。”[67]

戴高乐和希特勒年龄相仿，但他们两个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之一就是，戴高乐认识到了与其追随者之间制造距离的价值，并且有意识地去制造距离，而希特勒给人的距离感却是出于被动。他始终难以单独与其他人建立联系，无法拥有“正常的”友谊；只是这一点现在对他是有利的。希特勒的很多追随者都知道，他显然没有对于个人亲密关系的需求，并认为这是一个拥有克里斯玛的人的标志。确实，这是英雄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