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权力之路》：发现使命
1913年，阿道夫·希特勒二十四岁。那时，从他身上，人们丝毫看不到未来德国克里斯玛型领导者的影子。看职业，他只是一个在慕尼黑街头靠为游客画画而勉强维持生计的画家。看住所，他栖身在施莱斯海默尔街34号三层的一个小房间里，并且，那间位于慕尼黑中央车站北边的房子还是他从一个名叫约瑟夫·波普的裁缝那里租来的。看穿着，他那传统的资产阶级黑色套装既保守又不体面。看长相，他无疑毫不讨喜，脸颊凹陷，牙齿变色，留着一撮散乱的小胡子，黑色的头发耷拉在前额。看情感，他根本没办法维持长久的友谊，而且从来没交过女朋友。
他最与众不同的特质在于他恨的能力。曾经在多年前与他在奥地利同住的奥古斯特·库比泽克写道：“他与整个世界为敌。不论在哪里，他都能看到不公正、仇恨和敌意。他批判一切，对所有事情都感到不满……他为仇恨所窒息，到处发泄愤怒，所有不理解他、不欣赏他和迫害他的人都是他的敌人。”[7]
这个二十四岁的平凡人，日后是如何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强有力且最臭名昭著的人物之一，一个以他的“克里斯玛”而闻名的领导者的？
毫无疑问，社会环境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个在1913年迈着沉重的步伐游走在慕尼黑街头的古怪画家希特勒所具有的许多关键性格特质，那些曾经令他无法在事业上和生活上获得成功的性格特质，后来不仅伴随了他的一生，而且还被视为长处而不是弱点。例如，希特勒极为偏执，无法与人辩论，如果自己所表明的观点遭到系统的质疑或批判，他就会大发雷霆。然而，他在1913年发出的被视为无知口号的叫嚣，却在日后被当成了其远见卓识的证明。并且，他对自己能力的过度自信极为严重。几年前，在维也纳，他曾向他的室友宣布，他决定要写一部歌剧，即使他既不识乐谱也不会谱曲。这令他的室友颇为费解。而后来，他的这种过度自信却被看作了天才的标志。
在来到慕尼黑之前，希特勒早已失意多年。1889年4月20日，希特勒出生在德奥边境奥地利因河畔的布劳瑙，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名海关官员。他与年迈的父亲相处得并不好，经常挨打。1903年1月，他六十五岁的父亲过世。四年后，在1907年12月，他年仅四十七岁的母亲又死于癌症。他十八岁便孑然一身，漂泊在奥地利北部城市林茨和首都维也纳之间。1909年，他曾经有好几个月穷得身无分文，直到一个姑姑给了他一点钱，他才有机会去做个画家。希特勒不喜欢维也纳，觉得那座城市肮脏不堪，充斥着卖淫和腐败。但他不得不待在那里，直到在二十四岁生日那天拿到父亲留给他的八百多克朗遗产。那笔迟到的遗产让他得以离开奥地利前往慕尼黑，他后来曾说他爱这座“德国”城市“胜过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8]
但是，即使最终得以生活在自己所热爱的城市，希特勒似乎还是在通往绝对阴暗的道路上徘徊。尽管十一年后，他试图通过自传《我的奋斗》说服读者，想让人们相信他那时已经初具政治家的风范[9]，但1913年的希特勒就是一个社交和情感能力不足，随波逐流而没有方向的人。至关重要的是，二十四岁的他缺乏历史上其他很多克里斯玛型领导者在他这个年龄就已经具备的个人使命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才发现，他狂热的信仰就是他的使命。如果没有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他大概会继续留在慕尼黑，在历史上默默无闻。
1914年8月3日，希特勒开始了他终将为世界所知的人生旅程。作为一名奥地利人，他志愿申请加入巴伐利亚军队。而两天前，也就是8月1日，德国刚刚对俄国宣战。希特勒现在热切地希望能为德国这个他所钦慕的国家效力。1914年9月，他如愿以偿，成为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第16团（也称“李斯特团”）的一名普通士兵。接下来的一个月，他参加了伊普尔战役，第一次直面战场。在写给慕尼黑朋友的信中，他这样描绘了当时的场景：“左右弹片横飞，英军的子弹不时呼啸而过。但我们并不在意……炮弹在我们头顶咆哮，炸飞的树干和树枝溅落在我们身边。落入树林的手榴弹炸得碎石满天，尘土飞扬，一切都被笼罩在黄绿色的恶臭烟雾之中，令人作呕……我常常想起慕尼黑，我身边的每个人都希望将我们的敌人彻底粉碎。我们要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10]
说出这些话的希特勒是有所发现的。在这场与他人肩并肩的战争中，他不仅第一次找到了一种目标感，更对生存的戏剧般的可能性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了解。这场战争不仅影响了希特勒，也影响了其他很多人。同样身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的恩斯特·荣格写道：“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我们的父亲。他锤炼我们，凿打我们，让我们变得坚强，成为现在的样子。只要我们的生命之轮仍旧旋转，战争就将是其永恒的轴心。我们为战争而训练，只要一息尚存，就永远是一名战士。”[11]
希特勒、荣格和在西线作战的数百万将士所经历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机关枪和带刺铁丝网等防御性武器的运用，使战场成为狭小的血腥杀戮之所。在这场战争中，火焰喷射器、烈性炸药和毒气肆虐。因此，对于希特勒来说，战争的“浪漫”很快就被“恐怖”所取代了。[12]
希特勒认为，生命是一场永恒的残酷斗争。他会形成这样的观点并不足为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每一名普通士兵的生命都是如此；但它并不只是如此。尤其对于阿道夫·希特勒来说，这次战争经历也是一场考验，让英雄主义成为可能。尽管近来已有学者证实，作为步兵团的通信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希特勒并没有待在前线的战壕里，而是在后方的团部服役[13]，但无可争议的是，他的确是一名英勇的战士。1916年10月，希特勒在索姆河战役中负伤。两年后，他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提名授予他这一勋章的是犹太军官雨果·古特曼，而步兵团司令埃梅里希·冯·戈丁则在官方推荐信中表示：“作为一名通信员，无论是在堑壕战还是在运动战中，他[即希特勒]都是沉着冷静、刚毅坚忍的典范。他时刻准备着，自愿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传递消息。”[14]
然而，尽管希特勒在战场上表现英勇，但跟他战前结识的朋友们一样，他在步兵团的战友们也觉得他有些怪异。他的战友巴尔萨泽·布兰德迈尔后来曾回忆说：“希特勒这个人有点古怪。”[15]他从来不想酗酒或是嫖妓；他在闲暇时不是在看书就是在画画，或是偶尔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冲着身边的人高谈阔论一番；他孑然一身，似乎既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所有这些在他的战友们看来都很奇怪。[16]至于“克里斯玛”，则似乎和希特勒毫不沾边。
但是，希特勒完全致力于战争，并且，其自身的勇敢和全力以赴让他坚信，几乎所有在前线作战的人都跟他有着同样的想法。从前线回到德国后，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那些想要从士兵的牺牲中获利的人“背叛”了在前线作战的部队。他认为，远离战场的人辜负了前线士兵团结一致的同志情谊，辜负了前线共同体。这一谬论在当时颇为盛行。1918年10月，在伊普尔附近的一场战斗中，希特勒最后一次负伤。当时，出于种种原因，德国已经战败。现实是，德国的战败与后方的“背叛”无关，它是被对手强大的战斗力所击垮的，尤其是在1917年4月美国参战之后，战场上又多了成千上万与德军作战的生力军。此外，协约国军舰对德国的封锁造成了大范围的食物短缺，1918年春天大规模流感的爆发更是雪上加霜。
那年秋天，德军中的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战败的结局。10月，海军上将弗朗茨·冯·希佩尔手下的士兵拒绝离开港口对协约国做最后的无谓抵抗。随后，兵变在基尔海军基地爆发，并蔓延至吕贝克、不来梅和汉堡。在一年前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的鼓舞下，一场大规模的革命似乎正在德国酝酿。显然，德国的政治家们需要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并且考虑到协约国的种种要求，不论德国的未来如何，最先决定参战的德皇威廉二世都不可能继续当国家首脑。威廉·格罗纳将军向威廉二世告知了这个他并不想听到的消息。1918年11月9日，德国成为共和国。
国家首脑的突然离去让许多德国军官沮丧至极。当时在陆军最高指挥部服役，后来成为德国陆军参谋长的路德维希·贝克写道：“在战争最糟糕的时刻，我们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在11月9日和10日这两天里目睹的一切，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这种卑劣、懦弱、毫无人格力量的深渊是我之前从没想到过的。在短短几个小时里，五百年的历史被彻底粉碎；皇帝就像个小偷一样被驱逐到了荷兰。对于一个杰出高尚、品行正直的人来说，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17]
前线的很多普通士兵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德国已经无力再继续这场战争了。对于威廉二世的迅速下台，以及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的签署，他们同样感到困惑。在西线作战的赫伯特·里希特说：“前线的部队觉得自己并没有被打败。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停战来得如此之快，为什么我们不得不匆忙撤退，因为我们还在敌国的领土上。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很奇怪……我们感到愤怒，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力量尚未耗尽。”[18]
德国似乎正在分裂。有人像贝克和里希特一样，认为军队遭到了背叛；也有人像拒绝继续作战的海军士兵一样，接受了德国的战败，希望彻底颠覆现有的社会秩序。1919年1月，柏林工人总罢工发展成了社会主义起义。十几岁的巴伐利亚少年弗里多林·冯·斯鲍恩前往首都见证了这些历史事件。“正在发生的一切让我异常兴奋，因为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柏林发生革命的消息。我必须自己去看看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出于好奇，我去了柏林。一到那里，我就陷入了骚乱当中，整个城市都极度疯狂。成千上万人在大街上奔跑呼喊，一会儿支持一方，一会儿又支持另一方。其中有一个左翼派别，一个名叫卡尔·李卜克内西的人对这个派别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有幸亲眼见到了他……当时，正在人群中的我突然听到一声大喊，然后，一辆卡车开了过来，人们已经给它留出了一条通道。车子经过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大喊‘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他们欢呼着。但是我看不到他，因为他被一大群人包围着，身边还有各种荷枪实弹的保镖……后来，这位传奇人物——卡尔·李卜克内西——出现在了楼上的窗边，在那里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时间不是很长，也就十五分钟或是半个小时，我记不清了。这个演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自此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因为他的言论愚蠢至极，其煽动性令人难以置信……我发现，他对为工人创造一个天堂根本不感兴趣。事实上，他只对权力有欲望。所以，当我离开广场的时候，我已经成了一个对左派思想完全免疫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十四天后，李卜克内西先生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的反对者抓住了他和他的同伙——波兰女人罗莎·卢森堡，并处死了他们。或许这听起来很冷酷无情，但我没办法为他们流泪。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19]
在1919年1月的柏林，弗里多林·冯·斯鲍恩为他所察觉的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权力欲”而感到十分震惊。随后，他加入了自由军团，以打击共产主义革命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为镇压左翼革命，一些准军事团体自由军团开始形成。这些自由军团主要由响应前指挥官号召的退伍士兵组成。1919年1月，正是它们——而不是德国的军队或警察——在镇压柏林革命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后来，它们又成为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的首批拥护者。很多日后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包括海因里希·希姆莱、鲁道夫·胡斯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在内，当时都活跃于自由军团。但值得注意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并不在其中。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写道，1918年11月，因毒气袭击而暂时失明[20]的他，躺在帕泽瓦尔克一家医院的病床上，满脑子想着的是，战争结束的情形代表着“本世纪最大的恶行”[21]。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已经联起手来，想要推翻他的祖国。他写道，正是在那一刻，他决定“进入政界”。
在希特勒神话的缔造中，这样一个戏剧性故事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被腐败自私的政客出卖后，高尚的前线战士决定奉献自己的一生去拯救他的国家。一切都合情合理，但现实很少会像虚构的故事情节那样发展。希特勒的伟大“使命”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形成。
1918年11月17日，希特勒出院，回到慕尼黑。他发现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天前，也就是11月7日，社会主义政治家艾哈德·奥尔在特蕾西娅草坪公园组织的示威导致了革命的爆发。点燃导火索的是反战记者库尔特·艾斯纳。他煽动参加示威的士兵叛变并控制了兵营。他们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以维持革命秩序。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结束了统治，巴伐利亚的世袭君主制被推翻。在库尔特·艾斯纳的领导下，当时的慕尼黑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
希特勒后来在《我的奋斗》中表达了对于这些发生在他所挚爱的慕尼黑的事件的厌恶。这不足为奇，因为库尔特·艾斯纳既是犹太人又是社会主义者。不过，希特勒当时的行为与此大相径庭。当时，包括弗里多林·冯·斯鲍恩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加入了对抗共产主义革命的准军事团体自由军团，而希特勒却决定继续留在军队。1919年初，在完成短暂的战俘营守卫任务后，希特勒回到仍在库尔特·艾斯纳控制之下的慕尼黑，继续服役。[22]几个星期后，命途多舛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在欧根·列维涅（跟艾斯纳一样，也是犹太人）等狂热的共产主义者领导下宣布成立。有资料显示，希特勒当时被选为其所在营的代表。[23]如果说他曾反对过共产主义革命，这是绝不可能的。
在当时，希特勒完全可以做出其他的选择。他可以试着离开军队，加入自由军团，或者至少尽量远离慕尼黑的共产主义政权。但希特勒并没有这样做，这就让人对他在《我的奋斗》中提到的在1919年初就已经具有的狂热政治“使命”产生了强烈质疑。不过，几个月后，在那年秋天，希特勒写下了他的第一份政治声明，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犹太人的仇恨，这与他余生中一直在表达的观点倒是一致的。
从1919年4月表面接受慕尼黑共产主义革命，到9月公开表达对犹太人的仇恨，与希特勒的改变相伴随的，是政治局势的变化。1919年5月1日，自由军团进入慕尼黑，要重新夺回这座城市。在共产党人处死了约二十名人质后，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在自由军团的大范围血腥报复中，至少有一千人遇害。经历了左翼革命极大创伤的城市马上就接纳了右翼势力。阿道夫·希特勒也是如此。在巴伐利亚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不久，希特勒就成为新成立的士兵委员会的一员，负责调查他所在的团是否有人曾对该政权给予过实际支持。自此，希特勒与左翼之间短暂的逢场作戏永远结束了。
最近发现的一些证据表明，希特勒与慕尼黑左翼革命并没有什么关系。由此，一些人开始从不同角度尝试着解释他的行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或许希特勒后来成了“变节者”[24]，他的行为是一种“极度困惑和不确定”[25]情境的体现，同时也表明他的生命轨迹仍然可能“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26]。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对希特勒在这一时期的行为有最恰当的理解呢？他对巴伐利亚社会主义革命的默认支持是否有可能只是一个幌子？或许希特勒在心里一直坚持着之前的极右翼信仰，他的做法只是顺势而为，以在暗中最大限度地了解敌人？毫无疑问，如果要被迫做出解释，希特勒本人肯定会这么说。他会非常害怕他的这段过去被用来作为证据，证明他只是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随风倒。
然而，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个月里的行为是出于某种权谋而做出的。事实恰恰相反。慕尼黑军队“信息”部门负责人卡尔·迈尔上尉（他负责在社会主义革命后对士兵进行“再教育”）在1919年春天见过希特勒，后来他清楚地回忆道：“当时的希特勒会拥护任何善待他的人。他从来都不具备那种‘为德国，毋宁死’的殉道者精神，尽管这种精神后来常被用作对其进行宣扬的口号。他也有可能为犹太人或法国人效力，就像他愿意为日耳曼人效力一样。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像一只正在寻找主人的疲惫的流浪狗。”[27]
迈尔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他后来从一名极右翼德国政客变成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成了希特勒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最终在1945年死于纳粹集中营。尽管他后来对希特勒的一些攻击似乎已经夸张到了荒谬的地步，比如他声称希特勒愚蠢到无法自己写演讲稿，但人们好像并没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在1919年5月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时的印象。事实上，正是这些印象对希特勒当时的行为做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
由此看来，1919年初的希特勒还不是一个狡猾精明的政客。那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因为一场失败的战争而意志消沉，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感到困惑和不确定。军队是他唯一的家，军人是他唯一的职业，他愿意一直留在部队里。这并不是说他是一张白纸，当时的他确实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信仰，如泛日耳曼主义，并且，战前在维也纳生活的那段经历尤其让他受到了各种致命的反犹主义影响。但是，真正让他形成具体想法的，还是接下来几个月在迈尔手下从事“再教育”指导的经历。
希特勒的任务是告诉其他士兵共产主义的危害和民族主义的好处。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希特勒于1919年6月5日至12日在慕尼黑大学参加了一门特殊课程的学习。在那里，他听了很多“正确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讲座，包括“战争政治史”和“我们的经济形势”。[28]据说，希特勒热切地接受了讲座的全部内容，并于8月向奥格斯堡附近一个营地里的德国士兵进行了传达。
希特勒尤其爱在演说中发泄强烈的反犹主义，将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慕尼黑革命联系在一起。他并不是第一个这样想的人，当时，德国很多右翼极端分子都抱有同样的观点。这种简单无知地将犹太人与共产主义画等号的看法，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犹偏见形成的主要根源。同样强烈反犹的弗里多林·冯·斯鲍恩说：“如果你去看看慕尼黑革命参与者的名字就会发现，到巴伐利亚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那些人几乎都是犹太人。当然，我们也知道，在俄罗斯，犹太人也极具影响力……为列宁建立政权提供了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源于一名犹太人[卡尔·马克思]。”[29]
希特勒以前也曾从其他人那里接触过激烈的反犹言论，维也纳市长卡尔·鲁伊格就是其中之一。但与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表达的观点相反，目前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证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就是一个坚定的反犹主义者。1919年8月的希特勒无疑清楚地表达了强烈的反犹主义观点，但那时他已经参加了迈尔组织的讲座，并见证了很多慕尼黑人对曾在这座城市短暂存在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情绪。
但是，也没有迹象表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视只是逢场作戏。他表达反犹观点时所迸发的完全是一个成熟的反犹主义者所具有的力量。
根据历史资料，在1919年夏天，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希特勒，终于开始展现出他可能具备的“克里斯玛”特质。在奥格斯堡军营，很多士兵都对希特勒的演讲能力给予了积极评价。其中一位名叫汉斯·柯诺登的炮兵写道：“希特勒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演讲天才，他能让所有听众都紧跟他的思路。有一次，他的演讲很长，没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讲完，当他询问大家是否有兴趣在当天的任务结束之后再继续听他讲的时候，所有人都立即表示愿意。很明显，大家的兴趣都被他激发起来了。”[30]
希特勒一直都讨厌辩论，他只想发表演讲。然而在战前，没人愿意去听他关于歌剧或建筑的高谈阔论。但现在，有人想要听取他对德国战后困境的看法。希特勒一贯坚信自己的判断，不愿意听取其他人的看法。而在这场危机中，很多人都乐于接受这种坚定不移。
希特勒当时的许多观点，都与后来德国人民的元首的那些观点一致。例如，1919年9月16日，应迈尔上尉的要求，希特勒写了一篇极度令人厌恶的反犹声明。他说：“犹太人‘引发了各国的种族结核病’，必须以‘将犹太人彻底清除出德国’为目标。”[31]
在撰写这份声明的四天前，希特勒参加了在慕尼黑斯特恩内克啤酒馆举行的一次政治会议。迈尔上尉给他布置了监视边缘政党并进行汇报的任务，而再没有哪个政党比“德国工人党”更加“边缘”了。1919年1月，三十五岁的锁匠安东·德雷克斯勒和记者卡尔·哈勒一起成立了这个也就只能算是个讨论俱乐部的政党。他们都想推动反犹主义、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支持工人等常见的右翼议程。德雷克斯勒曾经是沃尔夫冈·冯·卡普在两年前成立的“祖国党”的一员。跟“德国民族主义保护与反抗联盟”和“修黎社”一样，“祖国党”也是当时德国众多的右翼团体之一。
那天晚上参加会议的只有几十个人。当希特勒表示反对巴伐利亚脱离德国独立时，大家很快就对他有了深刻印象。德雷克斯勒发现了希特勒的语言天赋，并力劝他加入自己的小政党。在那一刻，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前身走到了一起。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希特勒表示，他肩负着一项“使命”，去宣告能够使德国从失败的废墟中得到重建的途径。但他那时还没有宣称自己就是会亲自完成这项任务的伟大领导者。不过，在9月16日攻击犹太人的声明中，他已经指出德国有必要成为一个由专制的人统治的独裁国家。他说：“德国要走向复兴，不能靠受党派教条或无良媒体影响的不负责任的多数派政治领导人，也不能靠国际新造的标语和口号，而只能靠具有国家领导能力和内在责任感的个人的坚决行动。”[32]这个人似乎已经发现了他的使命，但这一使命并不是上天提前安排给他的。
希特勒的人生在斯特恩内克啤酒馆发生了改变。长期被抛在暴风骤雨的海面上的他，现在找到了一个港湾。在余生，他将一直佯装自己注定要到达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