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征战江南

一、幕府生涯

鸦片战争对左宗棠的刺激是很大的，时局险恶，他却无能为力，这让他产生一种“出世”之想，即去寻觅一个“桃花源”，幻想做一个“太平有道之民”。道光二十三年（1843），左宗棠用自己多年教书积蓄在湘阴东乡柳家冲买了七十亩土地，署名“柳庄”，并在第二年秋天，举家从湘潭迁至此，督工耕作，日巡陇亩，自称“湘上农人”。

不过事与愿违，对外战争虽然结束了，天下却并不“太平”。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封建剥削加重，阶级矛盾更加激化。战后，鸦片输入有增无已，白银外流加剧，银价持续上涨，这对于须用铜钱兑换白银纳税的劳动者无异是雪上加霜。此外，清政府为缓解财政困难，还不断增加赋税，仅地丁税一项，道光二十九年（1849）就比四年前增加了二百六十万两。生活濒临绝境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铤而走险，揭竿而起。据政府极不完全统计，从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1841—1849），九年中各地农民暴动已达一百一十次之多，仅在道光九年（1829）这一年内，较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就有十次以上。

从全国范围看，农民暴动以湖南、两广一带较为频繁，左宗棠正生活在这个阶级斗争的漩涡中心，自然更能感受到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在给贺煕龄的信中，对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形势是这样分析的：“诸戎狡焉思逞，无有纪极，而国威屡挫之余，内地奸民啸聚山泽者，亦复在在有之”，“司事者不能早为徙薪之谋，徒玩愒以幸一日无事，谓之何哉！”（《全集》“书信”一，第46页）对此，左宗棠忧心如焚，甚至两三年前就感叹道：“一邑之水可走而违，天下汤汤，曷其而归？午夜独思，百忧攒集，茫茫世宇，将焉厝此身矣！”（《全集》“书信”一，第27页）中国有句古语：“小乱居城，大乱居乡”，既然局面已是“天下汤汤”，那就只能“买山而隐”了。

道光二十六年（1846），为实现“买山而隐”的计划，左宗棠用了三天时间特地考察了湘阴县东南的双狮、白鹤、望塔、梓木诸洞，他缘崖涉涧，不避劳苦，希望找到一个避乱的“世外桃源”，最后相中了距左家塅不过数里的廖家坪。这里交通便利，虽然“山场树木成林”，亦颇幽险，但因离老家近，“族众一呼可集”，人心可恃。不过这一计划被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打乱了。湘阴在连续两年大旱后，又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发生水灾，柳庄田禾被淹，左宗棠的家人生病，全家生计窘困，避地之议只好暂时作罢。

道光二十九年（1849），陶家从安化迁到省城长沙，左宗棠顺便在长沙设馆授徒，学生除陶桄外，还有周开锡等数人。这一年，水灾更重，道殣相望，宗棠拿出自己的“束脩”买谷煮粥，救济家乡灾民，同时设局制药，治疗病者。他的两位夫人也亲率仆役临门督察，经费不足时，还典当首饰以应急。

这年冬天，当时的名臣林则徐因病辞去云贵总督，回福建疗养。还在上一年时，左宗棠的好友、时任贵州安顺知府的胡林翼就曾向林则徐举荐过左宗棠，说他有“异才”。故此，林则徐途经长沙时，特地派人到柳庄相邀。十一月二十一日（1850年1月3日），林、左在长沙岳麓山下、湘江水滨的船中会晤，“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全集》“书信”一，第73页）。两人惺惺相惜，林则徐视左宗棠为“不凡之材”、“绝世奇才”，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左宗棠则称林则徐为“天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二人通宵达旦的长谈，话题十分广泛，有时政分析，人物品评，也有边疆屯垦、民族关系，特别是林则徐曾流放伊犁，三年间走遍了天山南北，对新疆形势、时务十分熟悉，这次长谈让左宗棠对新疆问题的重要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林则徐“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五）的观点无疑对左宗棠产生了影响。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道光皇帝去世，皇四子奕继位，即后来的咸丰皇帝。这一年，湘阴人翰林院编修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丁忧回乡。岁末，左宗棠也回到湘阴，两人意趣相投，为避“乱世之祸”，遂一起考察湘阴东山，为“山居结邻之约”，不过时局的变化比左宗棠估计的还要快。在广西，天地会众攻城掠地，逼近桂林，奉命前往镇压的林则徐病死赴任途中（逝于广东普宁），继任钦差大臣为前两江总督李星沅。李星沅字子湖，号石梧，也是湘阴人。据称，此时左宗棠曾应这位新任钦差之邀，准备随其去广西，但不想李星沅于咸丰元年（1851）四月病死广西，此行遂不果。左宗棠又回到柳庄，过着他的“田舍翁”生活。他自称：“东作甚忙，日与庸人缘陇亩，秧田初茁，田水琮琤，时鸟变声，草新土润，别有一段乐意，出山之想，又因此抛却矣！”（《全集》“书信”一，第75页）

在烽火连天的形势下，左宗棠的田园生活只能是短暂的一瞬。此时，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已狂飙突起，把左宗棠“买山而隐”的清梦打破了。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经过长期准备后，于广西桂平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屡次挫败前往镇压的清军，并于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一日（1851年9月25日）一举攻克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

咸丰元年（1851），一直关心时局的左宗棠写信给好友、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为其对付农民暴动出谋划策说：“兵法曰：‘谋定而后战’，又曰：‘善用兵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贼知之，而我不悟此，胜败利钝之机所由分也。果于附近贼巢之处，令乡民尽为碉堡，官给经费以倡之。险要之地，官兵营之，亦如碉堡之式，以步步为营之法，同时渐进，逼近贼巢，贼知我将合围，必并力来扑，则贼为客而我为主矣！”（《全集》“书信”一，第78页）这年冬天，胡林翼致函湖广总督程矞采，力荐左宗棠，但这位方面大员并不重视，宗棠也不愿勉强出山。

咸丰二年（1852）二月中旬，太平军从永安突围，疾趋桂林城下，攻城不克，撤围北上，破全州，入湘境，败于蓑衣渡，被迫在湘南稍作停留，补充人力、物力，同时发布檄文，宣传举义反清在于与民“同享太平之乐”，又号召读书人变计来归，“同心戮力，扫荡胡尘”。太平军在湖南扩军五万，声势大振，连克道州、江华、永明、嘉禾、蓝山、桂阳、郴州等地，西王萧朝贵则率前锋经安仁、攸县、醴陵，于七月二十七日直抵长沙城下。

咸丰二年五月初四日（1852年6月2日），清廷以云南巡抚张亮基代骆秉章为湖南巡抚，胡林翼又向张亮基极力推荐左宗棠：“此人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访问之余，定蒙赏鉴”（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四）。八月，左宗棠因太平军围长沙，举家徙居到湘东一个距湘阴县城五十余华里的白水洞以自保。张亮基当时正从云南赴湖南途中，身边急需辅佐之人，因此抵常德后即派专人到山中礼聘。但左宗棠对张亮基为人并不了解，同时，也想观察一下形势的发展，没有马上应聘。后来有一种传说，认为左宗棠“尝投太平军”（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427页），演义小说甚至说他“满望上书洪天王，得个重用，故经许多人聘请过他，他到不愿出”（黄世钟：《洪秀全演义》第368页）。此种传言显然是猜测与杜撰，以左宗棠“湘中名士”的身份、地位，特别是他与湖南官绅的密切关系，投靠太平军的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不受聘请，不过是在选择时机和对象，待价而沽罢了。

当时，长沙危在旦夕，湖南士绅极为关注时局发展，亲戚、朋友们都力劝左宗棠“出山”。首先是胡林翼，其父胡达源与宗棠父左观澜交谊甚厚，林翼又为陶澍女婿，常在安化与宗棠畅论古今大政，深知其才。他在信中力劝说：“张中丞（指张亮基，中丞是对巡抚的称呼）不世奇人，虚席以待先生，先生其毋后悔！设楚地已沦于贼，梓木洞之高才非胁逼之所乎！”（《中国社科院图书馆藏曾、左、胡等人信札》）正领兵驰援长沙的江忠源（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也寄书催促。此外，与左宗棠同居山中的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湘阴人，曾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时丁忧居家）、郭崑焘（字意城）兄弟以及宗棠的二哥宗植都劝其应聘，郭嵩焘诚恳地说：“朝廷大员不礼贤下士已习以为常，现在，张公这样敬重你，你应该成人之美！”在众人的推动下，经过认真思考，左宗棠终于出山应聘了。

八月十九日（10月2日），左宗棠与张亮基一同抵达长沙城外。二十四日傍晚，由北门登梯入城。此时，太平军大队在洪秀全、杨秀清率领下已到达长沙城南，继续攻城。而张亮基对宗棠极为信任，“一以兵事任之”。左宗棠也竭心尽力，日夜策划守城之策，他向张亮基建议说：“贼背水面城，援师既扼其东北，已自趋绝地。惟西路之要在土墙头、龙回潭。贼时过江掠食，先以一军西渡，扼其他窜，可一鼓歼也”（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卷一）。张亮基虽然采纳了这一“河西合围”之策，但长沙城内外的清兵并不完全听从他的指挥。当时城内有二巡抚（张亮基、骆秉章）、一帮办（罗绕典）、二提督（湖南提督鲍起豹、广西提督向荣），城外还有十总兵，兵力虽逾五六万，却莫相统摄。或迁延不进，或不听调度，终不能形成合围之势。不过太平军聚兵坚城之下，进展也不顺利，他们挖地道，施地雷攻城，南城炸裂缺口至八丈宽，又被清兵堵住。围城两个多月而不能破，遂从龙回潭西经宁乡，北上益阳，乘船攻占岳州。左宗棠布防湘水之西，合围太平军的计划终成泡影。

长沙解严后，左宗棠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协助张亮基整顿吏治、镇压会党上。首先是镇压浏阳的“忠义堂”（清朝官方称“征义堂”）起事。“忠义堂”首领周国虞（官方称“周国愚”）早年倡立团练，后聚众四千余人，以“劫富济贫”为号召。太平军逼近长沙时，与之有书信往来，被团总王应苹截获，周国虞杀王应苹，毁狮山书院。浏阳在籍士绅邹焌杰（曾任翰林院编修）密疏上报，清廷遂谕张亮基出兵征讨。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二日（1853年1月20日），张亮基派驻守岳州的候补知府江忠源南下，经平江直扑浏阳，对外则声称要开赴江西，而实际筹划此役的正是左宗棠。他首先要求江忠源采取分化瓦解的攻心政策，嘱其“到时即宜大张告示，谕以此来奉抚部院札谕，不问征义堂非征义堂，但问为匪与不为匪”；在具体用兵上，则强调一个“快”字：“进兵宜神速，令其不测也”。（《全集》“书信”一，第81—82页）果然，江忠源只用了十二天就“斩首七百，解散万人”，把“忠义堂”镇压下去。对此次用兵，左宗棠颇为得意，他在家信中说：“我与中丞密谋办之，通省司道以下无一知者。”（《全集》“诗文·家书”，第2页）

十二月初四日（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克武昌，军威大振，这让左宗棠异常震惊。二十一日，奉命帮办团练的在籍侍郎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从湘乡抵长沙，左宗棠与之相见后，彼此赏识，他在给女婿陶桄的信中说：“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全集》“书信”一，第85页）

咸丰三年正月初二日（1853年2月9日），太平军放弃武昌，五十万大军顺流东下，十一日攻占九江。十二日，左宗棠随新任湖广总督张亮基向武昌进发，此时，宗棠已被保举为知县加同知衔，二十二日抵武昌。不久，原署湖北巡抚骆秉章调任湖南。五月，署湖北按察使江忠源由鄂入赣，屯九江。六月，左宗棠随张亮基赴黄州，设防田家镇。在湖广总督幕府中，左宗棠大权独揽，据他自己说：“制军（总督的别称，指张亮基）于军谋一切专委于我，又各州县公事禀启皆我一手批答，昼夜无暇。”（《全集》“书信”一，第89页）左宗棠做事好独断专行，张亮基委以全权，正合其意。但身居幕宾，虽握实权，毕竟名位卑微，这是左宗棠所不甘心的，他曾说：“若朝廷予制军以钦差大臣剿贼，吾与岷樵（指江忠源）佐之，老贼何遂猖狂至此！”（《全集》“书信”一，第90页）其时，江忠源已是三品大员，左宗棠急欲与之并列的心情流露于字里行间。

八月，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不愿远离家乡，加上对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又不熟识，遂与同在幕府的王柏心（字子寿，湖北监利人）一起辞归。途中，在王家小作勾留，于九月二十二日抵湘阴县城，次日，回到白水洞家中。

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宁（今南京），遂定都，并改称天京。随后派兵北伐和西征。四月初一日，太平军将领林凤翔、李开芳、吉文元率军二万从扬州开始北伐，入河南，渡黄河，自济源进山西，再折转河南，由武安入直隶，于八月二十七日攻克临洺关，乘胜北上，直抵保定附近，折而东于九月二十七日占领天津附近的静海。

北伐太平军长驱直入的消息传来，使身居乡间的左宗棠忧心忡忡，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金陵、镇江、扬州三城竟未克复，北窜之贼闻又由晋入燕，大局直不堪问，如何！如何！”（《全集》“书信”一，第92页）湖南巡抚骆秉章得知左宗棠回到家乡的消息，就派人到湘阴礼聘。但宗棠此时因感“心血耗竭”却不得显名，颇觉心灰意冷，又鉴于太平军发展迅速，声势大振，前途未卜，不免有所顾虑。经反复思量，他决计暂不出山，以静观其变，对骆秉章的礼聘“托词谢之”。左宗棠形容自己此时的心境是：“自此匿迹销声，转徙荒谷，不敢复以姓字通于尘界矣！”（《全集》“书信”一，第92页）他打定主意要蛰居待时。

太平军在北伐的同时，还开始西征。四月十二日（5月19日），胡以晃、赖汉英率军溯江西上，连克和州、安庆，直入江西，围困南昌。攻占九江后，又兵分两路：胡以晃、曾天养进军皖北，围攻庐州（今合肥）；石祥贞、韦志俊则从九江沿江上溯，攻入湖北。九月十三日，大败清军于田家镇，十八日，第二次占领汉口、汉阳，旋即撤出回师。不久，又大举西征，于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1854年2月12日），在黄州大败吴文镕，逼使这位新任湖广总督投水而死。十九日，第三次占领汉口、汉阳。石祥贞、林绍璋又继续沿江入湖南，占领岳州，并连克湘阴、靖港、宁乡，长沙大震。

当西征太平军占领湘阴县城时，据说曾准备入山搜索左宗棠。左氏写给朋友的信中曾说：“从贼中脱出者，言贼将入梓木洞得吾而甘心焉，今幸暂免，是又得一生也！”（《全集》“书信”一，第96页）

太平军以风卷残云之势由鄂入湘，不料却遇上一个死硬对手，这就是曾国藩的湘军。此时，湘军刚刚练成，有陆军十五营，兵员五千余人；水师十营，有大小船只四百七十艘，水勇五千人，加上夫役、工匠，全军总计一万七千余人。咸丰四年（1854）正月二十八日，湘军水陆两部会师湘潭，欲同太平军决战。三月，曾国藩函邀左宗棠共事，而左已答应骆秉章入巡抚幕府。

此前在湖南军情紧急之时，巡抚骆秉章及其僚属“三遣使、币入山，敦促再出”，但左宗棠仍不为之动。二月初一日，太平军再次攻占岳州，南距长沙只有七十余里，骆秉章急需辅佐人才，不得不对左宗棠“以计劫之”。到底用了什么“计”呢？据说，骆秉章先把宗棠的女婿陶桄请到巡抚衙门，安顿在后花园，同时对外宣称：巡抚胁迫陶桄助饷万金，如不从，必将受辱。宗棠闻听大惊，急赴抚署，投刺（刺，名帖、名片）请见。骆秉章如获至宝，“倒履迎之”。左宗棠见陶桄不但未受委屈，反而“供张极盛”（见《晨报》，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五日），受到上宾礼遇，这才察觉原是骆秉章为促自己“出山”而安排的一计。感其诚意，遂于三月初八日再次进入湘抚幕府，同时，亲自将家眷从梓木洞接出，派人送往湘潭辰山周家。

经过短暂观察后，骆秉章对左宗棠可谓是言听计从，“一年以后，但主画诺，行文书不复检验”。曾入曾国藩幕府的王闿运（字壬秋，湖南湘潭人）也说：“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从此权重，司、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在以后六年中（从咸丰四年三月至咸丰十年正月），左宗棠主要协助骆秉章办了三件大事：

第一，为湘军作战出谋划策，并筹措后勤供应。

曾国藩

左宗棠第二次出山后不过两天，太平军即再克岳州，并乘胜南下，于三月二十五日攻克靖港，又克宁乡，并于二十七日占领湘潭，从而对长沙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此时，长沙上下数十里均被太平军控制，清军龟缩省城，形势岌岌可危。曾国藩聚众商讨对策，许多人主张北取靖港，独左宗棠建议南下湘潭。于是，湘军主力南下，副将塔齐布率陆军四千援湘潭，水师总统褚汝航率彭玉麟、杨载福等水师五营继发。不过曾国藩并未完全按左宗棠的意见办，在主力南下的同时，他又亲率战船四十艘、兵丁八百人，以偏师北趋靖港。看似兼顾了两种意见，实则分散了兵力。结果，湘军于四月初二日惨败于靖港，沮丧而羞愧的曾国藩几次想投水自尽，均被部下救起，只得率残军退回长沙。次日早晨，左宗棠闻讯出城，在船上会见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仍极为狼狈，“气息仅属，所著单襦沾染泥沙，痕迹犹在”。左宗棠安慰并鼓励他说：“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全集》“诗文·家书”，第269页）

湘军虽败于靖港，却在湘潭大获全胜。塔齐布的陆师先在湘潭城外获小胜后，直逼城下，并架设大炮以待，太平军中计进攻，遇伏大败，湘军毁木城四座，望楼一座。其水师距湘潭十里，闻陆军胜，鸣角发炮直上，焚毁、俘获太平军战船百余艘（另有七百艘、二千艘之说），火光烛天，浮尸蔽江。四月初五日，攻占湘潭。

湘潭之役是带有全局性的关键战役，影响极大。如太平军胜，长沙难保，刚刚组建的湘军很可能从此瓦解。若湘军获胜，不但可使自己摆脱困境，而且稳定了湖南全局，并可乘胜东下，将战场移向湖北、江西，战局必将发生根本性转变。

此时，西征太平军已攻占武昌，控制了武汉三镇。曾国藩决心趁湘潭大捷的余威，发动第二次攻势。在稍加整顿、补充后，即于六月十五日率广东、广西增援水师自长沙抵岳州。双方交锋，互有胜负。最后，太平军败走武昌，曾国藩亦回长沙，筹划出省作战。在此期间，曾、左二人过从甚密，用左宗棠的话讲是：“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全集》“书信”一，第114页）

在湖南巡抚衙门，左宗棠协助骆秉章“内谋守御，外筹军实”。当时，广东、广西都有天地会农民武装暴动，而太平军则在湖北固守武昌、汉阳。为稳固湘南，左宗棠通过巡抚调湘勇五百人会合游击周云耀驻军江华，以防广西之敌；另调李辅朝率楚勇九百人会同知府王葆生驻扎宜章，以防广东之敌。后又增派江忠济赴临武，会同李辅朝防守郴州、桂阳州，王錱部会同周云耀防守永州，从而加强了湖南南部的防务。同时，又奏调贵东道胡林翼驻防岳州（胡部奉调由黔入鄂，再入湘），以固北路。除调兵遣将，稳固防守外，左宗棠另一个着眼点就是军械建设，经过筹划，长沙开始设局制造船炮，实际负责人是黄冕等，左宗棠则代表巡抚亲自督促。制造局除造船外，还创制了一种熟铁炮（名“劈山炮”），共铸成百尊，炮弹有半斤重，射程达四五华里，被称为“利器”。

八月二十三日，湘军占领武昌，并顺流而下，攻占兴国、大冶、蕲州，再败太平军于田家镇，十一月中旬，直抵九江城下。此时的曾国藩踌躇志满，大有飘飘然之概，而在后方的左宗棠则头脑比较清醒，多次给曾国藩写信，让他小心谨慎，戒骄戒躁，但曾氏不以为然。后来左宗棠写信给王錱说：“东征大局为天下所仰望。自复岳州以后，直捣浔阳，节节得手，军威大振，然将士之气渐骄，主帅之谋渐乱，弟尝贻书戒之，而不我察也！”（《全集》“书信”一，第120页）果然，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为挽回不利局面，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援军兼程西进，并抓住湘军“将士皆骄”、“兵力分散”（同时进攻九江、湖口、彭泽）的弱点，封锁湖口，把湘军水师截为两段。十二月二十五日（1855年2月11日）夜半，太平军轻舟逆流而上，在九江江面击毁湘军战船百余艘，连曾国藩的座船也被俘获，幸亏曾国藩当时在另一艘舢板船上，得以幸免。

咸丰五年（1855）秋，太平军三万人自安庆西上，进援武昌。十月，石达开由湖北入江西，连克多座县城，并于六年二月中旬占领战略要地樟树镇（该地被称为“两岸之关键，省城之咽喉”），曾国藩固守南昌，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解救曾国藩，左宗棠向骆秉章建议：“贼不得志西北，欲且逞于东南，江西一有蹉跎，则江、浙、闽、广皆为贼有，而湖南亦危，东南大局不可问矣！以时局论，固无有急于援江西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卷二）骆秉章完全赞同这一意见，于是，左宗棠提出了一个“三路援赣”的计划：南路由酃县、茶陵攻吉安；中路由浏阳、醴陵攻袁州；北路由平江攻义宁（今江西修水），取瑞州（府治在今江西高安）。这样全线出击，是考虑到当时湖南的兵力不足以支撑三面出击的状况，是想迅速打开局面，避免战斗旷日持久。骆秉章只能抽调五千人援赣，这支援军由即选道刘长佑指挥，兵分两路：以州同（州之佐官，从六品）萧启江之“老湘营”出浏阳，刘长佑自率“楚勇”出醴陵。援军于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三日（1856年2月28日）从长沙出发。此时的左宗棠也因“接济军饷功”升为兵部郎中（正五品文官），赏戴花翎。

二月，刘长佑攻占萍乡。四月底，萧启江攻占万载。十一月底，刘长佑军在围攻五个月后占领袁州（今宜春）。此时，骆秉章又按照左宗棠的三路进兵之策，开辟南线战场。命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率四千人（自募两千人，配属周凤山“道勇”两千人）自萍乡取道安福，南趋吉安（后又调萧启江部将刘培元一军交其指挥）。十二月，复命赵焕联一军自茶陵攻永宁；佘星元自酃县攻永新；刘拔元、胡兼善等攻崇义、上犹。

当时，太平天国正值“杨韦事变”之后，元气大伤，但石达开回朝辅政后，基本上稳定了不利的军事形势。石达开深知江西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要求各部“谨守江西”。太平军以瑞州（府城在商安）、临江、抚州为进攻南昌的三大据点，这三座城市分别位于南昌以西、西南和东南方向，控制锦江、袁水、旴江三条水路，再加上赣江上游的吉安被称为掌控江西的四座军事重镇，瑞州、临江更被视为江西的根本。所以左宗棠认为援赣湘军的主攻方向应该是临江、瑞州一线：“攻临、瑞乃顾江西大局”，“为江西起见，原为天下大局。为天下大局起见，则江西不可不援，为江西大局起见，则临江不可不复”。（《全集》“书信”一，第204页）咸丰七年（1857）正月，刘长佑出新喻，萧启江出上高，合击临江。但刘长佑在临江西南太平墟遭大败，将士死伤甚多，刘长佑走投无路，想引刀自杀，被部下刘坤一阻止，收拾残部退守分宜。左宗棠认为此役事关重大，不仅江西大局难保，就连湖南也处于危急之中。为挽回颓势，在左宗棠的策划下，骆秉章一面调江忠义所练新军千人充实刘长佑部；一面急调王錱部“湘勇”三千人入赣。为游击之师。五月，王錱部东渡赣水，援吉安，与太平军战于永丰、宁都、广昌一带。

湖南派出的援赣之师总数不过一万六千余人，兵力有限，且又分道出击，战线太长，很难取得成效。为摆脱被动地位，左宗棠又提出“以守为战”的策略。他写信给王錱说：“其筑老营也如城然，取其小而固，多开枪炮眼，多置枪炮，专主守。其分兵四出也，务乘机蹈瑕，相机策应，专主战。城贼如扑营，则枪炮以轰之，亦如我之攻城，必伤精锐也。贼如围营，则游兵回援，可以夹击；贼如分股游掠，吾亦分兵应之，是我常有争锋逐利之事，得反客为主之势，不强于老对坚城、求战不得哉！”（《全集》“书信”一，第238页）这一策略的核心是“反客为主”，扭转顿兵坚城，久攻不克的不利局面，变被动为主动。八月，王錱病死乐安，其部由张运兰、王开化继统。

咸丰七年（1857）五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再一次发生分裂，石达开因洪秀全猜忌，出走安庆，别树一帜。当时，太平军将领陈玉成正在湖北黄梅一带与清军鏖战，左宗棠担心石达开会全力进攻湖北，但出乎左的意料，石达开竟于八九月间自安庆南下建德入江西，并沿鄱阳湖及赣江继续南进，十月，抵吉水，声势大振。面对太平军在江西的凌厉攻势，左宗棠仍坚持“以守为战”，他写信给前线将领赵焕联说：“贼势虽张，然果能力扼赣河，亦岂能飞渡哉！”（《全集》“书信”一，第270页）十五日，张运兰一军渡赣江，守吉水，击败石达开，太平军转而东向。

随着战事的推进，左宗棠的军事才干终于引起了朝廷重视。咸丰七年（1857）五月，皇帝在一道“上谕”中咨询骆秉章“现当军务需才，该员素有谋略，能否帮同曾国藩办理军务？”骆秉章不愿宗棠离开左右，就以“湖南军事方急”为由，奏请留湘。这一次皇帝专门下诏垂询，让左宗棠颇为得意，认为是“旷世难逢之奇遇”。骆秉章为留住人才，也极力笼络左，除政务、军务的信任外，还会同湖北巡抚胡林翼用白银五百两在长沙司马桥购住宅一所送给左宗棠，让他摆脱了“赁屋而居”的生活。咸丰八年（1858），由于骆秉章的奏保，左宗棠还被赏加四品卿衔。其实，清廷加左宗棠四品卿衔，实则是胡林翼贿赂肃顺买来的。有材料记载说：“昔胡文忠（指胡林翼——引者注）以四万金贿肃顺，求赏左文襄四品卿督师，于是中兴之基定焉。”（梁启超：《觉迷要录》卷四，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546页）

咸丰八年（1858）二月，石达开由上饶经玉山进入浙江。左宗棠立即复函胡林翼，代筹“保浙之计”。他建议派杨载福率水师赴镇江，入常州，泛太湖，直抵杭州；另咨请督办江南军务和春派兵援浙；江西则调李续宾部东援。但石达开无意经营浙江，于七月由浙入闽，九月，复西上赣南。咸丰九年（1859）二月，石达开由赣南分两路入湖南，连克郴州、桂阳、嘉禾，北上祁阳，进围衡阳。骆秉章十分紧张，认为“倘不能迅速剿除”，“东南大局且将不可复问”（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卷一四）。这当然也是左宗棠的担心，他平日最怕石达开，认为石达开“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傅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全集》“书信”一，第241页）对石达开的这一分析是相当中肯的，可见左宗棠在“知己知彼”上很下了一番功夫。

对石达开率军入湘，左宗棠不敢掉以轻心。他飞檄各府、县，火速征集军队，一月之内调集四万余人，择隘设守。时太平军克嘉禾，掠祁阳，围永州（今零陵）。左宗棠料定石达开定会进攻宝庆（府治在邵阳），于是调田兴恕军守宝庆，萧启江军从江西回师湘东的茶陵、攸县，另派佘星元、杨恒升、李金晹各军赴永州。三月，刘长佑至永州督战，太平军走祁阳，克东安。四月，太平军趋宝庆。其时，邵阳守军已有水陆一万三千人，由于各部“进止不一”，缺乏统一指挥，左宗棠曾向骆秉章要求亲赴前敌筹度，但骆秉章没有同意。石达开围攻宝庆达两月余，不能得手，遂于七月退入广西境内。

左宗棠协助骆秉章办的第二件大事是改革赋税征收办法，积极筹措军饷。

对筹措湘军军饷，左宗棠可算是呕心沥血，后来他的儿子左孝同在《先考事略》一文中说：“湖南一贫弱之区，支五省兵事，羽檄交驰，兵饷两绌。筹饷以抽厘、减漕为大端，尤瘁尽心力，减漕事，发端湘潭周君焕南，其时排群议以定章程，府君（指左宗棠——引者注）实主之焉。”（转引自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卷二）

当时，湖南征收赋税十分混乱，地方官吏任意聚敛，民间实际负担很重。据骆秉章的奏报说，“地丁”税正银本来只征一两，可实际却要征数两，“漕米”本只征一石，实际则征数石，而且名目繁多，全凭书吏意志办事。随着银价飞涨，百姓实际负担更重。以前一两白银折合铜钱一千文，后涨到二千三四百文，而农民纳税必须使用白银，无形中实际负担增加了一倍多。咸丰五年（1855），湖南收成较好，一石谷米仅值钱四百文，农民卖谷换钱，再以钱易银，五石谷才得银一两。这样，有田百亩的地主，所缴钱粮就占到租谷的五分之一。这不但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也损害了地主的利益，并给湖南筹集军饷造成困难。像湘潭这样的上等县份，咸丰四年（1854），只收银四千余两，咸丰五年（1855）到了七月份还“未见征纳”。就在这一年，湘潭举人周焕南到省城布政使衙门，要求核定征收钱粮章程，竟被押送回县。十月，周又到长沙递呈禀帖，提出自愿将地丁税每两加四钱，“漕米折色”（明、清两代南方省份征大米水运以供京师，谓之“漕粮”或“漕米”，以米按价折银完纳者，称为“折色银”）除照户部章程每石纳银一两三钱外，还加纳一两三钱以“助军需”，另加纳银四钱，充作县里的费用。周焕南之所以提出这种要求， 无非是想把“法定”赋税之外的附加税固定化，以防无休止地加派。左宗棠了解情况后，不顾某些官员的反对，劝说骆秉章采纳了周焕南的建议。咸丰七年（1857），湖南首减湘潭浮折漕粮，定军需公费，以前“私取十五者率改为公取一”，通过“漕章”改制以后，“岁增银二十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王闿运：《湘军志》“筹饷篇”）。这样，不但调整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紧张关系，也暂时缓和了本已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同时还使近于枯竭的饷源宽裕了。

筹饷的第二个办法是“抽厘”。为镇压农民起义，清政府用去的军费，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累计已近三千万两，其时库存仅仅只有二十二点七万余两。这样一笔数目，甚至连当年七月份的军饷都发不出去。为支撑这岌岌可危的局面，清政府不得不采取预征、卖官、捐输等办法，并开始征收“厘金”。所谓厘金就是一种商业税。咸丰三年（1853），太常寺卿雷以首先在扬州仙女庙试行，以后，曾国藩在汉口抽厘，随即湖南于咸丰五年（1855）四月开设厘金局，由郭崑焘主持总局事务，左宗棠极力赞助，左氏后来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其时湖南厘局纷起，弟创为布署（指布政使衙门）”（《全集》“书信”三，第779页）。咸丰六年（1856）四月， 湖南郴州、宜州设局抽起盐厘、货厘，接着又在岳州及各府遍设厘局，每年可收厘金税八九十万至一百一二十万不等，大大缓解了湖南的兵饷不足。

厘金的实行固然暂时挽救了清廷的财政危机，但它是一种沉重的经济勒索，不但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良后果是严重的。

对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所起的作用，《湘军记》作者王定安有如下一段评语：“宗棠刚明有智略，内绥土寇，外协邻军；东征兵源、饷源倚之为根本。湖南屹然强国矣！”（王定安：《湘军记》卷二）

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做的第三件事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为抵抗外来侵略献计献策。

咸丰六年九月（1856年10月），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突然进犯广州，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法国也借口“马神父事件”（马神父即马赖），对中国进行讹诈。咸丰七年（1857）十一月，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清廷此时的指导思想是尽量避免与英、法决裂，正如咸丰帝发布的“上谕”所说：“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四）而左宗棠目睹时艰，却颇想有所作为。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俘获两广总督叶名琛，成立了以广东巡抚柏贵为首的地方傀儡政府，但北京对此茫然无知。骆秉章派人向来自广东的商人了解情况后，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奏告了广州失守情况。不久，又上奏揭露“叶名琛以渊默镇静为主，毫无布置，惟日事扶鸾降乩，冀得神祐”，指出“广东省城之祸，由于叶名琛平日不能固结民心，临时不能豫为戒备，非由夷人狡悍难防所致”。如果能够“经理得宜，民心悉固，兵气渐扬，逆夷亦何能为患？”（以上选自《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八）当时，左宗棠是骆秉章奏稿的主要撰写人，奏折的内容当然也反映了左宗棠本人的思想。

针对紧急形势，左宗棠又写信给朋友胡林翼（时任湖北巡抚）说：“夷务屈辱至极，恐将更有不堪者，然窃意华夷杂处，衅端之开必速，彼时以一支劲旅护天津，而后与之决死战，当可得志，但只求勋旧诸公勿参异论以惑视听，则吾事谐矣。”（《全集》“书信”一，第298页）这个意见，后来在骆秉章的奏折（咸丰八年正月二十日）中作为一个完整的御敌方案提出来：

香山、东莞、新安三属，民气最强，但得一二好州县暗为布置，许以重赏，令其密相纠约，勿漏风声，飙忽而来，趁夷兵赴省之时，乘虚捣其巢穴（指香港——引者），夺其辎重炮械，则逆夷回顾不遑，安能久踞省城，肆其要挟？亦未尝非制夷之一奇也；天津内河水面窄狭，非夷船之利，诚能制之于陆，一再痛创，亦当不敢妄萌要挟之心。总之，制夷宜于内河，宜于陆战，不宜与之角逐海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八）

但当时清廷根本没有抵抗到底的决心，一味“曲意姑容”，左宗棠代骆秉章所拟的“制夷”之策，自然不会被采纳了。

左宗棠所拟的抵御外侮之策虽受到冷落，但他在与太平军对垒过程中显露的才干却为时人所注目，名噪一时，一些高级官员竞相向皇帝举荐。

咸丰五年十二月（1856年1月），御史宗稷辰上疏说：“所知湖南有左宗棠，通权达变，为疆吏所倚重。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林翼、泽南。”（《清史稿》卷四二三“宗稷辰传”）这一道奏章，引起了咸丰皇帝的注意，遂命湖南巡抚“加考送部引见”，骆秉章则以“该员有志观光，俟湖南军务告竣，遇会试之年，再行给咨送部引见”回复，此事就搁置下来。

咸丰六年（1856）七月，署湖北巡抚胡林翼（十一月实授）又上疏极力推荐左宗棠：

臣与兵部郎中左宗棠同受业于前御史贺煕龄之门，深知其才学过人，于兵政机宜、山川险要，尤为究心。臣曾荐于前两江总督臣陶澍、前云贵总督臣林则徐，均称为奇才，……臣荐于前抚臣张亮基，召入幕府，专襄兵事，……湖南抚臣骆秉章、侍郎臣曾国藩招入幕中办事，其才力犹称。兼及江西、湖北之军，而代臣等为谋，业经御史宗稷臣奏明在案。该员秉性忠良，才堪济变，敦尚气节，刚烈而近于矫激，面折人过，不少宽假，人多以此忧之，故亦不愿居官任职。伏思圣明之世，正气常伸，该员畏罹世网，殊为过虑，……臣既确知其才，谨据实胪陈圣听，以储荆楚将材之选。（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十）

咸丰帝看到这份奏折后，于咸丰七年（1857）五月发出“上谕”，要骆秉章探询左宗棠能否帮办曾国藩军务，但因为此时曾、左之间有些矛盾，“彼此不通音问”，骆秉章也不愿左宗棠离去，此议遂寝。不过，左宗棠对于皇帝的青睐还是非常感激的，他给湘军将领刘腾鸿（1819—1857）写信说：“前此间曾奉廷寄，垂询及鄙人可否帮同曾某办理军务，并谕左宗棠素有谋略，无意仕进，与人寡合云云，实为钦感之至。”（《全集》“书信”一，第250页）

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1859年1月6日），咸丰帝在养心殿召见翰林院编修郭嵩焘，询问了左宗棠的一些情况，郭嵩焘后来追记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上曰：“汝可识左宗棠？”

曰：“自小相识。”

上曰：“自然有书信来往？”

曰：“有信来往。”

上曰：“汝寄左宗棠书，可以吾意谕知，当出为我办事。左宗棠所以不肯出，系何原故？想系功名心淡。”

曰：“左宗棠自度赋性刚直，不能与世合，所以不肯出。抚臣骆秉章办事认真，与左宗棠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能相离。”

上曰：“左宗棠才干何如？”

曰：“左宗棠才尽大，无不了之事。人品尤端正，所以人皆服他。”

上曰：“年若干岁？”

曰：“四十七岁。”

上曰：“再过两年五十岁，精力衰矣！趁此时人尚强健，可以一出办事也，莫自己遭踏，汝须一劝劝他。”

曰：“臣也曾劝过他，他只觉自己性太刚，难与时合。在湖南亦是办军务，现在广西、贵州两省防剿，筹兵筹饷，多系左宗棠之力。”

上曰：“闻渠尚想会试？”

曰：“有此语。”

上曰：“左宗棠何必以科名为重。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渠有如许才，也须得一出办事才好。”

曰：“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每谈及天下事，感激奋发。皇上天恩如果用他，他也断无不出之理。”（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一卷，第203—204页）

从以上对话中可以看出，咸丰帝确实对左宗棠寄予很大期望。但“天威”难测，时隔不久，左宗棠却因“樊燮事件”险些身败名裂。

樊燮是湖南永州镇总兵，咸丰八年（1858），骆秉章到北京时曾弹劾他“私役兵弁，乘坐肩舆”。以后，又派专人到永州调查，再次指控樊燮私自提用军费银九百六十余两，公项钱三千三百六十余串，又动用“米折”银两。咸丰九年（1859）四月，樊燮被革职。此事的起因，王闿运的《湘军志》说是樊燮“以骄倨为巡抚所劾罢”，而据刘成禺《世载堂杂记》的记载是：“樊谒大帅毕，再谒左师爷，谒大帅请安，谒师爷不请安。左怒，奏劾免官回籍。”樊燮不服，两湖地区的满族高官也暗中支持他向湖广总督衙门和都察院控告。骆秉章在《自订年谱》中说：“有人唆耸樊燮在湖广递禀”，《湘军志》记载：“（湖南）布政使文格亦忌宗棠，阴助燮。总督（指湖广总督官文）疏闻，召宗棠对簿武昌。”案情起由，众说纷纭，而樊燮上控，矛头直指左宗棠，不仅是樊、左的个人恩怨，也反映了清朝统治内部满、汉官僚的矛盾：一方面，左宗棠独断专行，不知顾忌，引起了文格、官文等满族高官的不满；另一方面，湘军的兴起和汉族官员的得势，也使一些满洲贵族深感不安。他们抓住一个仅具“幕宾”身份的左宗棠大作文章，实际是要给掌握两湖军政大权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湘军统帅兵部侍郎曾国藩等汉族官员一些颜色看，因为这些人和左宗棠都有很深的关系。

在一些满族地方大员的操控下，“樊燮事件”越闹越大，左宗棠被召“对簿武昌”。八月二十五日，骆秉章在复奏中进行辩驳，并将查明的账簿、公禀以及樊燮的供词咨送军机处。不久，咸丰帝下旨将此案交由湖广总督官文、湖北乡试正考官钱宝青审办。由于此案来头很大，两湖官员除胡林翼极力斡旋外，都不敢贸然表态，所以左宗棠在“家书”中说：“官文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全集》“诗文·家书”，第63页）据薛福成记载，咸丰帝已下令官文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一）。

当时，郭嵩焘正做京官，闻讯后极为惊讶，立即通过王闿运（时在肃顺家教读）向权倾满朝、炙手可热的肃顺求援，并请侍读学士潘祖荫（字伯寅，江苏吴县人，时与郭同值南书房）出面营救。潘遂上疏为左辩护说：“左宗棠之为人，素性刚直，疾恶如仇。该省不肖之员不遂其私，衔之刺骨，谣诼沸腾，思有以中之久矣！近闻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又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潘文勤公奏疏》，第25—26页）胡林翼在奏疏中亦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为宗棠剖白，其中特别是肃顺的干预起了很大作用，肃顺在与咸丰帝的答对中称赞左宗棠“赞画军谋，迭著成效”，“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一）。官文见皇帝有意起用左宗棠，才见风使舵，“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

“樊燮事件”对左宗棠的打击很大，官场的险恶使他感到自己“早已为世所指目，今更孤踪特立，日与忌我疑我者为伍”，遂决定“奉身暂退，以待时机之可转”（《全集》“书信”一，第339页）。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60年1月12日），左宗棠正式搬出湖南巡抚衙门，从而结束了他的幕客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