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rhētōr：作为表演者的政治家

前文已经说明，在古希腊的雅典，rhētōr可以指那些经常在公民大会中进行政治提议（sumbouleuein）并且在法庭中进行公共诉讼的人，他们以这种方式积极参与城邦政治活动，扮演政治家的角色。通过存世的演说辞，我们可以看到，雅典人至少在观念中强调了这些人特殊的政治身份。在雅典民众看来，这些相当于政治家的rhētōr掌握一定的政治知识，据亚里士多德所说，这类政治知识包括：城邦财政、与其他城邦之间的战和关系、城邦的防卫、粮食的进出口以及立法问题。[1]同时，这些人从事的政治活动使他们在城邦中具有一定的权势。埃斯基尼斯在一篇公共诉讼演说辞《诉提马库斯》（Against Timarchus）中曾经提到，提马库斯与赫格山德鲁斯（Hegesandrus）凭借自己的权势，使得皮塔拉库斯（Pittalacus）放弃了对他们的控告。埃斯基尼斯特别指出，皮塔拉库斯之所以放弃控告，是因为他看到赫格山德鲁斯在公民大会的讲台上进行演说（parēiei epi to bēma），在法庭中与阿里斯托丰（Aristophon）进行诉讼，而且，赫格山德鲁斯的兄弟也在公民大会中进行演说（edēmēgorei），针对外交问题进行政治提议（sumbouleuein）。[2]埃斯基尼斯这里所说的提马库斯、赫格山德鲁斯及其兄弟正是rhētōr，他们的政治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被民众视为地位与权势的体现。

相应的，雅典人对这些rhētōr的政治身份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欧博尔曾经详细分析从演说辞中表现出的rhētōr与普通公民个体（idiotēs）之间的区别：rhētōr往往被要求在城邦政治事务方面承担更大责任，同时也就必须经历更多风险。[3]关于rhētōr的这种特殊政治身份，在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所谓“rhētōr资格审查”（dokimasia rhētorōn）。根据某些演说辞的说法，在公民大会中进行政治提议演说的rhētōr需要符合一定的资格要求，因此要对他们进行相关的资格审查（dokimasia）。但是，这项所谓的“rhētōr资格审查”制度仅出现在演说辞之中，缺少其他资料的佐证，而且它被归于“古代的立法者”（ho palaios nomothetēs）梭伦的名下[4]，可能是一项古老或者起源模糊的制度。所以，欧博尔怀疑它在公元前4世纪是否真正实行[5]，汉森也曾指出，rhētōr作为公民大会中的演说者，实际上不必接受资格审查（dokimasia）。[6]由此看来，“rhētōr资格审查”反映的主要是雅典人在观念层面上对rhētōr政治身份的要求，而且笔者认为，这是对rhētōr政治身份的“公职化”的要求。因为雅典民主制度要求各类城邦公职人员（arkhai）必须接受资格审查（dokimasia），作为履行公共职责的保证，这在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中有明确的记载。[7]那么，将资格审查的范围扩及并非属于公职人员的rhētōr，也就暗示着要求rhētōr的政治身份应该与城邦公职人员一样，在政治活动中承担必要的责任。当然，这种要求更多的存在于观念层面，但是它是与rhētōr实际的政治活动与社会地位相符合的，因此实际上也为rhētōr的政治行为确立了某种准则。所以，正如本章最初所引之例，德谟斯提尼在承认自己的rhētōr身份时，特别强调自己所做的是政治提议（sumbouleuōn），其目的则是实现民众的公共利益（sumpherein humin）。[8]在一篇公民大会演说辞中，德谟斯提尼也曾论及，进行提议演说的人应该恪守城邦政治运作的原则，确保城邦事务的顺利发展，而不是为了赢得听众的好感（kharis）。[9]

然而，雅典政治演说如笔者在上一节所论述的那样，其本身具有明显的表演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它要通过实现表演功能，才能发挥在雅典民主政治运作中的作用。于是，在城邦政治活动中扮演政治家角色的rhētōr一旦进入特定的演说场合进行政治演说，他便不得不试图利用演说技艺实现了与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并且实现对听众的成功说服，这也就实现了政治演说的表演功能。因此，作为“政治家”的rhētōr在特定的演说场合中便首先成为一位表演者——进行现场表演的“演说家”。那么，雅典人对政治演说之表演属性的批评与排斥也转化为对这些rhētōr运用演说技艺方式的指责。在德谟斯提尼的《诉安德洛提翁》（Against Androtion）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指责的基本形式。这篇演说辞是德谟斯提尼为迪奥多鲁斯控告安德洛提翁所作，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55年，是存世最早的一篇德谟斯提尼的公共诉讼演说辞。在这篇演说辞一开始，德谟斯提尼即称被告安德洛提翁为“掌握演说技艺的人”（tekhnitēs tou legein）[10]，此处的tekhnitēs来源于tekhnē（技艺），是指“掌握某种技艺的人”，德谟斯提尼用它来称呼被告，说明这种称谓显然具有贬义色彩，这是与雅典人排斥演说“技艺”及其体现的表演属性相一致的。接下来，德谟斯提尼进一步批评演说者的技艺对城邦政治运作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他指出，法律的目的是防止民众（epi tōi dēmōi）被演说者说服和欺骗（mēde peisthēnai mēd’ eksapatēthēnai），而且，不能将城邦事务交付于演说者的说服力量（ou … tēi tōn legontōn dunamei to pragma katastēsai），而是应该遵循法律，选择“正义且有利于民众”（dikaion … hama kai sumpheron tōi dēmōi）的政策。[11]我们看到，德谟斯提尼在这里将演说者用以实现演说表演功能的“技艺”和说服能力与城邦“法律”、“正义”以及“公共利益”明确对立起来，而这一对立正是来源于雅典政治演说自身固有的表演属性与政治属性之间的张力。德谟斯提尼意在表明，rhētōr作为“政治家”，应该通过发挥演说的政治功能，履行自己在城邦公共事务方面的责任，这就要使自己的演说符合城邦的法律和民众的公共利益；相反，作为“演说家”与特定场合中演说表演者的rhētōr，则不应凭借自己的演说“技艺”（tekhnē）与说服“力量”（dunamis）来“欺骗”民众。也就是说，在德谟斯提尼看来，演说者绝不能利用演说的表演功能来妨害其政治功能的发挥，同时对民众的政治认知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以上例证说明，年轻的德谟斯提尼已经明确意识到作为政治家的rhētōr在进行演说时面临的张力，并且懂得运用这种张力来攻击对手的演说。当德谟斯提尼日后成为具有高超演说能力和重要影响力的政治家时，他本人对演说技艺的运用更成为主要的批评对象。德谟斯提尼不仅同样被称为“掌握演说技艺的人”（tekhnitēn logōn）[12]，而且受到远为激烈的攻击。政敌埃斯基尼斯不仅指责德谟斯提尼的演说技艺是与法律对立的（tekhnas tois nomois）[13]，演说的内容是对法律的破坏（rhēmasi tous nomous anairēsein）[14]，他们甚至给德谟斯提尼冠以“智术师”（sophistēs）、“演说辞作者”（logographos）以及“可怕的演说匠人”（deinos dēmiourgos logōn）之名。[15]上一节已经提到，“智术师”主要以擅于演说著称，他们可以利用魔法般的说服力量完全掌控听众的情感与认知，并且有偿地向人们传授这种技艺；而“演说辞作者”在这里则特指那些代人写作诉讼演说辞而收取报酬的人。[16]所以，在埃斯基尼斯看来，德谟斯提尼与这些“智术师”和“演说辞作者”一样，将政治演说作为一项赚取报酬的职业（ergalomenou kai mistharnountos）。[17]埃斯基尼斯甚至将德谟斯提尼比作“智术师苏格拉底”（Sōkratēn ton sophistēn），指责德谟斯提尼在公民法庭中利用诉讼演说的机会教授他的学生如何进行欺骗，并且在回家之后还要向学生夸耀自己怎样凭借欺骗手段赢得了诉讼。[18]

赫斯克在欧博尔的基础上对这些有关演说技艺的批评进行了详细分析。欧博尔曾经从雅典社会“精英”与“大众”的阶层关系角度考察雅典人对演说技艺的态度，将是否掌握演说技艺作为“精英”与“大众”阶层差异的突出表现之一。他指出，雅典人对演说技艺的态度是正反并存的，作为“精英”的演说者虽然接受过演说技艺的教育，却声称不善演说，而作为“大众”的演说听众对于演说者掌握演说技艺的事实以及不善演说的伪装都给予默许。[19]赫斯克进一步考察则发现，各种有关演说技艺的批评在程度上是有差别的，演说者可以承认或者默认自己对演说技艺的掌握与运用，却坚决不肯接受“智术师”和“演说辞作者”这两种称谓，甚至提出反驳与回击。因此，赫斯克特别关注后一种程度更为激烈的批评方式。他不仅接受欧博尔的观点，将雅典人对“智术师”和“演说辞作者”的排斥解释为“精英”与“大众”对立关系的反映[20]，更分析了古典时期的雅典人在民主政治意识形态及道德层面上对“智术师”和“演说辞作者”的批判。赫斯克认为，在当时雅典人的观念中，“智术师”和“演说辞作者”两种称谓是与“欺骗”（apatē）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与雅典民主政体相对立。[21]

赫斯克所指出的这一对立，在笔者看来，则是雅典政治演说的表演属性与政治属性之间张力的集中体现。与欧博尔不同，笔者从雅典政治演说自身性质的角度来分析rhētōr在运用演说技艺方面所受到的批评，如前文所论，演说技艺实际上是实现演说自身所固有的表演功能的主要手段，而“智术师”和“演说辞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则代表演说技艺的最高水平。所以，笔者认为，埃斯基尼斯将德谟斯提尼指斥为“智术师”和“演说辞作者”，更直接的是对德谟斯提尼演说表演本身及其说服力量的否定。赫斯克所发现的“智术师”与“欺骗”之间的联系，也说明埃斯基尼斯意识到演说表演属性对听众的认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埃斯基尼斯指出，德谟斯提尼的演说会使听众忘记（eis lēthēn）诉讼案件本身[22]，他甚至还将德谟斯提尼称为“巫师”（ton goēta）。[23]而且，我们看到，埃斯基尼斯在批评中也明显表现出对演说现场性的关注。他指责德谟斯提尼只看重“在演说当中”（metaksu legōn）受到好评，却丝毫不在意过后自己是否会成为全希腊最卑鄙的人；[24]只关心“当下的演说”（tōn authēmeron logōn），而不在乎城邦的安全。[25]可见，埃斯基尼斯是以作为“政治家”的rhētōr所应具有的道德与责任为准则，来否定作为“演说家”的德谟斯提尼在特定政治演说场合中的表演。

作为政治家的rhētōr彼此之间的这些批评，必然对他们的政治演说方式形成一定的制约。埃斯基尼斯就曾明确提出，rhētōr的演说应该与城邦法律相一致（to auto phtheggesthai ton rhētora kai ton nomon）。[26]他也的确尽力表现出自己演说的这种合理性。我们从埃斯基尼斯存世的公共诉讼演说辞《诉提马库斯》和《诉科忒西丰》中看到，每一篇的开始部分都是对相关法律集中而详细的阐释：前者涉及“rhētōr资格审查”（dokimasia rhētorōn）的法律，后者则涉及公职人员述职审查（euthuna）的法律。[27]埃斯基尼斯试图以此表明，自己对被告的起诉是严格依据城邦法律进行的。而且，他还要向听众显示自己在演说方面的节制。埃斯基尼斯经常强调自己的演说是“适中的”（metriōs）[28]和“简短的”（brakhea），并易于领会（tous logous eumatheis）。[29]尤其在面对政敌德谟斯提尼时，埃斯基尼斯更加着意突出自己演说的节制与德谟斯提尼滥用演说技艺的鲜明对比。关于二人各自进行公民大会演说（dēmēgorēsas）的方式，埃斯基尼斯以肯定的态度指出，他本人是“安静”的，只有在需要提出政治建议的时候才进行演说（siōpō kai legō bouleusamenos），而且这种“安静”（siōpē）来自于其“生活的适中”（hē tou biou metriotēs）。[30]相反，埃斯基尼斯却用夸张的说法指责德谟斯提尼，称他没有一天不进行公民大会演说[31]，并批评其演说是“刺耳且多余的”（pikrōn kai periergōn），他甚至将德谟斯提尼本人称为“由言辞构成的人”，像“奥洛斯管”（aulos）一样，除去“舌头”（tēn glōttan）则别无所有。[32]在突出自己与德谟斯提尼政治演说方式明显对立的同时，埃斯基尼斯还特别指出，参与政治活动的政治家（andros politeuomenou）应该“根据时机进行演说”（dia khronou legein），其演说的目的是为了城邦的公共利益。[33]但是，德谟斯提尼对演说的滥用却违背了城邦的法律和民主政体（epi tous nomous … epi tēn dēmokratian）。[34]此处我们同样看到，埃斯基尼斯对德谟斯提尼演说表演的批评，是以作为政治家的rhētōr所承担的政治职责及其演说的政治功能为根本出发点的。而且，在埃斯基尼斯看来，德谟斯提尼滥用演说的行为之所以破坏民主政体，是因为他剥夺了民主政治中普通公民（tōn idiōtōn kai dēmotikōn anthrōpōn）所享有的isēgoria的权利。[35]这里isēgoria一词由isos（平等的）与agoreuein（公共演说，特指公民大会演说）构成，是指雅典公民在公民大会中进行演说的平等权利，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之一。[36]根据这一原则，每个雅典公民均可自愿进行公民大会演说（ho boulomenos … dēmēgorei）；但是，德谟斯提尼对演说的滥用，使得公民大会演说为“掌权者”（ho dunasteuōn）所专擅，民众丧失平等演说的权利，导致政局面临寡头统治（oligarkhia）的威胁。[37]

那么，面对埃斯基尼斯的这种攻击，德谟斯提尼又是如何为自己的演说方式加以辩解的呢？首先，德谟斯提尼同样从isēgoria的权利出发，把自己的演说视为对这种平等权利的践行，同时将埃斯基尼斯对他滥用演说的批评转化为对他的isēgoria权利的剥夺。德谟斯提尼指出，埃斯基尼斯的批评是在禁止人们“走向民众进行演说”（proselthein tōi dēmōi kai logou tukhein）。[38]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德谟斯提尼这里使用的表述方式：logou tukhein，tukhein是指由于某种机遇而做某事，并非刻意而为，logou tukhein则说明任何人都可以在某种时机的要求下进行演说（logos），它一方面体现了演说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演说的方式是“随机”的，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埃斯基尼斯所说的“根据时机进行演说”（dia khronou legein）。可见，利用logou tukhein的表述方式，德谟斯提尼试图表明，自己并没有滥用演说，而只是践行了雅典公民所享有的isēgoria的权利。[39]因此，他指责说，埃斯基尼斯的批评不符合城邦的政治原则（oute politikon），而且也是不正义的（oute dikaion）。[40]在此基础上，德谟斯提尼则进一步着重表现自己是如何履行政治家的职责的。既然作为政治家的rhētōr在进行演说时以“政治提议”（sumbouleuein）为主要职责，德谟斯提尼便多次自称为“提议者”（sumboulos）。[41]最为突出的，是德谟斯提尼在《金冠辞》中关于自己曾经进行的一次公民大会演说的精彩描述。据他所说，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占领埃拉提亚（Elatea）的消息传至雅典，雅典民众陷入极度恐慌的状态，立即召开公民大会，会上人们不知所措，竟无一人提议，在此“时机”的“召唤”下（ho kairos … ekalei），德谟斯提尼独自一人“走上前来”向民众演说（parelthōn eipon eis humas），演说结束后，所有人都接受了他的提议。[42]德谟斯提尼以这一事例集中证明，自己的演说是“根据时机”进行的，并没有滥用，而且他演说的宗旨是为实现城邦的利益，对城邦的公共事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为自己的政治演说进行了以上辩解之后，德谟斯提尼转而批驳埃斯基尼斯，尤其针对后者在演说方面自我标榜的节制。德谟斯提尼强调“提议者”（sumboulos）与“诬告者”（sukophantēs）的不同：前者在涉及城邦事务的问题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对此负责；后者则在需要进行演说的时候反而“保持安静”（sigēsas），事后却又对他人加以诽谤。[43]可见，德谟斯提尼将埃斯基尼斯在《诉科忒西丰》中所褒扬的“安静”（siōpē）与“诬告”（sukophantia）联系起来，将埃斯基尼斯在演说方面的节制解释为政治家职责与道德的丧失。德谟斯提尼从而指出，埃斯基尼斯的“安静”（hēsukhia）并非“正义且有利于城邦的”（dikaia kai sumpherousa tēi polei）[44]，他在《金冠辞》中反复重申这种批评：埃斯基尼斯在时机需要时拒绝进行提议演说[45]，在关乎民众利益的事务上保持缄默（aphōnos）；[46]但是，在攻击他人的时候，埃斯基尼斯却以其“训练有素的嗓音”清晰而滔滔不绝地的讲出那些蓄谋已久的言语，这些演说毫无益处，只能伤害其他公民，并且给城邦带来“普遍的羞耻”（koinēn aiskhunēn）。[47]

我们看到，德谟斯提尼有意突出埃斯基尼斯的演说技艺与其“安静”之间的强烈反差，而且将这种对演说技艺的批评特别集中在嗓音与朗诵技巧方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作为演说表演者的rhētōr来说，良好的嗓音和朗诵技巧是非常必要的条件要求；而从雅典政治演说场合的物理环境来看，这种要求又是与当时的戏剧表演相通的。雅典普尼克斯（Pnyx）山上的公民大会会场为露天结构，其中与会者往往数千，进行政治演说的rhētōr处于类似戏剧表演的环境之中，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剧场便被直接作为召开公民大会的场所。于是，戏剧表演中的朗诵技巧必然有助于rhētōr进行政治演说。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当时的演说与戏剧表演一样，都过度注重朗诵技巧（hupokrisis）。[48]亚里士多德对此现象表示异议，他认为这体现了“城邦公民们的缺点”（tēn mokhtherian tōn politōn），但他同时也意识到，由于演说本身的要求，演说者又不得不对朗诵技巧进行研究。[49]在后世的普鲁塔克笔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戏剧表演中的朗诵技巧对雅典政治演说的客观作用。根据普鲁塔克所记载的轶闻，德谟斯提尼第一次在公民大会中演说时，被听众打断并且被嘲笑缺乏经验，原因是他演说的声音无力，气息不连贯。与德谟斯提尼相熟的演员撒图鲁斯（Satyrus）曾经传授给他朗诵的技巧。[50]另一篇托名普鲁塔克的传记也称，悲剧演员安德洛尼库斯（Andronicus）曾经指出德谟斯提尼缺乏朗诵技巧，并在这方面对其进行教导，德谟斯提尼本人也承认朗诵技巧（hupokrisis）是演说术中最重要的一项。[51]

然而，在演说的政治功能和rhētōr的政治职责面前，良好的嗓音与朗诵技巧却可能成为被对手攻击的焦点。据德谟斯提尼所说，埃斯基尼斯在从事政治活动之前曾经是悲剧演员，在朗诵技巧方面应该受过专业的训练，这既是他在进行政治演说时所具有的优势，同时更成为德谟斯提尼激烈批评的对象。[52]在《使团辞》中，德谟斯提尼用夸张的方式指出：埃斯基尼斯是所有雅典人中嗓音最大（megiston … tēi phōnēi）并且表达最清楚（saphestat’ an eipein）的人；但是，由于他所讲的并不是“真实”（talēthes），故而“在所有公民大会中”埃斯基尼斯都无法胜过德谟斯提尼。[53]在这里，德谟斯提尼将埃斯基尼斯良好的嗓音和朗诵技巧与政治演说传达“真实”信息的功能对立起来，在接下去的演说中，德谟斯提尼则更为着力否定埃斯基尼斯的这些优势对政治演说所发挥的作用。他讽刺说，埃斯基尼斯曾经训练过发声技巧（pephōnaskēkōs），希望能够在悲剧表演中利用自己的嗓音来征服（kathupokrinoumenon）观众，结果却被哄下舞台，他于是才结束演员生涯，成为现在的政治家。德谟斯提尼提醒陪审员，埃斯基尼斯作为政治家所造成的危害并不是在戏剧舞台上（ouk epi tēs skēnēs），而是“在城邦最重要的公共事务方面”（en tois koinois kai megistois tēs poleōs），因此决不能认为“他的演说是好的”（kalon phtheggomenōi）。[54]这里的kalon在古希腊语中具有道德意味，可以指“美好而高尚”，与德谟斯提尼接下来的进一步阐释相呼应。他说，“美好的嗓音”（euphōnian）如果为“高尚而爱荣誉的人”（khrēstou kai philotimou … anthrōpou）所拥有，会有利于所有人；但是，如果为“卑鄙的人”（ponērou）所拥有，人们则应该禁止他进行演说。[55]可见，德谟斯提尼是将埃斯基尼斯对演说朗诵技巧的运用置于rhētōr的政治职责与道德要求的标准之下加以审视与批评的。在《金冠辞》中，德谟斯提尼重申这一批评，讽刺了埃斯基尼斯嗓音的洪亮及其在朗诵技巧方面的刻意训练。[56]同时，德谟斯提尼还对埃斯基尼斯在诉讼现场的演说表演进行攻击，称埃斯基尼斯借助诉讼的机会进行其个人“演说与发声技巧的展示”（logōn epideiksin tina kai phōnaskias），而非审判政治家的罪行。德谟斯提尼进而强调说，rhētōr的“价值”（timion）并不在于他的演说与嗓音，而在于“与民众有共同的选择”（to tauta proaireisthai tois pollois），以及与“父邦”（hē patris）同仇敌忾。[57]这些批评也都说明，在德谟斯提尼看来，作为演说现场的表演者，rhētōr固然是在利用朗诵等演说技艺进行一种“展示”（epideiksis）；但是，作为政治家，rhētōr则首先必须使其演说符合城邦与民众的政治需要，否则这种“展示”即是毫无意义的。

综上所述，作为政治家的rhētōr在进行政治演说的过程中高度关注演说技艺的运用方式，他们一方面攻击对手滥用演说技艺，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演说方式寻求合理依据。这些批评与自我辩解的核心均在于雅典人对rhētōr政治职责的特殊要求：rhētōr的政治演说应该遵循城邦的法律、政体与道德准则，其功能应该是在“阐明事实”的基础上发布真实的政治信息，并且提出最好的政治建议（ta beltista legein）[58]，以实现城邦的公共利益。与此相对的是，rhētōr不能把政治演说纯粹当作演说技艺的表演，因为演说技艺本身是具有危险性的，掌握演说技艺的rhētōr可以像“智术师”或戏剧演员一样来掌控并征服他的听众，对听众的认知能力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其做出错误的政治决策，从而损害城邦的公共利益，甚至危及民众正常的政治参与以及民主政治的良好运作。作为政治家的rhētōr认识到演说技艺的这种危险性，并据此攻击对手的演说方式。这种攻击在作为修辞策略的同时，也把有关演说技艺危险性的认识传达给雅典民众，使民众逐渐形成一种对rhētōr政治演说的批评意识，达到制约rhētōr演说表演的目的。[59]正如德谟斯提尼所发现的，听众是最具权威的（tous akouontas … kurious），他们掌控着“演说者的力量”（tēs tōn legontōn dunameōs）。因此，德谟斯提尼特别声明，他在演说方面的“任何经验”（tis empeiria）均用于城邦的公共事务（en tois koinois），以增进民众的利益，这是所有人都看到的。[60]结合上一节的分析，rhētōr在进行政治演说时所受到的这种制约以及rhētōr的政治职责与其演说表演的对立，在根本上皆源于雅典政治演说自身双重属性的张力，即演说固有的表演属性与其政治属性之间的矛盾。既然雅典人主要以演说的形式来操作自己的民主政治，这一矛盾也就必然深刻地内化于雅典民众作为陪审员（dikastai）或公民大会成员（ekklēsiastai）所进行的政治参与之中。那么，rhētōr在运用演说技艺方面的自我辩解和彼此攻击，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民众反思自身通过这种政治参与而获得政治认知的方式，使其意识到：在政治演说场合不是单纯观看rhētōr的演说表演；而是要从rhētōr的说服“能力”（dunamis）的影响中摆脱出来，并且对这种“能力”加以掌控，从而在rhētōr的演说表演面前保持相对清醒的认知能力，真正去关心城邦的政治事务与公共利益。

[1] Aristotle, Rhetoric, I, 1359b19-1360a37.

[2] Aeschines 1 (Against Timarchus), 64.

[3] Josiah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Rhetor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08-112.

[4] Aeschines 1.7，关于“rhētōr资格审查”的详细内容，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5] Josiah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Rhetor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p.110.

[6] 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Assembl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Oxford: Blackwell, 1987, p.55.

[7] 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LV.

[8] Demosthenes 21 (Against Meidias), 189，引文中sumpherein humin本义是“为了你们的利益”，其中“你们”（humin）指演说听众，被视为雅典全体民众。

[9] Demosthenes 3 (Olynthiac III), 21.

[10] Demosthenes 22 (Against Androtion), 4.

[11] Demosthenes 22 (Against Androtion), 11.

[12] Aeschines 3 (Against Ctesiphon), 200.

[13] Aeschines 3 (Against Ctesiphon), 35.

[14] Aeschines 3 (Against Ctesiphon), 16，另见Aeschines 3 (Against Ctesiphon), 202，两处说法完全相同。

[15] Demosthenes 19 (On the False Embassy), 246; Aeschines 3 (Against Ctesiphon), 200, 202, 215.

[16] logographos还可以指“散文作家”和“史话作家”，欧博尔曾经分析修昔底德著作中对该词的使用，他指出，在修昔底德那里，logographos兼具“散文作家”、“史话作家”与“演说辞作者”的含义，因此，欧博尔倾向于认为，logographos的不同含义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区别。同时，欧博尔概述了logographos一词从“散文作家”和“史话作家”向“演说辞作者”的转义过程。见Josiah Ober, Political Dissent in Democratic Athens: Intellectual Critics of Popular Ru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55。另外，关于“演说辞作者”的产生，参见C. Carey and R. A. Reid, eds, Demosthenes: Selected Private Speech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4.

[17] Aeschines 3 (Against Ctesiphon), 220.

[18] Aeschines 1 (Against Timarchus), 173-175.

[19] Josiah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Rhetor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pp.190-191.

[20] Ibid., pp.170-174.

[21] John Hesk, “The Rhetoric of Anti-Rhetoric in Athenian Oratory”, Simon Goldhill ＆ Robin Osborne, eds.， 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11-218.

[22] Aeschines 3 (Against Ctesiphon),206.

[23] Aeschines 3 (Against Ctesiphon), 207；关于用“巫师”和“魔法”来批评演说技艺的表述方式，参见赫斯克的论述，John Hesk, “The Rhetoric of Anti-Rhetoric in Athenian Oratory”, Simon Goldhill ＆ Robin Osborne, eds. 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12。

[24] Aeschines 2 (On the Embassy),130.

[25] Aeschines 3 (Against Ctesiphon),208.

[26] Aeschines 3 (Against Ctesiphon),16.

[27] 埃斯基尼斯在《诉提马库斯》中关于城邦法律地位的阐释，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

[28] Aeschines 1 (Against Timarchus), 3; Aeschines 3 (Against Ctesiphon),9.

[29] 关于“适中”，例如Aeschines 1 (Against Timarchus), 3; Aeschines 3 (Against Ctesiphon), 9；关于“简短”，例如Aeschines 3 (Against Ctesiphon), 9, 17；关于“易于领会”，例如Aeschines 1 (Against Timarchus),8.

[30] Aeschines 3 (Against Ctesiphon), 217-218；关于埃斯基尼斯对“演说”与“生活”对应关系的表述，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31] Aeschines 3 (Against Ctesiphon),220.

[32] Aeschines 3 (Against Ctesiphon),229；引文中所谓“奥洛斯管”（aulos），是古希腊的一种管乐，依靠簧片发声，在古希腊语中，这种簧片与舌头均称为glōtta，因此才有埃斯基尼斯的这一比喻。

[33] Aeschines 3 (Against Ctesiphon),220.

[34] Aeschines 3 (Against Ctesiphon),202.

[35] Aeschines 1 (Against Timarchus),173.

[36] 有关isēgoria的讨论，可以参见J. D. Lewis, “Isegoria at Athens: When Did It Begin? ”,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Bd. 20, H. 2/3 (2nd Qtr., 1971), pp.129-140.

[37] Aeschines 3 (Against Ctesiphon),220.

[38] Demosthenes 18 (On the Crown),13.

[39] 赫斯克也曾注意到，在雅典人的观念中，rhētōr对演说技艺的运用不能超出isēgoria的限度，见John Hesk, “The Rhetoric of Anti-Rhetoric in Athenian Oratory”, Simon Goldhill ＆ Robin Osborne, eds. 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 p.215.

[40] Demosthenes 18 (On the Crown), 13.

[41] 例如：Demosthenes 18 (On the Crown), 66, 69, 101, 172, 190, 192, 209；关于这种自称的作用，参见Harvey Yunis, Taming Democracy: Models of Political Rhetoric in Classical Athens, pp.272-273.

[42] Demosthenes 18 (On the Crown), 169-179，引文中humas（你们）指雅典民众。关于德谟斯提尼这段描述的详细分析，参见Harvey Yunis, Taming Democracy: Models of Political Rhetoric in Classical Athens, pp.268-277，尤尼斯认为，德谟斯提尼可能是在模仿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甚至有意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救世主”的形象，另见Harvey Yunis, ed., Demosthenes: On the Crow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07.

[43] Demosthenes 18 (On the Crown), 189.

[44] Demosthemes 18 (On the Crown),p.308.

[45] Demosthemes 18 (On the Crown),p.196.

[46] Demosthemes 18 (On the Crown),p.198.

[47] Demosthemes 18 (On the Crown),p.308.

[48] hupokrisis是动词hupokrinomai的名词形式，hupokrinomai本义是“回答”，被用以指称戏剧表演中演员间的唱和，也就是演员把剧本搬演上舞台的意思，因此，名词hupokrisis成为戏剧表演的专门术语，用于演说领域则可以相当于“朗诵”。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这种演说朗诵其实是背诵，并非手持演说辞的朗读，但是汉森表示怀疑，参见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Structure, Principles and Ideology, translated by J. A. Crook, Blackwell, 1990, p.142.

[49] Aristotle, Rhetoric, III, 1403b31-1404a3，其中“城邦公民们的缺点”（tēn mokhtherian tōn politōn）可以引申为“城邦政体的缺点”。参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第494页；《罗念生全集》，第一卷，第304页。

[50] Plutarch, Demosthenes, 6.3-7.3.

[51] , Lives of the Ten Orators, 845a-b.

[52] 德谟斯提尼对埃斯基尼斯嗓音与朗诵技巧的批评，近年来特别引起研究古希腊表演文化的西方学者的关注，对这些批评进行分析的论著如：Pat Easterling, “Actors and Voices: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in Aeschines and Demosthenes”, Simon Goldhill and Robin Osborne, ed., 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 pp.154-166; Anne Duncan, “Demosthene versus Aeschines: The Rhetoric of Sincerity”, Performance and Identity in the Classical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58-89。这些分析主要关注古希腊戏剧表演对政治演说的影响，伊斯特林（Easterling）的研究涉及戏剧演员与政治家在社会地位与社会活动范围中的联系；邓肯（Duncan）还特别分析了普鲁塔克在《德谟斯提尼传》中的描写，邓肯认为，普鲁塔克有意将德谟斯提尼与戏剧表演紧密联系在一起。另外，霍尔也比较全面的从表演形式的角度讨论了古希腊戏剧表演对政治演说的影响，见Edith Hall, “Lawcourt Dramas: Acting and Performance in Legal Oratory”, The Theatrical Cast of Athens: Interactions between Ancient Greek Drama and Society, 2006, pp.353-392。笔者在下文的分析中主要关注rhētōr的演说表演与其政治职责之间的关系。

[53] Demosthenes 19 (On the False Embassy), 206-208.

[54] Demosthenes 19 (On the False Embassy), 336-337.

[55] Demosthenes 19 (On the False Embassy), 339.

[56] Demosthenes 18 (On the Crown), 306-308.

[57] Demosthenes 18 (On the Crown), 280.

[58] ta beltista legein的表述方式在演说辞中经常出现，即指政治家提出最好的政治建议，例如Demosthenes 3 (Olynthiac III), 11, 12, 18; Demosthenes 9 (Philippic III), 2, 56, 63。

[59] 赫斯克将rhētōr之间关于彼此演说技艺的攻击称为“反修辞的修辞”（rhetoric of anti-rhetoric），赫斯克认为，这种“反修辞的修辞”可以强化民众对rhētōr的警惕与怀疑，赫斯克甚至将它引申至民众对自身统治地位的关注。见John Hesk, “The Rhetoric of Anti-Rhetoric in Athenian Oratory”, Simon Goldhill ＆ Robin Osborne, eds. 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 p.230。笔者的分析则主要集中在演说表演本身，推测rhētōr之间的这种攻击对其演说表演以及听众的认知能力所可能造成的影响。

[60] Demosthenes 18 (On the Crown), 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