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普鲁塔克在为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所作的传记中，曾经记载这样一则轶闻：雅典政治家卡利斯特拉图（Callistratus）受到起诉，他需要在诉讼中为自己申辩。由于此次诉讼涉及重要的政治事务，而卡利斯特拉图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演说家，因此他将进行的申辩演说受到雅典民众的广泛关注与期待。年轻的德谟斯提尼也迫切希望能够去聆听卡利斯特拉图斯的演说。于是，他向自己的老师提出请求。这位老师与负责掌管公民法庭议程的公职人员相熟，因此给德谟斯提尼安排一个隐蔽的地点，让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1]

卡利斯特拉图的这次审判大约发生在公元前366年，德谟斯提尼之所以会以这种方式进入法庭旁听演说，是因为他当时未满20岁，还没有成为正式公民，尚不具备出席公民法庭的资格。我们于是看到，德谟斯提尼旁听演说的这一行为，不符合雅典民主制度的要求，甚至不是制度所允许的，而是由于卡利斯特拉图的演说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尽管普鲁塔克所记载的这则轶闻未必属实[2]，但是其中所反映出的这种演说的吸引力，对于古典时代的雅典人来说却是真实存在的，它被普鲁塔克称为“演说家的能力”（hē tou rhētoros dunamis）。与德谟斯提尼同时代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演说家在展示这种“能力”的时候，可以供听众观赏。[3]因此，我们说，这种“演说家的能力”首先是用于表演的。

在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中，演说处于基础地位，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公民大会以及负责审理重要案件的公民法庭，皆以提议者或当事人的现场演说为基本程序。于是，这些场合便为演说家展示其“能力”提供了主要的表演舞台。根据雅典民主制度的规定，听众应该由成年男性公民构成，他们有资格出席公民大会，参与城邦事务的商议与决策，年满30岁还可以担任陪审员，在法庭中判决各类私人与公共诉讼。但是，从上述轶闻来看，演说表演本身的影响力却超出制度所规定的演说听众的范围，促使尚未成为公民的年轻的德谟斯提尼“僭越”制度而投入“演说舞台”的吸引。在笔者看来，这象征着演说表演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民主制度，在制度规定之外发挥着自身具有的特殊作用。

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作用呢？难道只是对听众的吸引吗？从古典文献中，我们得知，“演说家的能力”往往受到批评，甚至被视为误导和欺骗听众的伎俩。这表明，对于雅典人来说，演说表演是受到否定的，其理由主要是它对听众在认知方面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但是，我们同时却也发现，在存世的雅典法庭诉讼演说辞与公民大会演说辞中，包含着许多与案件本身和政治提议无关的内容。它们不是用于直接陈述诉讼事实、发布政治信息以及提供政策建议；而是作为修辞策略在演说中用以实现演说者与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达到说服目的。可以说，对这些修辞策略的运用体现着“演说家的能力”，因而便也能够具体地反映出演说表演的特殊作用。于是，我们要问，这些与演说主题无关的内容，连同其他一些同样作为修辞策略的特殊表述方式，经常出现在涉及城邦事务的公民大会演说与公共诉讼演说之中，难道它们只是为了误导和欺骗雅典民众，而对他们的政治认知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促进作用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本书就将详细阐释其原因，也即旨在论述雅典政治家的演说表演在哪些方面、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和促进着民众的政治认知。演说表演可能具有的这一积极作用，在民主制度的规定之外，最终也为民众良好的政治参与行为提供了某些必要的保障，维系着民主政治的运作。因此，笔者将雅典民主政治的这一重要层面称为“演说舞台”上的民主，以区别于制度安排中的民主。

那个在普鲁塔克笔下曾经“僭越”民主制度的德谟斯提尼后来亲自登上雅典的“演说舞台”，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凭借“演说家的能力”而成为一位重要的政治家[4]，在公元前4世纪中晚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雅典的政治事务发挥了主导作用，并且尤以其反马其顿政策而为人所知。同时，他也不断地利用公民大会与公共诉讼的演说机会，影响着雅典的公共舆论，把握和塑造着雅典民众的集体精神状态。这都呈现在他留给我们的相对丰富的演说辞文本之中。由于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辞在演说技艺与风格方面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在所涉及的历史背景方面又具有较强的连贯性与一致性，所以，它们能够自成体系，集中而生动地体现出笔者所谓“演说舞台”上的雅典民主。因此，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修辞策略，将成为本书最主要的分析对象，用以考察政治家的演说表演对民众政治认知所发挥的积极促进作用。

分析演说的修辞策略，意味着对演说语境的充分关注，也就是需要将演说视为一种社会交流行为。修辞策略正是在这一语境中以实现交流为目的的一系列表述方式，同时它也可以通过这一语境而发挥一定的社会政治功能。这种基本的认识前提与研究视角，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为西方学者所认同，并且运用于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之中，在八九十年代陆续产生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其影响延续至今。[5]

1981年，法国学者洛侯（Loraux）关于雅典葬礼演说的研究成果问世，1986年迻译为英文，书名是《雅典的建构：古典城邦的葬礼演说》（The Invention of Athens: The Funeral Oration in the Classical City）。[6]洛侯在该书中指出，她在阅读古典文献的过程中，注意到文本内容与语境之间的互动[7]，她正是以这种方法来分析雅典的葬礼演说辞的。这些葬礼演说辞包含很多赞扬雅典品格与民主政治的内容。洛侯认为，它们对于古典时代的雅典听众来说，未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激励之辞。[8]所以，为了进一步探讨其功能，她全面而深入地考察了葬礼演说与雅典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方式，包括公共葬礼制度、雅典政治军事地位、政治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社会语境。她最后发现，葬礼演说所表述的内容与雅典社会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正是这一差距说明了葬礼演说的功能。在洛侯看来，葬礼演说所表述的内容构成了一幅关于雅典的“假象”，这种“假象”通过具有官方性质的公共葬礼仪式而被赋予制度化的色彩；但是，它并非只是“假象”，更是一种“事实”，因为它再现了雅典，并且创造了一种用以表述雅典的话语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葬礼演说实际是雅典政治实践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9]

从洛侯的研究中，我们看到，通过对语境的充分关注，可以将演说不再只视为关于现实的简单描述，而是将它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与实践，从而考察其社会政治功能。这种方法用于分析与雅典民主政治运作更加直接相关的公民大会演说辞和诉讼演说辞，则为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10]在这一方面，欧博尔（Ober）于1989年出版的《民主雅典的大众与精英：演说术、意识形态与民众的权力》（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Rhetor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一书具有重要的意义。欧博尔在该书中主要利用演说辞史料，来研究雅典民主政治意识形态。他认为，雅典社会与政治的决定、行为与判断，都是意识形态与话语的产物，这种意识形态与话语在民主政治的秩序中发挥作用，同时也是对外部事件的回应。[11]而演说辞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呈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以及话语交流方式。欧博尔即是将公民大会演说与诉讼演说视为雅典社会中“大众”与“精英”之间的交流；并且指出，演说者虽然都属于“精英”阶层，但是他们是在对“大众”进行演说，也就必须使自己服从于“大众”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通过一些特定的“符号”表达出来的，演说者会在演说中运用这些“符号”。所以，欧博尔试图从演说辞史料中发现各种被经常运用的“符号”，并在这些“符号”的基础上复原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态。[12]在这项研究中，他特别强调，不能将演说辞作为雅典社会与政治现实的直接描述与反映，而必须考虑到演说所运用的特殊表述方式，即修辞。与洛侯在葬礼演说辞中发现了雅典的“假象”相似，欧博尔在公民大会演说辞和诉讼演说辞中也发现了许多“虚构”（fiction），例如，演说家自称为不善言辞，或者将所有听众都视为具有同等的经济地位。这些“虚构”得到雅典“大众”的认可。欧博尔从中看到，正是在这些“虚构”的基础上，“精英”与“大众”之间形成了一致的意识形态，从而实现阶层关系的平衡。[13]这集中体现了他对演说的认识方式，他已经意识到，演说作为一种语言交流行为，具有社会功能，交流既是达成某种目的的途径，同时，交流本身也是一种目的，通过演说这种交流行为，政治意识形态在特定的“符号”系列中得以表达，并且在集体行为的层面上发挥效用。[14]因此，在欧博尔看来，他这项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可以作为解释雅典民主政治何以正常运作与持续稳定的原因。

与欧博尔侧重于阐述“大众”意识形态的倾向不同，尤尼斯则更加关注“精英”。在欧博尔那里，演说术只是被作为“大众”与“精英”阶层差异的重要表现之一，但是，在尤尼斯于1996年出版的《驯服民主：古典时期雅典政治演说术的典范》一书中，它却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尤尼斯提出，既然政治领袖能做的只是作为提议者向民众进行表达，而决定权力掌握在民众手中[15]，那么，在这种权力关系中，政治领袖又如何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演说术向民众表达观点，并且使民众做出理智的决定。简而言之，尤尼斯旨在考察演说术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16]为此，他重点分析了雅典“精英”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修昔底德与柏拉图的著作以及一部分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辞。尤尼斯认为，以修昔底德和柏拉图为代表的雅典“精英”阶层试图为如何在政治商议中运用演说术确立一系列理论性的“典范”，使演说术成为教育雅典民众的有效手段。[17]在此基础上，尤尼斯最后对德谟斯提尼演说辞的分析在于表明，德谟斯提尼这样的政治家在与民众进行实际交流的演说过程中，遵循着由这些“典范”所体现出的原则，从而使“精英”阶层关于演说术作用的认识与观点得以转化为雅典民主政治运作的实践。尤尼斯这项研究的出发点，同样是为了考察演说作为一种交流行为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功能。他明确意识到，与制度和经济因素一样，话语交流也能起到改造城邦的作用[18]，而演说术的运用方式具体体现了这一点，它可以用来维持雅典城邦基本的民主性质，同时又避免造成城邦的分裂、堕落与草率的决定，这也就是所谓“驯服民主”的核心意义。[19]

除了上述欧博尔与尤尼斯二人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以外，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其他西方学者的论著也都采用了这种视角，即，将演说视为社会交流行为，并在这种具体语境中分析演说的修辞策略，从而考察其社会政治功能。克莱斯特与约翰斯通二人都曾集中研究诉讼演说辞中使用的各种修辞策略，克莱斯特由此讨论了雅典人的诉讼行为与当时社会的公共价值观念之间的互动情况，约翰斯通则指出，诉讼演说不仅反映了雅典的民主意识，同时更对它进行了建构。[20]另外，1994年，沃亭顿（Worthington）主编的《说服：实践中的希腊演说术》一书汇集多为学者的论述，全方面地展现了演说术在雅典社会政治实践中所发挥的功能以及所面临的语境。该书在前言部分指出，演说术是一种用于说服的知识性技艺，演说则是一种以说服为目的的交流行为[21]，这简明扼要地表达了当时许多西方学者在古希腊演说研究方面的基本共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书包括欧博尔对德谟斯提尼的诉讼演说辞《诉美狄亚斯》（Against Meidias）进行个案分析的重要论文，其中更加具体明确地论述了演说对雅典民主政治运作的促进作用；[22]而且，书中有关演说与戏剧比较研究的论文也非常值得注意，它们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演说修辞形式的认识。[23]同时，这些视角独特的论述遵循着将演说视为交流行为的基本思路，而指向更新的研究趋势。

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一西方学术动态，国内一些学者于最近几年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他们在借鉴和吸收西方重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了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的问题，虽然尚未形成专著，但是关于这一主题已有数篇颇具启发性的论文发表。晏绍祥在《演说家与希腊城邦政治》一文中，论述了演说与古希腊城邦政治运作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且指出，演说家担任政治领袖的现象是城邦政治的必然结果，尤以雅典为突出代表。[24]蒋保的论文《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更为具体地考察雅典民主政治与演说的内在联系，详细阐释了政治家的演说在民主政治决策与司法审判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且从中揭示了雅典政治家与民众的权力关系。[25]蒋保的另一篇论文《试论雅典演说的政治功用》则从民主制度的角度分别介绍了公民大会演说、诉讼演说与典礼演说各自的形式与特点；同时提出，演说除了可以影响政治决策和司法审判，还具有传播民主观念和教育民众的作用，也是政治领袖借以获得并维护自身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26]杨巨平和王志超合作的《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一文，重点讨论演说家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样肯定了演说家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并且认为，演说家在主观上维护民主政治，客观上却在消解着民主政治的公民基础，因而，他们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兴衰与共”。[27]

从以上所列举的这些很有代表性的论文来看，国内学者对于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问题的关注，侧重于民主政治的制度层面，并且主要是从政治家与民众的权力关系角度来讨论演说术的政治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问题的关键；但是，如果仅局限于此，则国内相关研究的视野难以得到进一步拓展。造成这种局限性的原因在于对古希腊演说本身的特征与功能关注不够，西方学者将演说作为交流行为的基本思路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更没有贯彻于国内学者的研究之中。这种贯彻需要充分利用演说辞文本，并对其中的修辞策略加以细致的分析，而这也正是目前国内研究所缺乏的。尽管国内学者已经注意对演说辞的利用，但由于语言的限制而不能深入到具体进行文本分析的层面。鉴于这些缺陷，我们有必要在思路创新与增强文本阅读和分析能力的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同时摆脱自身局限，继续保持对西方研究趋势的密切关注。

前文曾经指出，沿着将演说视为交流行为的基本思路，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逐渐表现出更新的研究趋势。1996年，欧博尔将他在沃亭顿主编的《说服：实践中的希腊演说术》一书中对德谟斯提尼的《诉美狄亚斯》进行个案分析的论文，收于自己名为《雅典革命：古希腊民主与政治理论论文集》之中。在导论部分，欧博尔阐释了他对演说作为交流行为的进一步认识。他指出，雅典民主政治中的演说不仅反映和描绘现实，而且可以改变和创造现实，在演说这种言语交流行为中，产生了雅典城邦的政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结构。[28]在欧博尔看来，雅典民主政治缺少一套完整的权力理论与民主原则，而是完全以实践为基础的。这种实践就是演说。因此，他认为，雅典的民主政治建立在演说这种言语交流行为的基础之上（speech-act-based democratic politics）。[29]这无疑是极度强调了演说在雅典民主政治实践中的社会政治功能，而德谟斯提尼的《诉美狄亚斯》则成为欧博尔用以论证这一观点的典型个案。他在分析之后提出，在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中，演说家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环节，民主政体与演说家之间的动态关系（dynamic relationship）是雅典民主政治存在的基础。[30]在此意义上，欧博尔将雅典的演说又称为“表演”（performance），以说明作为言语交流行为的演说是雅典民主政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的社会政治实践。[31]

“表演”（performance）一词在欧博尔这里虽然更偏重于“践行”之义，但它同时也体现了欧博尔的观点与戈德希尔（Goldhill）所倡导的另一种研究思路之间的深刻联系。1999年，戈德希尔与奥斯邦（Osborne）共同主编了《表演文化与雅典民主》（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一书，在导论中，戈德希尔指出，诗歌的公共朗诵表演、戏剧表演、体育竞技、宗教节日活动以及公共政治演说共同构成雅典的表演文化，它与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密不可分的。戈德希尔不仅提炼了雅典表演文化的一些关键特征，更重要的是，他还说明了表演文化研究视角的基本思路。表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ies）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民俗学和社会学界兴起并逐渐普及的一种研究方法[32]，目前已经应用于更广泛的研究领域，“表演”一词从而成为连接诸多学科的术语，包括语言学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33]、人类学理论（anthropological theory）和政治社会学（political sociology）。戈德希尔在对表演研究多种具体形式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指出，表演研究是一种文化分析的方式，“表演”作为一个解释性的核心术语，用于研究主体在社会规范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之中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综合戈德希尔所介绍的各种有关表演研究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表演研究的核心是将表演作为一种交流行为，着重考察这种交流行为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表演行为被视为某个社会的文化价值的展示方式，是某个社会自我规范与自我表达的基础。同时，表演行为中使用的语言，其意义不只在于表达的具体内容，更多的在于表达方式本身，或者说，这类表达行为的功能不只是汇报、描述和提议，而有更积极的创造性的功能。[34]

很明显，表演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欧博尔对雅典演说的认识具有共同的出发点，从表演研究的视角，将演说作为一种公共表演行为，同样肯定其话语交流的行为特征，并且更加注重演说者与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一点上，戈德希尔也给出了颇具指导性的意见。他在另一篇论文中提出，演说者除了能够做到自我表现，还必须懂得如何认识听众，也就是说，听众对演说表演的批评话语是开放的，他们对演说者的表演行为发挥着重要影响，从而形成演说者与听众的互动。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演说才得以为听众所理解。而且，戈德希尔还认为，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与公民法庭中，民众根据民主政治原则而具有的参与表决权是与演说者与听众互动关系的形成相一致的。[35]

戈德希尔的学生赫斯克（Hesk）将这一表演研究的思路具体运用于雅典演说的分析；并且表明，将对欧博尔的研究结果进行某些补充与修正。在戈德希尔所指出的演说者与听众互动关系的基础上，赫斯克提出“反修辞的修辞”（rhetoric of anti-rhetoric）。在他看来，演说辞中所包含的对演说术与演说方式的批评是关于演说表演的“元话语”，具体体现了听众对演说者的影响与制约。演说者之间利用这些“元话语”对彼此的演说方式进行攻击，使这种对修辞的批评本身也成为一种修辞策略，因而称为“反修辞的修辞”。赫斯克研究的主旨就是考察这种“反修辞的修辞”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所发挥的功能，所以，他以政治家利用演说欺骗民众的问题为切入点，写了《古典时期雅典的欺骗与民主》（Deception and Democracy in Classical Athens）一书。赫斯克采用了欧博尔的观点，将雅典政治演说作为“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话语交流方式，并由此进一步指出，“反修辞的修辞”可以对这种基于演说表演的交流方式形成某种自省式的制约，限制其可能造成的危险，增强“大众”对“精英”的警惕意识，以防范“精英”剥夺“大众”的统治权威。[36]

尽管赫斯克的研究依然归结于“精英”与“大众”——或者说是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权力关系，但是“欺骗”的主题却反映出他开始从认知的角度关注雅典政治演说的功能。而欧博尔最近出版的新著《民主与知识：古典时期雅典的创新与学习》将公共知识作为研究主题，则更完全地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认知层面。欧博尔在该书中强调民主政治对社会整体所产生的公共作用，重点在于考察雅典民主政治如何整合、传播并利用社会的公共知识。为此，他讨论了雅典民主政治多方面的具体运作形式，其中自然包括公民大会与公民法庭这两个重要的政治演说场合。他在第五章中对吕库古斯（Lycurgus）的诉讼演说辞《诉列奥克拉特》（Against Leocrates）进行个案分析，说明信息是怎样通过法庭的诉讼演说而得以公共呈现的，进而从公共知识的角度重新审视民众的政治参与情况。他指出，对于雅典民众来说，公共知识并不是让他们被动地接受，而是他们在政治参与中主动获得的社会经验。[37]

至此，我们便可以回到本书所要讨论的主题，笔者同样是从雅典民众的认知层面考察演说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功能。欧博尔所论述的雅典社会公共知识范围广泛，涉及经济、政治、军事、资源、人力等方面，笔者则集中关注民众的政治认知。所谓“政治认知”，是当代政治学研究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许多从事政治行为研究的学者逐渐将认知心理学的相关方法运用于政治学领域，目的在于揭示政治参与主体如何获取、理解和判断各种与政治相关的信息——这种信息处理的过程与方式也就是政治认知。[38]当代关于民众政治认知的研究，需要进行详细而复杂的问卷调查工作；但是，在本书所讨论的问题上，这显然是无法做到的，我们没有足够的史料来复原雅典民众对各类政治信息的认知过程。所以，笔者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借用“政治认知”这一概念，以指称雅典民众对政治家、城邦事务、政治活动及其规律和原则等方面的认识与评判；[39]而且，也只能从政治家的演说辞这一类“单方面”的材料出发，来考察演说对雅典民众的政治认知所产生的作用。

这种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雅典政治演说自身的性质，可以把它视为一种以交流为目的的公共表演行为。对于雅典人来说，公民大会与公民法庭中的演说除了具有政治提议和陈述事实的功能之外，更直接地则是以实现演说者与听众之间的互相理解与交流为目的的。因此，演说者并不完全是对现实进行直接描述，而是必须使自己的表述内容与表述方式适合于特定的演说场合，以把握自己与听众的互动关系。于是便形成各种修辞策略，而演说场合也就是这些修辞策略最基本的语境。在特定的演说场合中，这些修辞策略在实现交流目的的同时，也影响着听众对演说主题的理解与判断，尤其是在涉及城邦政治事务的情况下，则明显体现为对民众政治认知的影响作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雅典演说辞，保留着很多这类修辞策略，在某种程度上生动地反映出演说者与听众的互动方式，有助于还原演说的特定场合语境。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修辞策略的存在，演说辞不再只是“单方面”的材料，它们还透露出听众对演说者可能做出的回应。所以，通过分析这些修辞策略，我们能够从一些颇具典型性的侧面，窥见雅典政治家如何利用演说来影响民众的政治认知。

对于这项考察，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辞无疑是最适用的研究素材。[40]这首先是由于德谟斯提尼本人在当时所具有的重要政治影响力，他在公元前350年左右正式投入雅典的政治事务，并以雅典与马其顿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重点关注对象，于公元前346年参与了两个城邦之间和约的订立，此后，他选择了坚决的反马其顿政策，从公元前341年开始发挥主导作用，说服雅典人联合其他希腊城邦与马其顿作战。公元前338年，雅典在喀罗尼亚（Chaeronea）战役中败于马其顿，实际上丧失独立地位，但是，德谟斯提尼作为反马其顿的政治领袖却威望未减，之后数年间，仍然相机策划对马其顿的战争。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演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使雅典民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接受其政策，这说明他的演说对民众的政治认知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所以，他的存世演说辞可以向我们呈现出这种影响力是通过怎样的修辞策略而得以实现的。其次，我们对于德谟斯提尼的生平与政治活动有着比较充分的了解，其演说辞所涉及的政治事件也相对集中，具有一定的连贯性与统一性，这都有利于我们还原德谟斯提尼演说的历史语境，使得这些演说辞更具文本分析的价值。再有，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辞种类多样，除了私人诉讼和公共诉讼演说辞之外，还包括数篇公民大会演说辞，后者在存世文献中极其少见，所以更显珍贵。而且，这些演说辞或者是为某次实际的演说所作，或者在实际使用之后加以修订，都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演说特定的场合语境，它们在当时的流传也主要作为演说术的范本用以模仿学习，因此，出于这种实用目的的考虑而保留了很多可以体现演说者与听众如何进行现场互动的修辞策略。

然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并非所有德谟斯提尼名下的演说辞都具有这些重要性。在传统文献中，被归于德谟斯提尼名下的各类演说辞共60篇，其中有许多可以确定为伪作。在这60篇演说辞中，笔者选择16篇作为重点分析对象，首先因为它们的真实性是得到普遍肯定的，其次则是由于本书主题的要求，笔者更加关注那些与雅典城邦的政治事务以及德谟斯提尼本人的政治活动直接相关的公民大会演说辞和公共诉讼演说辞。这16篇演说辞，大致可以分属三个时期：其一，德谟斯提尼早期演说辞，公元前364/前363年，他在刚满20岁成为正式公民之后，立即以吞没财产的罪名对其监护人提起私人诉讼，相关的传世演说辞共5篇，本书使用其中3篇；[41]其二，德谟斯提尼中期演说辞，主要是为他人代写的公共诉讼演说辞，集中在公元前350年代中期，此时的德谟斯提尼通过代写演说辞或者作为支持者参与他人的公共诉讼，而逐渐涉足政治事务[42]，本书使用相关的3篇演说辞；[43]其三，德谟斯提尼成熟期演说辞，以公元前351年的第一篇《反腓力辞》为其进入成熟期的标志，本书共使用10篇，包括7篇公民大会演说辞和3篇公共诉讼演说辞，它们都是为德谟斯提尼本人使用，并且与其政治活动有着直接关系。[44]另外，埃斯基尼斯（Aeschines）作为德谟斯提尼的主要政敌，往往分立于诉辩双方，他所留给我们的3篇演说辞正是反映了二人在几次重要公共诉讼中的互相攻击。因此，笔者将它们作为不可或缺的佐证，与德谟斯提尼的相关演说辞进行比较分析。[45]

在笔者看来，上述各篇演说辞可以构成一个整体。通过对其进行综合的考察，笔者发现，有四个方面的内容非常值得注意，它们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展现了雅典政治家的演说表演对民众的政治认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首先，德谟斯提尼与埃斯基尼斯在诉讼演说中会经常互相攻击对方的演说能力，比如，埃斯基尼斯指责德谟斯提尼滥用演说术，欺骗民众，德谟斯提尼则主要针对埃斯基尼斯的嗓音和朗诵技巧进行讽刺与批评。这些内容最近引起不少学者的兴趣，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分析，前文论及赫斯克提出的“反修辞的修辞”，便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同时，在表演文化研究视角的影响下，有些学者根据这些内容进一步讨论雅典政治演说的表演形式，指出它与雅典戏剧表演的共通之处，甚至认为政治演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戏剧表演的影响。[46]在西方学者相关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本书所讨论的主题，笔者将德谟斯提尼与埃斯基尼斯之间关于彼此演说能力的互相攻击作为雅典政治演说自身所具有的张力的反映。演说因其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运用而被赋予政治属性，需要承担重要的政治功能；但它作为一种公共表演行为仍然具有表演属性，必然会发挥其表演功能。于是便形成了演说政治属性与表演属性的张力，雅典的政治家和某些哲学家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肯定和强调演说的政治属性，却否定并排斥其表演属性，从而造成一种批评话语，更加强化了演说双重属性的张力。德谟斯提尼和埃斯基尼斯这样的政治家正是在这种张力中进行演说表演的，他们的演说能力也就是演说表演属性的具体体现。因此，他们针对彼此演说能力的攻击反映出他们如何适应于这种张力，并且从中引发出用以批评对手的修辞策略。本书第一章即重点分析这些修辞策略，考察雅典政治演说的表演属性及其相应的批评话语可能会怎样影响民众听取演说并形成政治认知的方式。

其次，同样是在德谟斯提尼与埃斯基尼斯的诉讼演说中，存在许多攻击彼此私人生活的内容，它们与演说的主题并无直接关系，但却具有重要的修辞功能，用以塑造对手恶劣的道德形象，影响听众对演说者的态度与情感。一些西方学者也曾对这些内容加以讨论，详细分析了它们在演说中所具有的品格塑造的作用；欧博尔则从另外的角度指出，这些关于私人生活的批评可以说明，雅典民众主要是根据政治家的社会形象来对其做出评判的，而不仅依靠政治家在演说现场的表现。借鉴于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政治家私人生活的展示既是诉讼演说修辞目的的需要，同时也源于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与观念。因此，本书第二章将结合雅典民主政治的语境以及诉讼演说的场合语境，来分析德谟斯提尼与埃斯基尼斯关于彼此私人生活的揭露与批评；笔者将说明，这些演说内容通过公民法庭这一重要的城邦公共场合而促进了雅典民众对政治家的了解与认识。

再次，笔者将关注德谟斯提尼在演说中以怎样的方式呈现政治事务。前文曾经说明，德谟斯提尼的公民大会演说辞和某些重要的公共诉讼演说辞具有比较连贯和一致的历史背景，而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也对相关的事实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与考证[47]，这都有助于还原德谟斯提尼演说的历史语境。在此基础上，本书第三章重点讨论其演说辞的具体表述方式，集中分析他在与埃斯基尼斯进行公共诉讼以及阐述反马其顿政策的过程中所运用的修辞策略，并且考察这些修辞策略对雅典民众认知、理解和判断政治事务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最后，有必要重新审视德谟斯提尼演说辞中关于雅典民主政体、政治运作方式、意识形态以及法律与民众权威等方面的讨论。通过将演说视为以交流为目的的公共表演行为，我们可以意识到，这些内容并不完全是对雅典民主政治现实的直接描述与反映，它们在演说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修辞作用。在笔者看来，德谟斯提尼试图利用它们来塑造雅典民众在特定演说场合中的政治角色意识[48]，从而影响民众对演说内容的理解以及对政治家提议的选择。这也明显体现出，政治家在演说过程中通过引导民众的政治认知，最终影响了民众政治参与的行为方式。关于这些内容，笔者在本书第四章中将给予详细的论述。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可以看到，在雅典民主政治的特殊历史环境中，政治家的演说表演对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够产生某些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民众正常地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雅典民主政治的持续运作。

本书所使用的德谟斯提尼演说辞的古希腊文本主要依据迪尔茨（M. R. Dilts）重新校勘的“牛津古典文献”（Oxford Classical Texts）版本，自2002年至今已出版4卷。对古希腊文的翻译与理解，参考“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的英译本和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近年陆续出版的“古典希腊演说”（The Oratory of Classical Greece）系列的英译本，以及麦克道威尔（Douglas M. MacDowell）等学者对重要单篇演说辞所作的校勘和注疏本，详见本书“参考文献”部分。另外，本书中古希腊语引文一律采用斜体拉丁字母的转写形式，特此说明。

[1] Plutarch, Demosthenes, V, 1-2.

[2] 普鲁塔克关于此事的发生时间可能记载有误，相关讨论参见Ian Worthington, Demosthenes of Athenes and the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pp.16-18。

[3] Aristotle, Rhetoric, I, 1358b6.

[4] 尤尼斯（Yunis）指出，德谟斯提尼之成为政治家，相比于其他政治家，更主要地依赖演说能力，因为他没有军事才能，未曾担任过将军之职，也并非出身于贵族家庭。见Harvey Yunis, Taming Democracy: Models of Political Rhetoric in Classical Athe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39。

[5] 在历史研究领域，由于学者们曾经大多认为演说只是政治家说服甚至欺骗听众的工具，其内容多浮夸不实，或故意歪曲，因而演说辞一类文献长久以来未受历史学家的重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情况开始改观，演说辞独特的史料价值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意识到，存世演说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古代雅典民主政治运作的“实况”记录。丹麦学者汉森（Mogens Herman Hansen）正是主要依据这些演说辞，详尽阐述了雅典民主制度各个方面的具体状况。其代表作为：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Structure, Principles and Ideology, trans. by J. A. Crook, Blackwell, 1991.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学者则从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演说辞加以分析，并且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将演说辞视为某种特殊的公共话语，考察其可能具有的社会功能。自此，古希腊演说辞的研究视野日益宽广，涉及社会史、妇女史和表演文化等众多领域。特别是最近几年，西方学术界相继出版多种专门针对古希腊演说辞研究的指南和概论性质的书籍，此亦可见其几成“显学”之势。主要著作如：Thomas Habinek, Ancient Rhetoric and Oratory,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Ian Worthington, ed., A Companion to Greek Rhetoric,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Edwin Carawan, ed., Oxford Readings in the Attic Orato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David M. Timmerman and Edward Schiappa, Classical Greek Rhetorical Theory and the Disciplining of Discour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6] 本书使用的是2006年的新版英文译本：Nicole Loraux, The Invention of Athens: The Funeral Oration in the Classical City,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Zone Books, 2006。

[7] Nicole Loraux, The Invention of Athens: The Funeral Oration in the Classical City, pp.13-14.

[8] Nicole Loraux, The Invention of Athens: The Funeral Oration in the Classical City,p.40.

[9] Ibid.,p.418.

[10] 西方学者对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这一论题的关注，可以说是以芬利（Finley）于1962年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雅典民众领袖》为开端的。芬利注意到掌握演说术对于政治家获得领袖地位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同时，主要从制度角度讨论了演说在雅典民主政治各主要机构运作中的核心地位。见M. I. Finley, “Athenian Demagogues”, Past and Present, No. 21 (Apr., 1962), pp.3-24。芬利此文具有开创意义，而关于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更为深入的研究，则需建立在对存世演说辞进行充分利用的基础之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1] Josiah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Rhetor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42.

[12] Ibid., pp.40-44.

[13] 欧博尔的详细论述，见Josiah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Rhetor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pp.182-191, pp.240-247, pp.226-230。

[14] Josiah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Rhetor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p.45.

[15] Harvey Yunis, Taming Democracy: Models of Political Rhetoric in Classical Athe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2.

[16] Ibid., pp.1-2.

[17] 参见尤尼斯的论文：Harvey Yunis, “How do the People Decide? Thucydides on Periclean Rhetoric and Civic Instruc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112, No. 2 (Summer, 1991), pp.179-200。

[18] Harvey Yunis, Taming Democracy: Models of Political Rhetoric in Classical Athens, p.32.

[19] Ibid.,p.35.

[20] 二人的著作分别是：Matthew R. Christ, The Litigious Athenia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Steven Johnstone, Disputes and Democracy: The Consequences of Litigation in Ancient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9。

[21] Ian Worthington ed. Persuasion: Greek Rhetoric in Action, Routledge, 1994, p.viii.

[22] Josiah Ober, “Power and Oratory in Democratic Athens: Demosthenes 21, Against Meidias”, Ian Worthington, ed., Persuasion: Greek Rhetoric in Action, pp.85-108.

[23] 分别为：Victor Bers, “Tragedy and Rhetoric”, Ian Worthington, ed., Persuasion: Greek Rhetoric in Action, pp.176-195; Philip Harding, “Comedy and Rhetoric”, Ian Worthington, ed., Persuasion: Greek Rhetoric in Action, pp.196-221.

[24] 晏绍祥：《演说家与希腊城邦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51—166页。另外，在晏绍祥新著中，他比较详细地阐释了演说对雅典民主政治观念的表述问题，见晏绍祥：《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7—139页。

[25] 蒋保：《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38—150页。

[26] 蒋保：《试论雅典演说的政治功能》，《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第160—164页。

[27] 杨巨平、王志超：《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世界历史》，2007年第4 期，第24—32页。

[28] Josiah Ober, The Athenian Revolution: Essays on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

[29] Ibid., p.11.

[30] Josiah Ober, “Power and Oratory in Democratic Athens: Demosthenes 21, Against Meidias”, The Athenian Revolution: Essays on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Theory, p.104.

[31] Josiah Ober, The Athenian Revolution: Essays on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Theory, p.8.

[32] 甚至有西方学者将表演研究的普及运用称为“表演的转向”（the performative turn），参见Werner Riess, Performing Interpersonal Violence: Court, Curse, and Comedy in Fourth-Century BCE Athens, De Gruyter, 2012, pp.10-16。但是，国内古希腊史学界尚未对表演研究给予关注，而民俗学界已经注意这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并且开始译介相关著作。关于表演研究的基本理论，可以参见：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杨利慧、安德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33] 语言学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是分析哲学中的日常语言学派，与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不同。

[34] Simon Goldhill ＆ Robin Osborne, eds., 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1-15.

[35] Simon Goldhill, “Literary History without Literature: Reading Practices in the Ancient World”, SubStance, Vol. 28, No. 1, Issue 88: Special Issue: Literary History (1999), pp.57-89.

[36] Jon Hesk, Deception and Democracy in Classical Ath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4-5；并且参见John Hesk, “The Rhetoric of Anti-Rhetoric in Athenian Oratory”, Simon Goldhill ＆ Robin Osborne, eds. 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30。

[37] Josiah Ober, Democracy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in Classical Athe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83-194.

[38] 1986年召开的卡内基认知学年会即以“政治认知”作为主题，对这种研究趋势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参见此次会议的论文集：Richard R. Lau ＆ David O. Sears, eds., The 19th Annual Carnegie Symposium on Cognition: Political Cogniti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1986。

[39] 国内学者鞠玉梅对“认知”概念进行了区分，一种是“心理学的认知”，对应英语cognition，另一种是“认识论的认知”，对应英语epistemology。见鞠玉梅：《社会认知修辞学：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23—24页。

[40] 多弗尔（Dover）认为，由于演说辞文本保存方式的特殊性，对个别演说家的生平及风格进行研究难度很大，因为有时难以确定作品的实际作者，而文本与实际演说内容之间的差异又不得而知。但是，将演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从总体上研究其发展历程和特征是可行的，见K. J. Dover, ed.,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124-126。然而，在已知的演说家中，德谟斯提尼却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向来颇受学者关注，近十余年来尤其如此。2000年，沃亭顿主编《德谟斯提尼：政治家与演说家》（Ian Worthington, ed., Demosthenes: Statesman ＆ Orator, Routledge, 2000）一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最近西方学者关于德谟斯提尼的研究，该书的多篇论文涉及德谟斯提尼的生平、政治活动与演说术，同时还讨论了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辞在社会史研究中的运用，并且综述了德谟斯提尼研究的学术史。2013年沃廷顿又出版了研究德谟斯提尼政治生涯的专著《雅典的德谟斯提尼与古典希腊的衰落》（Ian Worthington, Demosthenes of Athens and the Fall of Classcial Gree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近年关于德谟斯提尼演说研究的专著还有：Douglas M. MacDowell, Demosthenes the Orat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而且，在德谟斯提尼演说辞文本研究方面，西方学者相继推出了某些重要演说辞的注疏本与英译本，同时，迪尔茨（Dilts）也在对德谟斯提尼演说辞的希腊文本进行重新校勘，新的校勘本已经陆续出版。

[41] 分别是《诉阿弗波斯之一》（Against Aphobus I）、《诉阿弗波斯之二》（Against Aphobus I）和《诉奥内托尔之一》（Against Aphobus I），参见本书附录。

[42] 沃廷顿认为这一时期标志着德谟斯提尼从私人事务的演说者向公共演说者的过渡。见Ian Worthington, Demothenes of Athens and the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 p.71。

[43] 分别是《诉勒普提尼斯》（Against Leptines）、《诉安德洛提翁》（Against Androtion）和《诉提谟克拉特》（Against Timocrates），参见本书附录。

[44] 7篇公民大会演说辞分别是3篇《反腓力辞》（Philippic I, Philippic II, Philippic III）、3篇《奥林图斯辞》（Olynthiac I, Olynthiac II, Olynthiac III）和《论和平》（On the Peace）；3篇公共诉讼演说辞分别是《诉美狄亚斯》（Against Meidias）、《使团辞》（On the False Embassy）和《金冠辞》（On the Crown），参见本书附录。

[45] 埃斯基尼斯的演说辞分别是《诉提马库斯》（Against Timarchus）、《论使团》（On the Embassy）和《诉科忒西丰》（Against Ctesiphon），参见本书附录。

[46] 参见Pat Easterling, “Actors and Voices: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in Aeschines and Demosthenes”, Simon Goldhill and Robin Osborne, ed., 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 pp.154-166; Anne Duncan, “Demosthene versus Aeschines: The Rhetoric of Sincerity”, Performance and Identity in the Classical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58-89; Edith Hall, “Lawcourt Dramas: Acting and Performance in Legal Oratory”, The Theatrical Cast of Athens: Interactions between Ancient Greek Drama and Society, 2006, pp.353-392。

[47] 例如：Raphael Sealey, Demosthenes and His Time: A Study in Defea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Edward M. Harris, Aeschines and Athenian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T.T.B. Ryder, “Demosthenes and Philip II”, Ian Worthington, ed., Demosthenes: Statesman and Orator, pp.45-89; John Buckler, “Demosthene and Aeschines”, Ian Worthington, ed., Demosthenes: Statesman and Orator, pp.114-158。

[48] 关于雅典民众的政治角色意识，法伦加（Farenga）曾经给予特别的关注，他使用“脚本”（script）概念来指称雅典公民在城邦生活中扮演不同政治角色所遵循的一系列行为模式，但是他的讨论对象以古风时代和公元前5世纪的文献为主，很少涉及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辞，而且并未对诉讼演说和公民大会演说进行充分的论述。参见：Vincent Farenga, Citizen and Self in Ancient Greece: Individuals Performing Justice and th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