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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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文化传承既是一种传统的义理传袭,可置于“形而上”范畴。同时,传承文化势必涉及具体对象和方式,因而具有“形而下”的意义。文化传承与传承文化互为一体,相得益彰,构成了文化传统的有机部分。

[1] 欧崇敬:《论知识传统之一》,参见《文化本源中的知识传统》,台北:传统思潮社,1993年版,第20页。

[2] 王铭铭:《心与物游》,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3] 佟裕哲、刘晖编著:《中国地景文化史纲图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4] 参见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106页。

[5] 参见彭兆荣:《历史》,载叶舒宪、彭兆荣、纳日碧力戈:《人类学关键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 R.Williams,Key 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1983,pp.148-151.

[7] N.Rapport and J,Overing,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The Key Concept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p.172-176.

[8] T.Barfield(eds),Th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Malden,MA:Black Publishing Ltd,1997,pp.246-248.

[9] 参见[英]柯律格:《明代的图象与视觉性》,黄晓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117页。

[10]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图像”(image)一词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使用,并在18世纪以后主要发挥着审美的功能。而“图像研究”和“图像学”这两个术语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艺术史界再度使用。参见[英]彼得·伯克(Peter Burke):《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1页。

[11]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页。

[12] (清)朱象贤著,方小壮编著:《印典》,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30页。

[13] 杨仁恺主编:《中国书画》,1990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页。

[14] 安特生将中国西北地区的史前文化分为六期,从早到晚依次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和沙井期。

[15]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3-94页。

[16] 参见杜迺松:《杜迺松说青铜器与铭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页。

[17] (清)朱象贤著,方小壮编著:《印典》,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页。

[18] 同上书,第264页。

[19] 同上书,第34、52页。

[20] 详见钱存训“汉代书刀考”,载《史语所集刊外编》第4种,台北:“中研院”史语所编,1961年,第997-1008页。另见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2006年版,第135页,注55。在汉语表述中,今日仍有“捉刀”(代为书写)之用。

[21] 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132页。

[22] (清)朱象贤著,方小壮编著:《印典》,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9-230页。

[23] 《论语·雍也》。

[24] 《法言·问道》

[25] (宋)苏易简:《文房四谱》,石祥编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8页。

[26] 李济:《殷墟陶器研究》“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3页。

[27]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17页。

[28]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4-11页。

[29] 赵林:《殷契释亲:论商代的亲属称谓及亲属组织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页。

[30] 《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舆之宴,曰:‘少暭氏鸟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暭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鵋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这些鸟类显然并非各氏族的图腾,而是“百官”。赵林:《殷契释亲:论商代的亲属称谓及亲属组织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31] 参见[美]梅维恒(Victor H.Mair):《古汉语巫(*Myag)、古波斯语Maguš和英语Magician》,载[美]夏含夷:《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4-65页。

[32] 蒋书庆:《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版,第114-119页。

[33] [日]林巳奈夫:《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常耀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7页。

[34]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35] 同上书,第4页。

[36] 马如森:《商周铭文选注译》“绪论”,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37] 见李泽厚:《说文化心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115页。

[38] 见(唐)孙过庭著 郑晓华编著:《书谱》,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页,注3。

[39] 见李泽厚:《说文化心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40] 青铜古称“金”,在青铜器上铭刻的文字通称“金文”,也称“吉金文字”。

[41] 蒋勋:《汉字书法之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42] 潘天寿:《中国绘画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43] [英]柯律格:《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前言:致中国读者”黄晓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ⅶ页。

[44] 同上书,第ⅷ-ⅸ页。

[45] 举一个绘画史的例子:张大千在访问法国时会见了毕加索,毕加索对齐白石非常敬佩,认为其中世界级大师;甚至质疑中国人到西方学画的必要性。然而,齐白石在二十岁以前学得手艺是木工,而后来木匠之工艺深深地羼入到了他的绘画技艺中,在他97岁高龄的最后一幅画“红牡丹”中,人们仍可以看到木刻的深深痕迹。(信息来源:《中央电视台·文化百科》之“齐白石”,2013年2月25日播出。)

[46] (明)项穆著 李永忠编著:《书法雅言》,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页。

[47] (清)朱象贤著 方小壮编著:《印典》,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15页。

[48] 《考古纪略》的作者为元代宋无,卷数未详,今不可见。——原注

[49] (清)朱象贤著 方小壮编著:《印典》,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4-145页。

[50] 同上书,第151页。

[51] 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63-64页。

[52] 马衡:《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载《图书馆季刊》1926年第1期,第201-202页。引自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53] 刘向:《别录》对竹的制作有过记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

[54] 钱存训先生的大著《书于竹帛》便借用这一成语为其书名。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55]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36-337页。

[56] [瑞士]梅德(Erik W.Maeder):《关于《墨子》“核心篇”成书的一引起看法》,载[美]夏含夷:《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57] 同上书,第173页。

[58] 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59] 同上书,第77页。

[60] 见邬文玲:《汉简中所见“合檄”试探》,载吴荣曾、汪桂海主编:《简牍与古代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109页。

[61] 同上书,第110-111页。

[62] 路远:《碑林语石》,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63] 赵超:《路远〈碑林语石〉序》,见路远《碑林语石》,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

[64] 梁思成:《佛像的历史》(图文版),林洙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65] 昙曜,北魏年间的一位高僧,由他主持开凿的五所石窟,被称为“昙曜五窟”(原注)。

[66] 梁思成:《佛像的历史》(图文版),林洙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67] 同上书,第39-40页。

[68] E.R.Leach,Custom,Law and Terrorist Violence,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77,pp.19-20.

[69] T.Barfield(ed),Th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MA and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1997,pp.288-289.

[70] 张光直:《商王庙号新考》,收入《中国青铜时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180页。

[71]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拙著《西南舅权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72] 赵林:《殷契释亲:论商代的亲属称谓及亲属组织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版,第462页。

[73] “纬书”与“经书”原系对应,为汉代人混合神学附会儒家经义之书,“六经”和《孝经》都有纬书,总称“七讳”。隋炀帝搜罗天下谶讳之书而焚毁之,使后人难得阅见。

[74] “传承人制度”指在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政府指定特定的人作为某一项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由传承人负责培养年轻的传人,并由政府按年发放定额的津贴。参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二十九条。

[75] 哈里斯是“文化进化论和文化生态论”,即“新进化学派”中著名的唯物主义代表人物。——笔者

[76] M.Harris,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New York:Random House,p.5.

[77] M.Harris with Johnson,Orna Cultural Anthropology,5th edition,Boston,MA:Allyn and Bacon,2003,p.20.

[78] 费孝通:《乡土社会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79]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80]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81] 韩敏:《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衣食”民俗》,见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68页。

[82] 参见周星主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保护:国外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系列文章,载《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83] 参见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太原、北京:山西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84] 彭兆荣等:《文化特例——黔南瑶麓社区的人类学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

[85] 参见吴平:《传承人当代生境与传承——基于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调查和分析》,载《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