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传承”成于文化

《论语·八佾》录孔子云：“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向往心仪周代的文化传统，故出此言。这句话说出一个道理：任何社会脱不开传承。“新世道”无法凭空铺建。传承本系文化之脉，无脉便失其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化传承的第一要义在“文”中。“文”之本义为交错的纹饰。甲骨文作，象形字，指人胸前有刺画的花纹形，实为古代文身的照相。《说文·文部》释：“文，错画也，象交文。”“传”依照《说文》的解释：“遽也，从人，专声。”传遽，原指旧时乘骑驿传递信息的使者。合而析之可达下列诸义：1、文化传承是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2、文化传承是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3、文化传承是人们有意识的选择活动；4、文化传承是一个不可中断的行为；5、文化传承必有“祖宗”，以强调传承的开端和肇始，否则文化便成浮萍。

与文最为关涉者无疑是文字。中国之文化（画）与文字密不可分，而文字最外在的功能是其记录方式。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年，从殷商到秦统一以前的大概3000多年这段文字属于古文字时代。主要的形式是甲骨文和金文。^[36]文化缘之于“文”，其与绘画、文身等原生形态有关。若以记录方式而论，大概结绳为最早之一种。“结绳记事”不仅在中国的典籍和诗文中多有记载，而且在考古上也有痕迹遗留。在上古的许多陶片上还可以看到“绳文”，只是因为绳子腐烂了。李泽厚认为，汉字并非记录口头语言的产物，而是源于纪事，其传统正是来自结绳方式。这与学术界“语言是口头记录”的“定论”相背。《易传·系辞传》中明确地表明“结绳以纪事”“易之以书契”，即书契是用于替代结绳的。^[37]

有意思的是，“仓颉造字”与其表明文字发明的“英雄祖先”，或文字出现的“历史事件”，还不如说是创建一种“治理”的手段和方式。以仓颉造字的记录来看，颇似我国古代早期的巫师，也是早期“王”的行为。事实上，我国古代创造文字的先祖在典籍中并不只仓颉一人，以王者身份造字的还有伏羲。《书序》有记载：“古者伏羲氏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也。”陆德明释：“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38]《道德经》第八十章也有：“小国寡民……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文字的出现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即“治理”。这大抵是“书写文化”中的“权力”在中国最早的“指事”。《易传》中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39]笔者认为，创造“文化（文字-绘画）始祖的身份并非最为重要，所提及参与创造文字的“神圣”多为假托。倒是“结-吉-颉”留下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悬疑，即作为结绳的记事方式，它与“吉祥”中的“吉”字之间是否存在内在关系，^[40]而造字始祖仓颉之“颉”又与之是否存在关系。“结”是最初的文字、最初的书法、最初的历史，也是最初的记忆，同时又是独特的手工技艺。^[41]

中国文化之重要特点是书画一家的原始形貌。在诸多书画先祖的记录中便有书画二者同始于仓颉之说。《孝经援神契》云：“奎主文章，仓颉效彖。”宋均注：“奎星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也就是说，根据天象之“兆”判断凶吉。画的始祖之另说有创始于史皇。《云笈七签》云：“黄帝有臣史皇，始造画”之说。宋濂《学士集》：“史皇与仓颉皆古圣人也。仓颉造书，史皇制画，书与画，异道也，其初一致也。”历史上有仓颉、史皇两人说，一人说。《吕氏春秋》云：“史皇作图。”高诱注：“史皇即仓颉。”^[42]以笔者拙见，史上所以对画始众说纷纭，“画”的形态多样使然。比如“河图洛书”之“图”应指天象之“相”，非绘画之“画”。前者为自然之态，后者为人工之作。人工之作或模仿于自然，或启示于自然，或缘于心声。仓颉的创始性工作兼具多者。这不仅说明，古时书画同体，文化亦然。对此，中外学人大多分析对待，各抒己见。

西方学者习惯于从“西式”的分类，即将我国的绘画、书法置于“高雅艺术”范畴，而将手工技艺置于低位。^[43]这样的划分既破坏了我国书画一体的历史关联，也违背了中国文化遗产体系的独特性。导致这样的误差，或是将中西方图像原生逻辑“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完全的、绝对的差异”（诺尔曼·布列逊）的客观说；或是“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潘天寿）的主观说；或是将“图绘”（picture）与“图像”（image）区分开来的视觉说。^[44]对于这些判断角度或阐释意图笔者都不认可。从认识论而言，图像首先是自然的成象，特别是“天象”。我国文字雏形实为自然之象的摹本，同时开创了以记录、占卜的人为阐释，使之应用于社会与生活。“河图洛书”实为“天象”“天意”的反映和折射。而伏羲、仓颉等神、王、皇、先祖所创造的神圣“政治图像学”才是我国书画之源、之基、之初。而这并不是在“艺术视觉性”或“图绘-图像”的技术层面可以解释和解决的。换言之，中国之书画一体自有哲学逻辑。

以“经院性”阐释，文化之解由文字史进入可为路径。而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如“文”所示，相互交错。它不仅仅指“意”，同时也指“形”。许多今天看来分属完全不同的领域、门类、行业等，实际上可以相通。^[45]就我国的文化（文画）形制史看，竹简和木牍是中国最早的书写材料。历史上简牍制度有其极为重的影响，不仅中国文字的直行书写和自右至左的排列顺序渊源于此，即使在纸和印刷术发明以后，中国的书籍单位、术语以及版面上的所谓“行格”也都根源于简牍制度。

沿着“书画一体”传统，今之书法被挤压到极窄的空间领域，其实，中国的书法经天纬地，旷古叙今。一如明人项穆在《书法雅言》的开场概述：

河马负图，洛龟呈书，此天地开文字也。羲画八卦，文列六爻，此圣王启文字也。若乃龙凤龟麟之名，穗云科斗之号，篆箍嗣作，古隶爰兴，时易代新，不可殚述。信后传今，篆隶焉尔。历周及秦，自汉逮晋，真行迭起，章草浸孽，文字菁华，敷宣尽矣。然书之作也，帝王之经纶，圣贤之学术，至于玄文内典，百氏九流，诗歌之劝惩，碑铭之训戒，不由斯宇，何以纪辞？故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46]

如此说来，中国传统的书法自成一体，自相传承。比如古代文字这刻于甲骨、金石及印于陶泥者，皆不能称之为“书”。印在中国是一门学问、技术，与国家政治甚至发生关系。清人朱象贤的《印典》可谓经典，详细梳理了印的谱系：

古印良可重矣，可以考前朝之官制，窥古字之精微，岂如珍厅玩好而涉丧之讥哉！……《春秋运斗枢》：“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章，文曰‘天王符玺’。”《周礼·掌节》：“货贿用玺节。”注：“玺节，如今之印章。”《录异记》：“岁星之精，坠于荆山，化而为玉；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卞和得之，献楚王。后，入赵，献秦始皇。一统，琢为‘受命玺’，李斯小篆其文，历世传之，为‘传国玺’。”《后汉·祭祀志》：“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今之沿袭，始自古人。不师先世成规，焉证后人之失？然而，时代推迁，变更不一，是非祥考。鲜知取法也，兹集历代，分别尊卑、质式，汇辑《制度》二卷，少备考据。马端临云：“秦以印称玺，不通臣下，用制乘舆六玺，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久玺。又，始皇得蓝田白玉为玺，蟠虎钮，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汉旧仪》：“秦以前民，皆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汉（一作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47]

廖简小段，将玺印之历史轮廓描绘，可知其与国家、皇帝、天子“互证之凭”，亦为中国官制一重要佐证和物器。可谓大者也！至于私人信物、民间收藏也翔实可靠，其曰：

《考古纪略》：^[48]“古人私印，质有金、银、铜、玉，纽有螭、龟、坛、鼻、狮、虎、兔、兽，与官印无异。又有子母印、两面印、六面印、乃官印中所无。子母者，大印之中藏以小印，多则三、四，少则一、二；两面者，其厚一、二分而无纽，上下刻文，中空一窍，以绾组也；六面印者，上下四周皆刻文字，其制正方，下及傍侧为五印，上作方纽，仿佛以鼻，成一小印也。”^[49]

印以示信之物，所系非轻。故古今封拜之所及，命令之所出，非此莫凭。^[50]

对玺印的“知识考古”，说明其非小可物什，迄“国”至“家”，从“官”到“私”祥悉备至。

至于书籍的起源，从材料史的角度，当追溯至竹简和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至于这些材料补用于文字书写的最初年代无可考，大致说来，竹、木是较早于缣帛，^[51]它与龟背、牛骨孰先孰后已经不判断，因为不同材料的寿命不一样，人们今天可以看到甲骨，金石是因为其可以久存，而简牍不能。至于简牍与丝缣在时间上亦无显著分野。就可资为证者，中国各种书写材料的使用大致可分三期：（1）竹简、木牍：自上古至公元3世纪或4世纪。（2）缣帛：自公元前6世纪或前5世纪至公元5世纪或6世纪。（3）纸：自公元前后至现代。^[52]

因此，“简”“册”“篇”的关系值得一说。“简”可以远追溯到秦汉时期的竹简。以竹为材料作书法惟中国如是。制作方法是把竹子剖开，将一片一片的竹子用刀刮去青皮，在火上烤至出汗汁，即可以毛笔书写。^[53]竹简的文字不写于竹身的外表皮，而写于刮去外表青皮后的内面，或写地反面的“竹里”。写错了还可以有刀削去上面的一层，重新使用，是故中国古代历来便有“书于竹帛”的成语。^[54]“册”则是用皮绳或麻绳編成册的意思。从甲骨文可知，商代已把史官作作“作册”。《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即简策，“典”即大册。^[55]“在竹简漫长的使用历史中，编纂者们，比如汉朝的文献学家，当他们开始重新汇编或抄写书籍时头脑中明显在存在‘权威性的’文本，而那些传到他们手中时，是以一种部分‘完成’的篇（捆成卷的竹简，是一个专门性的词，在英文中译成‘chapter’）的形式，也就是已经相对固定的整体。”^[56]具体而言，“‘内在’材料及物质形式较短的‘册’，它们可能捆起来，也可能不是……‘册’有时被捆在一起成为一个更长更正式的‘篇’。”^[57]在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作为当时书籍的“册”字，象征一捆竹简；它有时加一“示”旁，便有用作祭祀的意义。甲骨文中有“工典”一词，便是指贡献典册于神主之前而举行的祭祀。^[58]说明简册之材料与甲金之材料自古就有。而我们今天仍然使用的诸如简、册、篇等文书单位皆源自于此。一般而言，一根竹简通称为“简”，常载有一行直书的文字。字数较多时，书写于数简，编连一处，称为“册”。长篇文字的内容成为一个单位时，称为“篇”。“册”表示一种文件较小的形体单位，“篇”则用于较长的内容单位。一“篇”可能含有数“册”。至于“卷”则从古代缣帛和纸卷而由来，历史上对于它是否能够成为简牍书籍的单位，方家的意见各不一致。^[59]从字的书写和构造来看，它既不从竹（以竹为材料的简，竹片），又不从木（以木为材料的牍，木片），亦非从丝（以素、缣、绢等为材料的丝织物），而是突出和强调可以舒卷的形态，这种书写材料，惟纸最为形象。

就“书”的形制看，除了简、册、篇外，还有一些因材料、使用范畴、封押上的差别而不同，比如简牍中的“檄”，在一些古代遗址和遗迹中出现了诸如合檄、板檄、单檄、杨檄、校檄、羽檄、长檄等类型。比如在居延、敦煌汉简中就屡见不同檄文的类型。^[60]“檄”是文的一种，《后汉书·陈寔传》李贤注云：“檄，板书。”事实上，檄不仅指板书，即材料制作上的独特，还可能是封缄方式的不同。^[61]同时也是用于和便于传播的一种文书。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檄文”即指熟知的典范。

再比如“碑”，这是我国自古以来极其重要的公表形式，上自帝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可以树碑刻划。内容包罗万象：或以诏示，或以布告，或以祭祀，或以格天，或以表彰，或以炫耀，或以宣誓，或以安民，或以明事，或以记史，或以立法，或以明规，或以怀古，或以思近，或以威名，或以镇远……《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天下初定，又复立国，遂以石刻立碑的方式公示天下和后世，计有五次出巡，留下七处石刻。^[62]略：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月收入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其辞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遵奉遗诏，永承重戒。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鸣得意。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诸大臣）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疆，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休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二十九年，始皇东游……登之罘，刻石。其辞曰：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

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由是可知，立石碑刻，是古代最为平常的一种纪念、立法、公示的表达方式。然而，对于这种我国重要的遗产类型，却是“冷而又冷的一个偏门，”感兴趣的主要是文物考古、书法以及历史学方面的一些学者。^[63]

我们同时要强调的是：“文化是一件百衲衣。”任何文化体系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其他文化的影响和印记。而是相反。越是博大的文化体系，越是具有海纳百川的气魄。以佛像为例，佛像与佛教一并传入中国。佛教能够传入中国，与我国传统文化体性的开放与包容存有关系。否则，便无法根植，无法结果。然而，佛教到了中土之后，需要根据中华文化的“水土”，以适应之，以改造之。梁思成对佛像的“中国化”问题有过专门的研究：“佛像虽于明帝时传入中国，然而未即传播，东汉之世，可称其最初潜伏期。至桓帝笃信浮图，延熹八年，于宫铸老子及佛像，设华盖之座，奏郊天之乐，亲祀于灌龙宫。此中国佛像之始也。”^[64]而石窟佛像雕刻和营造在中国的延伸又按照另外一种线路传播，他以山西云冈石窟为例时说：“石窟寺之营造，源于印度（印度大概又受波斯遗物影响），而在西域，如龟兹、敦煌，已于云冈开凿以前约一百多年开始，故昙曜^[65]当时并非创作，实有蓝本。”^[66]任何一位去到云冈石窟的人，都会清晰地了解到，佛像的“中国化”痕迹，甚至连佛像飞仙的衣着裙裾都包含着唐代陶俑女性服装的依稀身影。^[67]由此，传承包含着选择、接纳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