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朴趾源的生态美学思想

儒家美学，尤其是其中朴素自然的美学思想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精神指导作用。中国儒家思想强调“礼”与“仁”，倡导人们的精神追求和道德修养，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这种道德化的思想文化特征又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所谓的“文以载道”，就是将文学和道德结合起来，道是文的思想内涵，而文则是道的表现。作为北学派文人的朴趾源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他虽然没有对儒家美学进行过具体的论述，但是却将儒家美学的精髓贯穿于其文学创作之中，以文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美的理解和认识。朴趾源美学思想中最为代表的就是其生态意识，这也是朴趾源所倡导的“实学思想”和“北学精神”的根源。

一、“物我一体”的自然意识

《周易》将自然视为一个生命体，同时还将构成自然的所有物体都视为心灵思考的因素，主张“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强调自然物之间的相关性和包容性。《复卦·象传》中“复见其天地之心”便印证了这一点，这里的“天地之心”可以解释为天地孕育万物的目的意识。换句话说，自然界的变化并非盲目而行，而是有一定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之心”。朴趾源在作品中也多次提到心的概念，其中“冥心”一词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冥心”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内涵呢？

朴趾源认为：“其冥心如丹家内观，其警醒如禅家顿悟。八十一难顷刻而过，四百四病倏忽儿经。”^[53]又如，“吾乃今知夫道矣，冥心者，耳目不为之累，信耳目者，视听弥审而弥为之病焉。……声与色，外物也。外物常为累于耳目，令人失其视听之正如此。”^[54]这里所谓的“冥心”不是存在于所见或所闻之中，而是源自于人的内心，即没有了外物与内我的区分，而将二者融合为一体，超越了主观意识的主客观合一的心境。当然，朴趾源在这里并没有否定人的感官认识，只是将这一认识扩展到更宽泛的领域，强调物我一体，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统一，从而进一步论证存在根源所具有的统一性，以及存在的相互关联性。这与儒家思想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一致的，人与万物是共生同处的关系，只有真正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才能做到不受主观意识的羁绊，真正客观地认识周围的世界。

正如朴趾源在《菱洋诗集序》中写道：“瞻彼乌矣，莫黑其羽，忽晕乳金，复耀石绿，日映之而腾紫，目闪闪而转翠。然则吾虽谓之苍乌可也，复谓之赤乌，亦可也。彼既本无定色，而我乃以目先定，奚特定于其目不观，而先定于其心。”^[55]任何事物都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面，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得出的结果可能不尽相同，所以不能局限于一种思维、一种定式，而要透过各种表象去观察其本质，也就是所谓的以“冥心”的态度去认识自然，以“天人合一”的思想去看待世界。

另外，朴趾源还强调要用“平等眼”来看世界，即不是靠人的感官去认识世间万物，而是用心去感悟世界、认识万物，并对世间的一切存在做出美的判断。朴趾源在《渡江录》中写道：“顾谓张福曰：‘使汝往生中国，何如？’对曰：‘中国，胡也。小人不愿。’俄有一盲人，肩挂锦囊，手弹月琴而行。余大悟曰：‘彼岂非平等眼耶！’”^[56]这里的“平等眼”指的是在“我”和“他”之间，没有了明显的界限，要用平等均衡的心态来看待世界万物，而要想真正拥有一双平等眼，必须首先实现心灵上的平等，即前面提到的首先要达到“冥心”的状态，实现外物与内我的和谐统一，用平等的心来看待“我”与“他”，这样才能做到尊重自然界的一切存在，平等地看待人与自然。所以，朴趾源所提出的“平等眼”同“冥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在认识世界万物时要超越感性的认识，实现物我统一的理性认知。

朴趾源所强调的“冥心”同佛教里所说的“冥心”又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佛教中的“冥心”强调的是无我，是否定自我的感觉，而朴趾源作品中出现的“冥心”并不是完全的否定自我，而是要求在看待世界万物时，要把自然界的一切生命放在与人类自身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自己的内心出发，要毫无偏见地去认识和感受。朴趾源并不是通过冥心来实现对现实的超越，而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去追求真正的现实认识，这也体现了朴趾源超前的生态意识。在朴趾源看来，世界万物都是和谐统一的，只有从平等的角度出发，尊重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体，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对世界的理性认识。

朴趾源将这种“冥心”思想应用于文学创作之中，提出了“法古创新”的文学论。所谓的“法古创新”即一方面要学习和借鉴原有的文章典籍，同时还要有新的创作和研究。而要做到“法古创新”，就必须以“即事写真”为前提。朴趾源特别强调作为事实性的“真”，指出要真实形象地描写现实世界，就应该放下所有的成见，通过内心的观察来认识这个真实的世界。朴趾源在《热河日记》序言中曾写道：“始知庄生之为外传有真有假，燕岩氏之为外传有真而无假，其所以兼乎寓言而归乎谈理则同，比之霸者，晋谲而齐正也，又其所谓理者，岂空谈恍惚已耶。风谣习尚，有关治忽，城郭宫室，耕牧陶冶，一切利用厚生之道皆左其中，始不悖于立言设教之旨矣。”^[57]《热河日记》记录了朴趾源在中国期间的所见所闻，而朴趾源创作该作品的目的就是通过自己对清朝社会发展现状的真实记载，更正朝鲜社会一直以来对清朝社会的错误认识，改变传统的华夷观，最终通过“利用厚生”来实现自己国家的繁盛富强。

朴趾源以“真”为创作前提，以社会中的真实存在为创作素材，通过写实的手法，将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真正实现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真”是朴趾源“冥心”思想的体现，也是“冥心”的根本目的，而“冥心”又是实现“真”的重要前提，只有通过冥心来观察世界，才能真正把握住其中的“真”，才能真正实现“法古创新”。所以说，“冥心”是朴趾源一切文学创作的思想根源。

二、“人物性同”的道德观念

朱子学将万物之性规定为理，而理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原理，故万物可以被视为道德性存在。朝鲜后期，儒学界曾就人物性同异论进行过较为激烈的论证，虽然他们在“人”与“物”的本性问题上存在根本的分歧，但是他们都承认自然万物具有道德性。所谓的“人物性同论”指的是人和物的本性是相同的，它可以体现在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也可以体现在人与人之间，而“人物性异论”则恰恰与之相反。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就是“天人合一”，指的就是人要与自然界相互适应，相互协调，这也是人类社会能够生生不息发展下去的重要法则。

朴趾源以“人物性同”为思想根源，去探析人性和物性、人性和人性的关系问题。朴趾源重视人和物的生命统一性，否定将二者区别对待的“人类中心主义”，而这一思想就是现在所谓的“生态中心主义”的具体体现。“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本，主张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将人类的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强调人类的利益应成为人类处理自身与外部生态环境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而“人物性异论”则是这种思想的理论根源。相反，“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应全面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一个以自然生态为尺度的伦理价值体系和相应的发展观。

朴趾源作品《虎叱》中就具体展现了其“人物性同”的哲学思想，该作品以人类的代表北郭先生和动物的代表虎为中心，通过他们之间的对话，来反映人和动物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在这里，朴趾源将人和虎设定为对话的主体，就是把人和虎放在平等的位置考虑，肯定他们在本质上的一致性，这是朴趾源“人物性同”思想的体现。为了更加生动形象地批判将人和动物区别看待的人类中心主义，朴趾源在作品中采用了大量讽刺的创作手法。作品中，朴趾源借用老虎之口对残暴的人类进行批评，“夫非其有而取之，谓之盗，残生而害之者，谓之贼。”^[58]在虎看来，所谓的人类文明，却只不过是盗贼文化而已，这是以虎为代表的自然界对人类的嘲讽，也是对人物性异论的批判。“夫民物之生也，固未始自别，则人与我，皆物也。一朝将己而对彼，称吾而异之。于是乎，天下之中，始乃纷然而自谓，事事而称吾，则已不胜其私也。”^[59]这里，朴趾源指出人与物在生成之时是不存在差别的，人即是物，人与物有着共同的本性。朴趾源以“人物性同”为思想根源探析人性与物性、人性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与本章第一节中所提到的“万物同源”思想也是一致的，世间万物皆起源于一粒微尘，都是宇宙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

王阳明在《大学问》里提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朴趾源所提出的“物我一体”“人物性同”的观点与王阳明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仅如此，朴趾源还将“人物性同”这一哲学思想运用到了对待“华”与“夷”的关系问题。朴趾源生活的朝鲜朝时代，对中华和夷狄存在着强烈的争论，“中华”代表的是文明的世界，而“夷狄”则代表了野蛮。支配中原地区的清朝政府到底应该被视为中华文明的代表，还是野蛮的夷狄，是当时社会存在的主要争论。万物一体，和谐共存，夷狄的文明虽然不等同于中华文明，但是它们在本质上却存在着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华文明自古以来都有着“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气度和胸怀，几千年来，中华文明一直吸收并消化着周边的异质文明，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文化特征。因此，学习清代先进的文化并不有悖于社会和文明的发展。

朴趾源认为，清朝政府在统一中原之后能够实现几百年的国泰民安和太平盛世，必定有它先进文明的一面，而这些是当时的朝鲜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很多人却看不到清朝社会的繁荣发展，而只是把目光停留在华夷的论争上。以朴趾源为代表的北学者们高举“北学”的旗帜，倡导学习清代社会的先进文明。“为天下者，苟利于民而厚于国，虽其法之或出于夷狄，固将取而则之，而况三代以降圣帝明王汉唐宋明固有之故常哉。圣人之作春秋，固为尊华而攘夷，然未闻愤夷狄之猾夏，并与中华可尊之实而攘之也。故今之人诚欲攘夷也，莫如尽学中华之遗法，先变我俗之椎鲁，自耕蚕陶冶，以至通工惠商，莫不学焉。人十己百，先利吾民，使吾民制梃，而足以挞彼之坚甲利兵，然后谓中国无可观可也。”^[60]

传统的华夷论将“华”和“夷”完全区分开来，他们认为朝鲜应属于华的范畴，而清朝则只不过是夷狄而已，而北学派学者对此则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清文化其实就代表了中华文明，要实现强国富民必须学习清朝社会的先进文化，这才是当时社会的首要问题，而不是只将视线定格在“华”与“夷”的论争上。

朴趾源在《虎叱》中，毫不忌讳地阐述了自己对华夷问题的认识和看法，“自人所处而视之，则华夏夷狄诚有分焉；自天所命而视之，则殷周冕各从时制。何必独疑于清人之红帽哉。”^[61]从中华的立场来看，中华为贵，夷狄为贱；而如果从夷狄的立场出发，则会与之相反。但如果从天的立场来看，中华和夷狄都是均等的，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朴趾源认为不管是“我”和“他”，还是“夷”和“狄”，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即所谓的人物性同，这也是朴趾源文学创作的理论根据。

人类必须重新回到自然生态伦理状态体验其他生命的境遇，才可能进入到反思的写作之中，才能够重新确立文学自身的审美维度和精神力量，这是生态文学写作与批评的基本论理起点。^[62]只有承认“人物性同”，才能正确地看待自然万物，才能真正体验到其他生命之美。朴趾源在文学创作过程中非常重视自然物的存在，他指出，“不屑于虫发花蕊者，都无文心矣”。^[63]自然界中的花草鱼虫都是文学创作的素材，只有尊重自然，尊重万物，才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

三、“利用厚生”的仁爱理念

“仁爱万物”是儒家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仁者爱人”，“仁”所体现的就是一种博爱精神，这也是确保人的需求与自然资源之间求得生态伦理上的平衡的标尺。《荀子·天论》中写道：“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儒家美学倡导“仁心”与“爱物”的统一，以达到“尽美矣，又尽善矣”的审美要求，而这也是生态主义者的基本论调，他们认为自然界中存在的一切万物都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人类在发展自身文明的同时可以去合理地利用这些资源，但是必须遵从大自然的运行法则，不能按照人们的意愿任意地去使用。也就是说，人类应该在保证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情况下，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以促进人类社会更好的发展，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做到了“利用厚生”。

“利用厚生”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早在《尚书·大禹谟》中就写道：“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左传·文公七年》中又进一步提出：“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内涵。《尚书·孔传》中对三者进行了具体的解释：“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三者和，所谓善政。”正德是根本，而利用厚生则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物有所用，民有所养，“利用厚生”的目的就是通过利用自然资源来实现人们生活的富足和社会的安定。

朴趾源作为朝鲜的儒生，同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早在出使中国之前朴趾源就非常重视“利用厚生”之学，而在亲眼见证了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之后更加坚定了这一主张，并以此作为社会改革的思想依据。朝鲜北学派虽然提倡北学中国，主张“利用厚生”，而提出以“利用厚生”来代替“经世致用”，同等地看待农工商各行业，以保证其“生业”的只有朴趾源一人。^[64]朴趾源一生关心国事，致力于社会改革，一直在寻求改变国家和社会命运的新方向，而出使中国则为朴趾源的改革之路指明了方向。朴趾源将中国的先进文化带回朝鲜，并在“利用厚生”思想的指导下，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朝鲜进行推广，为朝鲜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韩国学者李佑成曾写道：“先生的一生，为促进十八世纪末落后的祖国文明化，而献出了毕生之精力。尤其是在‘利用厚生’学说研究和新文化运动方面更专心致力。”^[65]

“利用厚生”思想其实与朴趾源所提出的“五行说”有着密切的关联。朴趾源批判传统的“阴阳说”和“五行相生相克说”，认为五行之间应该是相资而长，正如同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人们对自然界的尊重和珍惜才能实现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即自然界的一切存在都有它自身的价值，对人类也同样存在着很多有益的帮助，只有很好的利用自然万物的价值，才能对社会有利，对人类有益，这也就是利用厚生思想的具体体现。

朴趾源在其作品《热河日记》中记载了很多关于利用厚生思想的内容。“复至栅外，望见栅内，闾阎皆高起五梁，苫草覆盖，而屋脊穹崇，门户整齐，街术平直，两沿若引绳。然墙垣皆砖筑，乘车及载车，纵横道中，摆列器皿，皆画瓷，已见其制度绝无村野气。往者洪友德保，尝言大规模细心法，栅门天下之东尽头，而犹尚如此。前道游览，忽然意沮，直欲自此径还，不觉腹背沸烘。”^[66]这是朴趾源一行在到达中国国境栅门时记载下的内容。只是刚刚步入中国，此番繁荣的景象便已让朴趾源感慨不已，竟然还产生了想要返回朝鲜的冲动，而栅栏之内的景象，则给朴趾源带来了更大的冲击。沿路的热闹与繁华，让朴趾源在感叹中国社会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为自己国家的落后现状自惭形秽。“嗟乎！如此然后始可谓之利用矣。利用然后，可以厚生。厚生然后，正其德矣。不能利其用，而能厚其生，鲜矣。”^[67]朴趾源认为中国和朝鲜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距，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能够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和技术，而这些正是利用厚生思想的运用。自然界的万物，哪怕是一片瓦，一块砖，都有它们的可用之处，只有真正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和价值，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合理地利用自然界的一切资源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这才是真正发挥了自然万物的社会价值，也是利用厚生的最终目的。

中国人对车的科学使用，也是让朴趾源为之叹服并力主学习的内容。“人有恒言曰，我东岩邑不可用车，是何言也。国不用车，故道不治耳，车行则道自治，何患乎街巷之狭隘，岭阨之险峻哉……今此磨天靑石之岭，獐项马转之坂，岂下于我东哉，其岩阻险峻，皆我人之所目击，亦有发车而不行者乎。所以中国之货财殷富，不滞一方，流行贸迁，皆用车之利也。”^[68]在朴趾源看来，中国的经济贸易之所以能够如此顺畅地进行，其中与完善的车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因为中国的车制完备，而且设计巧妙、精良，才能够有效地促进商品的顺利流通，并最终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所以，朴趾源提出，朝鲜社会要想发展自身的经济必须首先学会科学用车，以此来保障物资的顺畅流通，这样才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朴趾源还提出：“此易知耳，朝鲜，舟不通外国，车不行城中，故百物，生子其中，消干其中，夫千金，小财也。”^[69]交通不发达，物流不完善，经济发展只能限于国内或某个地区，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受到阻碍。不仅要发展好本国的交通，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同时还要加强与邻国之间的联系，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对外贸易。也就是说，不仅要有完善的车制，做好陆地上的交通运输，海上交通同样也非常重要。除此之外，船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交通工具，海上交通的发展状况决定了海外贸易能否顺利进行。在当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朝鲜，朴趾源对国家经济贸易的发展能够有如此远见，实属难能可贵。

总的来说，朴趾源的利用厚生思想源自于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思考，而同时又建立在其“人物性同”思想的基础之上，也是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精神的体现。孔子曰：“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既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同时也是“取物不尽物”这一生态伦理道德的体现。自然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而这些资源并不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只有尊重自然、爱惜资源，做到取之有节，才能实现自然界的“生生不息”。朴趾源虽然本身并不是一位生态主义者，但是从“利用厚生”这个角度出发，他的思想同生态主义者的认识是不谋而合的。“天地人和谐共生”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包含了对自然和社会的热爱。

儒家生态伦理观主要包括“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民胞物与”的生活态度、“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实践精神，而朴趾源将这些生态伦理观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并在此基础之上增添了自己对生态美学新的认识和理解。朴趾源在作品中曾多次提到过有关生态伦理等问题，如他提出的“冥心”“人物性同”“利用厚生”等一系列思想主张。朴趾源认为自然万物不光有生命，而且同人类一样也是在生生不息地发展着，所以必须对其进行合理地利用才能实现自然万物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保证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共存，实现真正的“利用厚生”，为人类造福。

[1]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2]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3]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4]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5] 《燕岩集》卷十四，《鹄汀笔谈》。

[6]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7]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8]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9]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10]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11]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12] 《燕岩集》卷十四，《鹄汀笔谈》。

[13]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14]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15]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16]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17] 《燕岩集》卷十四，《鹄汀笔谈》。

[18]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19]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20]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21]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22]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23]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24]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25]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26]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27]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28]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29] 《燕岩集》卷十四，《鹄汀笔谈》。

[30]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31]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32]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33]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34]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35]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36] 《燕岩集》卷十四，《鹄汀笔谈》。

[37] 《燕岩集》卷一，《洪范羽翼序》。

[38]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39]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40] 《燕岩集》卷十四，《鹄汀笔谈》。

[41] 《燕岩集》卷一，《洪范羽翼序》。

[42]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43]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44]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45]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46]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47] 《燕岩集》卷十四，《鹄汀笔谈》。

[48]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49]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50]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51] 《燕岩集》卷十四，《鹄汀笔谈》。

[52] 《燕岩集》卷一，《洪范羽翼序》。

[53]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54]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55]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56]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57]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58]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59]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60]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61]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62]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63]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64]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65]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66]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

[67] 《湛轩书》内集卷四，《医山问答》。

[68] 《燕岩集》卷十四，《鹄汀笔谈》。

[69] “壬辰”和“丙子”战争分别指的是“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壬辰倭乱”是16世纪末明军援朝抗倭的事件，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或“万历朝鲜之役”；“丙子胡乱”是1636年至1637年之间清军入侵朝鲜的事件，中国史书称为“丙子虏乱”或“丙子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