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朴趾源的士意识
士文化的发展虽然拥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士”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士文化总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社会拥有两千多年的士文化，但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文化多元化发展，中国社会很难形成一种纯粹的特定文化。所以在中国，士农工商这一传统的身份制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界定，士农工商的排序也没有严格的尊卑界限，士可以为农工商，农工商也可以为士，中国的一统是政治的一统、意识形态的一统。而与中国不同，朝鲜社会民族单一，更容易形成一种让全社会崇尚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25]因此，在朝鲜社会身份等级制度较为森严，农工商界限分明，两班阶层享有绝对尊贵的身份特权。
17世纪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业性农业也随之兴起。到了18世纪，朝鲜社会国内的商业活动进一步发展，同时还将贸易活动扩展到海外，朝鲜和清朝、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较为频繁，出现了资本积累。一部分没落两班阶层既没有走向仕途，也没有基本的生活来源，为了维持生计甚至要卖掉自己的两班身份；而一部分靠自己的劳动富裕起来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则摆脱了在经济上和身份上对两班的依附关系，转化为独立的富农和富商阶层，他们开始主动地去参与社会活动，努力地挣脱被剥削、被压迫的枷锁。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朝鲜社会后期贫富差距逐渐加大，身份买卖制度愈演愈烈，两班与平民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两班、中人、平民、贱民之间所维持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开始面临崩溃。
朴趾源虽然出身于两班贵族家庭，但是却具有较为超前的意识和敏锐的洞察力。朴趾源认识到当时的朝鲜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两班贵族逐渐走向没落，身份等级制度开始崩溃，传统的士意识已经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两班士人阶层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更新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必须重新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朴趾源用自己进步的思想意识，揭示了传统士文化中所存在的弊病，并对朝鲜社会的士意识进行了重新定义。
一、读书之法
士人，古时指读书人，也是古代知识文人的统称。读书是士人的根本，是古代文人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们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必要资本。正如中国古代哲学家王充在其《论衡》中所说，“人有知识（学），则有力矣。”（《论衡·效力》）知识是财富的基础，知识也是获取权力的源泉。[26]“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读书与入仕之间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读书是入仕的前提，而入仕是读书的目标，是对读书效果的一种实践检验。
士文化的传统是以儒家文化中“修齐治平”的入世思想为内涵的知识文人的文化传统，而“内圣外王”则体现着士人阶层最根本的人生价值观。所谓的“志于道”，即强调作为“士”，既要做到“独善其身”，又能够“兼济天下”。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知识文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开始发生倾斜，作为“士”出身的知识文人必须实现向“仕”的转化，这是当时知识文人的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也是他们唯一的人生目标。而此时所谓的士文化不过成为谋取现实功利的一种代言，知识分子也不过是科举制度的附属品。只有出仕为官才能体现作为“士”的人生价值，也只有通过科举才能实现人生的理想和目标。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士阶层“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人生态度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他们把入仕作为读书的最终目标，而忽略了读书的根本及内心的修养。朴趾源对读书的方法和读书的目的进行了重新定义，企图以此来挽救已被世俗玷污的士文化，重新复归传统士文化的精髓。朴趾源认为读书是知识积累的过程，是加强自我修养的途径，以个人私欲为最终目的的读书不是真正的读书，也不能从中真正领会到读书的意义。如他在《原士》中讲道：“读书而求有为者，皆私意也。终岁读书而学不进者，私意害之也。出入百家，考据经传，欲试其所学，急于功利，不胜其私意者，读书害之也。”[27]读书原本应该是毫无私心私欲的，如果急于功利，不能够安心读书，那么读书就毫无价值可言。
朴趾源认为真正的“士”必须首先做到潜心读书，拥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才能称得上“雅士”。朴趾源指出：“所谓善读书者，非善其声音也，非善其句读也，非善解其旨义也，非善于谈说也。虽有孝悌忠信之人，非读书，皆私智凿也；虽有权畧经纶之术，非读书，皆拳数中也，非吾所谓雅士也。吾所谓雅士者，志如婴儿，貌若处子，终年闭其户而读书也。婴儿虽弱，其慕专也；处子虽拙，其守确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其惟闭户而读书乎。”[28]这里，朴趾源不仅对“士”重新进行了定义，对“读书”也赋予了新的阐释。“闭户而读书”强调的只是一种读书的态度，即应该像婴儿和处子那样，要有专一的态度和坚韧的毅力，而不是所谓的不关心世事，不结合实际的“闭门造车”。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实用，朴趾源在《原士》中对这一内容也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夫读书者，将以何为也？将以富文术乎？将以博文誉乎？讲学论道，读书之事也；孝悌忠信，讲学之实也；礼乐刑政，讲学之用也。读书而不知实用者，非讲学也。所贵乎讲学者，为其实用也。”[29]读书包括学问和道两个方面，如果单纯地只是传授知识，那么所谓的讲学就没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所谓的孝悌、忠信，这些内容如果不付诸实际，那讲学的价值就无从体现。所谓的“善读书者”就是懂得将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并能将这些知识加以灵活运用，将文字转为实践，通过实践来验证自己对所学知识的掌握。
《楚亭集序》中写道：“古之人有善读书者，公明宣是已。古之人有善为文者，淮阴侯是已。何者，公明宣学于曾子，三年不读书。曾子问之。对曰：‘宣见夫子之居庭，见夫子之应宾客，见夫子之居朝廷也，学而未能，宣安敢不学而处夫子之门乎。’背水置阵，不见于法。诸将之不服固也。乃淮阴侯则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兵法不曰，置之死地而后生乎。’故不学以为善学，鲁男子之独居也。增灶述于减灶，虞升卿之知变也。”读书者首先应该具有实践意识，能够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和精神实质，并将书中的智慧应用于社会现实，解决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具有这种知变能力的人才能称为真正的读书之人。所以，对于士而言，不仅要了解读书的目的，同时还要掌握读书之法，只有将书本上的知识应用于社会现实之中，才能发挥这些知识的真正价值。
朴趾源在其作品中多次提到读书的方法问题，如他在《北学议序》中写道：“虽以舜孔子之圣且艺，即物而刱巧，临事而制器，日犹不足，而智有所穷。故舜与孔子之为圣，不过好问于人，而善学之者也。”[30]朴趾源认为，圣人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懂得学习的方法，不仅自己勤于学习，还善于向身边的人学习。朴趾源在《原士》中对读书的方法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读书之法，莫善于课，莫不善于拕。毋贪多，无欲速，定行限遍，惟日之及，旨精义明，音浓意熟，自然成诵，乃第其次。”[31]读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更不会一蹴而就，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达到读书的目的，做到学为己用。
《许生传》中许生的形象就是朴趾源所设计的一个理想的读书人，首先能够做到几十年如一日地安心读书，后来因为生活所困而走出家门，弃书从商，并在商业活动中获得成功。许生用自己的知识创造出了巨额财富，证明了知识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并实现了读书的真正目的，为朝鲜社会的两班贵族树立了正确的读书观。
朴趾源虽然经常把没落的两班士人作为讽刺的对象，披露没落两班的无为徒食，不思进取。但是朴趾源本人也出身于两班贵族家庭，作为两班士人阶层中的一员，他所否定的并非是两班贵族的身份制度，而是批判逐渐走向没落的两班士人的无能无为。在朴趾源看来，两班依然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众的高贵身份，属于社会的上层存在。如在《两班传》中曾写道：“维天生民，其民维四，四民之中，最贵者士。”
另外，在《两班传》中，朴趾源用辛辣的笔触讽刺了因家世衰落而变卖自己两班身份的没落两班。朴趾源虽然在作品中用较为犀利、辛辣的语言对该两班进行批判，但是朴趾源所批判的根本是两班因为自己的无能而卖掉自己的身份这一事实。朴趾源认为“士”的身份如同天爵，有着高尚的情操和远大的理想，不管是出仕显贵还是贫穷衰败，都应该始终保持着士的高贵品质，“士乃天爵，士心为志，其志如何，弗谋势利，达不离士，穷不失士。”[32]不仅如此，朴趾源进一步指出士的身份高贵如天子，天子本身也出身于“士”，天子与一般士的区别只是爵位的不同，其身份本身不存在差别。“故天子者，原士也；原士者，生人之本也。其爵则天子也，其身则士也。故爵有高下，身非变化也；位有贵贱，士非转徙也。故爵位加于士，非士迁而爵位也。”[33]由此可见，从根本上来说，朴趾源对士的态度是肯定的，他不仅肯定士的存在，同时也主张士的身份之高贵。
二、经世之学
朴趾源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但这只是作为一个知识积累和个人修养的过程，读书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实用于社会，即“经世致用”。这里所说的“经世致用”与第一节中所提到的，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等经世实学者们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观点是一致的。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世精神，儒家思想提倡“修己”，但也同样重视“治世”。“经世”概念最早见之于《庄子·齐物论》，其言有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
儒家提倡实学，主张实践，强调了解实际问题和政治问题的重要性。中国明清时期，以“实利”、“实用”为主要内涵的实学思想开始高涨。明代著名学者焦竑在《澹园集》中曾说过：“余惟学者患不能读书，能读书矣乃疲精力雕虫刻之用，而所当留意者，或束阁而不观，补不善读书之过矣。夫学不知经世，非学也；经世而不知考古之变，非经世也。”[34]作为儒生，读书固然重要，但是读书的最终目的还是经世。关心社会、参与政治是传统儒家思想对儒生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儒生的基本责任和义务。不仅如此，焦竑还进一步指出了实践的重要性：“学书者必执笔临池，伸纸引墨，然后为学书；学匠者必择斧运斤，中钩应绳，然后为学匠。如何学道只是口说？口说不济事，要须实践。”[35]学习只是掌握基本知识和技能的过程，通过实践，才能实现这些所学的真正价值，才能最终的参与社会、服务于社会。这便开启了儒家经世之学的新境界，经世不再只是一种抱负，而更是一门救世的学问，而这学问也最终会成为封建社会走向近现代的原动力。
朴趾源作为实学派文人的代表，一直主张社会实践，强调学习的“实用性”。“夫读书者，将以何为也。将以富文术乎，将以博文誉乎。讲学论道，读书之事也。孝悌忠信，讲学之实。礼乐刑政，讲学之用也。读书而不知实用者，非讲学也。所贵乎讲学者，为其实用也。”[36]儒家传统思想主张“正德利用厚生”，而朴趾源却指出：“利用然后，可以厚生，厚生然后，正其德矣。”[37]在朴趾源看来，作为“士”，必须首先学会用自己的知识和学问去造福民众，只有恩泽于民、恩泽于万物，才能真正实现“正德”。所以，知识的积累和个人的修养只是前提，实践对于知识文人来说同样非常重要。
朝鲜社会后期，空谈空论的性理学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朴趾源等进步学者通过犀利的文章揭示社会的腐朽堕落，批判当时社会中存在的浮华不学之士。他们坚决反对性理学者假借圣人的语言以实现其治人的把戏，称他们为假道学、欺世盗名者。“今以浮华不学之士，率其惰窳无知之甿，即何异于使醉人相瞽哉。是故，汉之二千石，必有孝弟力田之举，安定学规，乃设农田水利之科，无他贵实学也。”[38]朴趾源认为毫无实践意识，只会空谈空论的浮华之士，有悖于传统的儒学精神，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这种“由虚返实”的思想意识标志着朝鲜后期儒学价值观的根本转变。
不仅如此，朴趾源还指出实学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发展工商业，这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挑战。《论语·里仁》里曾经提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义”和“利”本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传统的儒家思想对士、民、工、商进行了严格的定位，而工商阶层一直是遭受鄙视的对象。然而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儒家思想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
早在十六世纪初中国就已经出现新的义利观，如李梦阳在《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中提到：“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39]17世纪初，顾宪成也曾在其《墓志铭》中写道：“以义诎利，以利诎义，离而相倾，抗为两敌。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相成，通为一脉。”[40]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出现了“弃儒就贾”运动，这一社会运动一方面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为儒家的社会活动创造了新的条件，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儒学的转向成为定局，“弃儒就贾”为儒学转向社会提供了一条重要渠道。[41]
朝鲜社会自经历了丙子和壬辰两次战争之后，一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18世纪末，朝鲜内部矛盾纷争，国家不断走向衰落，朴趾源等进步文人开始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他们一方面提倡北学，学习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一方面大力提倡振兴工商业，认为工商业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朴趾源指出：“农工商贾之事其始亦出于圣人之耳目心思……然而士之学，实兼包农工贾之理，而三者之业，必皆待士而后成。夫所谓明农也，通商而惠工也，其所以明之通之惠之者，非士而谁也。故臣窃以为，后世农工贾之失业，即士无实学之过也。”[42]农、工、商、贾，所谓的四民之事本就“出于圣人耳目心思”，作为圣人之学，两班士大夫从事工商业活动自然也是无可厚非之事。作为“士”这一阶层，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学以致用，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只有真正领悟了实学的精神，才能正确地发挥“士”的作用。
正如中国在明清之际出现的“弃儒就贾”一样，17—18世纪的朝鲜同样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士”阶层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必须转化成“仕”，这就需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够得以实现，然而随着士阶层人数的不断增加，士人获得功名的机会越来越少，他们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从事一些商业活动，所以“弃儒就贾”的风气便形成了。前面所提到的《许生传》中的许生就是一位极具实践意识的儒生，也是“弃儒就贾”的典型。许生本原本是一位只知“昼夜读书”的儒生，每日只能靠其妻子为人缝衣度日，迫于生活的压力，不得已弃儒就贾，开始了以贩卖为主的商业活动。朴趾源在作品中所设计的许生这一形象是一位由传统的“士”成功转变为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商人的典范，这也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朴趾源为士阶层所指明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43]
朴趾源在《两班传》中也对两班士人阶层的身份进行了重新定义。“君子哉富人也。两班哉，富人也。富而不吝，义也。急人之难，仁也。恶卑而慕尊，智也。此真两班。”[44]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朝鲜社会，“读书”“为仕”已经不能够再作为衡量两班的唯一标准。作为两班阶层同样需要进行社会生产，而发家致富自然也成为两班身份价值体现的标准。所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朴趾源对士意识进行了新的诠释，“经世致用”，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将儒家的古文典籍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财富，以此来实现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通过另一种途径来实现儒生“治国齐天下”的社会重任。
所以，士阶层参与社会生产，从事商业活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儒学发展的一个社会必然，是儒学的内在发展与社会变动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一直以来，士人阶层都将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定位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儒学也就成为他们从事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指导。然而，士人从商这一现象的出现，使儒学思想不再仅仅只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导，同时也为其今后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创造了条件。
三、交友之道
朝鲜社会身份等级制度森严，由于身份上的差距，两班贵族同一般的平民、庶民阶层而不能随意地交往，而朝鲜社会性理学礼教的属性就是按照名分论将身份的不平等合理化。尤其到了朝鲜社会后期，两班阶层的交友观日趋走向世俗化，“君子之交”开始过分地执着于名分和势利。朴趾源反对这种因礼教的名分论而造成的市民身份的不平等现象，他批判世俗化的交友观，并以身处社会底层的人物为创作原型，为这些身份卑贱之人着书立说，如《马驵传》中以流浪街头乞讨、卖唱为业的宋旭、张德弘，《秽德先生传》中以掏粪为业的役夫严行首，《虞裳传》中虽声名远震于日本但在朝鲜却不得重用的译官虞裳。这些人物形象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士大夫文人所追求的“忠、孝、烈”的精神世界，与他们所提倡的道学者们的品德修为也相距甚远，而在朴趾源看来他们却是社会中最真实的人物存在，他们身上有着道学者们所不具备的高贵品德。
《马驵传》是体现朴趾源交友观的一个代表性作品，该作品中将当时的“君子之交”归纳为三类，即名、势、利。“天下之所趋者势也，所共谋者名与利也。杯不与口谋，而臂自屈者，应至之势也。相和以鸣非名乎，夫好爵利也。然而趋之者多则势分，谋之者众则名利无功。故君子讳言此三者久矣。”作品还进一步指出：“忠义者，贫贱者之常事，而非所论于富贵耳。”[45]传统的忠义观念已不再是评判两班儒生的标准，忠义的概念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作品最后阘拖的一句“吾宁无友于世，不能为君子之交”，表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流行的所谓的“君子之交”的莫大的讽刺。
朴趾源认为交友首先应该要交心，不应该被世俗名利所羁绊，更不应该受身份、权势、地位等的约束。他在《放琼阁外传》中写道：“友居伦季，匪厥疎卑，如土于行，寄王四时，亲义别叙，非信奚为，常若不常，友乃正之，所以居后。”[46]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中，朋友虽然处在末位，但是朋友有信，却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道理和行为准则。朋友之间若没有道义和诚信，那人与人之间就不存在“善”，而所谓的“忠、孝、悌、忍”便只不过是空谈论道而已。
不仅如此，朴趾源还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定义了朋友的概念。“古之言朋友者，或称第二吾，或称周旋人。是故造字者，羽借为朋，手又为友，言若鸟之两羽而人之有两手也。”[47]所谓的朋友，就是第二个自己，是自己的另一个翅膀，另一只手。朋友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关系，不存在身份上的差别和地位上的悬殊。同时，朴趾源还强调“友之必求于现在之当世也明矣”，即，以上所述的交友观不仅存在于古代，在当今社会依然成立。因此，这种世俗的交友观，必须及时更正。
朴趾源之所以能够提出这种进步的交友观，同其“人物性同”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朴趾源在地圆地转说的基础上，否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之说，并进一步提出了人间万物在根源上的一致平等关系。所有的存在，从根源上来说都只是一粒尘埃而已，人类也不例外，所以人类和世间万物在根源上是平等的。“如今大地一点微尘之积也。尘尘相依，尘凝为土，尘麤为沙，尘坚为石，尘津为水，尘暖为火，尘结为金，尘荣为木，尘动为风，尘蒸气郁，乃化诸虫。今夫吾人者，乃诸虫之一种族也。”[48]
两班与贱民虽然在身份地位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差距，但他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人世间的一个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说，两班与贱民相比并无任何优越性。相反，在朝鲜社会后期，两班社会不断瓦解，出现了大批腐化堕落的没落两班。他们满口仁义道德，而终日却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朴趾源将他们称为“天下之巨盗”“天下之大贼”。而那些淳朴善良的劳动人民，虽然身处社会的最底层，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事社会最低贱的工作，但是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劳动生活，拥有高尚的道德和品格。因此，对于劳动人民的贫贱生活不应该鄙视，而应给予尊重。
《秽德先生传》中的严行者就是出身较为低贱的庶民阶层。他虽然以积粪为业，却品格高尚，学者蝉橘子将其视为挚友，并称其为“秽德先生”，以表敬意。而蝉橘子的弟子子牧却对其老师的这一做法表示不满，“夫严行首者，里中之贱人役夫，下流之处而耻辱之行也。夫子亟称其德曰先生，若将纳交而请友焉。弟子甚羞之，请辞于门。”严行首这样出身低贱的人，本不应该作为两班的交友对象，蝉橘子不仅不顾身份同他交往，还尊称其为先生，这让他的弟子觉得甚是蒙羞。子牧的这一想法也代表了当时朝鲜社会中大多数两班阶层的思想认识。而蝉橘子在听到弟子的这番话语之后，用简单犀利的语言讽刺了朝鲜社会扭曲的交友观，同时也指出了交友的真正内涵。“市交以利，面交以谄。……以利则难继，以谄则不久。夫大交不面，盛友不亲，但交之以心，而友之以德，是为道义之交。上友千古而不为遥，相居万里而不为疎。”[49]
朴趾源在这里还进一步歌颂了严行首的高尚行为，并对以子牧为代表的势利两班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文中写道：“严行首负粪担溷以自食，可谓至不洁矣。然而其所以取食者至馨香，其处身也至鄙污，而其守义也至抗高。推其志也，虽万锺可知也。繇是观之，洁者有不洁，而秽者不秽耳。”[50]朴趾源借用蝉橘子之口表明了自己的交友观，即，交友的前提应该是“道”和“义”，而不应该有身份等级之分，这样所交到的朋友才能够长远。
朴趾源不仅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应该受身份和地位的约束，同样也不存在国界的限定。他在谈到与中国知识文人的交往时说道：“言语虽殊，书轨攸同，惟其欢笑悲啼，不译而通，何则？情不外假，声出由衷。”[51]真正的友情不应该被禁锢在一些伦理道德的桎梏之中，而应该是真挚的感情流露和自觉的意识交流。朴趾源在中国期间，虽然与中国文人无法用语言交谈，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朴趾源与中国文人之间的友谊，他们常常废寝忘食地彻夜笔谈，交流思想和学术。
《忘羊录》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朝日，随尹亨山嘉铨，王鹄汀民皡，入修业斋，阅视乐器，还过亨山所寓，尹公蒸全羊，为余专设也。方论说乐律古今同异，陈设颇久，而未见劝饷。俄而，尹公问羊烹未。侍者对曰：‘向设已冷。’尹公谢耄荒愦愦。余曰：‘昔夫子闻《韶》不知肉味，今鄙人得闻大雅之论。已忘全羊。’尹公曰：‘所谓臧谷俱忘。’相与大笑。遂次其笔语，为《忘羊录》。”[52]
朴趾源在这里引用了《论语》中的一个典故，“孔子闻韶音，三月不知肉味”，来表达自己在与友人交流时的专注，以及对这种毫无拘束地随心交谈的珍惜。过多地约束于社会礼俗，就无法实现真正的交往，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友情。也正因如此，朴趾源在出访中国期间才能够交到那么多的挚友。
朝鲜社会后期，性理学过分强调道德修养与身份贵贱，致使两班阶层逐渐脱离社会生活，成为只知读书的书呆子或伪君子。传统的士意识也逐渐发生扭曲，出现各种弊端，此时的朝鲜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来打破当时腐朽的社会局面，为朝鲜社会的发展注入新鲜的活力。以朴趾源为代表的实学派进步文人反对性理学的空谈空论，主张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他们批判朝鲜社会的两班文人只知读书而不懂得学以致用的旧学风，主张要将读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并指出读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用，这也是两班文人作为“士”的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只有了解社会，投身于社会，才能实现从“士”到“仕”的转变，“经世致用”的儒学精神才能成为现实。
同时，朴趾源还立足于“人物性同”、万物平等的思想，对朝鲜社会的交友观进行了新的诠释，认为真正的“君子之交”应该是交心，没有身份、地位上的约束，没有语言、国籍上的界定，更不应该是束缚于名、势、利的世俗之交。庶民阶层虽然出身低微，但是他们勤劳朴实的美德应当受到称赞；而相反，两班贵族如果不参与社会实践，只知无为徒食，那必将会被社会淘汰。“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两班贵族与庶民之间虽然在身份上存在着等级差别，但是只要彼此“志同道合”，便可以视为挚友，自然可以拥有真正的友谊。
朴趾源从读书、经世和交友等三个方面对儒家传统的士意识进行了新的定义，使传统的儒家思想为适应朝鲜社会的发展完成了一次蜕变，为朝鲜后期的儒生在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等方面指明了方向。朴趾源的士意识既是对儒生的重新塑造，同时也为朝鲜后期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提供了思想和理论依据，并广泛地渗透于社会政治、学术研究、经济发展等不同领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