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潜在迹象:命运还是机缘?
荷尔德林(Holderlin)说,悲剧产生于神和人同时融合又分开的需求之间的冲突。[1]以俄狄浦斯为代表,我们处在自然和文化、自然和超自然、文明和野蛮、秩序和混乱、自治和宿命之间的边界地带。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随着新的法律和政治机构的建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与众神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正义、法律、秩序与神的正义、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法律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当然不如今天的法律这么自主,大部分法律仍处在从宗教和道德思想中区分出来的过程中。正当法庭忙于从其他来源中解脱开来的时候,它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却是剧作家灵感的丰富源泉,剧作家给人们解决了法庭所解决的类似主题。随着《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的诞生,戏剧这种形式就是判决和惩罚紧随其后的一种调查,它就像是一起法律案件。正如尼采指出的,索福克勒斯(Sophocles)“一开始给我们打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法律结,法官在慢慢解开这个结的过程中带来了自己的毁灭”[2]。
人用语言表达思想以及引导自己和他人行事的能力经受严格审查因而也存在很多问题:语言学术语不是交际的中介而是呈现了所有的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一开始,词语对于俄狄浦斯而言意味着一回事,而对已经知道这个故事的观众而言却意味着另一回事。因此,俄狄浦斯主动提出要为拉伊俄斯(Laius),“要为我自己的父亲”而战斗,因为他说他和拉伊俄斯拥有“共同繁衍子孙的妻子”而且“共同”拥有子孙(260)。这些口误表达了说话人自己意识不到的真相。与此同时,没有谁在寻找某个潜在真相时可以忽视语言这个媒介,因为那个真相只能用语言来表达而且的确也是由语言构成的。这部戏剧的“行动”几乎全部是由令人困惑的语言问题构成的,也就是说是对神谕的解读,这个神谕(重要的是由女人说出来的)必须是晦涩难懂且神秘难测。[3]或许正如让·皮埃尔·韦尔南主张的,只有当主角和观众都接受那些词语、价值观以及人们自己也是模糊不清、相互冲突、问题不断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谈论获得了“悲剧意识”或者悲剧体验。[4]
承认人类语言的局限性,也是承认在人与神的冲突中人类知识的局限性。悲剧打开了人类知识与神灵知识之间的辩论以及这类知识的先进和不足之处。悲剧性弱点(harmartia)[5]这个概念把人描述为病态的、做了错事却不自知,与此同时悲剧质疑人究竟要在多大程度上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一方面,悲剧英雄要激发我们的同情,他必须被视作努力应付艰难抉择的自由行动人;另一方面,悲剧发生了是因为他的行动没有完全脱离神灵的旨意。假如主体似乎有选择、自主行动、有担当和有自由,那么强大的超人力量隐约中似乎更为强大,因为正是人与神两者之间的冲突赋予了戏剧的悲剧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认为的自由意志这个概念根本上就是有问题的。把人看作普遍的、连贯的和连续的代理者,认为人应该为自己行动的因果负责,这本身就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的而不是普遍的、不变的真理。韦尔南指出,假如这个自由意志有什么范围,那么它当然不是康德所说的自主意志,而是因害怕神权而束缚手脚的意志,即便不是真的受到了神权压迫的话。[6]
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赤裸裸地抛出人的选择与神的预知之间的冲突:索福克勒斯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诸如高尔吉亚(Gorgias)和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等人的教诲在当代雅典的影响力。这些早期的怀疑论者,他们歌颂人的推理能力,并且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怀疑预言与神谕的相关性。俄狄浦斯在开场合唱颂歌中得以被夸赞,是伯里克利(Pericles)所青睐的当代人的化身:
您虽然不能与神等身……
但是在我们面临共同危难时刻
在我们迎面与神相遇的时刻
我们真的认为您就是人中豪杰
您来到底比斯,
把我们从斯芬克斯口中解救出来
给我们从血腥的贡品中松了绑
无须再给这位冷酷无情的歌妖进贡
我们并没有教您任何东西
任何技能,任何额外的知识
然而您还是胜利了。
(《俄狄浦斯王》,39—47)
这就提出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神的知识与人的知识之间的对比问题。假如这位给我们世界和存在赋予意义的先验能指即这位神不可信,那么人的存在也缺乏意义、来源或计划;人们紧抓不放的符号就像它们可以安慰和鼓励人一样是任意的、毫无目的的。合唱团在颂赞俄狄浦斯作为人所具有的能力的同时也小心谨慎地将更多深奥知识归功于众神。不过,伊俄卡斯忒(Jocasta)明确地质疑神谕的价值和真理,而且并不避讳地相信宇宙可能掌控在命运女神堤喀(Tycle)或者机遇的手里:“世上没有什么技能,人能穿透未来没有什么了不起。”(781—782),她宣称,人对未来的担心因而是荒谬的、愚蠢的。
害怕?
为什么要害怕?是偶然,
都是偶然在掌控我们的命运。世上没有人
可以预见未来,哪怕是一天后的未来
我们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前进
最好随遇而安,这才是我们所能做的
至于和令堂成亲——
也无须过于纠结。在您之前不知有多少人
在梦中也是与其至亲同床共眠
为此郁郁寡欢,真的没有必要
勇敢地活下去,俄狄浦斯
就算没有明天!
(《俄狄浦斯王》,1069—1078)
伊俄卡斯忒主张“机遇”是统治宇宙秩序的力量,同时也暗示了存在不同法律和不同真理的可能性,甚至存在一个更高级的法律和更高深的真理,它们不是来自有意识的知识或理性,而是来自无意识的冲动和身体。人们可以进一步论述,伊俄卡斯忒或者女性在声称或解读这个更高深真理以及更高级律法的时候通常不被信任,因此她的宣告必须得怀疑、必须得抛弃:正如罗伯特·菲戈尔斯(Robert Fagles)所言,伊俄卡斯忒“认为世界的设计是没有秩序的……她错了;设计就在那儿,要是她看清楚了设计是什么,她会改变自己看法的”[7]。
合唱团也不愿意赞同世界可能是由机遇统治的这个看法。他们一再坚持认为存在着永恒不变的法律,这些法律给看似散漫任意的生活暂时赋予了结构和意义。执行神谕特别可以用来表明神灵存在的迹象,在人的生命中神灵是全知全能并且无所不在。
娴熟的先知审视群鸟使我充满了恐惧并几近崩溃
我不能接受他也不能否定他,不知如何是好
我不知所措,黑暗的翅膀不祥地扇动起来
我不了解已经发生了什么,也不了解还会发生什么……
宙斯和阿波罗知道,他们知道
通晓人类命运所有黑暗和坎坷的众神们都知道
(《俄狄浦斯王》,550—562)
相反,预言或许不会实现的可能让合唱团无比担心,因为这会使社会混乱不堪且毫无意义。当伊俄卡斯忒怀疑这个预言时,合唱团祈祷这个预言能够实现以便确保神灵对这个世界的统治:
命运总能找到我
命运仅凭词语和行为就让我心存敬畏
伟大律法明镜高悬
生来光耀苍穹——
奥林匹克的天空,他们唯一的父亲
万物不朽,无人能创造这一切
他们的记忆永存,从未在睡梦中迷失:
他们心中存活着万能的神灵
神灵永不变老。
(《俄狄浦斯王》,954—962)
我再也没有去朝圣特尔斐
这世上不受侵害的中心
也没有去敬拜在阿坝的阿波罗古老神谕
也没有去朝圣圣火的奥林匹克——
除非这些预言全都实现
因为全人类还指望奇迹。
(《俄狄浦斯王》,985—990)
正如许多评论家们指出的,索福克勒斯也从拥护伊俄卡斯忒认为宇宙是由机遇而非神灵安排的看法中退缩了,同时也从诡辩家们对人类基于人的事迹而非神的事迹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秩序的颂扬中退缩了。预言的实现代表了存在一个更高级的律法,而且俄狄浦斯的悲剧否定了人有神灵那样的能力从而证实了这类秩序的必要性。这部戏剧起初庆祝人类理性和语言,事后证明却是错的,它宣告了人是无知的而神则是全知的。进一步来说,俄狄浦斯承认了神谕的实现并且接受了他的命运掌控在神灵手里的事实,他自己也给这部戏强加了秩序和结尾。[8]罗伯特·菲戈尔斯说,俄狄浦斯这个人试图书写他自己的故事以免语言的实现,结果却发现预言早已实现;“悲剧英雄的灾难因此成了第五世纪人类的灾难……[人类]不是衡量万物的尺度而是被衡量的东西,人还被发现存在着欠缺,人还不够资格”[9]。
[1] ‘Observations’, quoted and discussed in Peter L. Rudnytsky, Freud and Oedipu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at 127.
[2]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Birth of Tragedy, trans. Francis Golffing (New York and London: Doubleday, 1956), at 60.
[3] 辛西娅·蔡斯(Cynthia Chase)进一步论证,俄狄浦斯的罪行及其内疚是从搜集到的文本中解读出来的而没有实证证明。俄狄浦斯的内疚不在于他最初的行为中因为他对此一无所知因而是无辜的,他的内疚也不在于把他的故事拼凑到一起的当今戏剧之中,而是存在于这两者之间:“这是一个讲述说故事的危险的故事;俄狄浦斯通过讲故事而让某些事情发生了”。‘Oedipal Textuality: Reading Freud's Reading of Oedipus’ in Maud Ellman (ed.), Psychoanalytic Literary Criticism (Harlow, Essex: Longman, 1994).
[4] Jean-Pierre Vernant, ‘Ambiguity and Reversal: On the Enigmatic Structure of Oedipus Rex’ in Jean-Pierre Vernant and Pierre Vidal-Naquet, Tragedy and Myth in Ancient Greece, supra, at 88.
[5] “harmartia”这个词通常指悲剧中主人翁由于性格或判断导致的缺陷或弱点。——译者注
[6] Jean-Pierre Vernant, ‘Intimation of the Will in Greek Tragedy’, in Vernant and Vidal-Naquet, Tragedy and Myth in Ancient Greece, supra. See also E. R. Dodds, ‘On Misunderstanding the Oedipus Rex’ in Harold Bloom (ed.),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edipus Rex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8), at 42:“除了代理者意志之外一切都不重要这个教条是基督教的特别是后康德思想的特性。”And R. P. Winnington-Ingram, ‘The Oedipus Tyrannus and Greek Archaic Thought’ in Michael J. O'Brien (ed.), Twentieth Century Interpretations of Oedipus Rex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8), at 89:索福克勒斯把人同时看作“自由地自主地决定一切,从而产生了自由与必要之间的张力,而这个张力似乎是悲剧悖论中最为关键的东西……[他并没有]因为自主的意志和上苍的天真而被诱惑去捏造证据”。Also Thomas Gould, ‘The Innocence of Oedipus: The Philosophers on Oedipus the King’ in Harold Bloom (ed.)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edipus Rex, supra, at 51:“希腊人在斯多葛学派之前还没有想过我们所想到的意志,所以没有把命运和自由意志看作唯一的选择。也就是说,假如我们认为‘我们’对于意志的理解只是我们自己的于是接受了索福克勒斯对于意志的理解,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俄狄浦斯是行动自由的并且也是为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任的,即便所有事件产生的全部后果多次说是神灵所为的。”
[7] Robert Fagles, Introduction in The Three Theban Plays, supra, at 153.
[8] See, for example, Rebecca W. Bushnell, Prophesying Tragedy: Sign and Voice in Sophocles' Theban Play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9] Robert Fagles, ‘Introduction’ in The Three Theban Plays, supra, at 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