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神话与悲剧

古代雅典产生的悲剧与其他市民生活不可分割，是市民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统治法庭和政治机构等类似的结构和传统一样。悲剧出现在人及其在世上居所的对比理解的过渡时期，让·皮埃尔·韦尔南和皮埃尔·维达-纳奎特（Pierre Vidal-Naquet）称之为“悲剧时刻”。^[1]在这个边界地区，英雄价值观和市民价值观二者之间的对立，人类自治与圣灵主导之间的对立，人的正义与神的正义之间的对立，全都受人质疑。正如查尔斯·西格尔（Charles Segal）所言，悲剧突出了这些对立，悲剧把英雄从过去世界带入了城邦世界并且让他们遭遇了人内心深处的矛盾，也让他们遭遇了语言用来调和这些矛盾的模糊特性。不过，与荷马诗歌相对立的是，神话英雄的行为给人类的行为带来了教训，而悲剧却没有产生任何简单的答案。一旦过去的众神和英雄们被引入城市国家，他们的行为在剧作家看来就不仅仅是观众与政治组织（Polites）参与的一个辩论话题。神话曾经肯定的价值观被再次打开并受到质疑，众神的公正、身份、起源、人的命运以及城市自身的结构和机构也都受到质疑、受到扰乱并被推向极限。悲剧没有肯定社会秩序，而是赞同社会矛盾并且探索那些冲突既没有解决又没有调停的可能性。^[2]

查尔斯·西格尔继续主张演员所带的面具强调了戏剧的外表，赋予参与者自由地质疑社会的规则和机构。悲剧再次打开了既存的界限，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个空间让人们认识已有规则和结构的偶然性。^[3]的确，这是一个在诸如法庭这样机构中得不到支持的自我反思和质问的形式。但是，悲剧的政治效果真的比法庭上的一天更加激进吗？走出剧场还会继续质问吗？相反的恐惧是，正如奥古斯都·波尔（Augusto Boal）指责的，悲剧可以抚慰意志，平息却非挑衅观众，引领观众被动地顺从现有状态而不是质疑人类的遭遇和不平等的命运。^[4]

一旦提出质疑，它是不是一种无害的不满？是不是就转移了注意力，允许城邦及其公民表达他们对于法律和机构的怀疑和矛盾，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去质问这些是不可能的也是痛苦的。安德烈·格林（André Green）在对悲剧的精神分析解读中认为，剧场接受的伪装和夸张给此类不满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因为它描述了那个“其他场景”和无意识。^[5]雷内·吉拉德（René Girard）认为俄狄浦斯神话是在执行替罪羊这个古老的仪式^[6]，这个仪式可以延伸到剧场体验：对于吉拉德而言，居于人类社会中心的替罪羊机制本身就是无意识移情的一种形式，藉此人们将自己心理感受到的每个危险或仇恨都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在安德烈·格林看来，悲剧也可以是一种替罪羊，通过见证悲剧场面来排遣不适的情感：平息无处不在的痛苦和紧张情绪并且满足人类欲望。

此外，假如悲剧的高潮就像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英雄的发现（anagnorisis）^[7]，那么这个所谓的决议是不是另一个声称来解决和遏制冲突和差异的主要叙事呢？特别是假如悲剧认为存在一个“永久的、普遍的和不变的人性”^[8]，那么所有观众是否体验到了与英雄一样的身份认同从而体验到了英雄自我发现和自我认可的同样的情感宣泄呢？女性读者和女性观众是否体验到了俄狄浦斯崩溃的相同遗憾和恐惧，以及是否体验到了他通过自我视而不见达到象征性阉割的情感宣泄呢？或许正是只有让悲剧的结局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或许只有通过强调我们的阅读以及戏剧表演中各种相冲突的观点，悲剧才可以像尼采所希望的那样依然“超越善良与邪恶”而存在。

[1] Jean-Pierre Vernant, and Pierre Vidal-Naquet, Tragedy and Myth in Ancient Greece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1981） ［1972］, at vii.

[2] See Charles Segal, Tragedy and Civiliza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Sophocles, supra, at 21 and 51; Jean-Pierre Vernant, Myth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supra, at 214：“神话以最原始的形式提供了。从未明确构成为问题的答案。当悲剧取代神话传统时，它用这些传统提出了一些无解的问题”；罗兰·巴尔特认为：“神话来自矛盾并逐渐发展成为对矛盾的调解；相反，悲剧拒绝调解且继续保留冲突”，quoted by Segal, supra, at 51。

[3] Segal, Tragedy and Civilization, supra, at 42.

[4] Augusto Boal, ‘Theater of the Oppressed’, trans. Charles A. and Maria Odilla Leal McBride （London: Pluto Press, 1979）.

[5] Andre Green, The Tragic Effect, trans. Alan Sherid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格林进一步宣称每个英雄和每个观众都是俄狄浦斯戏剧中的儿子，与众神抗争最终被镇压，再一次确保了父亲的胜利：“最后没办法，每个文本都是从谋杀（父亲）开始以期获得快感和性的占有（对母亲的）”；第32页。

[6] 对于雷内·吉拉德（René Girard）来说，俄狄浦斯的罪行是要废除社区秩序和稳定所依靠的差异；因为一旦秩序恢复，“俄狄浦斯就成了所有社区病态的存储库……人类替罪羊的一个主要例子”，用来保卫和清洗社区由于自身的暴力和不可调和的差异所造成的后果: René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London an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at 68-88。

[7] “anagnorisis”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用语，它与“peripetia”（突转）被视为悲剧情节的主要成分。——译者注

[8] Raymond Williams, Modern Tragedy （London: Chatto, 1966）, at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