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新结构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当然，这里所指的是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本书选择性地收录了几个我正在从事的学术研究的主题，相信这些也是国内与国际学术界比较关心的重要问题。我试图结合这些具体的问题来阐述与展示新结构经济学分析的独特视角与方法。

其中，第五部分是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我认为从结构转型与上下游垂直结构的角度去分析可能会带来与其他主流视角不同的收获，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当前的国企改革与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的本质差异在哪里，改革的迫切性有何不同，改革的具体措施又应该将重点放在那里。事实上，最近我刚刚完成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的一项关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关系的研究课题，其主要思路也是围绕着结构分析展开的。

第六部分是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我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精髓是要认清并且牢牢把握住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对应的一系列经济结构的内生差异。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需要我们具体讨论为什么这些能够顺利跳出“低收入陷阱”的国家却没踢好下半场球，长期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考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究竟如何不同，面对的发展的挑战与瓶颈究竟如何不同，最优的制度与政策应该做出哪些适应性的调整，等等。而这些，恰恰就是新结构经济学最想强调但是在主流理论中尚未被充分研究的问题。

第七部分是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讨论。对于任何一个关于中国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我认为都应该充分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同时包含四个结构性的过程：第一，伴随着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农业、工业、服务业之间的结构转型过程；第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第三，从封闭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贸易金融体系的开放过程；第四，从政治军事外交的区域性弱国向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世界性政治大国的崛起过程。我认为，这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并存性构成了中国宏观经济的特殊性。无论是对中国转入“新常态”的主要成因的分析，还是对相关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收入再分配政策、对外投资与国际贸易政策的分析，都应该更好地纳入结构分析的维度。

第八部分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讨论。新结构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发展时比较强调制度与政策的内生性，而政策内生性，特别是低效率制度与政策的持久存在，这些都是政治经济学特别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在非选举民主的国家，如何分析政策的内生制定过程？如何结合不同的发展阶段与政治体制去分析最合适的政策是什么？如何分析为什么同样的政策在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有些成功了而有些却失败了？经济学家对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需要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亦是如此。譬如，现在主流学界反对产业政策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其否认市场不完善与市场失灵的存在，而是认为现实中政府失灵的问题更严重，所以主张与其让一个自身有很多问题的政府插手进来，还不如政府不管。所以本质上，这就属于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与实证分析（positive analysis）的区别：究竟讨论的是前者（政府最好应该做什么）的应然问题，还是后者（实际过程中政府会怎么做）的实然问题。而对后者的深入分析则需要做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讨论。目前为止，对新结构经济学中的产业政策的讨论还主要是应然分析。而大部分批评者主要是在强调我们忽略了实然分析。因此，我主张，“有为政府”的含义需要同时借鉴与引入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不仅要讨论如何纠正市场失灵的问题（那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大都同意），而且还要直面讨论如何纠正政府失灵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目前也许在这一方面的理论准备还不够充分。要深入地讨论政府就必须将政府当成具有多个相互博弈的决策主体的经济学结构与组织加以分析，而不能再将政府作为单个决策主体。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过去40年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对于整个世界而言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经济问题与现象也就越来越具有国际重要性。特别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实践为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大量活生生的研究素材。新结构经济学的倡导者林毅夫教授本人也是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并以此成名的经济学家，目前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研究团队成员也主要是华人学者，所以很多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讨论通常都是先围绕着中国经济问题展开的，其中有一些再进一步引申到跨国分析。在具体政策实践上，也大都先围绕中国的实际问题展开，这也是国内政策界、商业界与媒体关注的焦点。

当然，新结构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些，也远远不止中国的问题，这需要特别强调。新结构经济学旨在提炼出研究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性问题与演化发展过程的一般化理论，而不是仅仅关注中国经济。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并不等同于中国经济研究，而且新结构经济学中的任何理论概念的重要性、现实贴切性也不能仅仅根据中国的当前情况与需要来判断，还要看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中国之外的经济体的发展特征。比如，中国当前的主要问题之一有可能是政府过于强势、“乱为”太多，所以需要限制与纠正这些“乱为”；但对于包括非洲不少国家在内的很多欠发达经济体而言，最主要的发展瓶颈却是政府能力太弱，甚至无法有效行使基本的公共服务职能。我们不能只根据中国的当前需要来提出理论概念，更不能以个别国家的实然分析来否定一般理论的应然分析。在政策实践上，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智库团队不仅在国内与各部委和各地区地方政府合作，展开深入的调研，而且在非洲诸国、波兰等国也与当地政府积极合作，将新结构经济学的原理运用到具体的政策实践上，同时也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修正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