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论

严格讲起来，与新结构经济学直接有关的学术争论应该至少包括20世纪90年代末林毅夫教授与张维迎教授之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以及20世纪初林毅夫教授与杨小凯教授之间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事实上，这两个争论至今仍在继续。但如果我们将林老师在2009年6月2日举行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部第四次高级经济学研讨会上做“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的报告当成新结构经济学正式诞生的标志性事件，那么在此之后，与新结构经济学直接相关的社会影响最广泛、交锋最激烈的学术争论莫过于2016年发生在林毅夫教授与张维迎教授之间的那场产业政策之争，以及后来发生在林毅夫教授与田国强教授之间关于“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的学术争论了。

林、张之间的产业政策之争其实至少可以追溯到2014年暑期在上海复旦大学韦森教授组织的那场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学术追思会。2016年8月，在我的本科母校复旦大学又举办了“产业政策：回顾、反思与展望”的学术研讨会，是由我倡议发起并共同参与组织的，在这次研讨会上，林毅夫教授做了关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的主题发言，强调了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而没过多久，张维迎教授在另一个场合针对产业政策做出了非常不同的论述，认为应该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这进而逐渐引发了包括学术界在内的全社会的大讨论。特别是2016年11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由黄益平教授组织并主持了一期“朗润/格政”特别活动，邀请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老师同时登台，就产业政策问题现场PK，实况直播，更是将这场辩论推向了高潮，英国《经济学家》等国际主流媒体都对此争论做了报道。

我本人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者，也很自然地卷入了这场争论。对于这场争论的学术质量与价值，学术界同行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不管如何，至少在客观上促使有关学者将相关学术文献与国外经验都趁机学习或者回顾了一遍，也促使全社会，包括市场人士与决策部门，都更加认真地思考了产业升级与政府角色的问题。也正是在这场大争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并了解了新结构经济学，知道了“有为政府”。但由于这场争论主要是在新闻媒体上进行，而不是在学术杂志上的书面交锋，所以难免会出现一些媒体记者或刻意或无意的失真、失准的报道，然后很快在网络上以讹传讹，甚至有不少学术界的职业经济学家都被媒体误导，对新结构经济学也产生了误解。为了正本清源，本书的第一部分的第二篇文章“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以及整个第三部分专门结合我自己的相关研究和对于文献的理解，针对性地阐述了我对产业政策，尤其是新结构经济学所主张的和所批评的产业政策的理解，同时就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常见误解做出了澄清。

经济学中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令人纠结的话题。新结构经济学在讨论经济发展时必然会涉及政府的作用，自然也包括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主张政府积极有为，很快也就变成了国内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尤其是在中国仍旧存在大量不合理的政府干预与管制需要被取消与放松的现实背景下。据我观察，反对“有为政府”提法比较集中的一个群体是商界与市场人士，他们每每痛陈在做生意的时候被政府的“有为”折磨得苦，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士曾经从政府的扶持政策中得到过巨大的好处。在经济学术界，对于“有为政府”的反对更是强烈，其中赞成无政府主义的是少数，更多的反对者，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于“有为政府”的概念与内涵不了解，甚至望文生义，没有理解清楚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乱为”与“不作为”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其中，反对“有为政府”的一个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是田国强教授，他不断批评“有为政府”没有限制政府干预的边界，批评“有为政府”的理念会动摇甚至阻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大方向，进而提出应该提倡“有限政府”。同时，田教授对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的含义与外延，以及相关理论逻辑也提出了学术性的批评与质疑，这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人看来，如果“有为政府论”是个错误的理论，那么整个新结构经济学的本质就是错的。这就把这种误解产生的后果变得特别严重了。

因此，本书第一部分的第三篇文章“详论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的内涵——兼对田国强教授批评的回复”与整个第四部分都专门就“有为政府”的问题做出了针对性的澄清与阐述，并且希望通过对相关各个理论概念严格的思与辩，使得新结构经济学中对于“有为政府”的论述在内部逻辑上更加严谨一致。我在文章中强调，在其政策含义上，新结构经济学的有为政府论不仅不反对必要的市场化改革，而且明确地支持并且论述应该如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地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