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声律与唐诗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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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同句律形成过程及与五言诗单句韵律结构变化之关系

近体诗律形成的一个前提基础,是五言诗单句的律化。但学界此前在研究五言近体诗声律体系成立问题时,主要考察的是五言诗句、联间“粘对”规则的建立,对单句律化问题关注不够。即便有所涉及,亦多从齐梁时期甚至到汉魏时期的五言诗中找寻出符合后世近体诗律的律句,然后看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启功在《诗文声律论稿》中就认为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和锺嵘《诗品序》所举诗例已为律句,并以此说明“永明时代的声律学说,是诗歌方面走向律化的几项探索归纳”[1]。稍后,徐青的《古典诗律史》更是追溯到东汉五言诗,并从中找到一些律句,认为近体诗律自五言诗产生之初即已萌芽[2]。到二十世纪末,刘跃进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则钩稽出永明体诗中诸多严格律句和特殊律句,认为齐梁时期大量律句的运用已非偶然现象。吴小平的《中古五言诗研究》也认为,近体律句的四种基本节奏型及十二种变格“都是从永明声律说当中产生的”[3]。最近,卢盛江在其新著《文镜秘府论研究》中,仍认为“永明时期对近体诗律就已有比较自觉的追求,尽管远没有达到初唐近体诗律的成熟程度”[4]。其实,这些著作在研究思路上都是以后世的平仄观念论永明体甚至汉魏诗,以近体律句的二四异声规则来分析永明句律,存在着执近体观念以绳齐梁永明体诗甚至汉魏晋宋诗的偏误。郭绍虞是较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学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声律说续考》中曾经指出:“后人习惯于平仄之分,于是对于这一时期的理论,也往往引入了歧途,常以后人的平仄观念去解释当时的理论。”[5]因此,何伟棠的《永明体到近体》即抓住永明声律说中“四声分用”“二五音节异声”的用声规则,归纳出永明体诗歌的四大句律格式,认为永明句律与近体句律之差异,主要在于二五音节四声相异与二四音节平仄相对之别,而且注意到了永明句律向近体句律演变的阶段性,方法可取,突破较大[6]。到本世纪初,施逢雨发表了《单句律化:永明声律运动走向律化的一个关键过程》[7]的专论,在对梁、陈、隋及北朝三十七个代表诗人作品的声律情况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初步梳理了五言诗单句律化的历程,并阐释了其发展原因,将该问题的研究又推进了一步。鉴于最近仍有学者在“执近体观念以绳永明体”,加上施逢雨文对五言诗单句律化进程的描述和阐释仍有不少可细化和深入之处,笔者遂在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现存南北朝隋唐五言诗进行全面声律分析和数据统计[8],再结合此一历史时期相关诗律理论资料,抓住五言诗单句律化过程中的几个主要环节和理论问题,分层面多角度地进行探讨。下面主要介绍笔者对五言诗单句律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大同句律形成过程及与五言诗单句韵律结构变化之关系的研究心得,敬请海内外专家不吝指正。

[1] 第122页。

[2] 本世纪初,徐青在其著作《唐诗格律通论》中仍沿用此种研究思路。

[3] 第210页。

[4] 卢盛江:《文镜秘府论研究》上册,第370页。

[5]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辑,第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6] 杜晓勤:《一部方法科学新见迭出的诗律史著作——何伟棠〈永明体到近体〉评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125—128页。

[7] 《清华学报》新第二十九卷第三期,第301—320页,新竹,2000年。

[8] 笔者使用自主研发的《中国古典诗歌声律分析系统》计算机软件程序(该软件之研制曾获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2011年结项,被评为“优秀”等级),对汉至初唐现存五言诗全部作了声律分析和数据统计。详见本书附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