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碎片化”的进程

现今的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表现为一种不断裂变、碎片化的进程；它不止预示着更多的冲突与矛盾，也在不知不觉中孕育着新的特质、更多行为体和进步的因素。

联合国诞生至今的70年历史，从一个侧面提示了世界政治地图的改变趋势：这个全球性国际组织，在建立之初只有51个主权国家成员；到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它不过百十个会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联合国的会员数目在150个左右；如今，联合国的正式成员与正在申请加入它的主权国家总数达近200个。联合国成员数这种加速度、跳跃式的增长，不过是当代全球化进程催生下国际体系“层化”的表现，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格局在世纪之交受到民族关系“元素化”冲击的一种结果。

图4　南苏丹共和国正式成为联合国第193个会员国（2011年7月）

来源：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15924）

众所周知，近代民族国家体系自诞生以来，先后出现了几次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中叶前后，在资本主义逐渐兴盛的欧洲，曾长期受教廷摆布和少数大国强权支配的一批欧洲国家脱颖而出，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如德国）；第二次同样发生在欧洲，这次是在传统的边缘区域——巴尔干和东南欧，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而产生了一批中小独立国家；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五六十年代，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废墟上宣布独立；20世纪90年代冷战格局终结，导致又一批非主体民族（尤其在中东欧地区），建立了主权国家——最近的这次进程尚未结束，裂变的潜流还在涌动（如前南地区的科索沃，俄罗斯联邦内部的车臣、印古什等北高加索地带）；典型的事例是乌克兰的转向与前苏联集团内部的更大争斗。造成这种不断裂变、国家数目增多的深层次原因，不仅是某些国家旧时的压制性政策造成离心倾向和西方集团的大力助推，更在于全球范围民族问题风向标的变化。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多元民族组成的联邦政体是受到大力推崇的，多民族国家被认为具有更大的发展优势和潜力（美利坚民族的“熔炉”示范效应便是典型）。

上述曾经被广泛接受的认知，包括大量主权国家的政治实践，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受到质疑，在苏联解体后更直接受到抨击和挑战。反其道而行之的，是民族关系及实践中的某些原教旨主义滋生、坐大和泛滥，这些原教旨主义形形色色，但共同点之一是强调本民族、部族，甚至教派、血缘、语言、文化传统的纯洁性和高尚性，并且在对比中贬损、降格其他的民族、部族、教派、血缘、语言和文化传统。这类比较褊狭、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在行动纲领层面表现为反对联邦政体或任何多元一体式的政治安排，质疑多民族国家体制的优点，力主在更加单一（它们所谓“纯洁”）的民族、部族、教派、血缘、语言、文化传统基础上，建立更加独立或自治的政治体制和管理方式。不用说，很多国家政府在综合治理上的失败，包括压制性的、不公平的内部民族方针，是这种思潮和政治纲领的催化剂；而当今世界各种民族与各个国家的不重合，则是孕育民族国家裂变种子的“天然土壤”。

我们现有的国际体系里，只有不到200个主权国家的正式席位，而它们名义上代表和容纳的各种大小民族、部族，数量超过上千个。例如，单是前苏联内部就有120多个大相径庭的民族，前南斯拉夫联邦内部也有近30个源头各异的民族，非洲第一人口大国的尼日利亚内部有着数百个历史传统不一、相互关系复杂的部族。全世界近200个国家中，1/3是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如波兰、日本、韩国、以色列等），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组成的政治国家。在世界政治的基本结构、重大潮流和基本符号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体系安排时，如20世纪90年代之前，民族分离主义和各种极端主义诉求长期处于不活跃状态；一旦国际氛围扭转，譬如说大的霸权体系分崩离析，那些弱小的或受压制的民族（部族）及其政治代理人就开始争取自主和独立的身份。世人目前见证的，是一个对多元民族国家体系及思想基石带来重大挑战的时期，一个可能持续很长时间的地缘政治过程。

“碎片化”的国际进程，让国家的控制力不断削弱，给新的国际行为体更大空间。伴随国家权威性和掌控能力的下降，形形色色的多元主义、民粹主义、新社会运动、反国家的教派纷纷崛起。如果说，过去的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打碎帝国主义锁链和建立世界秩序的潮流中一直扮演主角，那么，现在的主角和配角经常是互换的或模糊的，新的目标和实现手段逐渐分解到不同的行为体及其行动那里。相对简单的国际旧秩序趋于瓦解，而新的国际结构形态复杂多变。这种“新常态”，是国际社会壮大的一个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