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变迁中的世界政治
21世纪前叶的世界政治,呈现出一种扑朔迷离、复杂多变的局面,然而不管看上去多么混乱无序,它里面依然包含着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呈现出预示未来的某些重大线索。
总体而言,当下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世界政治,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与趋势:第一,政治一元时代符号的式微。继冷战时代的两极格局终结之后,美国的单极世界霸权也在缓慢而持续地衰落。与20世纪90年代一种普遍的预想不同,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美苏间冷战的结束,绝不只是“一种主义挑战另一种主义之历史的终结”(福山的说法),它同样揭示出一个更加长远而意义重大的历史进程的到来,即依靠政治一元论和绝对真理形态(体制和观念)统治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时代,逐渐被一种更加复杂精细、层化多维的新取向——我们今天甚至还来不及对它加以定义——所挑战、冲击、解构和取代。人们模糊感受到的,仅仅是权力流散与多样化、决策分权和透明化压力、更多力量中心和挑战者的出现、公民个体自由权的增加及媒体摆脱控制的努力等日常现象。第二,国际社会的快速成长。现在得到广泛讨论的政治力量多极化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大趋势,不光在器物层面创造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新产品、新行业和新服务,它们也促进越来越多的公司企业、跨国性组织、知识分子和公众传媒参与全球事务,让这些新的行为体加入到塑造国际规范和行动方式的行列中来。对全球政治光谱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一个意义重大的形态转移,即“国家在变小”“社会在变大”。上述趋势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全球性问题的助推,即:威胁各国和人类整体的国际危机不断加深,如气候变化、生态危机、恐怖主义、区域热点等,但解决这些危机和威胁的政府间合作却远不如人意,尤其是某些重要国家的互疑和战略枢纽地区的争端持续不断。对政府和国家机构的失望,也令非国家的行为体及其选择方案变得更有吸引力。国际社会的崛起,越来越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三,全球外交转型与进步。国际强权及其精神意志的衰减过程,国家间的百舸竞发局面,也激发了各国外交及国际社会的交往方式的创新升级。被打上“外交民主化”标签的新进程,其实远不止传统民主理论所指的“权力制衡”这一项内容;它首先是对传统大国权力垄断的一种再平衡,是更多新兴大国的生成、话语权争夺及更多中小国家的活跃与联手。其次,在现代传媒和信息手段面前,各国内部旧时相对封闭的和少数人暗箱操作的外交决策方式面临更多困难;在我看来,外交好似一个不断被剥开、层层展示的竹笋。此外,民意、公众情绪、民族主义之类的东西,成为有权势者无法忽略的社会存在,公共外交不仅时髦而且必需,成为新外交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在哪里,不管什么形态,“小外交”都在向“大外交”转变,哪怕始终存在“核心圈”与各种轨道、层级、外围的区分。最后,各种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规章制度,成为各国外交决策的风向标和参照系之一;国际机制像一张铺展伸向世界各个地域角落、各个功能领域的大网,而且越来越密、越来越有力。
然而,人类的进步绝非一帆风顺,国际关系仍然充满争斗乱象。新时期的世界政治,尤其包含了更大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变革期的痛苦与错乱、新旧力量交替过程的无序与所谓“真空态”。例如,现代化进程在全球不同国家的推进,既带来GDP的提升和人均福利的改进,也形成新的社会精英、利益集团和流动过程,把原先相对简单的结构打碎或分化,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与分裂。人口的国际性流动、难民问题的大量扩散、国际性的产业分工与转移,加上文化宗教和历史背景方面的差异,同时带来了技术、体制和观念的学习互鉴机会,增加了种族矛盾或“文明间冲突”的危险。工业产能前所未有的效能、现代技术的各种变异与突破、互联网和各种新媒体的大量涌现,不光贡献了积极的、便利的东西,同时也带来气候的异常、生态的沙漠化和其他退化、电脑技术病毒的扩散、金融体系的巨大风险、网络恐怖主义的蔓延,后面这些消极后果是过去的体制与战略无法应对的,让国家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疲于应对、漏洞百出。特别要指出的是,面对新的挑战与难题,国家的管理方式与交往的规则并没有很好地适应,旧的丛林法则与零和博弈方式仍大行其道,妨碍解决问题所需的合作推进,使得很多麻烦变得难以收拾。不夸张地说,转型期的国际社会,面对的既是现代化进程技术性的、器物层面的困难,又是西方发达世界的乏力,是传统国际权力结构的危机,是旧思维(包括线性思维和冷战思维)的危机。另外,当人们在谈论人权、平等和参与机会方面的进展时,在观察各国民主化进步的各种指标时,也不能无视一个事实,即西方现代民主模式仍然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和强加倾向,带来了复杂的后果和持续的不确定性;它们在落后的第三世界造成大量政治水土不服现象的同时,迫使非西方的新兴大国加入解决各种难题的行列。就中国人而言,虽无法简单判断其后果的好坏优劣,却能清晰感受承担更大国际责任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压力。不管喜欢与否,在当代国际关系的转型期,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正在走向全球政治的高地。
下面,从不同侧面对当代国际社会的动向作些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