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夏代歷史的探索

根據歷史記載，大約在公元前兩千多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襲制王朝夏誕生了。夏代究竟應該從大禹算起還是從他的兒子夏啓算起，學術界雖有不同的看法，却無關宏旨。按照古本《竹書紀年》的説法，啓曾經同益争奪王位，把益殺了。又曾經與有扈氏打了一大仗，政權還没有穩固，到他的兒子太康時就被東夷有窮國的后羿推翻了。後來羿又被寒浞推翻，等到太康的重孫少康在别人的幫助下才得以復國，史稱“少康中興”，夏朝的統治才穩固下來，在考古上要把這一段歷史弄清楚是十分困難的。用已知推未知的方法，還是應該從早商文化往前推，把夏代晚期的遺存找出來，再來探討早期夏文化的問題。

距離河南偃師商城以西約6公里有一個二里頭遺址，那是著名的古史學家徐旭生先生1959年爲尋找夏墟而發現的。遺址規模之大和遺物之豐富讓徐先生特别關注，認爲那應該是一個都城級的遺址。可是徐先生並没有把它判斷爲夏墟，而推測“爲商湯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1]。那個遺址現存約300萬平方米。由於遺址的北邊被洛河冲毀了一部分，估計原先應該有400萬平方米^[2]。發現有多處宫殿遺迹，其中1號宫殿基址就有一萬平方米，上面有宫殿、門廳和迴廊，中間是一個大庭院。二號宫殿略小，但結構更加規整。前不久又新發現了幾座宫殿基址。所有宫殿都是坐北朝南，方向一致。圍遶宫殿有道路和城墻，城内面積達10多萬平方米，明顯是一座宫城。照理外面還應該有更大的城圈，也就是王城的城墻，可惜至今没有找到。不過既然有這麽大的宫殿和宫城，自然應該是王都所在。二里頭遺址可以分爲四期，宫殿主要在二、三期，延續使用至四期之末。一期雖然没有發現宫殿，但一些迹象表明其規格不同一般。出土物中有稀有的白陶、象牙器和緑松石製品等，還有青銅工具，這些都不是一般聚落所可能有的。從一開始就有這種規模和規格，應該是有計劃建設的都城。只是由於後期的破壞比較嚴重，整個布局還不大清楚。

二里頭遺址除宫殿外，還有面積達1萬平方米的銅器作坊遺址。在一些中小貴族墓中出土的青銅器有鼎、斝、爵、盉、鈴等禮樂器，戈、鉞、戚、鏃等兵器，錛、鑿、鑽、錐、刀和魚鈎等工具，還有鑲嵌緑松石的銅牌飾等。從銅器作坊遺址中出土的鑄銅陶範來看應該還有更多更大的器物。可以説在後來商周時期各主要類别的青銅器在此時都已初具規模，從而開啓了中國青銅時代的先河。二里頭宫城外的道路上還遺留有雙輪車的車轍痕迹，這一發現與所謂夏代奚仲造車的傳説不謀而合。

二里頭一期到四期的文化發展是連續的，第四期之後突然衰敗，此時正是偃師商城興建之時。許多學者認爲這一興一衰，正是夏商王朝更迭最直接的物證，是劃分夏商兩代之間最好的界標。結合兩者文化特徵的比較分析，推測二里頭遺址應該是夏代的王都，是中國第一個世襲王朝的都城。不過二里頭遺址的年代，據碳-14方法測定，大約在公元前19世紀中葉至前16世紀中葉，前後只有300年左右^[3]，最多只相當於從少康中興直到最後一位帝王夏桀的時期。

至於夏代早期的都城，由於那時政局的不穩定性，要在考古遺存上找到確切的證據頗不容易。不過最近找到的一些綫索，也許爲進一步的探尋提供了一綫希望。一個是河南登封王城崗城址，屬於中原龍山文化的晚期。有大城和小城，大城至少有30萬平方米，其中有多處用人牲奠基的情况。旁邊的東周城址出土多個有“陽城倉記”戳印的陶器殘片，所以發掘者認爲王城崗就是傳説中“禹居陽城”的那個地方。碳-14測年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也與夏代早期的年代基本相合^[4]。另一個是河南新密市的新寨遺址，那裏也有一座30萬平方米的屬於中原龍山文化晚期的城址，在稍晚的新寨期又包着龍山文化的城址築城。在後者城内有大型建築基址，遺物中可以看出不少東方的因素^[5]。所以有的學者推測它可能是后羿代夏時期的都城。這兩個地方的考古工作都還僅僅是個開始，是否真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當然還需要進一步的發掘和研究。

應該强調的是夏王朝並不是孤立的，和夏王朝同時還有其他國家或王朝，只是夏王朝的勢力最强，文化先進，因而影響也最大。從《殷本紀》和甲骨文所見商先公的世系和事迹來看，那時的商人也建立了一個與夏王朝並立的世襲王朝。過去以爲商的先人起自東方的山東一帶，現在看來並不正確。真正代表商先公時期的考古學文化應該是所謂漳河型的先商文化，這是從文化特徵的比較分析中得出的結論。它分佈於河北省的中南部和河南省北部，與代表夏的二里頭文化相鄰，只是至今還没有發現一處先商的都城遺址。最近在河南濮陽戚城發現一處龍山時期的城址，是否與商人早期的活動有關，值得注意。與夏朝發生關係較多的是東夷。近年在山東、河南東部和江蘇北部發現的岳石文化已被證明是夏代至商代初期的東夷的文化，它是繼承山東龍山文化而發展起來的。其中心可能是章丘的城子崖，那裏發現的岳石文化城址頗具規模，城墻的版築技術已很成熟，説明其文化發展水平不低。

如果從考古學文化的角度來看，夏文化影響的範圍更爲廣大。例如遠在内蒙古東南部地區，屬於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敖漢旗大甸子墓地中，就有13座出土陶鬶（或盉）和陶爵，形制和二里頭的出品十分相似^[6]。在甘肅、青海地區的晚期齊家文化，四川成都平原的早期三星堆文化，江漢地區的“二里頭文化”以及江浙地區的馬橋文化等，也都出土了類似的器物。這些文化還或多或少出土過一些青銅器，開始步入了青銅時代。如果説夏文化在中原地區的崛起代表着華夏文明基本特質的形成，那麽它在整個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中的核心作用和輻射作用，則爲往後中華文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 《考古》1959年第11期。

[2] 許宏《最早的中國》，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頁。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0—81頁。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登封王城崗與陽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崗考古發現與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

[5] 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