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研究报告(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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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顺德区大部门体制改革的经验和启示

尽管还存在上述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顺德区大部门体制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和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目标符合党的十七大以来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代表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积累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一)解放思想是改革取得突破的源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27]。解放思想是新时期顺德区改革的最鲜明特点,也是顺德区改革的成功经验。顺德区1992年和1999年的综合改革得益于解放思想,大部门体制改革取得的突破同样得益于解放思想。顺德区大部门体制改革面临着惯性思维的束缚、既得利益格局的阻碍,所有这些无不考验改革者的智慧和勇气。“政府改革尤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陈旧观念的束缚,尤其需要发扬‘三不足’精神,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政府创新贵在突破性的改革,贵在创造性的制度变革”[28]。顺德区敢于挑战党政分开,大胆探索出了党政联动的基层政府组织机制;敢于触动既有权力格局,部门调整后原正局职位实际减少38个等,所有这些突破性改革都是解放思想、打破传统思维束缚的结果。解放思想是改革取得突破的源泉,这是顺德区大部门体制改革的经验和启示之一。

(二)多级联动,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上级领导对基层试验的鼓励和保护是一种潜在的‘政策保障’机制。这个机制对于基层开拓性的试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上一级领导不支持也不推广下级的政策创新,自下而上的政策试验将是毫无前途的”[29]。党的十七大提出“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以来,广东省肩负着先行先试探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任。顺德区大部门体制改革是省、市(区)、镇、村社等多级联动、通力配合的结果。2009年8月17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同意顺德区继续开展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综合改革试验工作,在维持顺德区目前建制不变的前提下,除党委、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系统及需要佛山市统一协调管理的事务外,其他所有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事务,均赋予顺德区行使地级市管理权限。[30]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支持给顺德区打破传统的条块分割,合理优化条块关系,建立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奠定了基础。此外,广东省委省政府还在顺德区大部门与省级对口部门的联系和对接上给予强有力的政策和法律支持。同时,顺德区通过简政放权和不断推进配套改革,调动了下级及企业、市民、公务员等广泛参与和积极配合改革,从而使改革在多级联动中得以顺利推进。

(三)精心筹划确保改革全面周到,同时又要及时调整确保改革稳步推进

成功的改革建立在精心筹划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对于可能遇到的问题要通盘考虑。同时又要采取“试错”的态度,在实践中及时调整和修正改革措施,确保改革稳步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牵涉面广、涉及问题多、难度大。顺德区大部门体制改革方案出台之前,在全国进行了广泛调研,并吸收了港澳地区和新加坡政府机构设置与运行的有益经验,在紧密结合顺德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形成了部署周密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同时,顺德区改革坚持“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不争论,允许试,错了及时纠正,努力降低改革成本,确保改革成功”等原则,确保改革既能大胆推进,又能得到及时调整,以实现改革稳步推进。例如,顺德区改革最初把统一战线工作部并入了社会工作部,但鉴于统战工作在当前重要的战略地位,改革不久又重新加挂了统一战线工作部的牌子。

(四)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推进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有机结合起来

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推进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和实现发展是顺德区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又一经验。例如,顺德区跳出了精简机构和分流人员的思维模式,制定了周密的干部安排配套方案,充分兼顾了各方利益,采取“编制不突破、人员不降级、转岗不下岗”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阻力,保持了干部队伍思想稳定,实现了较为平稳的磨合和过渡,从而将改革的力度、推进的速度与社会的承受能力有机结合起来。

(五)以建立服务型政府为目标,把握住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趋势,满足了群众对政府职能转变和提高行政效率的要求

顺德区大部门体制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以建立服务型政府为目标,把握住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趋势,从而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这是改革成功的最大经验。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机构都建立起了大部门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成为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顺德区大部门体制改革不仅顺应了党的十七大指明的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而且是在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开展的,它契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客观需要,把握住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趋势,满足了群众对政府职能转变和提高行政效率的要求,从而为改革赢得了最大的合法性和最广泛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