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曹文轩

几年前，洪子诚老师出版了一本叫做《问题与方法》的书，他说出版社总是抱怨他的书名“古板而老套”，但到底因为自己“缺乏想象力”的缘故而没有更换为其他更为满意的名字。洪老师的幽默与他学术的敏锐总是同时到来，不用说，这肯定是北大当代文学“迷惑”学生的重要传统，而对于今天的当代文学研究来说，“问题”与“方法”从来都没有显得如此重要。

单纯的作家研究，北大向来是警惕的、谨慎的，一方面，在当代文学有限的、持续行进的历程中，关于“谁能写、谁不能写”的争论，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文学史权力斗争的陷阱；另一方面，历史在场者的焦虑也会不同程度地局限、困扰研究的有效性。赵晖在北大读书，这一点她不会不知道，但是开题前的纸上谈兵似乎并没有让她真正意识到写作可能陷入的困境，尤其是前期准备时，大量对海子诗歌一无所触的“表面文章”更激起了她好好做一篇作家论的强烈愿望，我能够了解她的想法，但是作为导师，我必须提醒她换一种方式与这些资料面对面，她可以而且应该站得更高，变“海子研究”为“关于海子研究的研究”，这才是一篇博士论文需要努力的方向。

现在，这篇论文的出发点仍旧是个老问题，只是赵晖关心的方向变了，大家都在自己的院子里种玫瑰，都在说谁家的玫瑰种得好，谁家的玫瑰种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或者根本就不应该在院子里种玫瑰，这很可笑等等，她却想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关心玫瑰？为什么不同的时候同样的人对玫瑰的看法却不一样？新方法看老问题，论文的路子一下子宽了许多。很多学生都觉得博士论文的选题很难，其实，有的时候只需要换个角度。

大家都知道，海子是一个“著名”的当代诗人，这个“著名”不仅源于他的诗歌写作，更源于他所表征的诗人形象以及这一诗人形象所张扬的一种抵御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高贵的诗歌精神。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学界与大众文化持续关注的热点，“海子”更日益成为深意迭出的能指符号。这本书正是在对海子符号化的历史溯源上，显现出了自己的方法价值。

“海子”不仅仅属于文学，但他也绝不仅仅是所谓的“建构”。骆一禾当时就和我说，“曹老师，您看一看海子的诗。”我一看就喜欢了，那个时候海子还完全没有被建构，我就喜欢他的文本向我提供的东西，所以，被建构的人本身提供的可能性是至关重要的。赵晖很喜欢海子的诗，看得出来，这种喜欢给了她胆力，在海子诗学观的相关部分，她借着中国学者对古希腊哲学的理解，小心翼翼地靠近海子的诗歌理想，实际上说的都是自己的想法——当然还有更好、更专业的结构与表达方式，但是姑且给她胆力，有时候因热爱而生出的“冒失的勇气”也能提供真实。

在答辩的时候，也有老师提出，赵晖的论文写得很好看，这个“好看”，仍然是个方法问题。一篇好看的小说，是会“摇摆”的小说，赵晖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也有这种“摇摆”的意识，她会仔细地分析不同人对海子诗歌及其诗人形象的话语建构，在每个建构中寻找缝隙，或者直接让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话语评价相互对话，让它们在叙述与修辞的差异中呈现微妙的感性的龃龉。有的地方写得很精致，让人会心，但有时也会因为沉迷于摇摆和会心而不够深入透彻，这是她的特点。

这本书核心的叙述线索是，90年代以来关于海子的评价和阐释实际上是建立在言说者对“80年代”文化想象的基础上的。所谓“80年代”镜像的提出，既是论文的创新之处，也是论题的挑战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把这本书看做是一尾航程，我得说，我们有一个大胆的导游，但沿途的风景远胜于它的标识地，就像她注意到了“海子”背负的80年代想象，但关于“80年代”叙述的本质化倾向却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标识地原本可能予人的震撼。评议时，很多老师都因着这沿途的旖旎而对论文寄予了厚望，离开了校园的修改，难免有时间的局限，有浮躁的习气，但这一切都不能真正成为理由，作为导师，我希望她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于勇气和感性之外，收获更多深入沉静的思考，以此为勉。

2011年3月26日于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