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春晚》的发展

一、作为源头的“笑的晚会”

《春晚》发生的滥觞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初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举办的“笑的晚会”。1961年，中国刚刚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凋敝的民生获得了一定的恢复。在政治上，“左倾”冒进的思想被压制，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政策也得到了必要的调整，文艺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松动。从1961—1962年，相声、评书、戏曲等传统艺术在社会上得以再次崭露头角，外国戏剧和电影在中国银幕和舞台上也明显增加，在这种大气候的熏陶下，诞生于1958年的中国电视界也有所动作，这就是数次“笑的晚会”的举办。

从1961年8月30日开始，“笑的晚会”前后举办了三次，内容以相声为主，辅以话剧片断、独角戏、洋相和笑话等民间艺术形式。三次晚会都获得了观众的普遍关注和好评，但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意识形态的空气再度紧缩，社会思潮进一步“左倾”，全社会阶级斗争的弦再次绷紧，于是一种普遍的意见认为“笑的晚会”是反社会主义的失败之作，“笑的晚会”成了不光彩的、讽刺性的贬义词，两年后更是被扣上了许多政治大帽子，受到内部的批判。但“笑的晚会”的历史意义还是延续了下来，以至于“80年代后以相声、小品等喜剧节目为骨干的春节联欢晚会，从形式到内容都遗留着‘笑的晚会’的痕迹”，只不过，它的规模和内容都大大超越了“笑的晚会”。

《春晚》近三十年的历史一般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在这个阶段中，《春晚》的题材结构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其社会影响力日渐增强，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节目配方和审美趣味；第二个阶段是从1990年代中期一直到现在，这一阶段伴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春晚》出现了与前一个十年完全不同的面貌，如政治宣传的任务日渐沉重，商业元素大规模进入，加之中国观众娱乐享受的多元化，《春晚》的社会影响力有所下降，成为诸多利益方彼此博弈的舞台，这一切形成了《春晚》目前光怪陆离的文化生态，且这种文化生态目前依旧在继续。

二、红极一时80年代

《春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代，这一时期，《春晚》在一些“关键时刻”奠定了它的基本特色和文化内涵。

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在此之前，央视内部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演员自娱自乐的“内部《春晚》”。这个内部的联欢正是1983年《春晚》的雏形。由于当年的电视节目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新闻节目播音员，很显然，他们所接受的训练和电视综艺节目主持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当时的《春晚》起用了相声演员马季、姜昆和喜剧演员王景愚、电影演员刘晓庆来主持这次晚会。《春晚》的播出效果之好，显然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演播厅里，掌声、笑声、欢呼声不断，据主持人姜昆回忆，4部直拨电话铃声几乎没有停过，以至于管理设备的人担心电线被烧坏了。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这台晚会显得稚嫩，但在文化活动匮乏、精神生活单调的当时，却是中国电视节目向娱乐方向跨出一大步的标志。几乎是在这一年的大年初一开始，人们就开始谈论《春晚》、夸奖《春晚》、期待着下一次《春晚》。《春晚》从此成为二十多年来中国除夕之夜必不可少的精神年夜饭。

晚会当中，取得轰动的节目引发了创作者的关注，并成为日后《春晚》主流的节目类型。1983年《春晚》给人印象深刻的节目是王景愚的哑剧小品《吃鸡》。这个节目用大幅度夸张的形体表演描写了一个人吃鸡的过程。王景愚把《吃鸡》演得活灵活现，使得小品改变了它原本作为戏剧学院随兴式的训练方式的地位，而成为《春晚》节目的主要形式之一。李谷一是《春晚》正式登台的第一位歌手，她一个人唱了七首歌曲，其中的《乡恋》至今仍然让很多中老年人记忆犹新，并正式开启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潮流，而在这之前，流行音乐更多的是作为“黄色之音”和“靡靡之音”被主流文化禁止的。从此之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春晚》都是作为中国流行乐坛的领军角色而存在，在《春晚》舞台上唱红的歌曲一定能够唱红全中国，这也使得《春晚》日后成为中国众多歌手着力登上的舞台。

显然，首届《春晚》尚有自娱自乐、不甚规范的色彩，60年代“笑的晚会”的痕迹依稀可辨。但正因为如此，这一届的《春晚》，以及之后的1984年《春晚》，都和后来带有强烈功利色彩的《春晚》有所区别。当时的《春晚》舞台已经出现了今天《春晚》的雏形：茶座式的观众席，桌上布置着象征春天的水仙花，不过，观众人数远远少于今天的数字，而且，观众是由演员本身来担任的。

1984年的《春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奠定了后来《春晚》的基本结构与形制。

首先，主导意识形态进入《春晚》。在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的大背景下，导演制定了“内地港台一家亲”的总体思路，不仅起用了台湾的黄阿原、香港的陈思思当晚会主持人，还从香港请来了张明敏，从台湾请来了奚秀兰。《春晚》第一次开始和国家重大政治主题叙事相呼应，这种呼应很快形成传统并一直保持到今天。在姜昆的回忆录中，他是这样叙述1984年《春晚》主题的出笼过程的：

围绕这个主题，以李平分为首的执笔人构思了串联上的两个情节，加紧渲染“动情”点。一是让黄阿原的女儿在节目进行中打电话进来，想念台湾的爷爷奶奶；一是结尾时候一个女孩给陈思思献花问：“阿姨你还走吗？要走的话，你明年还来吗？”让阿原和陈思思在泪眼汪汪中听孩子们的问话。另外，我们专门请来了台湾回归过来的李大维、黄植诚，让他们登台演唱，一人一首歌曲，表达对家乡台湾人民的思念。港台不能偏一。反复磋商，请来了奚秀兰、张明敏两名香港歌星，一个唱台湾的《阿里山的姑娘》，一个唱《我的中国心》。前面铺，后面垫，中间两次高潮。“内地港台一家亲”的主题明显突出。^[1]

其次，小品、相声和歌曲成为《春晚》的支柱节目，整台《春晚》的几次高潮都是由这两类节目推动起来的。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唱红大江南北，成为1984年最为流行的歌曲；马季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成为中国相声新时期的经典之作，小品演员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小品《吃面条》引来笑声不断，而由李谷一演唱、乔羽作词的《难忘今宵》也成为以后《春晚》的固定结束曲。这一年的《春晚》还多出了一个“动情点”，强调以一个真实感人的事件来以情动人，这也成为以后历届《春晚》的传统。

1985年的《春晚》出人意料地失败了，这是导演黄一鹤试图创新的结果，他认为演播厅太小，无法展现出相应的气势，将晚会放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但现场灯光设计明显失败，整个画面显得黑压压的，与观众所期望的春节的喜庆气氛相差太远。留学美国的陈冲说了句“你们中国人”更是犯了众怒。晚会还没结束，就有人打电话批评这是一台糟糕的晚会。“场面乱糟糟，港台味太浓，新节目太少”，批评信从全国各地雪片似的飞来。领导层反响也很大，据当时的广电部副部长谢文清说：“别提了，初一在大会堂团拜，上至中央领导下至一般干部，每个人都劈头盖脸地质问‘你们搞的什么晚会？’我无地自容。团拜会上一个主要的话题就是昨天糟糕的晚会。”事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专门播出一条“本台节目”，公开承认错误，接受观众批评，表示要认真检查，努力改进。1985年的春节晚会成了晚会史上的滑铁卢。^[2]

之后的1986年的《春晚》承担了巨大压力，黄一鹤老老实实地将晚会现场搬回央视演播厅，中规中矩，但大获成功。1986年《春晚》是《春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之前的成功取决于导演和演员们在一片迷惘中的大胆探索，那么，从这个时候起，导演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春晚》只能有一个模式，那就是1984年模式：从这一年开始，不断复制1984年版的成功模式，成为《春晚》导演的不二法门。

这个模式是高度配方式：以歌颂春天的欢歌热舞开场，而后是主打亲情和搞笑牌的方言小品；相声可以讽刺，但不能太多；港台歌手歌唱对祖国的思念，而内地歌手则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一段催人泪下的真实事件是必不可少的，它是诉说家国一体的最为有力的工具。至此，主导意识形态与娱乐化融合。国家领导人首次出现在了晚会现场，向全国人民问候“新年好”，这一场景，成为当晚的高潮。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家领导人在零点钟声响起之际向全国人民拜年，成为《春晚》的关键性时刻。

各式节目加强了主导文化的支配性。1986年的《春晚》歌曲联唱中：《我的祖国》歌唱着“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灿烂的阳光”;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则歌咏“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即使是台湾民歌《阿里山的姑娘》，其中也清晰地表达出两岸统一、民族一家的意识形态。

继承了1984年《春晚》的“以情动人”,1986年《春晚》还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真实的媒介事件：晚会上的婚礼。战斗英雄杨晟和新娘于民刚在晚会上举办了一场被近十亿人注视的婚礼，在老山前线战斗英雄史光柱的讲话之后，新娘于民刚领唱了歌曲《十五的月亮》。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国家叙事话语在个人生活层面活灵活现的体现：

你孝敬父母任劳任怨，

我献身祖国不惜流血汗。

你肩负着全家的重任，

你在保卫国家安全。

啊！祖国昌盛有你的贡献，也有我的贡献；

万家团圆，是你的心愿，也是我的心愿。

体育人物在《春晚》的出现也同样带着浓厚的政治意味：随着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兴起，东亚病夫成为体育强国。获取金牌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是为国争光的需要，其中，个人追求和个人奋斗的成分被大大淡化了。

自1986年之后，《春晚》的这一模式得到进一步强化，这甚至影响到港台歌手所擅长的情爱歌曲中：《冬天里的一把火》再热辣，高大英俊的费翔也必须再加上一首抒发去国之思的《故乡的云》才能登上《春晚》的舞台，他还必须当众和留在内地的外婆拥抱，以表达两岸民众割不断的亲情。刘德华唱了那么多的情歌，但登上《春晚》时则必须选择那首并未大红大紫的《中国人》:“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等等。

三、盛极而衰90年代

1990年开始，《春晚》步入了它的极盛时期，这种衰落表现在很多方面。

第一，《春晚》形式和内容达到完美的结合，我们以1990年的《春晚》为例。这一年的小品获得了观众的极大认可，赵本山带着《相亲》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也把小品推上了自陈佩斯和朱时茂时代之后的又一个巅峰时期。这一年，其他小品如陈佩斯和朱时茂的《主角与配角》、岳红和巩汉林的《打麻将》、严顺开和黄宏的《难兄难弟》都很精彩，但谁也挡不住赵本山的星光，这个从东北二人转舞台上走出来的天才艺人，成为《春晚》历史上最成功的大腕，成为全国百姓唯一在《春晚》那夜不能不看、不允许不上的人物。《春晚》的收视率持续走高，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第二，《春晚》的形式感越来越强，央视强大的经济后盾开始在《春晚》中显现出来。从1990年开始，《春晚》开始以华丽、宏大的舞台和人数众多的言语来吸引观众眼球——虽然今天看来那些布景、服装和化妆显得做作可笑，但这种思路却一直被保存并逐渐被发扬光大。不过，在演员们华丽的裙裾中，以往的亲切感和生活感也逐渐消失——当然，对于这一点，一直到了新世纪以后，中国观众才逐渐意识到。

第三，新的世纪，《春晚》并未有新的改变：宏大的场面、华美的歌舞、知名的大腕和大群的观众，在现代舞美技术包装下的明星们依然承载着歌以咏志、以文载道的沉重任务。网络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有线电视的普及使得人们可接收的电视频道越来越多，卡拉OK、电子游戏等文娱形式全面丰富，使得除夕夜的选择有了不再单一的可能性。《春晚》不再是唯一的选择。陈旧的形式和空洞的教化使得人们对《春晚》愈发感到不满。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央视开始提出把《春晚》定位为当代除夕“新民俗”。这里面的话语逻辑是意味深长的：民俗是某个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个人都必须遵从的仪式和规范，把仅仅诞生了十多年的《春晚》作为中华民族有关节日的民俗文化来看待，这就意味着，作为个人，只要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就必须参与到这个晚会的观看之中。

作为一个持续了二十余年的名牌栏目，作为一个拥有8亿以上观众的平台，《春晚》是全球华人的一次狂欢，是一个特殊的仪式。每一年的《春晚》都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始终围绕着“欢乐、祥和、爱国、自强、团结、奋进、辉煌、盛世”等一系列关键词，它也紧紧围绕着当时的政治动向——每一年的《春晚》都试图展示这一年的重大的政治事件：例如，1986年展示了对越反击战，1997年紧紧围绕着香港回归的主题，可是，对于某些不符合国家话语的大事件，它则采取了回避、淡化的态度，具有代表性的是1990年《春晚》和2004年《春晚》。同时，更加隐蔽的是，每一年的《春晚》都试图解构当下的社会矛盾，把百姓的艰难生活图解为小品中的空洞励志：1997年的《红高粱模特队》里赵本山高喊“劳动创造美”,2000年的小品《打气》中，黄宏则喊出了“我不下岗谁下岗”的豪言壮语。

一方面，模式化的《春晚》操作越来越成熟，形式越来越华丽，演员阵容越来越庞大，但其符号化的过程则使得《春晚》失去了早期那些鲜活、生动的活力，成为企业的逐利场和空洞的仪式。

另一方面，商业化的介入也越来越深入。我们以2005年为例。2005年《春晚》的开场歌舞名曰：《盛世大联欢》，收场节目名曰：《盛世钟声》，首尾呼应地突出当下中国已步入“太平盛世”的主题。据统计，这个以“太平盛世”为主题的《春晚》，广告时间增加到12分钟，其中，最显眼的广告报时价格是：20点报时底价368万元起（5秒），零点新年钟声报时底价588万元起（5秒）。同时，在《春晚》中观众比较熟知的“贺电”也是明码标价，在2005年《春晚》中，广告投放额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可得到晚会赠送的“贺年榜”的贺电一条。^[3]

在2005年《春晚》的广告方案里有这样的字句：“在本次广告征订中投放额超过300万元的企业，将邀请一名企业代表光临晚会现场，并颁发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剧组专门制作的‘出席晚会荣誉证书’。”这一年，《春晚》的广告总收入达到4亿元。而到了2007年，《春晚》的广告收入则突破性地达到了5亿元（张学军，2007年2月4日）。

与《春晚》年年增长的广告费用不同，《春晚》的收视率却在逐年下降。2004年，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对全国100多个样本城市的2227个家庭收看《春晚》的情况进行了3个小时的同步电话调查。调查表明，2004年《春晚》的到达率和满意度比2003年分别下降了1.5%与5.6%。^[4]

2007年的《春晚》的主题是“欢乐和谐”,33个节目中，直接以“和谐”为标题的就占了10个。虽然与当下和谐社会的主题环环相扣，观众却这样评价：“再华丽的舞台，再漂亮的演员，怎么离我们的生活这么远了呢，就剩满眼的花花绿绿，我记住了什么？《春晚》我是不会再看了，看一场空洞的歌功颂德的表演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2007年的《春晚》播出后，新浪网在线调查结果显示：138406人参与投票，说“不好”的人数75857人，占总人数的54.81%；认为“一般”的45252人，占32.7%；说“很好”的17297人，占12. 5%。同一专题下，新浪网还设置了“请给今年《春晚》打分”（5分制）的在线调查，参加评选的109356人中，只给《春晚》打1分的有42750人，占39. 09%；打3分的24593人，占22.49%；而打5分的只有5952人，占5.44%^[5]。

总之，随着《春晚》中国家话语的力量日益彰显，商业元素越来越多，使得这台晚会离原本春节所负载的“民间文化仪式”越来越远，也与普通观众的心理预期越来越远。

[1] 姜昆：《笑面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2] 参阅百度“春节晚会吧”, http://tieba. baidu.com/f? kz=176276459。

[3] 郭慕华：《央视春晚一刻值千金：300万有特写，1000万读贺电》, 《竞报》,2005年2月3日。

[4] 江南：《央视变味成“中央广告台”? 》, 《成都晚报》,2005年2月6日。

[5] 张学军：《过半网民觉得春晚不好 央视调查与网民大相径庭》，载《北京娱乐信报》2007年2月20日。网上流传很多对《春晚》的抱怨和不满：“现在谁还在看？以前的春晚，舞台没有那么大也没那么华丽，演员没有那么多，大家打扮得很朴素，道具很简单，但是就是这样的晚会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因为我们看到演员真的是在联欢，大家就是聚在一起开心，你出一个节目，我出一个节目，无分南北，现场观众和演员坐在一起，一起笑一起唱一起游戏，敢讽刺，敢戏谑……不像现在，有这么强的意识形态，非得突出一个政治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