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超级女声》的争议
随着“超女”的影响越来越大，对节目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2005年李宇春当选当年超女第一名之后，她的迅速走红以及她鲜明的中性化特质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方面是一个个“超女”的脱颖而出，另一方面是直接或者间接的各种批判和否定，可以说，“超女”是当代引起争议最大的文化事件之一。纵观对于“超女”的各种非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需要何种偶像以及如何产生偶像？
通过“超女”比赛，以李宇春为代表的一大批明星偶像诞生了，围绕着这些偶像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狂热的“粉丝”团体。“超女”是一个大规模的造星工程，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偶像的种种争议。
偶像崇拜是一种自古而来的社会心理现象，它通过人们对某一人物被夸大了的社会认知的崇拜而产生光环效应，将其言行举止加以神圣化并神秘化。[1]人们认同偶像的价值观、言行举止，也往往模仿偶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间，“榜样教育”一直是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一种社会动员、学习方式。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树立了一系列的榜样，如刘胡兰、张思德、白求恩、雷锋、陈景润、张海迪等等。几十年来，国家集中大量资源，试图通过榜样的树立，倡导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但是，由于过度推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沦为政治的工具，榜样被神化、泛化，与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逐渐失去了教化的作用。[2]
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松动和多元价值观的兴起，包括雷锋在内的一大批榜样逐渐走下了圣坛，走近老百姓。曾经为了报道雷锋的先进事迹而与雷锋相处了很多天的军事摄影记者张峻在时隔40年之后向人们披露了一些雷锋不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包括雷锋很爱美，花不少钱为自己买过皮夹克、毛料裤和皮鞋，同时也是一个很喜欢照相的人。同时，张峻也承认，当时的一些照片是为了配合宣传摆拍出来的，而有些照片摆拍的痕迹太明显，给人以虚假的感觉，甚至还出现了白天打手电筒看《毛泽东选集》等不符合逻辑的宣传照。[3]
吸纳了真人秀节目元素的选秀节目给观众提供了一个似乎可以见证偶像诞生的机会，从参加海选时候的“丑小鸭”到最后成为明星“白天鹅”的全部过程被传媒一一呈现。尹鸿、陆虹、冉儒学等学者在总结真人秀节目特点的时候指出，“真人秀不提供台词，不规定过程和结果，不进行现场调度，一般也尽量减少摆拍，往往是采用多机位、立体式的方式记录参与者的行为，而参与者则可以在规定情景中自由行动、选择和思考。因此，记录他们的自由，就成为真人秀不同于电视剧的魅力所在：真实、自然、随机、开放、难以预测、出人意料……”[4]另外，《超级女声》采用的短信投票形式还给观众提供了一个参与的机会，一个共同决定谁成为明星的机会。从形式上来看，“超女”的偶像诞生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具有“草根”的色彩。这些“草根”明星的胜出不是依靠大规模的国家动员，而是依靠“粉丝”的热情支持。例如在“超女”中，歌迷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团体，李宇春的支持者自称为“玉米”, “玉米”主要通过网络集结起来，关注李宇春的一言一行，有组织地通过投票、购买演唱会门票、碟片等方式支持李宇春。与“玉米”相对应的还有支持张靓颖的歌迷“凉粉”、周笔畅的歌迷“笔迷”、何洁的歌迷“盒饭”等等。“粉丝文化”成为选秀节目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内地“粉丝文化”的出现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指出，“迷”乃是过度的媒介消费者，许多“迷”在偶像身上获得满足，找到认同。作为当今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迷”主动积极消费文本，“迷”群是社会多元化的驱动力，不同的“迷”群的存在代表社会对多元文化的认同和接纳。[5]但是，因为过度的追逐偶像，人们对于“迷”的出现也有很多担忧，尤其是刘德华歌迷杨丽娟的出现使得这种担忧有了非常具体、沉痛的注解。兰州女歌迷杨丽娟，从16岁开始痴迷刘德华，看遍了刘德华所有的影片，唱遍了刘德华所有的歌曲，而且还日日夜夜背诵华仔影迷和歌迷组织的《华仔颂》。此后辍学开始疯狂追星。杨丽娟的父母劝阻无效后，倾家荡产供女儿多次赴港及赴京。2007年3月19日杨丽娟在父母陪同之下再次来到香港，25日，杨丽娟参加了刘德华参与的一场聚会，得以同偶像合影留念，而26日凌晨，杨丽娟的父亲杨勤冀在香港投海自杀。
虽然“超女”赛事胜出的选手基本都是20岁出头的时尚女性，但也有一些选秀比赛推出了少数另类选手。例如2009年，英国选秀节目《英国达人》（Britain's Got Talent）的亚军就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选手——苏珊·波伊儿（Susan Boyle），她47岁，无业，未婚，满脸皱纹、头发蓬乱，水桶腰，穿着打扮一看就是来自社会底层。苏珊在比赛中一鸣惊人，引起了包括英国首相在内的关注，成为世界名人。其实，苏珊式的选手在中国也出现过。2008年，佳木斯市桦南县农民马广福获得央视“星光大道”年度总决赛亚军，并因此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但问题是，马广福虽然在春晚上有着令人惊叹的表演，但是春晚之后他就几乎没有再引起人们的关注，因而也并没有成为歌迷追逐的偶像。另外，2008年，江苏卫视《绝对唱响》的冠军得主朱洁也是一个速朽的明星，她被认为有“天籁之音”，但是外形却与流行偶像的要求相距甚远，她1米5的个头，很胖，穿着举止男孩子气。在朱洁夺冠现场，赞助《绝对唱响》的雪碧就宣布只邀请获得第二名的选手王睿参与广告的拍摄。《绝对唱响》比赛之后，朱洁基本没有再在传媒上出现。
二、《超级女声》是否为艺术？
《超级女声》这样的选秀节目是否具有艺术性也受到了很大质疑。2005年7月，在“超女”越来越红火之际，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播音主持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珍惜受众信任，树立健康形象”的主题座谈会，并发出倡议书，号召抵制广播电视文艺娱乐节目主持人低俗之风，矛头直指“超女”。央视著名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崔永元认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他认为一些节目为了追求收视率而迎合庸俗、低俗之风。原文化部副部长、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兼教科文卫体主任刘忠德也在2006年公开严厉批判“超女”。刘忠德说：“超女、超男都来了，说得不好，就是对艺术的玷污。”刘忠德认为，“超女”迎合少数观众的猎奇心理和审丑心态，给青少年灌输一夜暴富的思想，是毒害青少年。位高权重的刘忠德的批评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国电视》2005年登载论文《从〈超级女声〉看电视娱乐节目中的低俗化现象》，也是直接批判这个选秀节目，认为它在方方面面都体现出了低俗的特点，文章同时将央视的《影视同期声》和《中国娱乐报道》作为健康娱乐节目的典范。[6]
在对“超女”节目艺术性的批评声音中，央视一直是领头雁。央视的批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解读：一方面，央视作为国家级电视台对于地方电视台有着权威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央视与湖南卫视在电视市场上也是直接的竞争对手。不仅如前文所述，央视的许多主持人公开批评“超女”，而且，妇孺皆知的“超女”也几乎没有机会登上央视的舞台，相反，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央视自办的选秀节目《星光大道》的年度冠军都可以得到独唱的宝贵机会。央视对于“超女”的否定和竞争具体体现在它的自办选秀节目《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下面简称“青歌赛”）上。这个节目创办于1984年，每两年一次。与后来居上的“超女”相比，“青歌赛”有这样几个特点：（1）歌手除歌曲演唱外，还要进行综合素质考核。音乐知识的考核包括听一段曲子，然后让选手哼唱，或者让选手说出曲子的名称、作曲者等等。文化素质的考核比较宽泛，题目包括说出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瀑布名字，辨别运用“通感”修辞手法的古典诗句等等。进行素质考核，显然是为了确保胜出选手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但对此社会反响不一。毕海燕、国华撰文指出：“考察参赛选手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的相关知识对他们的歌唱生涯有多少直接和间接的帮助？或许歌手对于自然与社会科学知识的掌握是越多越好，但在国家级赛事中加入这方面的内容，是不是有对选手理想化和脱离声乐表演艺术特征的要求？”[7]（2）庞大的评委队伍，而且评委基本都正襟危坐。每种唱法评委成员12名，由有权威的高知名度的声乐教授、歌唱家、词曲作家、乐评人及理论家组成，另外有文化素质评委2人。为了吸引观众，中央电视台连续三届请文化名人余秋雨担任文化素质的评委，但是舆论的评价越来越负面，认为余秋雨的点评是“狗尾续貂”、“口误连连”、“喧宾夺主”等等。2008年余秋雨通过助理宣布不再担任下届评委。（3）比赛程序严谨，现场气氛也比较拘束。仅以主持人为例，一般“青歌赛”都是采用传统的报幕方式，穿着礼服的主持人在固定的位置，以播音员的口吻介绍选手，中规中矩。而“超女”中的主持人则要活跃得多，穿着比较随意，在场上自如走动，与参赛歌手、评委、观众之间互动很多，相当随意。不可否认，主办了十几届的“青歌赛”集中全国资源，也成功推出了许多著名歌手，包括关牧村、彭丽媛、殷秀梅、毛阿敏、韦唯、董文华、宋祖英、解晓东、毛宁、林依轮。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几年的“青歌赛”收视率很低，获奖选手基本没有知名度，大赛的影响力与日剧下。
与之相反，舆论中也有大量褒扬“超女”的声音。高鑫从电视艺术学的角度对《超级女声》进行了总结，认为它集中体现了这样几种形态的审美趣味：青春的美、个性的美、中性的美、情感的美、艺术的美。针对节目“低俗化”的评论，高鑫特别强调指出：“有人评论说‘超级女声’过于媚俗、低俗、庸俗，实在想象不出她庸俗在哪里？公平地说，它充满了清新、高雅的电视艺术的多元美。”[8]刘原认为，“超女”是引进国外电视模式同时又本土化改造成功的典范，节目样式在国外范本的基础上作了微调，但娱乐的本质与参与的形态都没有丝毫改变，体现了“拿来主义”的超强威力。[9]
学者项筱刚从音乐的专业角度认可了“超女”，认为在“海选”阶段选手的音乐水准参差不齐，产生了被人们称为“红衣教主”和“抽筋女王”的“超女”，但随着比赛进程的推进，比赛越来越向“音乐”本身靠近，尤其是当总决选产生了“五强”之后，音乐的分量显得越来越重。他特别指出，“超女”张靓颖无论是从演唱技巧、音色，还是对歌曲的领悟等方面都具有无可争议的潜质。项筱刚同时也指出，“超女”归根到底还是“娱乐”节目，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不可能仅从“音乐”的角度去衡量、筛选每一个选手，最终还是要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人气”这个比较复杂的参数。[10]对于这种商业对于音乐的影响，一直从事音乐研究的学者金兆钧认为，假如说从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文革”结束，中国的社会音乐文化主要受控于意识形态的话，从80年代起，“看不见的手”——经济生活就是流行音乐发展状态的最基本的控制者。如果不从这点出发，对流行音乐的观察和讨论就仍然会在空对空的状态中缠绕而无法得到客观和冷静的评价。[11]显然，“超女”也是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产物。
三、《超级女声》的影响
“超女”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远远不限于电视业，也不限于娱乐业。不少学者视“超女”为中国民主的一次彩排。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认为，“超女”从海选开始，各种各样的后援团就自发成立，这些组织成员大都有责、权、利的明确分工，有不同的阶层领导或曰协调人、召集人。在选手们通过电视使出浑身解数彼此竞争的同时，各自的支持者展开各种拉票活动，活脱脱一个“选战”。从这些现象，雷颐认为，民间已具极强的“自组织”能力，已开始成熟，并非人们有时担心的“乱来一气”。[12]一些学者分析“超女”时认为，“超女”虽然是一场游戏，但这场游戏有着民主的萌芽。传播学者喻国明认为，“超女”中出现了粉丝联名“罢免评委”事件，这可以被看做是中国人发泄选举热情的一个渠道，“中国人现在又接受了具有普适价值的游戏规则，像民主呀，平等呀。有了这种基本理念，总要通过某种方式释放出来，体现到生活里面。而‘超女’的游戏规则设置里面，有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而且是相对透明的游戏规则，使人们对自己的投票结果有自信”。[13]
对于“超女”促进民主进程的说法，也有不少学者持否定态度。王菲认为，“超女式”民主其实正是民粹主义民主或民本主义民主的“现代版”，而民粹主义忽略民主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宪政主义、法治传统、普遍性恶论，以及对自主参与的正确了解。因此，“超女式”民主只会使乌托邦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加大。[14]
不管是肯定“超女”对于民主进程的正面影响，还是批判其负面影响，至少意见双方都认为“超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波及了政治领域。但是，也有人主张，“超女”与民主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北京青年报》评论员张天蔚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他认为，将“超女”与民主联系起来是过度解读了这档电视娱乐节目：“无论肯定抑或否定，将‘超女现象’放在政治民主的议题下解读，本身就是在过度诠释基础上提出的伪问题。无论规则如何设计，‘超级女声’都是一桩纯粹的娱乐事件。‘超女’和‘粉丝’们的全情投入，证明作为一档娱乐节目的程序设计得足够成功，却和‘粉丝’们的‘民主意识’没有什么关系。”[15]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因为要论证“超女”与民主的直接相关性，的确非常困难，而且，“超女”的本意就是一档纯粹的娱乐节目。但是，它的节目性质并不妨碍它的影响波及其他的领域，正如在谈论好莱坞的电影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论及它对本土价值观念的冲击。在这个“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语）的时代，娱乐作品的影响不容小觑。
[1] 岳晓东、严飞：《青少年偶像崇拜系列综述（之一）——偶像崇拜的年龄差异》, 《青年研究》,2007年第3期。
[2] 王丽荣：《试论毛泽东的榜样教育——从学习雷锋好榜样谈起》,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03年第6期。
[3] 张峻、汤国基：《一位军事摄影记者打破40年的沉默——告诉你雷锋的真实故事》,《共鸣》,2001年第4期。
[4] 尹鸿、陆虹、冉儒学：《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元素分析》, 《现代传播》,2005年第5期。
[5] 张嫱：《迷啊，谜！——传播学研究中的迷理论》, 《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
[6] 杨孟曦：《从〈超级女声〉看电视娱乐节目中的低俗化现象》, 《中国电视》,2005年第11期。
[7] 毕海燕、国华：《从文化的层面看“青歌赛”》, 《人民音乐》,2006年第9期，第73页。
[8] 高鑫：《“超级女声”电视本体理念的思考》, 《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第61页。
[9] 刘原：《风物长宜放眼量——浅谈〈超级女声〉的启示作用》, 《当代电视》,2005年第12期。
[10] 项筱刚：《论“超级女声现象”》,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1] 金兆钧：《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中国流行音乐的世纪末批判》,《人民音乐》,2001年第2期。
[12] 雷颐：《“超级女声”的“副产品”》, 《南方周末》,2005年9月8日。
[13] 楚鹏程：《“海选超女”：民主的娱乐版》, 《民主与法制》,2005年第10期。
[14] 王菲：《民主“超女化”与“超女式”民主——自由主义民主与民粹主义民主之辨》, 《学海》,2007年第5期。
[15] 张天蔚：《不要对“超女现象”做过度诠释》, 《北京青年报》,2005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