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超级女声》概述
一、历史背景
“超女”的横空出世以及迅速走红让人多少感到有些突兀，但从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历史入手可以清晰地看到，“超女”的出现是中国电视产业竞争以及全球化影响的结果。
中国的电视台自1958年创办以来，一直都是国家所有，体制自1983年以来一直是“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政策。与政府行政层级相对应，电视台分为中央、省级、市级、县级四级，各级电视台对应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形成了“金字塔”结构。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它拥有行政干预提供的垄断地位。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副部级事业单位，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同垄断了中国最上层的新闻资源，尤其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一些重要新闻，政府往往只允许这几家中央级传媒前往报道，以便于审查监控。例如，1982年，中共中央曾经专门发布文件，指示重大新闻必须经由CCTV晚间7:00的《新闻联播》播出，赋予央视在新闻领域的高度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央视在控制观众资源方面得天独厚。通过行政命令，地方电视台必须转播中央电视台的一些节目。例如，所有有线电视台都必须保留央视一套，所有省级电视台必须每晚转播央视的《新闻联播》。依靠资源垄断，央视在中国的电视产业中一枝独秀，节目的全国人口覆盖率达到95.9%，观众超过11.88亿人（2005年统计数据），广告收入基本上也保持在全国电视广告收入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
在这种金字塔的结构之下，中国地方电视台的生存发展空间一直受到央视的挤压，无法与之抗衡。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地方电视台开始得以“上星”——通过卫星来传送信号，从而大大提高了覆盖面。这就意味着，虽然央视仍然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电视台，但众多上星的电视台也进入了争夺全国电视观众的竞争之中。在这场竞争中，首先令央视感受到威胁的就是湖南卫星电视台。湖南卫视是湖南省级电视台，地处湖南省会长沙。湖南位于长江中游南部，是中部的一个内陆省份，经济发展在全国居中等水平，远远落后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虽然没有地理优势和雄厚的经济基础作支持，但湖南卫视在与央视和其他上星频道的竞争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快乐中国”。湖南卫视之所以走这条路线，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央视在新闻上的优势是很难撼动的，而湖南的优势是它毗邻广东，接受香港、台湾方面的娱乐资讯非常便利。第二，政治改革一直是敏感话题，媒介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的发展多有限制，而娱乐领域相对宽松。第三，中国的电视节目长期强调的是要承担“教化”功能，节目对观众缺乏吸引力，观众期待另类的节目。以少儿节目为例，很多节目摆大道理，说教味十足，总试图把节目办成“第二课堂”，许多节目都显得古板和造作，有着明显的摆拍的痕迹，让观众感觉乏味。因此，从90年代中期开始，湖南卫视推出了一系列模仿港台同行的电视娱乐节目，这些轻松欢快的节目立刻受到观众的喜爱。曾经担任过湖南卫视台长、现任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局长的魏文彬说：“中国传媒的娱乐功能曾经长期被忽视甚至被弱化。我们在恰当的时候，率先改变观念，强化了传媒的娱乐功能，赶在许多同行之前，开始为中国人大批生产‘快乐’。”[1]“超女”正是这一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产物。
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都是以综艺晚会为主，中央电视台1983年开始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是一个典型。晚会型娱乐节目以歌舞、戏曲、小品、相声等为主，表演者都是明星，表演形式严肃呆板。
1997年7月，湖南卫视开办了《快乐大本营》，节目大受欢迎。这个节目借鉴了当时港台娱乐节目的许多元素，以游戏为主，在游戏与歌舞之外，还有个人才艺表演，如口技、武术、杂技。此外，节目还展现一些风光、人物情感、生活琐事等，节目的口号是“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主持人李湘、何炅的主持风格也是尽量显得活泼可爱、现场感强，摆脱了“学院派”的古板和拘谨。《快乐大本营》的成功引发了全国电视界的一场“综艺变革”，不久全国各地电视台出现了近百档类似的游戏栏目。
随之，《快乐大本营》的成功又催生出了湖南卫视的又一档娱乐节目《玫瑰之约》。这个节目是直接模仿当时非常走红的台湾征婚节目《非常男女》，从形式到内容都非常相似，都是一男一女两个主持人，节目流程包括介绍征婚男女、表现才艺、速配、亲友支持等等。与《快乐大本营》成功之后的情况一样，《玫瑰之约》也在内地催生出了许多模仿者，中国电视业又掀起了一股“速配风暴”。例如，辽宁卫视《一见倾心》、陕西卫视《好男好女》、山东齐鲁台《今日有约》等等。但大量同质节目充斥荧屏，很快导致了观众的审美疲劳。《快乐大本营》和《玫瑰之约》很快由盛而衰，2002年的收视率不到2000年的三分之一。
在中国电视需要新的娱乐节目形态的时候，欧美的真人秀（Reality TV）正在崛起，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信息交流日益便捷，内地电视行业对西方同行的成功经验的了解逐渐不再需要通过港台，而更多的是直接面对面地了解。电视真人秀就是这样进入中国内地的，并迅速成为电视娱乐节目的主要形态。从1999年荷兰真人秀节目《老大哥》（Big Brother）面世到2007年1月广东电视台的真人秀频道在试运营1年之后正式开播，前后只用了7年的时间。
1999年荷兰制作的《老大哥》普遍被认为是全球真人秀节目的开端。在这个节目中，12名互不相识的青年男女住在一所大房子里，摄像机24小时对他们进行拍摄。每个星期由观众投票淘汰一名房客，直到最后剩下的那个人成为获胜者，获得5万英镑的奖金。节目一播出，立刻引起了轰动，此后一系列类似节目在世界各国涌现，著名的有美国的《幸存者》（Survivor）、《学徒》（Apprentice），法国的《阁楼故事》（Loft Story），德国的《硬汉》（Tough Guy），等等。这些节目在基本形态上有以下几个共同点：第一，参加节目的都是普通人，而非职业演员。第二，节目都有预设的规则，比如，在一定空间内生活一段时间并完成指定任务。第三，节目以纪录片的形式展现给观众，试图给观众原汁原味的感觉。第四，节目都有竞争淘汰，目的是最后得出一位获胜者，而这位获胜者都会获得非常诱人的奖金或者奖品。[2]
真人秀在西方的成功立刻受到了中国电视行业的关注。美国CBS电视台在2000年5月推出的真人秀节目《幸存者》在3个月之后就在央视播出。随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电视台纷纷上马了一批真人秀节目，大多是以《生存者》为范本，包括广东电视台的《生存大挑战》，中央电视台的《欢乐英雄》，浙江台的《夺宝奇兵》、贵州台的《峡谷生存营》等等。
在生存竞技类真人秀节目流行之后，真人秀节目元素开始与传统的选秀节目相结合，2003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推出了《非常6+1》。节目用“什么也不要带，只要带上你的梦想”作为口号，每周选出3名普通人，他们有一定的艺术潜质，接受为期6天的专业指导，在第7天的时候到舞台上表演节目，由现场观众选出最喜欢的选手。节目从总体上来说就是一出真人秀，它的目的是要展示一名普通人是如何在一周之内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这可以看做是中国本土电视平民选秀节目的一个开端。
《非常6+1》在2003年推出之后很受欢迎，很快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中收视率排名第一。中央电视台也乘胜追击推出了《非常6+1》年度特别节目《梦想中国》，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选秀活动，采取省级电视台推选、观众短信投票的方式，声称要打造中国的平民偶像。
如果说真人秀节目给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提供了一个“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造星理念，那么《美国偶像》则给中国的电视选秀节目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具体可学的范本。《美国偶像》是美国FOX电视台在参照了英国选秀节目《流行偶像》（Pop Idol）后改编推出的一档选秀节目。节目规定，参赛者不分男女，只要是美国公民，年龄在16岁至28岁之间（前3届的年龄上限是25岁）均可参加。比赛首先是在美国几个大城市开展预选，表现出色的选手得到去好莱坞继续比赛的机会，然后层层淘汰，直至选出第一名。最后胜出的这名幸运儿获得价值100万美元的唱片签约合同。《美国偶像》的评委评论以麻辣尖刻著称。海选的时候由评委决定选手的命运，而到了全国总决赛的时候，评委只负责点评，由观众采用打电话等形式决定选手名次。2002年6月，FOX电视台首播这档节目时，两小时内就吸引了270万名观众。
《美国偶像》的成功令中国电视人非常羡慕，直接促成了中国电视选秀节目的产生。“超女”的创始人夏青说，之所以想到策划这样一档节目，起源首先是她于2002年底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介绍《美国偶像》的报道，其中讲到了这个节目不设门槛的全民参与性，以及评委用比较直白的表达方式进行评审，观众有很大的空间选出自己的偶像，夏青觉得很有启发，认为这样的节目在中国也会很火。
正是在这个时候，湖南卫视与湖南经济电视台在娱乐节目方面的竞争非常激烈。当时，湖南经视的节目《绝对男人》很受欢迎。这个节目每期挑选8位男士，他们通过魅力、活力、感知力、亲和力以及形体胆魄的层层展示，由台下300多位女性观众投票，经过四轮淘汰，最后产生一位冠军。2003年，隶属于湖南卫视的湖南娱乐频道为了与《绝对男人》相抗衡，决定也要推出一个类似的选秀节目。就这样，结合来自于《美国偶像》的启发，湖南卫视娱乐频道的《超级男声》诞生了。
《超级男声》刚开始报名只有100多人，但节目将“海选”实况播出，基本上保证每一个参赛者都能在屏幕上出现，这个做法使得节目大受欢迎，知名度迅速提高，每天都有大批的人前来报名参赛。最后，报名参加《超级男声》的人数多达13000人，远远超过了电视台的预计。
2004年，湖南卫视继续举办了第二届《超级男声》，同时推出了首届“超女”。“超女”一经推出，立刻引起反响，四大赛区报名人数达到6万。初试啼声的成功使得湖南卫视认识到这档节目的潜在市场，2005年，他们果断将“超女”推上了更大的舞台，从地面频道转为“上星”频道，从而得以面向全国的电视观众。2005—2007年“超女”连办三届，成为中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之一。
二、节目新模式
“超女”至2007年一共举办三届，尽管每一届在节目形式上都有所调整，但其基本模式是相对稳定的，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偶像》的影响。
首先是“海选”实况播出。“超女”对于参赛资格限制很少，宣传口号是“不拘年龄，不拘长相，不拘唱法”，这样的“低门槛”吸引了众多女性参赛。2004年，首届“超女”就有5万多人报名参加，2005年一共有15万人参加了“超女”的比赛。“超女”的这种选拔方式被称为“海选”，而“海选”这个词也随着“超女”的走红而迅速在全国流行。“海选”一词原来早就存在，是吉林省梨树县梨树乡北老壕村在1986年换届选举时首创的，就是在选举村民委员会时，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这种选村官的方式之所以称为“海选”，意味着要在茫茫人海中挑选英才。“超女”的做法与此相似，只要自主报名就可以参赛，这一方法的确给“超女”赛事带来了海量的报名人数。
其实，“超女”所采用的这种自主报名的方式也不是首创，此前的很多选秀都采取这样的报名方式。例如，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就是在预赛阶段请各个地方电视台组织面向社会的比赛，然后再集中选拔歌手进京比赛。但在传统上，大量的海选歌手在预赛阶段就被淘汰了，没有得到在电视上出镜的机会。“超女”的不同之处在于，湖南卫视将摄像机尽量往前放，一直提前到了“海选”的最初阶段，预赛中的大量选手得以在电视上露面。这一安排得到了参赛者和观众双方的欢迎：很多普通人通过参赛得到了一个上电视的机会，体验一下当明星的感觉；对于观众来说，他们通过电视看到的比赛更接近原生态，尤其是他们可以看到在“海选”阶段芸芸众生的千姿百态。
早在“超女”之前，《美国偶像》就播出了大量“海选”实况，这些实况的播出对观众非常有吸引力，一些选手因此而一炮走红。例如，2004年参加《美国偶像》的华裔选手孔庆祥。孔庆祥唱歌走调，舞姿僵硬，还没唱到一半时，台下已笑成一片。然而，孔庆祥却因此成名，还发行了一张唱片《灵感》，后来又应邀到香港参加了一部电影的拍摄。
“海选”的播出使得观众看到了大量不符合主导文化或者精英文化审美标准的表演，但收视率显示观众显然对这些内容很有兴趣。《南方周末》的记者分析观众也许是将这些千奇百怪的“海选”镜头看做是一场场“真人秀”：
“海选”也让人们看到另一个城市不为人知的细节：你一下就能看到女孩子的生活。她们是不是懂得选择穿衣和化妆，知道自己应该要什么样的发型；她们在日常生活里是怎样站和走，怎么跟陌生的人说话；她们有没有基本的音乐修养，对品质参差的流行歌曲又有没有自己的判断……细枝末节当中，不同城市间生活质量、民众消费力、大众文化形态和文化状况，在“海选”中如此生动直接地体现出来。[3]
在这些“真人秀”中，最引起轰动的是2005年成都唱区的黄薪。黄薪在“海选”中身着红色漆皮衣裤，舞蹈动作夸张可笑，她演唱的曲目是《我热恋的故乡》，唱到“故乡，故乡……”，黄薪唱不上去了。最后，黄薪深吸一口气，扯起嗓子，蹲着马步，憋红脸终于把“故乡，故乡”唱了上去。第三次才唱完高音的黄薪在镜头前没有表现出一点怯场或者尴尬，反而若无其事地向评委要饮料喝。这些镜头被原封不动地搬上了电视，黄薪因此成为当年成都唱区4万名“海选”选手中出镜次数最多的选手，她那些声嘶力竭的片段也被剪成了宣传短片反复播放。黄薪凭着这样搞笑的表演一夜成名，而且还一再晋级，最终进入了20强。富有戏剧性的是，在20进10的比赛前夕，黄薪宣布退出比赛。
其次，评委作秀也是这个节目的重要一环。在“超女”中，评委的作用非常重要，可以说，评委与歌手都是这场“真人秀”的主角。根据规则，每场3个评委，负责海选中对选手的表现进行现场评点和评判。他们可以要求表现差强人意的选手参加对抗淘汰赛，并且在很多场次能直接让选手晋级。但在分赛区和全国总决赛前3名的排名上，他们只负责点评，没有投票权。与《美国偶像》相似的是，评委是“超女”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且他们的麻辣点评也一再成为其他传媒关注的热点。大体说来，“超女”评委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音乐专业人士，包括职业歌手、音乐制作人等，例如柯以敏、黑楠、丁薇、巫启贤等。但是，这些音乐人在参加“超女”之前知名度有限，最多只能算是演艺界的二线人物。第二类是电台或者电视台娱乐节目主持人或者制作人。“超女”的节目策划夏青就一直担任分赛区和总决赛的评委，湖南卫视娱乐节目主持人何炅也担任过分赛区的评委，在总决赛中他则改换角色成为主持人。
“超女”评委点评风格对于中国电视观众来说是耳目一新的。几十年来，中国电视的选秀节目都是采取评委打分形式，通过“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的陈旧古板方式对选手表现进行评价，方式单调沉闷。“超女”打破了这种传统，给予评委很大的空间张扬个性，可以有夸张的表情，可以有犀利的语言，也可以现场表演示范。这种即兴式点评契合了电视“真人秀”主张的“原生态”，让观众看到了不少即兴表演。
“超女”评委最大的特色是尖刻，他们经常挖苦、嘲讽参赛选手，而这些不留情面的评点成为众多观众津津乐道的花边新闻。评委的点评有如下例子：“好好学习，前途无量；要想唱歌，死路一条。”“花钱学声乐在你有些浪费。”“嗨，你跳的是第几套广播体操？”“你年纪不大，却好像怨妇一样！”“你忘了带一件东西，你忘了带调门了。”“你的牙齿有问题吗？干嘛字都咬不清楚？”“你是不是该考虑减肥？”这些话语与传统的温文委婉的选秀点评差别很大，而被批的歌手的局促窘迫模样也是观众在传统选秀大赛上所没有看到过的。
电视选秀节目在选拔新人歌手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评委明星，杨二车娜姆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在成为选秀评委之前，杨二在演艺界默默无名，但自从担任东方卫视《舞林大会》评委开始，她频频出现在各种选秀节目之中，包括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和重庆卫视的《第一次心动》，她的摩梭族身份、惹眼火辣的打扮、惊世骇俗的言论，诸如“我要做生前有名死后亦有名的人”、“我要爱情的时候，出趟欧洲就行了”、“我是天下第一美”等等，使得她名声大振，各种选秀节目纷纷邀请她出任评委。
第三个环节是观众短信投票。“超女”节目与观众保持了很强的互动，观众不仅是节目的受众，还通过短信投票决定选手的赛程命运。为了鼓励观众参与，“超女”的口号是“想要留住她，就用短信支持她”，在一些环节，选手的命运由观众通过短信投票来决定。例如，在一些场次的比赛中，得到短信支持最少的选手将被送上“PK”台，与另一名选手一决高低。而在总决赛中，前三强的座次则完全由短信决定，看谁的“人气”高。
短信参与是真人秀节目从诞生就具备的元素。在《老大哥》和《阁楼故事》中，淘汰的程序都是先由参赛选手内部选出两个等待淘汰的候选人，最终由观众投票淘汰一人。观众通过手机短信投票参与节目是在2002年引入中国电视的。2002年1月，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率先采用短信互动，请观众回答主持人的问题，并投票选出观众最喜欢的节目。这种新型方式很快成为传媒的一个创收渠道，一方面短信参与的观众人数庞大，另外，参与电视节目的短信收费远远高于普通短信。一般来说，普通短信每条0.1元，而参与电视节目的短信往往要1元钱。2006年的央视春晚采用“给赠台大熊猫征乳名”的方式让观众短信参与，春晚进行期间，主持人曾宣布收到短信7000多万条，这意味着在短短三四个小时内，观众付出7000多万元的短信费用！
为了鼓励观众多发短信，“超女”度身定制了一些规则。第一，节目采取每周“清零”的方法，就是每周比赛结束之后所有选手的短信都从零开始计算，观众必须重新投票支持自己喜欢的歌手。第二，赛程设置了很多场次的比赛，一轮一轮地淘汰，歌迷为了自己喜欢的歌手，就必须一周又一周地发送短信。同时，每一场比赛一般都有3、4小时之长，节目中途主持人一次次提醒观众“短信通道即将关闭”。第三，节目规定每个手机号码只能发15次短信给一位歌手，计作15票。这看上去是限制一个人投票的数量，但这也是在告诉歌迷，一个号码可以发15次，你应该尽可能多地支持自己的歌手。
“超女”的每一场晋级赛都是一次短信的丰收。以2005年的“超女”为例，可以看到，短信的总体数量是很庞大的，而且随着比赛渐入高潮，观众发送短信的热情也越来越高。那一年，“超女”10进8时收到200万张投票，6进5时300万张，5进3时500万张，三强决赛则突破了800万张。
另一个形式是所谓的PK淘汰制。绝大多数的选秀节目都采取层层晋级制来淘汰选手，“超女”也不例外，它从前辈真人秀节目中汲取了至少以下两点：一是淘汰这一形式。从海选到“50进20”、“20进10”等等，一批批选手被淘汰出局，竞争越来越激烈。二是在比赛进行到一定阶段，淘汰选手重新回到节目，但是他们的角色从选手转换成为评委，《幸存者》中就有类似的安排。由淘汰选手来评价他们曾经的对手，这其中的心态是很复杂的，而在这样的规则引导之下，选手之间的人际关系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它可能决定选手在关键时刻的去留。
“超女”将自己的淘汰赛制称为“PK”，是player killing的简称，意为“谋杀”。这原来是一个网络词汇，而在“超女”中，PK实际上就是两名选手之间的单挑，败者出局。具体来说，在“超女”的赛制中，当赛程需要淘汰一名选手时，会由评委选出一名表现不佳的选手和观众短信投票人气最低的选手进行PK赛。有时候，还会由最末一位选手从排名在前的两名选手之中自己挑选一人进行PK。用网络游戏中的PK来指代淘汰，给选秀节目带来了更多的游戏意味，而拿着手机的观众更像是操纵着键盘的游戏玩家，这使得节目更容易在网络时代得到共鸣。
PK淘汰在“超女”中的设置至少可以达到三个效果：一、激发了观众短信参与的热情。为了避免自己喜欢的歌手被PK掉，歌迷务必要多发短信支持，从而实现“喜欢她就用短信留住她”。二、给节目带来一个集中煽情的机会。在PK时段，选手都可以发表感言来拉票，这种场合下许多选手都是泪眼涟涟，而镜头还会对准一些在场上失声痛哭的歌迷。三、PK产生的悬念有助于提高收视率。即使没有参加短信活动，一些观众对于PK的结果还是很有兴趣的，希望知道谁输谁赢。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PK的结果公布总是很缓慢，例如，在宣布谁将被淘汰的时候，经常是以制造悬念的方法将各个选手是否进入下一轮比赛以“通过”和“待定”的形式写在一张封存的卡上，让选手们一个接一个从透明的箱子里拿出写有自己名字的卡片。接下来，主持人并不急于让选手打开，而是没话找话地让选手猜测其中是写有“通过”还是“待定”。这样，节目的时间得以延长，广告时段也就自然增多。
[1] 引自魏文彬2007年5月在哈佛大学的演讲《湖湘文化与电视湘军》。
[2] 尹鸿、陆虹、冉儒学：《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元素分析》, 《现代传播》,2005年第5期。
[3] 袁蕾：《参加一场“海选”》, 《南方周末》,2005年6月2日。